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歷史寫作的收獲

簡體傳統

一

四五年來，長風先生埋頭于秦末漢初歷史的研讀中，在朋友中間多有人知。這幾乎是歷史研究領域最年輕一代人的勞作代表。他將如何演繹這一段歷史？他有什么深刻、新鮮的高論？講史如何啟明我們當世人的明德？他自己將展示什么樣的觀？這些都值得我們期待。
在朋友們的催促下，長風先生的初稿終于交了出來。這是兩年前的事了。后來，又經歷了兩年多的沉淀、封凍、打磨，一本20多萬字的《流氓與貴族》才跟我們見面。越過最初章節的平淡敘述，在尋找史觀、高論、軼聞、名言等等慣常的歷史閱讀期待失效后，我們驚奇地發現，長風先生構筑了他自己極具個性的歷史寫作平臺，把演義式的歷史敘述融進了現代國民的史論中；他的歷史寫作中有著傳統治史少有的平民精神、人生正義和歷史正義。

二

歷史寫作一直是我們近代以來沒有完成現代性轉換的領域之一，而這種歷史寫作的現代性又見仁見智。用原始檔案來開一代治史風氣的蔣廷黻在這方面是一個典范。他在歷史寫作里率先跳開了我國傳統的"虛驕"史證的舊套子，以新方法、新觀念來研究中國近代的外交。由此研究出發，他不傾向于仇外排外。這并不是他不痛恨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是他認為帝國主義侵略是一個歷史事實，侵略的對象也不只是中國，要緊的是看我們如何應付帝國主義侵略，所采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
至于天才而英年早逝的史學家張蔭麟，曾應國民政府教育部之聘，編撰高中歷史教材的《中國史綱》；其功力與學識舉重若輕、取精用宏，引人入勝，乃歸入中國史學名著而不愧，至今仍為中國人所必需。賀麟先生稱之為"人格學問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現和具體結晶"，其書"有真摯感人的熱情，有促進社會福利的理想，有簡潔優美的文字，有淹博專精的學問，有透徹通達的思想與識見"。
自學成才的國學大家錢穆雖然在多方面回歸傳統，但他的國史研究仍念茲在茲于返本開新。抗戰時期，他在《國史大綱》的卷首，首先對讀者提出的就是幾條閱讀該書的基本信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求讀者要對本國歷史持一種"溫情的敬意"的態度，而非"對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
這些歷史寫作的現代努力幾乎被人為中斷三四十年之久。到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黃仁宇、陳寅恪、唐德剛等人的歷史著述介紹出版，一時令人耳目一新。但這種不同時空借來的火種并沒有點燃我們歷史寫作的熱情，歷史寫作在我們這里被官學課題、斷代工程、網絡戲說、媒體專欄、市場商品、東方神秘主義一類的風格占據了。盡管有金觀濤、吳思等人的貢獻，我國歷史至今仍散亂地擺在國人的視野庫房里，不入茫然，入庫少有所得。可以說，歷史寫作仍需要當代人的努力。

