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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專業是軍事，他在日本讀書時所學的內容與畢生所成就的事業都與軍事有密切的關系。不過，他絕非一介武夫，而是對于讀書有非常濃厚的興趣，甚至可說是具有“文武合一”的人生理想。從他的傳記資料可見，蔣介石一輩子都醉心于讀書，他自幼即在顧清廉的教導下閱讀“經子史傳、許氏說文及宋儒理學”。

成年之后，他一直有閱讀的習慣，不但在家中讀書，也喜歡在旅行時讀書。例如：他曾在車上、軍艦上讀《史記》與《明儒學案》，在車上看《新土耳其史》；1942年訪問印度時，讀《宋元學案》（1942.2.9）；1943年去埃及參加開羅會議時讀的則是梁啟超的作品（1943.11.28）。最有趣的是1927年11月，他到日本有馬（溫泉名勝）旅行，竟然連續幾日皆醉心于日本史的閱讀。回國之后，“十一月十日，自日本回到上海，連日布置與宋美齡女士結婚事。二十六日，親至商務印書館，購買書籍，以供度蜜月期間共讀。”由此可見，對他來說，情人之間在最浪漫的時間所做的最浪漫的事竟然是“共讀”。

蔣介石多次提及“開卷有益”（1932.2.19），担憂“不看書，不勤勉，禍將及身”（1928.6.8）；“今日未看書，何以革命也”（1928.9.3）；“無暇讀書最可畏”（1929.9.10）。北伐期間發生濟南慘案，因軍事緊急而無暇讀書，對此他深感悔恨，而發誓之后每天至少都要讀十頁書：

五月九日，公自督師北伐，軍事緊急，及濟南慘案發生，尤益忙逼，無暇看書，至是思研究學問，實為雪恥要道，乃自誓曰：以后每日必看書十頁；如或間斷，是忘仇無恥之人矣！（1928.5.9）

而因病不能讀書，則是他深感怨恨的。1935年6月3日，他說：“近日以目疾，不能看書，恨甚！”

蔣介石那么迫切地想要讀書是出于一種對讀書價值的特殊看法。對他來說，讀書可以促進“智德進步”（1933.5.14），可以養心、收放心、雪恥、革命，與了解人情物理等。對他而言，學問是事業的根本，甚至可以說是影響“生死成敗”的關鍵因素。這一種以讀書來追求道德的提升與知識的開拓，是一種植根于傳統的看法，即是傳統思想中所討論的“尊德行”與“道問學”。在這方面，梁啟超也有完全相同的觀點。就此而言，蔣介石具有一種源于傳統文人或讀書人的自我認同。

不過由于他同時也是一個軍人，因此也非常鼓勵軍人應多讀書。1926年1月14日，他告誡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生：“各位畢業以后，要知學問無窮，除隨時研究典范令教程等書外，又須注重政治學、經濟學，不精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雖好，終究為他人機械！現時代之人，要知現時代道理，否則，就是過死之人，與死人何異？”在檢閱軍隊時，他說：“軍人第一宜多讀書，始能了解三民主義，為黨國服務；否則，一無所知，與從前腐化之軍隊何異？”（1928.9.3）

蔣介石本身即以身作則，廣泛地閱讀各類書籍。他發現讀書常會“隨看隨忘”，這時只有持之以恒（1942.10.31）方能對治。為了加強閱讀的效果，蔣介石讀書時有做筆記的習慣，他會將書中精華的句子摘錄下來。在這方面他深受曾國藩影響，1924年5月，他告誡蔣緯國（1916-1997），“寫字宜清楚，不可潦草糊涂，用墨不可有過澇、過淡之病！抄寫文章，須先讀過了解，然后著手抄寫，才有益處！曾文正所謂辦事、讀書、寫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五者齊來，方能做好。”因此，日記對蔣介石來說，其中的一個功能就是謄錄、整理讀書筆記，而且他會將以往的日記取出閱讀，用以溫故知新、加強記憶。1933年4月15日，他說“近來連日看往年日記，頗覺有益”。

