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廣的尺度,狹窄的視野——評《21世紀資本論》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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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許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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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歷史學人》(第二輯)


憑借書評而非書的內容,法國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以下簡稱《21世紀》)迅速走紅,經美國凱恩斯主義者的全力宣傳,這部“史上最少被通讀的暢銷書”掀起一場不大不小的轟動。


收入分配[1]乃是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永恒主題,就像文學中的愛情,或者哲學中的心和物。與文學和哲學不同,收入分配的話題熱度呈現出模式化的周期波動。在泡沫膨脹的繁榮年代,人們忙著搶占風口,相信連豬都可以借力飛起來,無人關心分配問題。一旦潮水退去,發財的夢想隨著泡沫破滅,裸泳者方在沙灘上大喊起來:是誰扒了我的褲子?!


1929年紐約股市崩盤,無數家庭的積蓄被一掃而光,美國人千夫所指,自然是作惡多端的華爾街,“看那些沒有良心的金融大亨!” 驚恐的德國白領則將矛頭對準政治上永遠不會錯的猶太奸商。2008年沒有什么不同,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的中產階級再次占據道德高地,為自己過去的無知與瘋狂尋找理性的辯解。總統和議員們假裝義憤填膺,撫慰假裝無辜受傷的子民,修改游戲規則,用稅收的鈔票換取他們的選票。


劇本和角色都沒有變,只是換了舞臺和演員,還有為他們敲邊鼓的樂隊。大戲的精彩不在動情的演出,而在戲說的科學畫皮。


皮凱蒂拿出長達一個多世紀、涵蓋幾十個國家的數據,擲地有聲地宣布:糟糕透了!過去三十年間,世界主要國家的收入分配持續惡化,資本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越來越高,用錢賺錢,富者愈富,而勞動者收入的份額不斷下降,貧者愈貧。作者接著用一個疑點重重的不等式外推,預言這種糟糕的趨勢不會改變,因為在市場經濟中,沒有自然的力量和機制能夠自動調節收入分配,除非政府采取堅決的措施,比如說皮凱蒂建議的資本稅。坐等這個趨勢發展下去,皮凱蒂引用前人的分析,暗示社會將陷入劇烈的動蕩,例如馬爾薩斯推斷的瘟疫和戰爭,或者馬克思所預言的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這就是《21世紀》的邏輯梗概,余下的便都是數據,和那個劃時代的前《資本論》相比,膚淺可愛得像卡通米老鼠。


到目前為止,國際上對《21世紀》的批評多集中在數據的可靠性和適用性上,無意中認可了其簡單而武斷的方法,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方法論恰恰是該書問題的要害所在。社會穩定固然與收入分配密切相關,卻并不是收入越平均,社會就越穩定,兩者的關系取決于民眾對正義與公平的理解。換言之,收入分配首先是個倫理學問題。第二,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察,民眾有可能容忍、接受甚至歡迎收入差距的增加,倘若如此可以提升個人福利水平的話。這種可能性之所以存在,因為收入差距一方面為社會精英提供了創造財富的激勵,另一方面也使他們有能夠積累資本,投入到創新等高風險的經濟活動中,努力促進經濟的增長。結果是可供分配的餅做大了,雖然普通民眾個人的份額下降,但得到的絕對量增加,因而愿意支持這樣的收入分配“惡化”。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從倫理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三個維度討論收入和財富分配。什么樣的收入分配是正義的、正當的?這是倫理學試圖回答的問題。經濟學分析則聚焦收入分配和財富創造的關系,折射到倫理維度上,就是通常意義上的公平和效率之間的權衡。從社會學的角度考察,民眾在公平和效率之間的權衡決定他們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當兩者的互換程度較高時,均平主義者眼中的收入分配惡化不一定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當我們把視野擴展到倫理學和經濟學的維度,《21世紀》基于趨勢外推的警世通言可能只是聳聽危言,資本在可預見的將來會繼續在道德的鞭笞下,扮演鞭笞者也不愿拒絕的創造財富的角色。


不均的社會就不穩嗎?


