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泰爾印象記:那些不會一心想著成功的人為何更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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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世相(thefair)的第 466 篇文章


隔了這么久推送彼得·泰爾的專訪,是因為總覺得他的魅力沒有被說清楚。我說的魅力不是指他的投資眼光或者創業才華。尤其是在這個一切言論都有極強的目的性的年代,在這個創業和成功讓人焦渴的年代,彼得·泰爾,一個重要的投資人和一個富豪的故事說明,有些無目的的努力反而更可能成功。


也就是說,當我們為了“成功”本身而做一件事時,我們往往扔掉了導致成功的重要的東西。我們為了高轉發率制作一篇文章標題并以此為榮;我們為了多賺錢而設計一個系統并認為這是對的事,我們所做的都是為了“成功”,但最后成功卻經常歸于那些人:他們做一件事就是為了做好一件事,他們寫一篇文章是為了按照好文章的標準寫好它,他們做一件衣服是為了讓它舒適漂亮,他們做一個網絡應用工具,想的是它怎樣好用。它們做一個人,是想做一個有價值的人。


這些本來就是成功的先決條件。但是,當我們只看著成功這兩個字的時候,卻經常忘記了這些東西。誰還會因為一個投資人喜歡研究政治學而對他感到敬佩呢?事實上,無論是他的掙扎,他的孤獨,他的道德還是他的政治理念,都與他作為創業者和投資人的成功密不可分。


這是能給那些焦慮不安的人帶來安慰的事情。


感謝蒲實為世相撰稿并將此文首發于世相。



彼得•泰爾印象記

作者:蒲實


2015年2月26日和27日,彼得·蒂爾第一次來中國。作為《三聯生活周刊》的主筆,我聯系了邀請蒂爾來北京的中信出版社經管分社社長盧俊,希望獲得專訪的機會。中信出版社以開放的態度尋求與媒體的合作,我因而獲得了獨家專訪彼得·蒂爾的機會。專訪進行了一個半小時。此外,我得以旁聽26日中午蒂爾與中國投資人唯一的一次午餐會談話。


(上):硅谷的思想家


彼得•蒂爾47歲。億萬富翁,定居舊金山。他有歐洲人的氣質,但就像硅谷許多人與自己的年輕時代一樣,他對規則并沒有多少拘謹。他坐下來面對攝像機時,并不介意自己的褲腿是否往上撩起了一點,也不介意中途喝遞來的無糖百事可樂,把空罐子放在腳邊。他告訴我,有獨特創造力的人總是在社交上顯出一點捉襟見肘。不過,在幾百人面前做演講時,他開場時雖略有羞澀,但很自若。

蒂爾出生在德國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1歲時,他的父母就離開了德國。他的父親是一位化學工程師。蒂爾跟著父母滿世界的搬家,從南非,納米比亞,最后到達了舊金山附近的一個小城。少年時,蒂爾就是一位象棋天才,全美排名第七。他最愛的小說是《魔戒》。他的幾只投資基金都是以年少時最愛的書中的人物和地點命名的。也正因這個德國人后裔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哲思性,他成為一位愿意被世人聆聽的風險資本家。他甚至被視為接替了一度被托斯當•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占據著位置的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

但他對這個類比并不感到滿意。他說,“我與他其實有著本質的不同。我是一個風險投資家”。他是用資本實踐自己世界觀的人,他也因此更愿意被視為一個在資本邏輯與人類的未來利益之間尋求平衡的人。

他的創業教程《從0到1》英文版的封皮上,副標題是“如何創辦公司,或者締造未來”。在蒂爾看來,公司是一個未來的時空概念,與資本主義的命運休戚相關。就像年輕時,蒂爾曾喜歡與大學同學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貝寶幫成員,LinkedIn創始人)討論社會正義問題。在斯坦福時,霍夫曼將蒂爾認定為“極端右翼分子”,而自己是個社會主義者。兩人成為了非常親密的朋友,經常在哲學、道德和政治上進行討論。霍夫曼曾立志成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當哲學教授著書立言,然而他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規劃。雷德說,“我意識到,創辦一家軟件公司,也可以像公知那樣對媒體產生影響。它還有商業模式的力量,能讓一個人有經濟方面的好處”。