三

沒有人否認我們社會每隔十年左右就會有一陣"歷史熱"，但可能少有人思慮歷史寫作的狀態和本質。為什么那些學貫中西的大史學家的著作也不是觀止之作？為什么那些因外交屈辱、應政府之請、由抗戰熱情而產生的歷史寫作成了我們當代的"史學名著"？為什么歷史會熱起來？為什么在意識形態之外，當代中國人少有對人生關注的歷史底蘊？
因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只要社會在發展，當代人就需要讀到當代人對歷史的解釋、講述、評點。而對歷史之發現或重新解讀的成績，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代人生社會的底色。如果人們拋棄崇高一類的意識形態說教，卻進入了獵奇、尋戲、找樂的油滑之中，對歷史任意作踐，人們的生活將仍是淺薄的。即使如此，一個以歷史悠久著稱的東方大國的國民仍會尋求歷史的真相，也即人性的真相；尋求歷史的厚重、真、善和美，也即人生的厚重、真、善和美。這也是我們當代人每隔一段時間仍要從歷史中尋找答案的原因，也是我們對歷史寫作本身仍有要求的原因。
更重要的，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進入了有現代化史以來最為詭異的時期。當代人不僅想從中獲得史觀、從中獲得教益，不僅想知道"那些事兒"，而且也希望看清自己在現實人生社會中的坐標。同樣，人們對歷史和講史者本身也有著認同方面的現代性要求。
這種現代性首先是啟蒙運動以來的"人是目的"。這種人的目的性不假借一切外力，全由人自我示現。用我曾經說過的話，因為"人"不是學者，"人"不是哲學家，"人"不是大師；"人"實際上是你，是我，是為那個極遠的全稱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這種現代性的成就在中國就是活生生的一個中國人，一個可以交流溝通的中國人，一個如溫家寶所說有幸福追求、有尊嚴的中國人。但顯然，一個中國作家還不是一個中國人，一個歷史學者還不是一個中國人，一個網絡寫手也還不是一個中國人。他們可能都能呈現出歷史或現實的某種面相，但他們很少呈現歷史與當下的一體，他們很少讓當代成為歷史寫作里的歷史。
蔣廷黻曾問公認的漢代史權威楊樹達先生："楊教授，你能給學生和我正確扼要地講一講漢代四百年間都發生過什么事，漢代重要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變化如何嗎？"名聞天下的楊先生面有難色，表示自己從未想過這些問題，書中沒有討論過。蔣先生有足夠的理由嘆息國史研究的落伍，但他可能沒有想到，其實他自己也是一個有待后人超越的對象。他的歷史寫作結果是一個"中國學者"而非中國人的作品。
我在《中國劫》中曾偏激地說過這樣的話：是以唐德剛、黃仁宇這樣的歷史學家，仍不免于政治歷史學家之譏，他們堅持"國家劫數"的長程合理性，實則為每一段國家政治做了辯護，即近代以來一切中國人的災難、戰爭、生靈涂炭，無不服務于二百年左右、上下層分別整合的歷史合理性。而不知中國人亦人類文明史之一員，不知中國人生命高出政黨的使命、國家劫數或歷史的合理性，中國人個體生命之一己光華，足以輝耀千古。職是之故，任何有良知之教員都會告知弟子："20世紀中國無史學，一切皆政治學；20世紀中國無史書，一切皆政黨史、革命史、改革史。"而任何有良史之才，一如司馬遷將漂母、陳涉、朱家、郭解、優孟等平凡者的言行上升到歷史與王公大人的高度一樣，真正的歷史敘事，當把筆墨傾倒給現代中國的國民。

四

長風先生的大著幾乎就是我期待的歷史敘事。他的作品里不僅有對秦末漢初歷史中小人物的關注，也直接把自己的經歷寫進了歷史，書中多有他少年時的記憶、大學時代的生活等等。這種把自己植入的做法在抒情文字里多顯矯氣，在歷史敘事中卻是一種平實健康的信念。他跟讀者、自己的同胞坐在一起，他不是講課、不是說教、不是發布、不是訓導，而是進行有效的交流溝通。借用一個說法兒，我們的歷史寫作絕大多數是才子佳人之作，是帝王師將相幫閑之作，是或躲在書齋或上了電視的光鮮的學者大師之作，卻少有一個現代精神、氣魄、理性統一的中國人之作。在向自己的讀者交流歷史時，作者有必要把自己交待出來，有必要自己站出來。唐德剛曾經這樣做過。唐德剛動輒在書中說自己如何如何，其實多有提示讀者之用心；長風做得更好，因為他更有平民意識而少有專家學者意識。
在很大程度上，長風也用當代世界詮釋了歷史；這種詮釋，并非一種討巧方便，而是一種貫通古今的認識論。比如他介紹范增："有個老頭，名叫范增，七十歲了。按理大把歲數也不該湊這熱鬧，大概老人家身體太好，并沒有感到年齡上的障礙，還想把余生奉獻給革命事業。"比如他寫項羽："至此，我們的項羽大哥終于走完他的革命道路。千百年來，多少文人墨客都對項羽報以同情……"比如他講"帶頭大哥朱家"："他救濟別人，首先從貧賤的開始。但你可不要以為他的家資有多么闊。據說，他家無余財，衣服破得沒有完整的花紋，伙食是每餐一菜，交通工具也只是牛車。他急人所急，遠勝過自己的事情。這不是兩千年后的人民公仆嘛！太廉潔了！太敬業了！"
任何熟讀趙高政變故事的人可能都沒想到作者如此神來之筆："在趙高執著的攻勢下，李斯竟然仰天長嘆，淚流滿面說了句莫名其妙的話：'老天呀！偏偏自己生逢亂世，既然不能以死明志，又向誰寄托呢？'乖乖！李斯一直標榜帝國是安定的，怎么此時成了亂世？既然明白自己的職責與操守，為何最終還往火坑里面跳？作為帝國多年培養的老干部，關鍵時候就掉鏈子，難道就沒想到'一朝天子一朝臣'，你李斯可能永遠做總理嗎？明明知道這是不對的，偏偏要走下去，真不知道你這政法專業是怎么讀的。"
毋須再多引述，我們已經能夠理解長風先生的講論風格。他幾乎沒有受"智識階級"或研究專業的污染，而是以當代中國人的眼光、日常趣味為我們講解了一段歷史。他把我們絕大多數中國人平時飯桌上、小圈子聚會里的自由自在的一點精神、個性歷史化了，他為我們國民的歷史態度做了一次淋漓的背書。用我們這些都受過污染而難清除的知識者話語，他把一種歷史正義或表達歷史的正義法權化了。宋元白話演義、評書、講史的傳統在此也有了新的進展，那種忠孝節義或莫談國事一類的茍且說史，一變而為長風筆下的個人自由。他捍衛了現代性極為珍視的歷史正義，他展現了這種歷史。