他所閱讀的內容相當廣泛，包括語文以及中西學術。在語文方面，他學過日文、德文、俄文與英文。其中，尤其強調英文的重要性，曾鼓勵其子蔣經國與蔣緯國在英文方面應勤習精通、隨時熟習、多記名詞，以為作文秘訣。

在西學方面，蔣介石非常熱心地吸收新知。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他便立刻閱讀了《新潮》、《新青年》與《東方雜志》等啟蒙報刊。此外，這一年他所閱讀的書還包括：“《政治學大綱》、《軍事常識》、《日本軍事學》、《俄國革命記》、孟舍路著《經濟學原論》、津村秀松著《國民經濟學原論》、《新村記》、《易卜生記》、《鄂爾斯泰人生觀》、《歐洲地圖》、《大演習戰況地圖》”。如果將以上書目仔細地加以分類的話，蔣介石所讀的西學方面的書籍包括：軍事科學（如情報學、碉堡學）、社會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馬克思學說）、哲學與宗教（如黑格爾哲學、《圣經》）、西方史地、以及文學作品（如福爾摩斯偵探案）。

其中，有關宗教與哲學的書刊，對認識蔣介石思想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例如1941年1月12日，他曾記載：“反省去年對于真我之根源，與太極之內容，自覺略有領會。而人生對于宗教信仰之關系，使我內心漸能升華，惜尚未深入于自得之域耳。此于富司迪氏所著之《信仰的意義》、魯一士所著之《黑格爾學述》二書，實助我宗教與哲學之研究，其功其大也。”上述兩本書、一為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所撰《信仰的意義》（Meaning of Faith），一為魯一士（Josiah Royce）著、賀麟所譯的一本有關黑格爾思想的論文集。

從上述對于西學的廣泛涉獵，可見蔣介石絕對可以算是一個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新青年”。不過蔣介石與許多“新青年”有不同之處有二，一方面他有濃厚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則是他對傳統典籍與儒家價值有著很深的摯愛。換言之，他并不接受在五四青年之間頗為流行的科學主義（scientism）和反傳統思想。同時，他對馬克思學說的興趣也不那么濃厚。1923年他開始接觸到馬克思學說時，即感覺到“看其上半部，頗厭倦欲中輟”。他也不喜歡列寧，而比較欣賞印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蔣用的譯名是太戈兒）。1925年11月11日，看《列寧叢書》，12日，看《太戈兒傳》，蔣介石感到：“太戈兒以無限與不朽為人生觀之基點，又以愛與快樂為宇宙活動之意義；而列寧則以權力與斗爭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唯心，一唯物，以哲學言，則吾重精神也。”蔣介石后來在民主、科學之外提出倫理，強調精神面、反唯物論，又堅持反共，從他早期讀書的內容中即可看出其端倪。

在中學方面，蔣介石閱讀的范圍更為廣闊，包括傳統的經典之學，其中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均深受蔣介石所喜愛。先秦典籍中他特別喜歡《大學》、《中庸》、《孟子》、《孝經》；其中《孝經》尤為重要。他在1934年5月13日里寫道：“晚誦《孝經》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6月14日，為其母王太夫人忌辰，他手寫《孝經》開宗明義章，曰：“甚思遺留后人，使其孝弟立業，以補吾過也。”1937年2月11日，在溫讀《孝經》之后，他記下：“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1943年7月4日，“本周誦讀《孝經》，更有心得，可見經書在晚年誦讀，更能領會圣人作書之要旨也。”蔣介石對孝悌等傳統德行的強調，顯示他與批判傳統倫理道德的五四知識分子在思想傾向上有顯著的不同。