這些曾有著書立言抱負的、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西海岸大學生,到了中年,的確紛紛著書立言。他們談論的不僅是創業流行語,也不僅是公司,更不是成功學。他們談論戰爭與和平,談論社會形態,談論像古人一樣探索與發現世界的秘密,談論人類的未來。就像創立Facebook的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可以隨口吟誦荷馬史詩《伊利亞德》一樣,蒂爾也喜歡文學化的敘述。在他的《從0到1》中,他多次引用了浮士德和托爾金的詩詞,還有托爾斯泰和莎士比亞等人的文學著作。

蒂爾2009年在《一位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教育》一文中所寫道的那樣:“我仍然堅信年少時的信念:人的真正自由是最高的善的前提。我因此反對沒收充公性質的稅收,極權主義的集體主義,還有認定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會死亡的意識形態。因此,我仍舊認為自己是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但我必須承認,在過去二十年中,我對如何實現這些目標,已經改變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是可以兼容的”。

在斯坦福大學讀書期間,蒂爾是保守派《斯坦福評論》的創始人。那時,“我開始用一份學生校報來挑戰校園里被普遍接受的權威。我們獲得了一些有限的勝利,主要是打破了一些學校規定的演講規范。但在更廣的層面上,我們的各種努力并沒有取得什么成果”。蒂爾回憶那時的情形,像是陷入了一戰中的塹壕戰,交鋒很激烈,但卻始終處在話語的邊緣。

20世紀90年代,蒂爾成了曼哈頓的一位年輕律師。“我開始理解為什么那么多人大學畢業以后都對這個世界開始感到幻滅。這個世界太大。我的很多同齡人不再在茫茫宇宙中微不足道地殘酷戰斗,而是退回到自己家的小花園中去尋找精神依托。那些更加悲觀的人成了自由主義政治的信徒——資本主義其實并沒有那樣受大眾的歡迎。在最聰明的保守派中間,這種悲觀主義有時化作了英雄主義的豪飲,而那些最聰明的自由意志主義者不再聚在一起討論積極的法律,而是用超越酒精的方式來對抗現實”。

在蒂爾身上,捕捉不到絲毫財富所累積起來的對外部世界的拒斥、生疏或傲慢。他熱愛演講,熱愛上各種的對話節目和接受采訪。他的學生布雷克•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告訴我,這是蒂爾的天性使然,“他不像那些把自己與外部世界隔絕起來的億萬富翁,相反,他喜歡與人交流,與人溝通,從中獲得新的想法”。當被問及為什么有種與其他投資人眾不同的高調時,蒂爾回答說,他需要通過這些溝通,來消除外部世界對他的想法的誤解。蒂爾從大學法學系研究生畢業后,第一份工作是在斯坦福任教,學生時代,他曾是學校演講與辯論的主力。他的布道情節,大概從那時就開始了。

金融危機后,蒂爾成為談論金融危機的主要公眾人物之一。他的Clarium資本在金融危機中蒸發了接近90%的財富,那可是從72億美元的財富頂峰跌落。但他很少談論自己的損失,在他的面部表情上也捕捉不到脆弱或情緒的跌宕。但他顯然感到了悲觀。他偶爾會表達出那代人自大學畢業后就存于內心的悲觀與善感。他寫道:“大潮流已經走錯方向很長時間了。就拿金融來說,美國為了解決經濟蕭條而沒有導致一個超級大政府的介入,已經是20世紀20年代的事了。1920年至1921年,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好歹還創造了真正的繁榮。之后的20世紀20年代呼嘯而過,被稱為鍍金時代,它是如此的強勁和繁榮,以至于歷史學家經常都忘記了之前導致它誕生的經濟蕭條。那是歷史上美國人還可以為政治感到有一點樂觀的最后十年。從1920年起,福利制度的擴張和女性獲得普選權,讓‘資本主義民主’成為了一個矛盾修辭法的名詞”。

