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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14年11月4日，哈佛大學哈佛大學歷史系講席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舉辦公開課，重新審視1400年以后東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差異和原因。以下為這場講座的文字記錄，原題為“重新審視'大分流'——1400年以來的制度與增長"。

一

很榮幸能再次和大家在一起。昨天晚上我們討論了一些地理政治學方面的問題。今晚讓我們回到過去，探討一下經濟史上最怪異的一件事：為什么西方在經濟上與世界其他地域出現了這么大的差距。主要我想探討的是，西歐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與東亞人相比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異，這個差異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今天所聊的這個話題也是我的書《文明：西方與非西方》中的內容。這本書總結了許多蘇格蘭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研究。西方和非西方國家在經濟發展上出現了那么大的差異，這個問題很多西方和亞洲的學者都在試圖解釋，我的書僅僅是把大家不同的見解總結一下，這項工作還沒完成，各種討論仍在進行。今天晚上我提供的一些解釋完全是暫時的，不是定論。

讓我們倒退六個世紀, 回到1414年，回到蘇州。寶帶橋在座的諸位可能都很熟悉。寶帶橋代表了水利工程上的一組杰作：一系列極其復雜的運河水道——當時中國經濟的命脈。那個時候西歐沒有這么宏大和復雜的水利工程。如果你在1414年環游世界的話，你所能碰見的最偉大最先進的國家毫無疑問是當時的中國。那個時候，南京比倫敦更讓人驚嘆不已；1414年西歐的城市比中國的城市要小的多，而且比中國臟；中世紀倫敦的公共衛生很不盡如人意；公眾醫療和中國比起來也遜色的多。那時的中國先進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些歷史證據說中國人1414年以前就已經發明了高爾夫球。人們都認為蘇格蘭為世界帶來了三大發明：自由經濟、威士忌酒和高爾夫球。現在看來可能只有兩個是蘇格蘭發明的了。假象中的你，在1414年周游世界后，肯定不會想到世界各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Per capita GDP)的劇變。最讓人吃驚的一個比例是美國對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美國史料中提供的數據當然最早也就是17或18世紀。不過看到這幅圖，你可以注意到19世紀早期已經出現了東西方的經濟差異，這個差異體現在收入上，也體現在人均產出上；我在這里將西方與東方相比，將東方從所有非西方國家中挑出來，是有原因的，我一會兒就會解釋。

剛才看到的是美國和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較。而英國和印度之間，荷蘭和印度尼西亞之間，如果我們從19世紀初期開始比較，一直比較到1979年，我們會發現一個類似的趨勢，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之間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出現了巨大的差異。從19世紀初期開始，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之間的這個比率變成了二比一，三比一，四比一。而且有其他歷史數據顯示，這種差異的出現從17世紀就已經開始了，也許更早。我之前提到過，現在有相當多的學者在努力重建我們對中世紀東西方人均生產總值的認識。李稻葵教授和他的幾位學生對中國那段時間里的狀況做了很多的研究, 這對我們的理解起到了很大的幫助。安格斯·麥迪森 (Angus Madison)的一大成功是在這個問題上首先估出了一些數據，我們現在再對這些數據進行精確化。隨著我們工作的繼續，也隨著新的歷史數據的被發現，我們發現西方和非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差異出現的時間要比之前預想的早的多，要比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影響深遠的書《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估計的要早的多。彭慕蘭的書中說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域經濟上的變差出現在18世紀后期，甚至說19世紀才慢慢形成。安格斯·麥迪森的數據顯示說變差要比彭慕蘭估計的要早。我是研究近現代史的歷史學家。我并不太關心這個變差是什么時候開始的，對我最重要的是這個差異在近現代變得極為明顯，西方和非西方地域的經濟差距在近現代的擴大是爆炸性的。

接下來你們看到的是一個驚人的歷史事實。按購買力來比較的話，普通美國人到了20世紀70年代比普通中國人要富裕20倍多（同時考慮到中國的非商品性產品比美國要便宜許多）。1979年時如果一個普通中國人移民到紐約，用他的中國工資試圖在紐約生存的話，他會發現自己的財富是普通美國人的七十分之一。就算西方和其他地區之間巨大的變差是中世紀開始的，這個差距在近現代變成了極其巨大的差距。英國和印度人之間的差距也許沒有美國和中國人之間的差距大，但差距也挺顯著的。到1979年時，普通英國人的財富是普通印度人財富的14倍。荷蘭和印尼之間的差距是另一個例子，在差距最大的時候，荷蘭和印尼普通人之間的差距達到了10倍。