盡管未必是出于皮凱蒂教授的原意,熱情的讀者仍把《21世紀》當作客觀的、無可辯駁的“科學”證據,支持他們預設的一個倫理學命題:收入的平均分配是“善”,是正義的(Just)和可欲的(Desirable);而收入的兩極分化是不可饒恕的“惡”。這個看似不言自明的公理,實際上并不成立。


我們不妨做一個測試,在沒有任何壓力與脅迫的情況下,請說出你心目中的公平與正義。假定幸福感和絕對收入及相對收入正相關,所謂絕對收入就是貨幣與實物收入之和,相對收入是你的收入與社會平均之差。為什么相對收入影響你的幸福感呢?別人賺錢多少和你有什么關系?正如諾獎得主索洛教授所言:“你吃的是你的工資,而不是你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2]當然有關系,因為人人都有嫉妒心。“嫉妒”兩字聽起來或許有些刺耳,其實是中性的,沒有任何褒貶的含義。在言必稱春秋大義的環境里,性欲都要用孝道包裝,若嫌“嫉妒”難聽,不妨換上帶有“正能量”的“同情”。杜甫見“路有凍死骨”,意欲傾力相助,無奈囊中羞澀,不禁悲從中來,揮筆怒斥“朱門酒肉臭”。總而言之,收入越是低于社會平均,人就越痛苦。同理,高于社會平均的收入帶來額外的興奮和愉悅,我們稱這種心理為“貪婪”。貪婪和嫉妒乃同一硬幣的兩個側面,均為相對收入產生的心理滿足,只不過符號一正一負而已。


無論源于嫉妒還是貪婪,生而有之的人性決定了相對收入和個人幸福感息息相關。在既無妒嫉也沒有貪婪的桃花源社會中,人人安貧樂道,安富樂道,絲毫不在意他人收入的高低,也就不存在收入分配的問題了。


在確立了相對收入和幸福感的正相關后,我們從如下的自愿選擇中推測你的公平觀。設想方案A:你的絕對收入10萬,相對收入等于零,即社會平均收入也是10萬,你的絕對收入正好等于社會平均。方案B:絕對收入12萬,相對收入-1萬,這時的社會平均收入為13萬,你的絕對收入比社會平均低1萬。均平主義者會選擇A,因為方案B的收入分配“惡化”了。但是理性的你有可能選擇B,犧牲一定的相對收入以換取更高的絕對收入是值得的,畢竟絕對收入決定你的消費水平和生活水平,而相對收入僅帶來心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幸福或痛苦。選擇B的事實說明收入分配的“惡化”對你來說不一定是壞事,如果你在絕對收入上得到了足夠的補償。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對于收入分配的怨恨一般在經濟衰退期間爆發:絕對收入停滯不前,收入差距的增加令人感到格外地無法容忍度。


假如你選擇了A,我們會解讀為絕對收入還不夠高,不足以彌補-1萬相對收入造成的精神損失,于是將方案B中的絕對收入增加到15萬。這時你還會選擇A嗎?究竟絕對收入高到多少你才接受-1萬的相對收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絕對收入和相對收入之間是否存在補償替代關系。如果認可這樣的替代,你還會同意“公平”的含義就是收入的平均分配嗎?


基于對現實世界中人類行為的觀察,我們相信這樣的替代關系確實存在。在計劃體制下,前東德的收入分配較為平均,東德人為什么要冒著生命危險,翻越柏林墻,逃往收入差距大的西德?用我們的語言講,絕對收入和絕對生活水平比均平與否更為重要。同樣地,人們通過合法與非法的管道,從改革開放前相對均平的大陸,移民到兩極分化嚴重的香港。類似的現象今天依然存在,從朝鮮偷渡到韓國,從古巴潛入美國,都是為了更高的絕對收入而離開收入差距較小的社會。


如果以收入的平均分配為代價實現絕對收入的提高,并且絕對收入產生的幸福超過相對收入帶來的痛苦,這樣的收入差距非但不應譴責,反而要作為“善”予以保護和鼓勵。如果公眾也持有同樣的公平正義觀,對收入差距有較高的容忍度,《21世紀》的主要結論就不成立了——收入分配“惡化”的趨勢未必導致馬爾薩斯推論的戰爭或者馬克思預言的無產階級革命,不管這趨勢從數據上看如何地不可避免。收入分配是否危及社會穩定取決于社會倫理以及公眾的理性程度,即他們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認識到財富創造和財富分配之間的關系。


天真理想主義者也許會問,何不設計一種完美的社會模式,讓財富在韓國的市場經濟中充分涌現,再按照朝鮮的計劃經濟規則進行分配,“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實現效率與均平的兼顧。遺憾的是,在這個世界上,精華與糟粕往往同生共滅,去其糟粕,精華也就不存在了。朝鮮的現實、中國和前蘇聯、東歐的計劃經濟歷史都證明,收入平均分配阻礙經濟的發展,致使國民的生活水平長期落后于貧富分化明顯的市場經濟國家。