盡管金融危機之前,蒂爾就因為聯合創立PayPal和投資Facebook而成為一個與硅谷緊密相聯的人物,但他真正成為一位技術主義的風險投資家,是在金融危機之后。他告訴我,正是20與21世紀越來越頻繁、烈度越來越大的金融危機讓他認識到,技術自20世紀60年代停滯了。如果一定要有一個具體年份,那就是1969年,伍茲托克音樂節的文化革命替代了阿波羅登月的技術憧憬。

也許是財富從頂峰跌落的悲觀與失望,也許是本性使然,金融危機之后,蒂爾開始以逃避主義的態度面對現實世界,而所逃之處,便是科技的前沿——他將其視為超越政治的途徑。

他說,“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真正自由的地方。我想,逃避的手段應該包括一些新的、沒有嘗試過的過程,還會把人帶向一些沒有發現的國家。出于這個原因,我開始致力于新技術。三種科技的前沿,也許還有可能創造自由的新空間:

(1)賽博空間。20世紀90年代末,創建PayPal的時候,我們的理念是要創造一種新的世界貨幣,不受任何政府的控制,這將意味著貨幣主權的終結。21世紀到來時,像Facebook這樣的公司,創造了不再受限于歷史性的民族國家的社區。一個新的互聯網公司,就會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界。互聯網的希望是,這些新新世界會影響和改變現存的社會與政治秩序。但互聯網的局限性是,這些新新世界都是虛擬的,所有的逃避,想象的成分都比真實的多。

(2)外太空。外太空的前沿是無限的,也為從世界政治逃離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但最終的前沿也有進入的門檻: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火箭技術就沒有怎么發展,所以外太空看起來仍然是不可觸及的遙遠。我們必須以雙倍的努力將太空商業化,但也必須對所需的時間有務實的態度。21世紀下半葉之前,實現自由意志主義者的經典科幻未來是不可能的。

(3)公海社區(Seasteading)。在賽博空間和外太空之間還存在著可能定居的公海地帶。在我看來,是否有人愿意住在上面,不及Seasteading的技術是否急迫這個問題這么重要。以我的觀點來看,Seasteading的技術比互聯網更具有不確定性,但是比星際旅行更現實一些。當經濟上可行的時候,我們也許能夠達到這一步。這是現實存在的風險,我因此急切地支持這個項目”。

這三個方面,他都以資本的投入,踐行了自己的世界觀。

他拒絕承認,自己是一個技術烏托邦主義者。他說,他只是相信,技術提供了一種讓未來變得更好的可能性。“更好的比喻是,我們正處于政治與技術的生死對決之中。未來會變得更好或更壞,但未來的問題仍舊非常開放。我們不知道兩者的勝負,但我想,兩者正勢均力敵。不像政治的世界,在技術的世界里,個人的選擇仍然居于主導地位”。他厭惡政治,他說,政治讓人們氣憤,破壞關系,將人們的觀點兩極化:這個世界是我們對抗他們,好人對抗壞人。他因此提倡將能量投放在其他的地方——那些被一些人視為烏托邦的和平項目上。

這也是為什么,他堅信,競爭不能帶來價值的提升,而是充滿破壞力,唯有壟斷的事業才會成就和平,而不是戰爭。

《從0到1》的英文版標題叫Zero toOne。我一直認為,更恰當的翻譯法也許是《從零到一》。蒂爾并沒有使用構建比特世界的數字0與1,而構建了一種文字語言的結構,與我們的物質世界更加相關。他也一直認為,我們在信息世界和互聯網所取得的成就,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唯一的科技成就,而我們在原子世界無所進展。Zero to One的語言,蘊含著強烈的哲學意味,也可以叫從無到有。對于在斯坦福本科學習哲學,研究生學習法律的蒂爾來說,這個標題也充滿著法學哲學的意味,有一種自然法發現,誕生、生效的隱喻。這些,都是構建比特世界的數字0與1難以完全表達的意蘊。