剛才我提到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域之間的經濟差距實際上就是西方和東方間的經濟差距。我為什么這么說呢？請聽我解釋。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差并沒有什么南北界限。西班牙并不比墨西哥富裕多少，東歐國家并不比中東國家富裕多少。按安格斯·麥迪森的數據來說，俄羅斯的個人經濟產出和土耳其的個人經濟產出一直沒有什么明顯的差距。南歐國家在南美，墨西哥建立的殖民地與南歐國家相比，并沒有出現東亞和南亞的殖民地與西歐國家之間如此大的個人經濟產出上的差距。這很讓人不解；如果你對世界經濟變差的解釋跟帝國主義有關的話，這更讓人不解了。很明顯，不是所有帝國主義行為都造成了個人經濟生產力上的巨大差異。當然，經濟上的巨大差異并不僅僅指個人經濟生產力上的差異，也不僅僅是關于實際工資的差異。我可以給在座諸位提供實際工資的比較圖，其中可以反應出的差異趨勢和我現在展示的差異趨勢是類似的。比如羅伯特·埃倫（Robert Allen)的研究顯示西方國家之間也出現了巨大的經濟差異：倫敦人和西方其他地區的人相比要富裕的多，甚至和意大利北部的人比起來倫敦人也富裕的多；東歐人和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人比起來要窮的多，基本上和東亞人類似。但我還想提及的是人的壽命。

生活質量的另一大因素是人的壽命。我們發現東西方之間還有另一個歷史變差，就是壽命上的差距。我們發現到了20世紀，甚至一直到20世紀40年代，英美兩國人的壽命幾乎是印度中國人壽命的兩倍。所以東西方的差異不僅僅是在經濟上有，另外在人的健康上也有體現。在近現代很長的一段歷史中，如果你是在西方出生的，你會比在東方出生的人要多活很多年，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當然在我們這代人的歷史時段里，東亞的公眾醫療設施有了相當大的進步。

中國的讀者當然也知道東西方的差異也有政治方面的差異。如果我們看看1913年的世界格局，當時的印度是直接被12個西方帝國所控制的。這12個西方帝國中11個是歐洲帝國，另外一個是曾經的殖民地美國。美國從一個殖民地變成了一個帝國。這12個帝國所占據的疆土占了世界總土地面積的58％。他們的人口基本上也是世界總人口數的58％。他們的生產總值占據了世界生產總值相當大的百分比。讓人吃驚的是，如果你將生產總值，土地面積和人口數量放在一起比較，住在這12個殖民帝國本國的人所產出的生產值遠遠超出了世界其他地區。雖然他們只占據了世界土地面積的10％，他們的生產總值卻是世界生產總值的58％。相比之下，殖民地的人口雖然占據了世界人口的31％，他們的經濟生產總值卻只占據了世界生產總值的16％。

請記住，這張圖標其實還不能完全代表幾大殖民帝國當時的實力，因為這張圖還體現不了這些帝國對世界其他國家間接的影響和控制。比如這些帝國在中國的影響是通過不平等條約的方式以及利用了當時已經失去執政能力的晚清政府和隨后的國民政府。另外，拉丁美洲雖然不歸屬于任何帝國，歐洲帝國間接地控制了南美社會的很多方面，比如英國在巴西和阿根廷的金融方面的影響。西方和東方實力上的差異不僅僅局限于財富和壽命方面。無論如何，你不能只用帝國主義霸權來解釋當時幾大西方列強在世界上的主宰，在世界上體現出的優越實力；雖然一系列馬克思主義的作者，比如魯道夫·希法亭（Rudolph Hilferding），列寧等，都在用帝國主義霸權來解釋世界上種種不平等現象。要知道，1500年以后，西歐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創造帝國是最不新鮮的一件事。每個國家都曾經是一個帝國。帝國這個事物和文明一樣古老。歐洲人是在歷史的后期才開始建造他們的帝國。如果所有這些巨大的經濟差距，巨大的壽命差距的話題都可以用帝國主義來解釋，為什么1500年以前沒有出現類似的差距呢？為什么亞洲人創造了一個個帝國的時候，沒有出現類似的巨大差異呢？我今晚要提出的一個觀點是，東西方實力上經濟上的巨大差異不是由帝國主義霸權造成的；相反，我認為東西方經濟上的巨大差異造成了帝國主義格局的形成。