為什么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為了發展經濟,必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因為只有讓他擁有和享受財富,他才愿意“苦其心智,勞其筋骨”,盡其所能地創造財富。財富連同社會地位以及弗洛伊德的“性”,是人類行為的根本驅動力。均平主義者大概可以承認這一點,但仍會懷疑“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為什么不是“讓所有人同時富起來”呢?答案既簡單又復雜。


簡單的回答是,大家同樣富等于大家同樣窮,財富一旦平均分配,就失去了激勵的作用,尤其對于社會精英,他們的目標不是優秀,而是杰出,也就是相對于蕓蕓眾生的優秀。設想在政治領域中,如果人人都是國王,無異于人人都是草民,那樣的話,誰還愿意賭上身家性命去爭奪天下?富可敵國工商巨子仍在孜孜不倦地賺錢,驅動力已從自己致富轉變為比別人更富,也就更高的相對收入,即最容易激起大眾仇恨的貪婪。


復雜的回答涉及現代市場經濟的本質。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注意到,“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進入二十世紀,現代市場經濟創造財富的速度更快,規模更大,遠遠超出了馬克思一百多年以前的估計。由于財富的持久高速增長,用攝入熱量和營養、壽命、生活便利以及生活享受的多樣性衡量,當代中產階級的絕對生活水準超過了傳統社會中的帝王,盡管少數億萬富翁的財富超過了古代的帝國。


前所未有的財富涌現,其源泉只有一個,那就是持續不斷的創新。從蒸汽機、鐵路、電力、內燃機、無線電到電腦、遺傳工程、移動通訊和互聯網,令人頭暈目眩的創新與前工業社會形成巨大的反差,古代雖然也有發明與創新,例如風車與水車,創新只在經濟中起到局部性的輔助作用;或者雖有青銅器和鐵器那樣的革命性和全局性的技術突破,但在每一次重大突破后,都陷入了漫長的沉寂和停滯。人類的鐵器時代持續了二千年,直到十八世紀才翻開化石燃料和機械動力的新篇章。前工業社會的創新是無意識和無組織的,僅靠長時間的摸索和積累,間斷性的創新成果要么很快被新增人口所消耗,要么成為更有效的掠奪而不是創造財富的工具。與其使用鐵制農具辛苦墾殖,不如化犁為劍,搶劫和戰爭的收獲遠比農耕豐厚。


皮凱蒂沒有注意到,現代持續的生產性創新需要兩個前提:私有產權制度以及競爭性市場。私有產權的有效保護一方面增加了利用政治和軍事手段掠奪致富的成本,阻塞了搶劫之路,為了實現個人的目標,社會精英不得不轉而從事財富創造的活動。另一方面,私有產權也使這些精英能夠獲得他們創造財富的大部分,由此而產生經營商業和企業的強大正向激勵。羅馬帝國之所以沒有廣泛利用風力和水力,因為軍事征服提供了成本更低的奴隸勞動力。古代社會的激勵機制造就了凱撒那樣的偉大君王,即合法的劫掠者;而羅盤和火藥的中國發明人卻湮沒無聞。與古代的先行者相比,瓦特就幸運多了,他在專利的保護下,與1775年注冊成立公司,大批量生產蒸汽機。批量生產降低了單位成本,為蒸汽機的推廣普及從而英國的工業革命做出重大的貢獻,瓦特也因此名垂青史。諾獎得主諾斯總結那一段歷史,認為私有產權制度是西歐在18世紀經濟起飛,超越東方而成為世界之主導的關鍵因素。


現代社會的皇冠不再是暴力強權的囊中物,國王和將軍讓位于財富的創造者:發明家、工程師、企業家,還有那些貪婪的資本家。[3] 提高經濟效率和豐富人們生活的技術創新造就了工業革命以來的富豪,建造鐵路讓范德比爾德揚名立萬,愛默生和J.P.摩根在電力行業發了大財,杜邦建立了他的化工帝國,鋼鐵大王卡內基、石油業的洛克菲勒、普及汽車的福特、微軟的蓋茨、移動通訊時代的喬布斯、互聯網公司創始人扎克伯格……。如果這些企業家的“先富起來”使統計數字上的收入差距增加,這是值得慶幸的呢,還是應該受到譴責?


