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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幾年來，一些經濟學家對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前景表示担憂，一系列著作及文章的面世反映了這種心態，光是題目就足以令熱愛經濟學的人為之心悸：《經濟學的衰微》、《現代經濟學思潮中的危險跡象》、《對抗經濟學》、《經濟學的終結》、《經濟學的毀滅》。也許有人認為，這些題目未免有夸張之嫌，難辭故作驚世之語籍以嘩眾取寵之咎。然而，由Arjo Klamer及David Colander 所作的一項調查在某種程度上卻支持了上述論著所表達出來的憂慮：該調查的對象是美國一流大學的經濟學研究生，調查顯示，在這些可能成為經濟學家的研究生中，對現實經濟或經濟學文獻的興趣之缺乏令人震驚。這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深思。
　　Arjo Klamer及David Colander 的研究在西方經濟學界有很大的反響，并引起西方經濟學界對頂尖大學中經濟學研究及訓練之性質的聲討與反思。 在美國經濟學會的資助和委托下，　Arjo　 Klamer 及DavidColander進一步對美國經濟學研究生教育進行全面評估，他們的評估報告對以下現象提出強烈的批評：在研究院中所傳授的經濟學脫離實際而日益為形式化的技巧所主導。
　　在這些學者看來，現代經濟學已呈現出某種病態，它已日益成為一門為其自身而非為其實踐效果而進行的智力游戲，經濟學家們已逐漸將這門學科轉化為某種形式的數學，在其中，作者似乎只關心分析的精確性，而實證的相關性則被認為無關緊要；如果一個問題不能通過建立正式經濟模型進行處理，經濟學家會認為它屬于低層次的研究而不屑一顧。這就是所謂形式主義對現代經濟學的困擾。　這種批評并非無的放矢，Mark Blaug指出，人們只需隨意翻閱《美國經濟評論》或《經濟學雜志》，就會懷疑自己是否降落到一個奇怪的星球，因為單調乏味似乎已成為專業經濟學出版物所刻意追求的目標，更不用說是《經濟計量學》和《經濟學研究評論》等雜志了。早在一個世紀前，經濟學就被斥為“陰暗的科學”，Mark Blaug則認為，現在看來，昨日“陰暗的科學”也不比今天的經院經濟學更為催人入睡。
　　有些經濟學家懷念40、50年代的經濟學，也許60年代的經濟學也不會令他們感到沮喪。在他們印象中，這些時期的經濟學有著深切人文關懷，并與現實社會經濟有著密切聯系，是一種問題導向的經濟學。他們渴望現代經濟學能向上述時期實現某種回歸。
　　但Mark Blaug似乎看不到這樣一條回歸之路，他顯然認為現代經濟學已在形式主義的“泥潭”中積重難返，因而他并不對扭轉現代經濟學中根深蒂固的重技巧之熟練勝于一切的文化抱有希望。也許有學者會認為Mark Blaug過于悲觀，似乎是杞人憂天。 為了回應這種批評， MarkBlaug揭示了現代經濟學中所存在的強化形式主義的機制。他認為， 現代經濟學是由美國經濟學主導的，而美國經濟學界已經形成一種強化形式主義的機制；美國經濟學是眾多新的經濟學博士學位獲得者所主導的，這些經濟學界的后起之秀為了從事更高級學術研究，都要謀求在某些學術科研機構就業，而獲得就業，以及在一旦就業后確保工作穩定的方法就是在數百份英文經濟學雜志中發表文章，當然最好是在10多份領先雜志中發表文章，因而他們必須遵循現有的研究和寫作程式；然而一旦這種程式被掌握，他們會發現，盡管為掌握數理建模技巧和計量分析方法而進行的初始投資可能很高，但以這種程式寫成的文章比較容易生產，而且這種文章與文字及圖表寫就的論文相比較更易于評價和引用。因此，盡管不少學者不遺余力地反對技術化、數學化地對經濟現象進行模型表述，但他們的聲嘶力竭似乎作用甚微。
　　Mark Blaug指出，每年都有大量經濟學論文發表，這些論文會被美國頂尖大學的眾多學術機構所引用，從而對這些機構的學生產生深遠影響。他認為，目前一流經濟學期刊已經形成的風格難以被改變，要知道，在令人尊敬的雜志上發表文章有助于在令人尊敬的研究機構中謀得一席，而這些機構的年薪比學術上的“西伯利亞”要高上兩倍左右；正是這種激勵機制強化了形式主義，要將這種趨勢扭轉等于是要求經濟學新人在其學術生涯開始時就背離經濟學論文的主導潮流，冒被拒稿的風險，這樣做對于急于功成名就的年青學者而言，似乎很不理性。如果考慮到喬治·阿克洛夫的《檸檬市場》和布萊恩·阿瑟的《計算技術、遞增收益以及歷史事件的鎖定》這兩篇論文的遭遇（前者曾被《美國經濟評論》等權威刊物擱置三次，歷時四年才得以在學術地位似乎稍低的《經濟學季刊》上發表，后者同樣被擱置三次，在作了十四次重寫后才被接受，整個過程用了六年），也許許多人會毫不猶疑地投向形式主義的懷抱。