如果你讀過賈雷德·戴蒙德(Jared M. Diamond)的書《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請把你的手舉起來。(很多人把手舉了起來)這是一本很有名的書，書中的論點是東西方巨大經濟差異的形成有地理和環境上的原因。我很尊重賈雷德·戴蒙德，同時我也很尊重地理這門學科，但是我想提出的是經濟上的巨大差異也許不應該用地理上的差異來解釋。我說這句話的原因是我們在20世紀做了兩個實驗，去了解地理到底對經濟有多大的影響——不僅僅是地理，很多人還用文化來解釋東西方的巨大經濟差異；還有，一百年前有些人說西歐人比其他地域的人更富有是因為西歐的人種好，現在沒人用這個解釋了。我覺得，地理和文化固然重要，但另外還有一個更好的原因可以解釋西洋的富有－－－讓我回到我提到的兩個實驗上。

第一個實驗：拿德國人來說，他們住在德國，我們把他們分成兩個群體，讓一個群體去執行社會主義政策，而另一個群體將執行資本主義政策，看看會有什么結果。結果將是，更準確的說，歷史上出現的結果是：我們看到了這兩種車的出現。西德的車和東德的車——查巴。查巴是東德生產的一輛汽車，這種汽車的馬力和現在美國的除草機差不多。我還看到過比查巴跑得還快的除草機。同樣一個國家，同樣一個民族，卻因為冷戰時的一堵墻，出現了巨大的經濟差異，從汽車上就能反映出來。

另一個實驗，離大家近一點，在朝鮮半島，朝鮮和德國出現了基本相同的政策劃分，產生的經濟差異——南北朝鮮間的經濟差異——甚至更大。歷史上北朝鮮是朝鮮半島相當富裕的地區，但是在極其短的歷史時間內，北朝鮮變成了一個窮困潦倒的國家，依靠外國援助來維持它腐敗而無能的政府。很明顯，我們不能用文化或者地理因素來解釋這類經濟上的差異。是機制的不同造成了社會的改變。不同的機制也帶來了人不一樣的愿望和目標。同樣的一個民族建設出了兩個非常不一樣的社會。在朝鮮和韓國之間只有一個柵欄，但柵欄這邊的韓國，人們的愿望是：去工作，去創造，勤儉節約，去學習；而在柵欄那邊的朝鮮，人們沒有什么特別的目標或愿望。人們的愿望，目標，以及社會政治上的機制相當大地影響了地理和文化。

但不僅僅是德國朝鮮的實際例子能闡釋經濟差異，我們還可以借助經濟學上最偉大的理論來思考這個問題：就是這個人的理論，和我一樣是個蘇格蘭人，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 中斯密寫了這段話(第一冊第九章）：“經濟上，中國似乎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都處于停滯狀態，也許很久以前中國已經挖掘完了它的法律和機制所允許的最大潛能。但它現有的經濟潛能并不是在中國的水土氣候地理條件下可能產生的最大富裕狀態。在不同的法律和機制條件下，中國完全可能獲得更多的財富。一個忽略并且鄙視對外貿易的國家，只有一兩個港口城市允許外貿船只的進入，這樣的中國所經手的貿易，與不同法律制度下中國所能實現的貿易量相比肯定要低。在現今的中國(1776年), 極為富有的人擁有安全感；但窮人或一般的生意人一點安全感都沒有，可他們卻因為所謂的‘法制’，隨時遭受中國官僚的收繳和掠奪，這種狀態下的中國經濟不可能挖掘出最大的潛能。” 一針見血！斯密沒來過中國，他卻已經曉得中國曾經是一個快速發展的國家，從繁榮的生產交易中，中國演變成了一個富饒的國家，但史密斯認為由于某種政策上的變化，中國經濟停滯了。某些法律和政策不但阻礙了中國的對外貿易而且擾亂了中國國內的買賣，擾亂了老百姓勞有所得，年年有余的正常交易。