為保證創新的持續性,自由競爭必不可少。創新落后的企業將在競爭中被無情地淘汰,即使創新成功的企業也不敢掉以輕心。諾基亞和摩托若拉曾經是傳統手機市場上的巨無霸,在蘋果智能手機的沖擊下,業務迅速萎縮,不是破產,就是淪為被收購對象。創新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大事,企業必須盡一切所能,搶先推出新產品和新技術,形成局部和暫時的壟斷(是的,壟斷!哺育創新的壟斷),賺取高額利潤,為下一輪研發和創新積累充裕的資本。競爭的需要以及技術的規模經濟效益使創新時代的企業規模越來越大,市場集中度越來越高,反映到收入分配的層面上,財富的集中度也相應提高。


創新不僅影響了收入分配的格局,而且改變了收入分配的性質。在農業社會中,生產效率停滯不前,收入總量不變,地主和農民之間的利益分配為零和博弈,地主的收益就是農民的損失。創新提高了經濟的效率,增加了可供分配的財富,現代市場經濟中資本和勞動的利益博弈因此是正和或者雙贏的。喬布斯不必靠剝削公司的員工而身家億萬,員工愿意在蘋果工作,他們以公司為驕傲并可以得到比其他就業機會更高的薪酬。


但是,蘋果的員工為什么沒有像喬布斯那樣富有呢?畢竟他們也參與了公司的技術創新和產品開發。員工的確是價值創造不可或缺的要素,但他們的貢獻遠在喬布斯之下。2008年初,喬布斯癌癥擴散的消息傳出,在之后的一個月中,蘋果公司的股價大跌,市值減少40%也就是500多億美元。依照市場“客觀、公正的”評價推算,喬布斯的價值貢獻起碼為500億美元。如果一個工程師或者工人離職,蘋果的股價會有多大的變動?大概會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計。這是鼓吹市場萬能論嗎?就人類社會的很多問題而言,例如嫉妒與貪婪,市場是低能的,甚至是無能的,市場最有效的是定價,包括為喬布斯和蘋果員工的人力資本定價。市場定價談不上絕對準確和公平,卻是迄今為止人類所發明的方法中最準確和最公平的,因為在規范的資本市場上,蘋果公司的價格是所有投資者自由表達的綜合,是包括喬布斯在內的任何個人所無法影響和操縱的。


對于私人產權制度在市場上形成的收入分配,難道不可以通過政府干預來調節嗎?當然可以,但公眾必須明白,任何再分配方案例如皮凱蒂的資本稅,都不可避免地傷害創新的激勵,特別是當人們走向極端而否定私有產權時,創新將被完全扼殺。有誰可曾聽說過,國有制下的前蘇聯或者今天的古巴和朝鮮產生過重大的創新?在謀求更為均等的收入分配時,公眾需要權衡絕對收入和相對收入:犧牲相對收入,讓喬布斯們先富起來,以此鼓勵創新,從而提高自己的絕對收入?還是犧牲絕對收入,寧可自己窮一些,也不讓少數人暴富?這就又回到第一節討論的倫理學維度,一個被《21世紀》的數據遮蔽和掩埋的維度。


資本,什么資本?


《21世紀》方法論上的可商榷之處不限于分析框架,在陳舊的資本定義下,其數據分析給出了扭曲的收入分配圖景。該書的“資本”統計口徑為企業與個人的固定資產(排除房產)加上財務資產,沒有仔細甄別企業家創新成功所獲得的財富,而這部分財富來自特殊的人力資本,從本質上講屬于勞動收入,故應記在“工資”而不是“資本”欄下。雖然喬布斯的財富構成以股權為主,但他成為蘋果公司的大股東,不是因為前期的財務或金融資本投入,而是他特有的企業家人力資本,這類股權收益的性質更接近勞動收入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資本增值。考慮到不同性質的資本,我們可以重新解釋《21世紀》的一個核心論據(見原書圖1.2):西歐二戰后資本積累的加速是創新活動不斷升級的結果,非但沒有什么可憂慮和譴責的,反而應該感到欣慰和鼓舞。


皮凱蒂教授采用傳統的狹義工資收入數據,低估了勞動者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而低估了人力資本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得出“資本稅”這樣的抑制和懲罚創新的政策建議。


