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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俞曉群

來源|天涯博客

我的文章要從一位西方社會學家談起。他的名字叫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波蘭籍猶太人。他一生著述六十余種，目前已經年近九十歲，依然筆耕不輟。這些年，鮑曼著作被大量譯成中文，贏得許多中國讀者的關注與喜愛，我也是其中一份子。

總結人們喜愛鮑曼學說的原因，我覺得，雖然鮑曼后來的身份是一位西方學者，但他早年是一位地道的共產主義者。二戰時期，由于受到種族主義迫害，他從波蘭逃亡到前蘇聯，參加了在蘇聯的波蘭軍隊，上世紀五十年代，他成為軍中最年輕的少校。那時他堅信共產主義理想，正如他的妻子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的信仰如此堅定，但其推理又是完美和清晰的。他解釋道：在最美好的共產主義制度下，沒有反猶太主義的任何空間，沒有任何社會仇恨。”見到黨內出現問題，他認為“那只是暫時的脆弱現象”。他說：“不打破雞蛋，你就不能得到煎蛋。”但是后來，這里也發生了反猶太人的事情，鮑曼被軍隊撤職，他只好進入華沙大學任教；六十年代，他成為很著名的社會學學者。不久，反猶太事件再度發生在鮑曼身上，他被學校公開罷免，導致他離開波蘭，來到以色列，再到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七十年代到英國利茲大學任社會學教授。由于有這樣的生活背景，鮑曼的社會學，無論是論說共產主義的事情，還是資本主義的事情，都與那些純粹的西方學者很不相同，總會多了一個視角，顯得客觀、理智許多，便于理解。他敘述問題的風格和語境，也會跳躍于兩種思想形態之間，讓我們在閱讀時，時而產生貌似熟悉的感覺。

其實這只是表面現象，深一步分析，由于有這樣豐富的生活背景，鮑曼的學術關照往往會更全面、更真實、更少霧里看花的東西，經常會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比如他在描述現代社會形態時，特別喜好的一個英文詞語是liquid（流動的）。他的許多著作都是以此為主題，展開生動的論說。尤其是進入新世紀，在他八十歲高齡之后，流動的情結愈發強烈，他的著作如《流動的現代性》、《流動的愛》、《流動的生活》、《流動的恐懼》、《流動的時代》、《來自流動世界的四十四封信》和《流動世界中的文化》，以“流動”為背景的著作一部接著一部，不可抑制。在那里，鮑曼的理論是那樣具有個性特征，那樣具有鮮活的生命力，那樣與眾不同，那樣說理清楚，怎么會不贏得讀者的關注呢？更重要的是，鮑曼又是一位生動而敏銳的政治預言家，無論是面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還是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現狀，他都會本著客觀、發展與變化的態度，不墨守成規，不盲目崇拜，不停止思考！將他的理論一步步推演下去，以求推助人類社會走出現實的困境。總之，鮑曼是后現代性陣營中，一位既充滿激情又極其冷靜的斗士！

現在，我們以鮑曼的著作《流動世界中的文化》為例子，看一看在他的筆下，在后現代性的理論剖析中，我們最關注的概念——文化，在現代社會中有了怎樣的變化。正如本文的題目所言，過去的“文化”是什么？現在的“文化”不是什么？其中許多觀點很新鮮，也有些離經叛道，但很有啟發性。

其一，鮑曼認為，過去的文化是單食性的，現在的文化是雜食性的。所謂“單食”，是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擁有不同的文化內容。比如文化精英人物是高雅藝術的擁有者，他們鄙視社會底層的低俗藝術，因此文化精英還有教化民眾的職責。但是現在，情況變了。隨著消費時代的到來，文化精英的單食性追求正在迅速消失，而在不自覺中走向雜食性生存，他們既熱衷于聆聽大型歌劇，也不拒絕卡拉OK。究其原因，大約有三點：首先文化不再担任消滅階級的重任，因此它維護于某一個階層的責任，也隨之失去了動力。其次是以消費為導向的流動社會，它的發展動力依賴于不斷創新產品，不斷刺激消費者；而“文化”被裹挾其中，也走上服務于營業額為導向的道路。正如有觀點說：“只要有認同者，你的作品就是藝術。”在這樣的環境中，文化單食性以及經典性的追求，早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另外，同樣在消費經濟的刺激下，流動社會的基本特征，就是讓人覺得處處都像家一樣自在，盡管沒有哪個地方讓我們稱之為家。在這樣的背景下，急于表現且善于表現的文化精英們，幾乎是迫不及待地拋棄傳統的束縛，向雜食性世界沖鋒！