斯密的觀點是：中國人均財產的每況愈下從中世紀就開始了。他是正確的。中國的近現代史難道不證明史密斯是正確的嗎？而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的法律和機制改變了，僅僅一代人的生命中，中國所出現的變化難道不讓人瞠目結舌嗎？過一會兒我會再回到這個話題上來。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幅圖。在座的父母，如果你們有十幾歲的孩子，另外在座的十幾歲的學生，我相信你們都知道，如果你和十幾歲的孩子講道理，用“法律”、“規定” 和 “制度” 這樣的詞，你很難說服他們。如果你要和十幾歲的孩子討論東西方的經濟差異，千萬別提起“法規”、 “制度”這樣的概念。雖然這些概念是恰當準確的概念。我在寫我的書的時候，總在考慮怎么才能讓我十幾歲的孩子們聽我講解歷史上所出現的經濟大變差。我和他們談話的時候，他們眼睛不看著我，他們的眼睛總是盯著手機屏幕。也許這種情況在中國也發生。不過中國人講究孝敬長輩，所以小孩子也許不會不聽長輩說話。他們可能會這么回應，“對，爸爸。對，爸爸，您講的真對。沒錯，您講的有道理。等等，什么？您說什么？”

我這時候重復說，“我說，世界歷史上出現的東西方經濟上的差異是由六種手機應用軟件（apps）造成的。” 我想說的是，六種 “法律”、“制度”、“政策” ，你想叫它們什么都行，有這么六個事物使西方在經濟史上超越了東方。它們和你手機上的軟件類似。你打開一個軟件時，觸碰一個按鈕時，腦子里并不會去考慮按鈕背后的軟件系統是多么復雜。同樣的，“法律”、“制度”、 “政策”這些詞聽上去很簡單，但它們的背后有非常繁雜的設計，背景和種種歷史淵源。所以我不希望你們覺得我的觀點膚淺，聽起來簡單，但不一定膚淺。

所以，這六個“殺手級應用”是什么？西方文明的關鍵軟件是什么？它們是怎么運行的？它們怎么能解釋西方在經濟上的繁榮？

第一個應用是：競爭。西方將政治和經濟上的競爭合法化了。

第二個應用是：科學革命。17世紀科學的革命改變了西方人對自然界的理解。

第三個應用是：法律治國。保護個人財產的法律：不是什么隨意的法律而是具體的保護維護個人財產的法律。

第四個應用是：現代醫學。

第五個應用是：一個圍繞消費的社會。

第六個應用是：敬業精神。

我想向你們說的是，這六個因素共同造成了西方經濟上在歷史上與東方出現的差別。我想說的是，這六個因素比帝國主義霸權，比地理，比具體國家的文化，比種族更好地解釋了西方經濟上的繁榮。

二

第一個應用：西方社會合法的競爭

請大家看看這張倫敦老市政廳（The Guildhall）的照片，你下次去倫敦的時候可以去看看這個房子。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公司的誕生地，公司的意思在這里指的是獨立的、自主管理的商業機構。它所代表的是西歐與東亞本質上的一個區別。歐洲中世紀時城鎮的自治和商業機構的自治估計是歐洲最為重要的特征，也同時是歐洲各個中央政府最頭疼的地方。比如說，英國的國王很難讓這座樓樓里的人做他想做的事情。我希望你們把西歐半自治和完全自治的城鎮商業－比如這幅圖上的倫敦公司－和中國歷朝歷代的經濟體制做比較。

對于西方人來說，中國的科舉制度把各地文化大同化是完全新奇的一件事。西歐重來沒有出現過任何像中國科舉考試這樣的制度。西歐的文化各地都不一樣。公務員是由教會指派，指派的標準是人為的，沒什么標準。而教會本內分歧百出，歷史上有好幾次教會分裂的情況。歷史上從來沒有一位統治全歐洲的皇帝；每一個試圖征服管控全歐洲的人都失敗了。

歐洲從沒出現過什么標準化考試來選拔政府人員。重來沒出現類似中國科舉這樣的考試機制。相呼應的是，古代中國也從沒出現過西歐式的公司，沒出現過西歐那種完全自治可以抵抗皇家政權的商業集團。