五

我算是了解長風寫作狀態的人了。我知道他這幾年生活得不易，他有過情緒極度低沉的時期，也一度熱切地關心時事，他甚至在自己的艱難生活中還寫文章安慰有心無力者、安慰關心社會進步的人們。在這種狀態下出手一部《流氓與貴族--秦漢風流八十年》一定有他的寄托在，有他的精神在。
我們從這部史論中看到了他的精神氣度。既非紅黑貴族，又非窮窘草根，他的信念有如漢人生活的踏實。他為那些被史學家、傳統論者忽略的人們紀傳，為戚夫人、劉盈、朱家、緹縈……濃墨重彩地做了鋪陳；他無視封建政治制度、朝代轉移、士農工商結構……而直接點明歷史的真相，即使那是為我們的圣賢稱道的文景之治："劉啟當然不會對每個官員都如此，如果這樣的話，誰還給他劉家打工。"這是我們以前讀過的歷史書中未曾提撕的現代國民的識見，也是我們的歷史學家或學者們對現代性途中的無數無名的同胞們欠奉的一個責任。長風先生的工作，多少在償還這種應盡的責任。
他雖然也會談論一以貫之的社會關系，比如，"七國盟軍的失敗，標志著黃老無為的治國精神已經開始遭到嚴重挑戰，權力完全被中央掌控，關卡被重新設置起來，諸侯間的自由交往也被阻止。地方開始陷入死氣沉沉的氛圍，失去了以往的自由與獨立。"但如他文中所說，他更在意、更著力于以獨立不倚的態度講論歷史和現實，這也是現代國民的文明理性。
他的結論也許多卑之無甚高論，但他強調了個人之于歷史社會的遭遇。用他的話說：我們雖然看到劉啟下詔要求司法公正、以寬為主，也曾看到在農業歉收年代，不準以糧食喂馬的規定。但從我們接觸的個人案例來看，起碼在中央內部根本無司法公正可言。對于那些無法被歷史記載的千千萬萬人，他們的真實感受我們無法得知。
面對少有個人關懷的中國歷史，作者的結論也是平實的："回顧中國歷史，不難發現越是開放的社會，國家越是強盛，文化越是發達，人們的精神狀況越是好，國民的幸福指數越高。似乎凡是盛世都是刑罚異常寬松的時候，而開放意味著執政者非常自信，它不把民眾當做假想的敵人。"
這是一本值得閱讀、值得向作者致敬的書。據說讀史使人明智，但當代人一再發歷史熱而戾氣四溢，國民表態動輒拍胸脯、口水戰，可見我們的歷史寫作的貧瘠。所謂的通俗說史，所謂的講壇評書，多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舉；那些東西用來消磨時間尚可，但用于當作經驗并表達我們的人生社會，就罩上了太多瞞騙的帷幕。長風先生不在百家講壇上，不在影視里，他是走到我們中間來的；他給我們拉開了歷史和現實的帷幕，為我們做古今匯通，捍衛我們的正義。他給予了我們做人的常識、認同感和現代性。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