喬布斯的人力資本和蘋果員工的人力資本有著本質的差別,對這兩類人力資本的回報方式因此也截然不同。喬布斯以他的創新能力和商業經營能力成為蘋果公司的股東,承担創新失敗的風險,對他的回報是“剩余收入”,即公司收入扣除包括員工薪酬在內的所有成本,大致相當于利潤。蘋果的員工沒有創新的貢獻,也不承担任何風險,他們得到固定的工資和基于業績的年終獎金。


按照人力資本對價值創造的貢獻分配收入是否公平?上帝決定的企業家人力資本分布是不均勻的,“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權利和機會而非人力資本的均等。比天生稟賦差異更為令人沮喪的事實是:人力資本無法自愿轉讓,也不可強迫轉移。打土豪分田地無濟于事,你分不走喬布斯的聰明才智,而分掉他的財富又會打擊他冒險創新的積極性。兩難悖論面前,公眾必須做出選擇:你愿意生活在沒有喬布斯、沒有新技術的均平世界上?還是滿足于和他的財富相比微不足道的工資,但也溫飽無憂還可使用蘋果手機?我們無意在這里宣揚英雄史觀,只想強調企業家人力資本的寶貴,和一般的勞動力相比,這類人力資本有著更大的、正的“外部效應”。如果你也認為有喬布斯的世界更美好,接受了——雖然不無遺憾——這樣的貧富分化,《21世紀》六百多頁的大部頭豈不成了杞人憂天之作?


一個公平的社會既不是人力資本的均勻分布,也不是收入的平均分配,而是盡可能地創造條件,讓每一個具有喬布斯那樣潛質的人,成就蘋果公司那樣的輝煌。


創新的人力資本是發展經濟最稀缺和最寶貴的資源,繼承的金錢和財產才是“腐朽”的、“寄生”的和“負有原罪”,才有資格作為憎恨和懲罚的對象。《21世紀》本來可以著重分析遺產的分布和積累趨勢,對資本不加區別的厭惡阻止了更有意義的深入研究。全書僅在第11章討論了遺產問題,即使那里的數據似乎也并未對該書的論點提供有力的支持。二十世紀初,英、法、德三國每年的新繼承遺產相當于國民收入的20%,經過兩次世界大戰,降到1960年代的5%左右,然后穩步上升到2010年的約15%(原書圖11.12)。二戰之后遺產的增加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創造財富的活動在和平時期逐漸恢復,留給后代的自然水漲船高。


皮凱蒂教授原本可以在“資本”欄下,分出兩個子科目:創新成功所積累的資本,以及富二代繼承得來的遺產。喬布斯和馬云的億萬身家屬于前者,洛克菲勒子孫的財產歸入后者。政府可對遺產等形式的財富轉移征收資本稅,但應免除對前者即財富創造的稅賦。《21世紀》若主張遺產稅,而不是籠統的“資本稅”,就比較符合經濟學原理了。即便遺產稅,也要考慮到對創新激勵的影響。想象一下極端的場景,倘若征收100%的遺產稅,即禁止財富的繼承,將增強還是抑制創造財富的動力?將增強還是抑制工薪階層的勞動積極性?你可以輕蔑地視“封妻蔭子”為狹隘的自私心理,卻仍要面對千百年來無法改變的人性現實。所有高稅收的倡導者,無論政客、學者還是民眾,似乎都一廂情愿地假設,稅收對風險承担意愿和工作勤奮程度的影響可忽略不計。中國讀者不妨問問自己,真的可以忽略不計嗎?


數據趨勢分析和趨勢外推是《21世紀》的基本方法,該書的主要結論亦建立在如下的經驗不等式上


r > g,


其中r代表資本收益率,g為經濟也就是國民收入增長率。由于經濟增長等于工資增長與資本收益增長的加權平均和,這個不等式意味著工資增長落后于資本收益的增長,皮凱蒂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中沒有自然的力量可以進行自動調節,勞動將毫無希望地輸掉與資本的收入分配博弈,除非政府征收資本稅,減少r,才能降低資本收益的份額,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比例。


翻開任何一本經濟學的大學教科書,我們都可以發現“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律”,即r隨資本積累的規模不斷下降,完全有可能低到小于g的地步。那么為何實際數據顯示r>g呢?原因正在于創新和技術進步。創新突破了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魔咒,使經濟有可能實現持續增長,這是支持《21世紀》的索羅教授的杰出理論貢獻,他因這一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r>g說明技術進步驅動經濟增長,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資本回報率r不斷下降,雖然收入分配得到均平主義意義上的改善,但創新乏力,經濟增長單純依靠資本和勞動的投入,我們反倒有充分的理由懷疑增長的可持續性了。


經濟學應該研究什么?