其二，鮑曼認為，過去的文化是用于啟蒙的，現在的文化是用于引誘顧客的。所謂文化啟蒙，我們可以從英文Culture（文化）一詞得到啟示。這個詞最初來自法語，法語又源于拉丁語Cultura，原意為耕種、種植。歐洲走出中世紀的黑暗之后，這個詞又引申為開化與教化，即所謂啟蒙。長期以來，以歐洲文化為中心的樂觀主義態度認為，文化啟蒙具有無限的可能性，甚至認為它是達到世界大同的唯一途徑。其實在中國，這樣的觀念久已存在，像《周易》中講“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中強調圣人教化天下的責任，也與西方啟蒙思想大同小異。但是現在，情況變了。以歐洲中心主義為背景的文化啟蒙功能，在迅速地消失。鮑曼認為，發生這種變化，主要基于三個原因：首先是啟蒙對象消失了，因為近現代意義上的文化啟蒙，產生于現代移民史的第一個階段，即歐洲約六千萬人遷居到國外的“空地”。它帶來的殖民化運動，為文化啟蒙帶來了特殊的歷史責任。但是隨著全球化的到來，移民的情況倒了過來，大量移民涌入歐洲，文化精英的啟蒙追求，被文化多元主義所替代，甚至“人權”的主導追求，也被賦予了“差異權”的內涵，不同文化族群的高低貴賤之分，受到空前的唾棄。其次是市場化使文化產品完全走向商品化，因此也改變了文化受眾的地位，使他們由受教育者變成了上帝——顧客！如果說，從前的文化精英與受眾的關系，更像是軍官與士兵的關系，那么進入商品社會之后，他們的關系更像園丁與蜜蜂的關系。因為顧客的本質特征，顯然與士兵大不相同，他們在消費時，個性、自主、善變，自由流動，稍不小心，不是顧客受到處罚，而是文化商品的制造者被踢出局。從前王爾德曾經說，有教養的人或曰文化精英是“上帝的選民”。但是現在，顧客卻成了上帝。情況逆轉如斯，你還能說什么？另外，在現代社會中，流動性占據了主導地位。文化制造者的核心追求，是不斷推出新產品，淘汰舊商品；不斷激活受眾的注意力，消除他們的滿足感；不斷縮短產品的更換周期，以求在創新的旗幟下取勝；不斷追求時尚精神，以求在制造過剩產品的同時，能夠戰勝對手，脫穎而出。尤其是當世界進入網絡化之后，這樣的流動性更加快速，更加透明，更加無處不在，最終轉換為一種商家之間的生死較量。在這一層意義上，文化經典的傳承性、不變性和穩定性追求，幾乎成了它自身存在的死穴。

其三，鮑曼認為，過去的政府是在管制文化，現在的政府是在服務文化。人類進入近現代文明之前，即所謂封建社會，對文化的管制最為嚴酷。比如歐洲走出中世紀的黑暗，其最重要的標志就是文化復興，由此產生了十八世紀文化啟蒙運動，那時政府的使命是啟蒙人民，教育人民。但是歷經三百年之后，情況發生了深刻變化。鮑曼以法國為例，講述了這種變化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十八世紀，文化是革命行動的號令，是一種救世的信仰；第二階段是十九世紀，文化更多地關注民族自決權，捍衛依然脆弱的民主；二十世紀末，它更多地關注多元文化的推進，強調政治民主與文化民主相輔相成。其實法國直到一九五九年才成立文化事務部，第一任文化部長馬爾羅為文化部確定的職責是，盡可能地使法國人接觸到人類最偉大的藝術作品，尤其是法國的偉大作品，宣傳法國的文化遺產，使之能有更多的受眾。但是馬爾羅拒絕制定文化優劣的標準，拒絕承担文化教育的任務，用總統蓬皮杜的話說：“藝術不是一個行政范疇，但卻是或應該是生活的框架。”馬爾羅還強調文化部要努力創造三個機會：為創造者提供創造的機會，為藝術家提供精益求精的機會，為大眾提供接觸優秀文化的機會。鮑曼在總結法國文化管理經驗時說，法國的文化模式，完全符合毛澤東那句“百花齊放”的名言，但那是友善的、真誠的，而不是虛擬的。

總之，對于文化的現代表現，鮑曼還有許多見解，有些我們可以接受，有些我們難以接受。他更多是在強調一種變化——社會流動帶來的變化。至于我們該如何做呢？還需要獨立思考。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