(下):創投家

1998年12月,彼得·蒂爾與《斯坦福評論》的兩位編輯,盧克•諾塞克(Luke Nosek)和肯•豪威爾(Ken Howery)在帕羅阿托創辦了康菲尼迪(Confinity)公司。這個公司是密碼學專家馬克斯•列夫欽(Max Levchin)的心血結晶。列夫欽是烏克蘭裔猶太人,他帶來了伊利諾伊州立大學的一幫校友,其中包括羅素•西蒙斯(Russo Simons)和杰里米•斯托普爾曼(Jeremy Stoppleman)。他們的目標是開發一個系統,使Palm Pilot掌上電腦的用戶可以匯錢給其他Palm Pilot 用戶,無需使用現金、支票或信用卡進行支付。《偉大的科技創新與創業歷程:硅谷百年史》記載,首先對的Confinity感興趣的是歐洲人,諾基亞公司和德意志銀行使用康菲尼迪軟件,從一臺PalmPilot上“發送”了300萬美元的投資給蒂爾。2000年,康菲尼迪與埃隆•馬斯克的X.com公司合并,組成了貝寶公司。康菲尼迪原有的概念演變成了一種基于網絡的服務,在互聯網上將錢“發送”給一個Email地址,從而繞過了銀行甚至國界。蒂爾關于一種通用貨幣的烏托邦愿景體現在他強烈的反政府言辭中。PayPal被eBay收購前,他曾從與埃隆•馬斯克合并的公司中辭過職。辭職信里他寫道,他為“我們占領世界的計劃”晝夜不分的工作了17個月,現在是時候交給更有執行力的團隊去做了。他對自己的品性很自知:“我是高瞻遠矚型的,而非管理型的”。

貝寶擊敗了所有在它的競爭對手。2001年10月,貝寶已經擁有1200萬注冊用戶。2002年初,公司股票上市,融資12億美元。那正是互聯網泡沫破滅的時期,貝寶作為為數不多的幸存者生存了下來。但是,利益集團開始反擊,銀行和地方政府用各種合法的方式來打擊貝寶。最終,貝寶發現,生存下去的唯一辦法是在2002年7月以15億美元將自己賣給eBay。

多年后,蒂爾回憶起那時建立一種世界貨幣的夢想,現實了很多。他說,他逐漸從實務中發現,各國都在采取抵御通脹的措施,通貨膨脹已經不再是一個重大的根本性問題了。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越來越嚴格的銀行監管讓金融科技公司的環境與前景都變得愈加艱難。也是在那個時候,美國的太空監管開始放松,他將眼光從貨幣轉向了商業太空的機會。他會流露出對賣掉貝寶的一點點悔意。他說,“很后悔,我們把PayPal這個不錯的公司以15億美元賣給了eBay。如果eBay是個好的公司,它當時就可以自己制造出PayPal這樣的支付產品,把我們踢出去。但如果它真的是這樣一個好公司,我們的利潤就是零,交易也就不存在了”。將PayPal賣給eBay后,蒂爾與埃隆·馬斯克都迅速進入了自己新的投資領域。蒂爾創辦了Clarium 投資公司,而馬斯克則在巴西度假的海灘上,學會了建造火箭的知識,馬不停蹄地創辦了商業太空公司SpaceX。PayPal今天的價值應該是當時的10倍。蒂爾很客觀地自我評價說,“但如果沒有賣掉PayPal,也許我反而會做得更差。而PayPal里的幾個核心成員則做得更好,埃隆做了SpaceX和Tesla,里德(Reid Hoffman)做了LinkedIn”。