　　但Mark Blaug還是對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懷有一線希望，他把希望寄托于學術界中享有盛譽的學者，他認為，如果這些學者能率先垂范，展示與實踐相關的研究路徑，則現代經濟學仍有擺脫形式主義困擾的可能。Mark Blaug并沒有走向極端，盡管他對形式主義持批判態度，但他覺得應該允許只是為了其自身才試圖理解經濟世界的經濟學能以生存。他后來對經濟學發展史進行了考察，這種考察似乎重建起他對扭轉形式主義主導現代經濟學的狀況的信心，因為他發現，在歷史上，純粹的、學理性的、近乎智力游戲的經濟學在經濟學科發展史中并不居主導地位；而且他發現，幾乎所有偉大的經濟學家，無一例外地為著改進世界而研究經濟學。
　　Mark Blaug的上述觀點也許能夠得到事實支持的，試想如果空想的好奇心只是人們研究經濟學的唯一原因，則很難相信政府及企業公司會繼續雇用如目前這等規模的經濟學家。
　　在他的文章中，Mark Blaug還表達了他對“后現代主義”的担憂，他認為，在現代經濟學中空洞的形式主義的增長中，最令人担憂的征兆是在經濟學方法論中日益呈現的“后現代主義”。經濟學中的后現代主義有許多種形式，但它總是以嘲笑經濟學的科學表述為開端的，同時它不認為存在這樣一個客觀的經濟體系，人們可以在其基礎上衡量經濟學理論的解釋力；不少經濟學家堅持認為對經濟事件可以作出精確預測，但后現代主義對此不以為然。
　　Mark Blaug指出，由于將經濟學研究作為一門學術性的消遣更為容易和安全，許多經濟學家們放棄了對現實經濟進行探討的努力，這是最為令人担憂的現象之一。在他看來，“為經濟學而經濟學”成為某些經濟學家的口頭禪只是他們回避這種努力的借口。
　　如果我們要考察一種對實踐問題保持密切關注的經濟學的話，我們應該把視線投向宏觀經濟學。但Mark Blaug卻發現，在最近幾年，宏觀經濟學也似乎墮落為空洞的形式主義的犧牲品。弗里德曼式貨幣主義的影響在80年代多少有所減弱，其原因可大部分歸因為金融管制放松的結果，同時也是受以“理性預期”為核心概念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沖擊的結果。“理性預期”有兩個版本：弱版本的理性預期只是簡單地宣稱，理性的經濟主體總是能充分利用獲利機會，他們因而會基于所有可獲信息來形成其價格預期，Mark Blaug指出，這種假定貌似合理，但它隱含著持續市場出清，排除了令人關注的不均衡現象，而后者正是宏觀經濟學所要解釋的；而強版本的理性預期則提出，經濟主體的主觀預期與對經濟的最佳可能性的模型的內生變量的數學期望一樣，Mark Blaug對“理性預期”的這些假定及由此導出的結論持保留態度。
　　Mark Blaug再三強調，現代經濟學已呈現形式主義的病癥。他認為，形式主義使得理論表述的形式以犧牲內容的方式得到優先權。為了避免人們僅僅把形式主義歸結為數學建模及其應用，Mark Blaug指出，實際上形式主義也可以無需任何數學，就象在Joan Robinson 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和《資本的積累》中的“語言數學”。
　　在Mark Blaug看來，經濟學中較為有用的或最為富有成果的發展是進化經濟學的最近進展， 這些動態反映在Richard　 Nelson 及SidneyWinter的《經濟變遷的進化理論》，Nathan Rosenberg的《黑箱里的世界》，以及Richard Lipsey的一系列論文中。他認為，這些進展正引發關于技術變遷及增長的討論，與當前的主流經濟學論著相比，這些進化經濟學論著的風格似乎缺乏嚴密性，并不那么迷戀精確的結果，同時不傾向于應用邏輯推論，但在Mark Blaug看來，通過與實證依據緊密聯系而持續地將分析引向現實問題，這些論著的貢獻更為突出。
　　
　　
　　
經濟學消息報成都④F11理論經濟學蔡榮鑫/周靜19991999蔡榮鑫/周靜，中山大學 作者：經濟學消息報成都④F11理論經濟學蔡榮鑫/周靜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0: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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