第二個應用：科學革命

在試圖理解中西方差異的過程中，我所讀過最讓我吃驚的書是本杰明·羅賓的《權力的新準則》 (New Principles of Governing)。這本書完美地解釋了西洋的科學革命怎樣變成了西洋新的武器。它解釋了牛頓力學是怎么使西洋火炮變得精準。羅賓的書發表之后，英國軍隊的火炮變得精準了，隨后每一支歐洲軍隊的火炮都變得精準了。世界上沒有其他人能做到這點，因為這些時期歐洲的科學新發現雖然在歐洲的大學里，刊物里被發表，被討論，但一直沒有流傳到歐洲及歐洲殖民地以外的地區。土耳其奧托曼帝國離歐洲并不遠；羅賓的書是在柏林發表的，柏林離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并不遠；可是奧托曼帝國一直沒有搞懂槍炮學的人，這個狀態是到了19世紀后期才改變。20世紀早期土耳其的大學里仍然在教托勒密的地心說天文學。歐洲科學新發現的一大奇觀是世界其他地區花了幾百年才接受了這些新發現。所以很長一段時間里歐洲人和北美人可以占據槍炮上的絕對優勢。這是絕對關鍵性的“軟件”。當戰爭一方的槍炮準確，而另一方不準確時，結果會是怎樣呢？

奧托曼帝國也曾試圖在科學上突飛猛進，但是失敗了，為什么會失敗呢？原因是奧托曼帝國的治政人員權力太大，大到什么什么程度呢？大到了他們有權去把塔克堯丁(Taqi ad-Din) 的天文臺拆了的地步。塔克堯丁在16世紀時試圖繼續推進伊斯蘭臣民對自然的理解。在9世紀時，伊斯蘭世界的科學領先于歐洲。當時的歐洲要追趕伊斯蘭時間。到了16世界，正好相反了。

第三個應用：保護個人財產的法律體系

在現代，個人財產的合法性在英語國家得到了最好的發展和闡釋。我今天想講一下英國普通法（English Common Law) 中關于個人財產的部分在美洲殖民地是怎么被執行的，這個法律在殖民地的執行帶來了怎樣的成功。

有一個法律協議的名字叫 “殖民地雇傭奴合約” (Deed of Indenture)。通過這個協議，簽字的人將自己暫時租給了別人，保證在一段時間內為他人勞作，這段時間一般是5到7年；簽字以后他會乘船穿過大西洋到達北美洲；在之后的5到7年內他像奴隸一樣勞動，作為“殖民地雇傭奴”。作為回報，根據第二個協議，在這5到7年以后，同樣的這個人可以從雇傭奴轉變成業主；業主的意思是他可以擁有100英畝到200英畝的地 (40.5公頃到81公頃)。這樣分給新業主的100英畝到200英畝的地是北美殖民地發展的關鍵。

下面我們來看看北美和南美的區別。北美殖民地的建立是通過財產的獲取來實現的。當然，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地產是從北美當地的原住民手上強行奪來的。無論如何，在北美，5到7年的奴隸生活以后，新來的雇傭奴獲得了新的土地。但在南美和中美州，情況就不一樣了。新來的移民獲得不了任何土地；土地的擁有者一直是原先西班牙派去征服當地原住民的軍官。一直到今天，拉丁美洲和北美最大的區別依舊是不平等的土地權。

第四個應用：現代醫學

從19世紀后期開始現代醫學才慢慢成型。從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期，現代醫學完全改變了我們對最可怕的一些疾病的認識。公眾醫療上的革新讓西方人的壽命延續了2到3倍。讓我覺得驚奇的是西方對霍亂和斑疹傷寒癥的治愈出現在殖民地上，在殖民帝國人煙最稀少的邊緣。

第五個應用：一個圍繞消費運轉的社會

我的觀點是：消費的文化對工業革命的誕生至關重要。工業革命的直接作用是降低了商品生產的成本。那這件襯衫來說，無論我們怎么去降低襯衫的生產成本，如果沒有對襯衫的需求，再去改進生產機器和工藝，工業革命必定是短命的。因為改進了生產機器和工藝，單件襯衫的價格降低了，同時人們也愿意買更多的襯衫，工業革命才得以成功。工業革命的成功與當時英國和歐洲西北部已經逐漸形成的消費品社會有直接關系。每一個工業革命，包括中國的工業革命，都是依靠單件衣物的生產成本降低而發展出來的。工業革命后社會存在的關鍵是消費品的購買。甘地毫無疑問很令人尊敬，他會感悟心靈上的問題，但從經濟的角度來講，甘地，用英文怎么說呢？誤入歧途了吧。