貝寶的財富遠遠不僅是出售給eBay那一次買賣。它是一個優秀人才的搖籃,走出了很多創立了偉大公司的企業家,也正因如此,“貝寶幫”成了硅谷一個重要而有“權勢”的“朋友圈”。在公司股票上市時,列夫欽26歲,馬斯克31歲,蒂爾是最年長的,35歲。后來到了2006年,200名員工中的一半人都離開了貝寶,或是創業,或是參加初創公司。2001年12月,貝寶的雷德•霍夫曼在山景城創辦了LinkedIn,這是一個主要面向企業的社交網站。2002年,貝寶的聯合創始人埃隆•馬斯克成立了空間探索技術公司來發展航天交通。魯洛夫•博塔(Roelof Botha)成為紅杉資本的合伙人。在隨后的幾年中,貝寶的前員工又創建了Yelp,由杰里米•斯托普爾曼的和羅素•西蒙斯創建于2004年;YouTube,由查德•赫利(ChadHurley)、陳士駿(Steven Chen)和喬德•卡里姆(JawedKarim)創建于2005年;Slide,由馬克斯•列夫欽創建于2005年;Halcyon Molecular,由盧克•諾塞克創建于2009年。2005年,蒂爾聯合創立了FoundersFund。公司的主席還包括肯·豪威利(Ken Howery),盧克·諾塞克,都是PayPal的創始人,還包括肖恩•帕克(Sean Parker),帕克在Facebook的創立過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也是Napster的創始人。“貝寶幫”在硅谷不只是一個幫派,還是一個自力更生、相互合作的群體,其中包括了風險投資家、創業者、管理者和工程師。

到了2009年,Clarium資本并未給蒂爾帶來長期的高回報率,金融危機的心血來潮與經濟走向的大眾心理,讓蒂爾感到孤獨。但有一項投資足以驅散Clarium Capital從巔峰跌落的陰影,那就是Facebook。蒂爾說,幸好賣掉了PayPal后,投資了Facebook。反思至今最為令自己后悔的投資決定,蒂爾并沒有提及曾價值72億美元的Clarium資本因為缺乏風險管控而導致的損失。他認為,最后悔的決定,是過早退出了Facebook。2004年,作為Facebook的第一位外部投資人,他向馬克•扎克伯格投資了50萬美元。現在,這個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交網絡已經有了5億用戶。2009年,蒂爾賣出了Facebook 3%的股份,主要賣給了俄羅斯的Digital Sky Technologies,Digital Sky投入了5000萬美金,而他們對這個網站的估值是500億美元。那一年,Facebook從7億美元上升到8億美元,最后上升到20億美元。蒂爾為什么會作出賣出的決定,他并沒有再過多的公開講述過。那時,遭受了Clarium巨大損失的蒂爾,正處在財富的低谷,市場流動性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事情。對于一只腳站在紐約,一只腳站在硅谷的蒂爾來說,600倍的收益在悲觀主義的低谷,已經是極其樂觀主義的交易了。風險投資者的資本曾經在硅谷的發展歷史上與技術的智力高度結合,煥發出創新資本主義的魔力。它的黃金時代的鼎盛期在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后,就以不復存在。有觀點認為,21世紀的頭十幾年,是風險投資行業在硅谷苦苦掙扎的十幾年。21世紀初的10年,硅谷投資者的資本回報率在負4%至4.3%,10年間每年投資總額為200-300億美元,但在2009年曾降至178億美元。那時,很多有限合伙人私底下已經開始商議削減風險投資量,或者準備徹底離開這個行業。