在中國近世的作品方面，他則愛讀《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當然還包括大家所熟知的王陽明、王夫之、曾國藩、胡林翼，與孫中山等人的作品。在這方面的閱讀經驗與他接觸梁啟超著作的關系很密切。在政法書籍方面，蔣介石喜讀《孫子》、《管子》。前者幫助他思索如何在軍事上對付“赤匪”、“倭俄”；后者則是他了解政治學的重要泉源。他至少從1924年就開始讀《管子》，1932年4月又讀此書；他說此書“乃窮古今政治學之精理”（1934.2.17）、“學政者，不讀《管子》，而惟新書是求，未見其能有成也”（1934.2.17）。饒富意義的是1934年，他在南昌推行新生活運動，這一年他從2月12日起看《管子》，而且連續兩個多月至4月30日，幾乎每一天都在看這本書，甚至在3月9日完成《管子新詁》一書。兩天之后，他在新生活運動市民大會演講“愿人人力行新生活”，強調“禮義廉恥”。4月9日他又有《禮義廉恥的精義》一文，全面闡述他對此一口號的看法。許多學者指出，新生活運動的概念與蔣介石的儒家背景、日本留學經驗、基督教信仰與法西斯主義有關，然而，不容忽略的是“禮義廉恥”的口號乃直接源自于《管子》。新生活運動與管子思想之關聯性，值得進一步探究。

蔣介石也喜讀傳統人物的傳記與文集。1930年代時他最愛讀《王荊公集》、《張居正評傳》，與魏源記敘清朝開國以來平定邊疆動亂軍事史的《圣武記》。1935年5月的反省錄之中，他表示，“看《張居正詳傳》完，得益無窮。看《王荊公集》完，益思改革社會、經濟、軍事之急迫也。”王安石與張居正是宋明時代兩位推行大規模改革措施的政治家。關于王安石，他說：“荊公之征工制，應防制，可世（疑為試）參考也”（1935.5.14）；“青苗、均輸、市易、募役、農田水利、方田均稅，是皆余今日所欲求行者，恨不早讀荊公之書”（1935.5.15），又說：“預定令各省主席廳長，研究荊公新法之利弊”，“荊公截（疑為裁）兵之計畫與決心，誠可佩也！”（1935.5.16）這些都反映出蔣介石有心效法王安石，具有推行全面改革之氣魄。對于晚明推行“一條鞭法”之賦稅改革的張居正，他更是深有所感，覺得兩人有類似的命運。他說：看《張江陵詳傳》“甚有所感也”，“張居正云：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痛”（1935.4.27）；“看《張江陵詳傳》，江陵之氣節才情與時遇，不禁有古今同轍之慨也”；“張居正云：‘綜核名實，披剔隱奸，推轂善良，摧抑浮競。’”（1935.4.28）1935年4月29日，則記曰：“張居正云：‘使吾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1936年2月4日，“本日開行政會議時，勸各部長，讀《張居正詳傳》”。1939年1月7日，他亦指定干部看《王安石集》與《張居正集》。

如果說對于王安石與張居正的推崇透露出蔣介石政經改革之企望，那么《圣武記》則表現出蔣介石希冀平定內亂、開拓邊疆，捍衛國土的志向。1928年8月21日讀《圣武記》；11月他又連續幾日閱讀該書，并記下：“11月10日，自蚌埠往徐州，車中看《圣武記》，自是連日看之”。13日，在海州車站，看至第一冊完，曰：“余心甚有感也。”15日，往兗州，車中看至吳三桂敗亡，曰：“可笑！尤若恥也！”16日，在兗州，看至第二冊完，曰：“前清對于藩鎮與封建制，似較歷朝為勝。觀于此，可知立國之難，與駕馭之艱，足為鑒哉！”同年12月29日、1929年1月24日、5月27、30日、6月7日與1935年6月21日，他又再次閱讀《圣武記》。蔣介石不但對《圣武記》感興趣，對于清代開國制度、政治與外交史等方面，也有很強的求知欲。1930年一月初，蔣介石列出今年應讀書籍，其中有東北大學教授蕭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一書，該年十二月底，他連續好幾天都在閱讀《清代通史》（1930.12.20-24）。1934年5月21日，他進一步地請蕭一山為他規劃一個十五天的清史課程，來增加對此一方面的認識。

摘自黃克武《近代中國的思潮與人物》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