最后第六個應用：敬業精神

當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1904年去美國，去圣路易斯世博會，在密蘇里州旅游的時候，他感到美國有一種特有的敬業精神，這種精神和美國的資本社會是完全不能分割的。這種對工作的認真在當地人人身上似乎都能反映出來。韋伯自己是來自歐洲北部基督教新教地區的人，他立刻感覺到，這種敬業精神其實在新教教徒身上頻繁出現的，這是一種新教教徒特有的品質。新教的敬業精神是韋伯給出的西方經濟飛躍的原因。在美國的密蘇里州他認為自己看清了這個原因。而他來到亞洲，以及他同時代的人來到亞洲時，他們的結果是，“這些人可沒有新教徒那種敬業的工作精神，他們這兒是儒家的一套東西。” 這個理論——說世界上有一種特殊的由于基督教新教而產生的敬業精神，在北歐和美國的新教徒身上體現著——這個理論和其他許多類似的理論在今天都被人駁斥了。為什么呢？

就像公開的軟件一樣，西洋文明的關鍵軟件誰都可以下載。這些軟件不是新教徒才能用，也不是只有白人才能用，也不是歐洲人才能用，或是亞歐大陸西邊的人才能用，現代歷史其實表明這些關鍵軟件誰都可以下載使用。1）競爭到處都是。從2004年開始中國已經被人們排為世界上競爭最激烈的地區，美國排在了中國后面。我所去過的競爭最激烈的地區不是美國的圣路易斯而是溫州。2）科學革命是在西方開始的，但科學革命的未來必定在東方，我昨天提到了這一點，我們聊到美國青少年數學能力的萎縮，同時你可以從技術創新方面看到，越來越多的被世界認可的發明來自中國。3）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法律體系挺好，但這種法律體系退化怎么辦呢？很多人都認為美國的政府在治理國家這方面成績越來越差。4）以前西洋人的壽命是東亞人的兩倍，現在中國人的壽命比很多西方國家的人均壽命要長得多。5）世界上最大的30個購物商場中，只有3個在美國，越來越多的大型購物商場在東亞出現。6）馬克斯·韋伯估計不太想聽我下面要說的，現在最敬業的人是東方人。有一個調查顯示，一個普通韓國人一年要比一個普通德國人多工作1000小時。這就是為什么，你去度假的時候，會發現到處都是先人一步的德國人。

我們現在回到講座開始談到的東西方巨大的經濟差異，之前我們看數據一直看到1979年，現在我們看看到了2010年這些數據的趨勢是什么。趨勢是，東西方的經濟差異沒有了。東西方經濟上的差異在我們的面前就這么消失了。美國的人均經濟產值對中國人均經濟產值的比率從22比1變成了現在的4比1。而且這些變化不僅僅是在中國發生，在印度、印尼也在發生，我們把幾個世紀以來的經濟差異逆轉了。我認為這是所有經濟數據圖上最讓人瞠目結舌的一個。他們說2050年左右，美國的人均經濟產值對中國的人均經濟產值將會變成2比1。你們都聽到過BRICs。但你們聽過JUUGs嗎？我一直都覺得發達國家沒有一個縮寫名稱挺遺憾的。

讓我收尾一下今天的講座。世界上其他國家開始效仿西方國家，把西方國家的六種關鍵軟件下載下來是絕對的好事情。中國社會，印度社會和巴西社會的體制在改善。同時，另一個現象并不怎么好，那就是西方正在刪除自己關鍵的軟件。我指的是西洋國家出現的種種退化萎縮。在美國和歐盟國家，一代一代人之間的聯系在萎縮，政府過分的政策管理也造成了西方社會的一些退化，法治變成了律師治，也造成了社會的退化和萎縮，另外當老百姓的社會活動社會上的集會停滯而人們總是指望政府來解所有問題時退化萎縮也會出現。

我想問在座的一個問題。昨天晚上，我說美國可能會東山再起，世界政治格局可能會回到過去的狀態。不過可能另一種情況會發生，那就是美國和歐洲進入亞當·斯密所說的停滯狀態。歷史上面風水輪流轉的事情挺多，18世紀末期一位蘇格蘭人覺得西洋的經濟是蓬勃的，中國的經濟已經處于停滯的階段了；今天，當一個蘇格蘭人來到中國的時候，他看到的是蓬勃的經濟活動，那么他的故鄉，西方，是不是發展到了停滯不前的階段了呢？非常感謝在座的諸位。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5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