蒂爾非常欣賞扎克伯格。他樂于在許多場合提及與他的交往——在2月底一次投資人的午餐會上,他津津樂道地講起扎克伯格學習中文的進展和遇到的困難。他也回憶起2006年7月扎克伯格拒絕雅虎10億美元收購的決定,那時,Facebook才2歲。當雅虎提出收購時,蒂爾曾經有些猶豫的想要拿錢。但22歲的扎克伯格走進會議室告訴他,“這就是走個過場,董事會會議不能超過10分鐘,我們肯定不賣”。蒂爾認為,扎克伯格還創造了一個硅谷公司的歷史。“當米特·惠特曼(Mitt Whiteman)成為eBay的職業經理人時,eBay存在的時間還很短,員工才不到30人,作為主席的創始人非常不活躍,很早便離開了公司。在20世紀80、90年代的硅谷,有很多職業經理人,他們會盡快的進入那些初創公司,甚至包括google這樣的公司。即時是在PayPal,我們也曾有過很大的壓力,需要職業經理人的進入——他只待了6個星期就離開了”。那時總的趨勢是,用更專業的經理人取代創始人。但這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扎克伯格的Facebook就是創造歷史的那個公司。“有很多批評說,扎克伯格太年輕,現在也太年輕,才30歲。當他在22歲時拒絕了雅虎時,媒體都譏笑他年輕不懂事,準備坐看Facebook的破產,但扎克伯格證明了自己。

作為創投家,蒂爾并不避諱提到自己與企業家之間永遠存在著鴻溝。企業家對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感興趣,很專注,進展也很快,而那些投資家不過覺得自己買了一張彩票,對企業的事務并不關心。“你不會只想做一張彩票”,蒂爾說。“所以我想,我如果從創立公司的人的角度,跟他聊如何創業,會對他非常有用。未來10到15年,我都會對他做的事情非常了解”。彼得•蒂爾談起扎克伯格、拉里•佩奇的時候,帶著掩飾不住的贊許。他贊賞他們依舊樸素的生活和堅持如一的企業家精神,而談及自己時,他謙虛的說,如果時光可以倒流,他希望自己能夠更多一些實務能力,少一些哲學上的東西。他也非常欣賞馬斯克,“他在做非常非常罕見的事情,所以才會受到這么多的關注”。蒂爾是SpaceX的第一位投資人,他的太空理想通過資本得以延展。現在,SpaceX可復用火箭、低成本衛星提供廉價上網的服務,使得馬斯克、谷歌和Facebook一起,開始憧憬創建一個全球性的衛星通信系統——蒂爾通過風投,與這些偉大的公司聯系在一起。

除了PayPal與Facebook,彼得•蒂爾的Clarium Capital在其巔峰時期曾經達到過72億美元。他連續三次成功預測了油價上漲,又成功地預測了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崩潰,但卻旋即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損失了接近70%。2002年,蒂爾在舊金山創立Clarium Captial Management LLC。那是一項從巔峰跌落的投資。2008年上半年,當所有的對沖基金都經歷了最糟糕的年份時,蒂爾的對沖基金收益率為59%,其中46%的貢獻來自于石油價格的上漲,但之后便出現了陡峭的轉折點,情況急轉直下。2008年7月11日,石油的價格在達到了每桶147美元的記錄后,開始下跌,那一個季度就下滑了28%,數據越來越證明,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減速正在傷害全球需求。2008年底,石油價格與峰值相比陡降70%,美國股市經歷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年度下滑。自金融危機爆發的下半年,Clarium損失了4.5%;2009年,損失了25%;2010年下跌了大概23%,已經是連續第三年下跌。最終,他的基金損失了90%。那些緊隨他的顧客與2008年中期的峰值相比,損失了65%的資產。有人說,無論基金經理有多長遠的看法,如果不能把握正確的時機,或者處理其反復無常,也白搭。他的一些顧客也認為,雖然蒂爾非常有遠見,包括正確預測了美國將面臨通脹的威脅,美元和石油價格將因此上升,但最終,他的挫敗反映了他對市場時機的把握能力和缺乏風險管控。當時43歲的蒂爾開始采取風險監控措施,第二年,關閉了他在紐約的辦公室。他仍然相信,目前的經濟復蘇是不可持續的,30年的政府債券會盈利。

