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簡體     傳統

    一

錢理群先生是令人為難的。他難倒了很多人，官員、學者、同事、朋友，年輕的學子或世故的知識者們，他令人為難的地方似乎不在于思想觀念上的清晰、糊涂或復雜，而更在于他的姿態。在一個類似胡適的平臺上，他滿懷激情地訴說著魯迅。用錢先生自己的話，他先后對20多屆北大學生講解過魯迅。魯迅不是錢先生的一門課程，而是他的事業，是他想象也實在的精神支柱和精神資源。這種吊詭、烏鴉般的異類狀態使得他的影響超出了專業課和學院范疇，波及社會。
盡管錢先生令人為難，他的事業還是發揮了作用。在一個"咸與發展"的社會里，對肉食者們來說，爭生存權的魯迅顯然不是他們的思想資源；錢先生的工作注定難以得到他們的呼應，相反，錢先生的宣傳魯迅反而讓人為難，令人尷尬。那些求一位置的人們一度以為魯迅是知己，一旦有了位置卻又以為跟胡適心心相印。雖然"胡適，還是魯迅？"成為不少人動感情的話題，但在我國的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早已明智地做出了選擇。錢先生的事業因此穿越了階層，而在弱勢群體和下層民眾：青年學生、中小學教師那里獲得了贊譽。正是在這些小知識階層為主體的民間文化領域，錢先生成了一個象征：他是魯迅精神的繼承者，是上世紀80年代啟蒙運動以來不多的幸存者。
胡適被稱為"國諍"，國家的諍友或諍臣。魯迅被稱為"民族魂"，民族的精魂。無論哪一種精神，我們今天在國家社會層面還沒見到這樣的人格象征。胡、魯們的信徒顯然是矮化了。無論他們以誰的名頭說教、啟蒙，他們沒能給社會的公共空間提供正當有效的思想資源。在穩定高于一切的國家機會主義的發展話語里，他們把言說胡、魯留給了自己，把什么樣的生活留給了大眾呢？自生自滅而已。
錢理群先生顯然意識到了這其中的矛盾。他是誠實的、坦白的，也是無力的、軟弱的。他沒有魯迅的練達，也沒有魯迅的勇敢。人生社會的事實于他是一個個的問題，直到退休、離開講壇，直到今天，他仍未能解決其中最尖銳的問題。他把自己鑄成了一個矛盾體。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設的，跟他的知識界同行關聯不大。在他的新作《我的精神自傳》中，他試圖回答或辯解那些問題，諸如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系，啟蒙主義、理想主義的適用范圍，思想與行動的關系，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等等。他承認跟知識界的隔膜，因此90年代我國重大的知識活動，學術規范，人文精神討論，新左派與自由派論戰，中國道路尋求，等等，都為他有意無意屏除了。他的反思和自傳中的關鍵詞屬于80年代，他的真誠令人動容，他的言路和思路令人為難。

二

錢先生自承問題意識很強，但在他和中國社會之間，橫隔著一個魯迅，一個80年代。通過魯迅及物中國，顯然方便，但也極其危險。因為在魯迅之后，有無數中外一流的才智之士思考并回答了前現代中國的難題。延續80年代的框架、方法來訴說自我，雖然安全，但也極不切實。因為經歷了資本的原始和現代積累的中國社會，有著更為迫切的情感、認知和身份認同要求。
人們曾經有過"魯迅活到現在會怎樣"一類的假設，但那假設只是在毛澤東時代；很少人設想魯迅活在當下的情形：會是大學教授嗎？會是《讀書》主編嗎？會是新左派或自由派嗎？雖然錢理群和汪暉一樣發現了魯迅的榜樣意義，用汪暉的話說："在這樣的知識狀況下，在'有機知識分子'成為一種日益邊緣化的文化現象的時代，魯迅所創造的輝煌業績值得我們思考：在一個日益專家化的知識狀態中，在一個媒體日益受控于市場規則和消費主義的文化狀況中，魯迅對社會不公的極度敏感，對知識和社會的關系的深刻批判，對文化與公眾的關系的持久關注，以及他的靈活的文化實踐，都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創知識分子的'有機性'提供了可能性。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偉大傳統。"
但汪暉們顯然對魯迅們的生存處境缺乏理解，汪暉們顯然不是魯迅們。魯迅的眼里少有憲政、法律、國家，他眼里有最為生動的中國大眾形象，如呂緯甫、魏連殳，如子君、涓生，如孔乙己，如閏土、阿Q、祥林嫂；即使他的雜文，也仍有清晰的對象，那就是流氓國家、群氓、如二丑一樣的幫忙、幫閑和幫兇式的流氓。幾乎魯迅的一切言說，都立足于個體本位之上。但錢先生的立足點總是游離的，他對自己的定位也是在教員、軟弱的知識分子、啟蒙者、思想者等等之間游移。而胡適、魯迅們的新文化啟蒙事業，在于為個人張目，這一點在魯迅的人生實踐中尤其重大。"因為'一般者'還不是人，因為學者、大師、政治家、巨富還不是人，因為名利包裝的還不是一個人，因為人實際上是你，是我，是為那個全稱的極遠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
誠然，我國當代社會遠不同于魯迅的時代。80年代的啟蒙運動起點高于魯迅年代，后者是"鐵屋里的吶喊"，前者卻有經歷毛澤東時代之后廣大的中國民眾。但魯迅無意中以個人的生存示范了一個民族精神掙扎的徹底性，他提供的人物畫廊為我們貢獻了至今堪稱財富的民族性格群體。錢先生不斷訴說他的精神掙扎歷程，但他更多地在觀念層面流連，而難以貢獻這發展中的國民的魂靈。一如我們，都看到了而不能創造。
同樣的問題在于，享受"發展紅利"而不覺不自由的國民跟下崗、拋荒、打工的大眾漸行漸遠，雙方以為自身在倫理、觀念、審美等方面都跟對方不屬于同一種類，80年代同盟性的啟蒙框架顯然時過境遷。即使魯迅仍有榜樣意義，但有"短板"的魯迅已經不能"咸與穩定和諧"，而只屬于需要警惕其民粹主義傾向的小平頭知識分子和大眾們了。這大概是我國大知識分子們對苦于生計的國民多王顧左右的原因，不僅如此，他們甚至說不清楚自身。用朱學勤先生的話說，中國在近三十年間發生了兩場改革，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卻失去了說清楚自己的能力。更不用說，這個變動不居的發展中國，置身其中的個人生存哲學和社會變革哲學，仍多是空白。