《21世紀》在前言中批評馬克思“沒有看到技術進步的巨大作用”,然而該書也秉持前現代的思維,以生產技術不變從而社會總收入不變為前提,從勞動和資本兩大階級對立的角度組織和分析數據,對世界的未來做出了馬爾薩斯式的悲觀預測。鑒于問題的嚴重性,皮凱蒂教授呼吁,“將收入分配作為經濟學的中心課題”。當我們充分估計了技術進步的作用后,經濟學的中心課題就變成了財富的創造。畢竟,財富只有先被創造出來,才談的上如何分配,而且更多的財富可以緩解在分配過程中產生的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緊張。


我們不否認收入分配的重要性,而是強調分配對于財富創造的作用。即便孤立地研究純粹的分配問題,正確的方法是從階層、群體深入到個人。類似“最富有的10%的人群擁有70%的資本”這樣的統計數字沒有太大意義,也不應看到這10%的人口擁有的財產在增加,就驚呼“富者越富”。我們更關心具體的家族或個人例如洛克菲勒的后代是否越來越富,喬布斯的子女是否也將加入億萬富翁的行列。換句話講,我們更關心社會的開放性和流動性,認為《21世紀》聚焦的靜態財富分布有可能將關于收入分配的討論引入歧途。在上文提到的工商巨子中,大多數出身平民,這些人擁有70%的資本,不正是社會開放而有生氣、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發揮的表現嗎?


為了提高社會流動性,讓中產和低收入階層有平等的機會躋身財富頂端的10%,我們建議的對策著眼于不平等的源頭,而不是像《21世紀》那樣僅針對結果的不平等。對于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格外重要的是建立憲政民主制和法治,從根本上鏟除造成貧富嚴重分化的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確保資源占有和市場進入的平等,以及在制定游戲規則和政策方面的平等參與權和發言權。這些旨在消除貧困、建設公正社會的措施,在近期一部精彩的著作《國家為什么會失敗》[4]中,被艾斯茅格魯和羅賓遜教授歸納為“包容型制度”。該書的時間和空間跨度不亞于《21世紀》,基于廣闊視野和深厚的理論功底,兩位教授超越了簡單的“劫富濟貧”藥方,引導讀者從多個維度深入思考經濟發展和社會正義的演進邏輯,無論學術價值或政策建議的切中時弊均非《21世紀》可比擬。


關于改善收入分配的公共政策,眾所周知的有財政的教育開支,為低收入家庭子女提供獎學金;放松金融管制,允許和鼓勵各種各樣的天使、風投和股權基金開展業務,幫助年輕人創業等等。限于篇幅,不在這里一一列舉。需要指出的是,理性的政策以理性的民眾為基礎,情緒化的非理性沖動往往導致民粹主義的雙輸政策。例如收入分配問題的泛道德化,用“剝削”和“欺詐”的指責代替認真的經濟分析。在經濟學中,“剝削”指游戲規則即制度的設立對資本有利而對勞動不利,而“欺詐”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信息的不對稱。解決方案因此不是“占領華爾街”或者限制公司高管工資,而是依法律程序修改監管規則,提高市場交易的透明度。


盡管存在諸多的研究方法論問題,皮凱蒂教授對現實經濟問題的關懷和細心艱苦的數據整理工作仍值得尊敬,他提醒象牙塔中醉心數學和模型的主流學者們,放下手中的八股文章,睜開雙眼觀察社會,從市場和經濟的實踐出發進行理論研究。在我們看來,這才是《21世紀》的最大價值所在。


注釋:

[1]收入和財富是兩個相關而又不同的概念,前者為流量,后者為存量。在這篇文章中,除非特地說明,我們根據通常的行文習慣,不加區別地交替使用“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這兩個詞。

[2]索洛,2014,“托馬斯•皮凱蒂是對的”,《比較》第73期

[3]在這里,“企業家”一詞指喬布斯那樣的企業創始人和經營者,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創新;作為“資本家”的代表,VC、PE和華爾街用財務資本協助企業家實現創新的設想。

[4]D. Acemoglu and J.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Crown Business



東方歷史評論 許小年 2015-08-23 08: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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