即時有這些損失,自2002年10月起,Clarium基金的年收益也達到了12%。蒂爾拒絕對此發表任何評論。在2008年12月的一封信中,蒂爾寫道:“我們在頭半年中得益于石油峰值所驅動的宏觀環境,但所得在下半年付之一炬,因為我們低估了經濟崩潰的速度和兇猛性”。他絕對是一位長期的價值投資人,而不是一個交易員。Clarium讓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極端聰明和極端有洞見的思想者,以至于和烏合之眾的市場共識之間有180度的距離。

也許正是這種極端,讓彼得蒂爾有一種深刻的孤獨感。他并不掩飾他的精英主義的自我意識。他對他所屬的彼爾德伯格集團沒有太多的評述,只是說,關于這個組織最有趣的一點是,“無論在哪里開會,都會受到來自政治圖譜上所有意見團體的反對”。他的投資就是他這種孤獨感的表達。當他面試當他這里來找工作的人時,他問他們的問題是,他們對這個世界有什么看法是其他人不相信的,他們將如何交易他們自己的觀念。蒂爾也的確有對世界不同的看法——比如,他對大學的無情的抨擊。他堅信,那些所謂的美國名牌大學,不過是在全球范圍內杠桿自己歷史積累下來的名氣罷了,實際上,由于過度官僚化,在科學技術的推進上并無可見的建樹。他也投資一些超長期的實驗室——那些連在大學或研究所里都尚未出現的研究想法,有時,這些想法顯得充滿野性,比如公海社區和長壽。

那些彼得•蒂爾成立的公司名字里,也隱藏著他的思維碼:他所成立的Mithril投資管理公司,被視為舊金山最隱秘又最具影響力的資本之一,其名字來源于J.R.R.托爾金奇幻小說里中土世界的貴金屬;另一個估值極高,但堅持不走向公開市場的安全技術公司Palantir,則是指環王中能夠看到一切、穿越時空的水晶球的名字。Mithril即使對公司所在地舊金山的人來說,也頗具神秘色彩。這是蒂爾與他的老同事阿杰·羅安(Ajay Royan)共同創立的資產管理公司,其所服務的公司,對硅谷來講都是陌生的,比如,包括法國圖盧茲的水下機器人公司,堪薩斯的C2FO公司(是一家有技術基因的公司,可以將現金流最優化,解鎖處在交易中的資本)和波士頓的網上火車票預定公司。公司基金5億4千萬美元,不是來自于機構投資者,而是絕大部分來自于家庭基金會和主權基金,這樣Royan和蒂爾就可以將他們的錢持有12年,在必要的時候,能夠等得比市場要長。2012年,蒂爾與在阿布扎比長大的羅安共同創立Mithril時,他們都有一種共同的信念,關于永恒的資本和長期投資的信念。

蒂爾總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記事物的本質。他會思考,“風險資本家常常由于一兩次特別成功的投資而確立自己的主宰地位,可是,永遠都難以知道,你究竟為什么成功。這一兩次成功,是因為運氣,還是因為你有一套正確的理論——但我的理論,投資最聰明的人,似乎又不像什么理論”。蒂爾知道,有很多人試圖詮釋他的成功,“但永遠要對重新評估持開放的態度”。在一些美國記者和學者眼里,蒂爾是一位充滿“野性”(Wild)的投資人,不受任何界限或政治的約束。但在他的野性之下,有一種審慎。他說,“當你成功一兩次時,人們總是以為你會永遠成功,但這種想法本身,違背了概率的規律”。他沒有硅谷一些風投家們那種鍍金時代的奢靡習氣。自從他賣掉PayPal后買的法拉利多次壞掉后,他便將這種鍍金的工具“排除了自己的體系”。

彼得·泰爾最近將再次由中心出版社邀請來到中國。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以查看相關活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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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蒲實 2015-08-23 08: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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