三

《我的精神自傳》要寫成80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史、學術史、知識分子精神史的研究性作品，錢先生希望能說清楚自己。但直到本書最后，仍有不少"新的困惑"或"悖論"一類的字句："我突然發現，自己立場的復雜、模糊與難以言說。""新世紀伊始，911事件的發生，使我再一次陷入了言說的困境。"顯然，錢先生的精神突圍仍未成功。他自承沒有走出魯迅的陰影，也實證了他的精神困境。

在很多人眼里，錢先生是有赤子之心的人。他確實像個大孩子，直到退休，直到本書，都真誠地向人們訴說他的精神困惑，用他的話說，把苦難化為精神資源，"我存在著。我努力著。"他感動于林庚先生的話："詩的本質就是發現，詩人要永遠像嬰兒一樣，睜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圍的世界，去發現世界的美。"
但"專氣致柔，能嬰兒乎"，與其說錢先生是嬰孩，不如說他是一個認真而誠摯的學生。魯迅是他的老師，人生社會是他的老師。他精神自傳與其說是一本鳳凰涅槃或死后復生的自覺作品，不如說是一本省思式的不無笨拙的札記。他過于注重自己的觀念困境，一如80年代以來的學院生活，而多少忽視精神在中國社會演進的多樣收獲。他雖然認識到："我正是由這樣的提醒，發現自身思考視野的狹窄：我們這一代人要真正走出自我封閉，是要有一個過程的。"但"新的困惑"總讓他止步不前，最終沒有走出"自我封閉".在一本30多萬字的精神自傳中，除了零星幾個學人的文字，當代中外人士的精神和思維收獲不在錢先生的綜述范圍內，就是一個證明。它至少說明作為思想史、學術史或精神史的樣本，會打些折扣；更不用說，跟網絡時代的中國精神隔膜甚大。
在人類共識、臺灣地區的民主試驗面前，在當代中國學者的視野里，魯迅等人的"國民性"話語早已是一個歷史概念，跟"中特"話語一樣而讓位于人類的原則："東海西海，心理攸同。"但錢先生仍立足于這一本質論的文化觀，從而大大限制他自身的創造性研究。在對全球化的思考中，錢先生止于辯證實則矛盾的書齋邏輯，在多元化、一元化之類的觀念中突圍或辯證。在對農民中國的思考中，錢先生也同樣借用了虛偽的"三農"話語表達自己的困惑或無解，他害怕農民失去土地，他不理解農民是如何喪失精氣神的，也不了解，當代農民是不會活成土地上的植物的，農民也想在當代中國過上城里人的日子。錢先生震動于魯迅所說在中國做人要么極近要么極遠生活的安全性，但他自己卻以"公開宣布""布什、薩達姆與本-拉登所代表的三種勢力"正在構成對人類文明根基的"巨大威脅"和"根本性挑戰"，為"再一次堅守了作為批判的知識分子，一個思想者的立場"……這樣的思考，使錢先生自承難以站隊難以表態，甚至一旦開口就遭到了"偽士"們的圍攻。這大概不僅是錢先生個人的悲劇，也是當下社會的悲劇。
錢先生是多重意義上的幸存者。他明確說自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民間思想群落中的一員，他作為幸存者幸運地走上了北大講臺，并參與了80年代的啟蒙事業；90年代以來，則又作為啟蒙運動的幸存者，經歷了時代社會給予的光榮和"圍攻"；退休后，他并不安于個人的日子，而作為市場年代的知識分子中的幸存者，進入了力所能及的實踐領域，跟青年志愿者們一起，建鄉村圖書室，為北京打工子弟學校服務，等等。如果聯想到我國社會的劇烈變遷，錢先生這樣的幸存者是極為可貴的。
魯迅以"中間物"意識而橫站了歷史，錢理群先生也有"中間物"意識。如果錢先生理解，網絡中國人也曾作為"你"之一員當選過《時代》的年度人物，而志愿者、年輕的"精神界戰士"、農民、維權律師等等中國人同樣大踏步地向前，他也許會感到欣慰的。就像不少年輕朋友想起錢先生會覺得溫暖一樣。錢先生年輕時寫給"民間思想村落"的告別信雖然仍可作為他對精神世界的告白："我覺得，我是一個過渡性的人，我應該退出你們生活的舞臺了，我不希望我的思想成為你們繼續前進的一個阻力或者負担。"但他的精神思考和實踐愿心仍值得我們給予充分的關注。
　　
2007年12月19日

余世存 2012-02-29 19: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