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仕途:大宋文官的政治與人生》主要內容：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雷池月先生的書，既是歷史，又不全是歷史。說是歷史，是言必有據，不像當今眾多對史事的戲說；說不全是歷史，是作者沒有被枯燥而繁亂的史料所囿，而從時代的需要出發，在知識與權力、保守與改革的大框架內進行重構。歷史是一種延綿，但在《帝國的仕途:大宋文官的政治與人生》里，大可以古今通讀。

《帝國的仕途:大宋文官的政治與人生》作者沒有被枯燥而繁亂的史料所囿，而從時代的需要出發，在知識與權力、保守與改革的大框架內進行重構。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雷池月先生的書，既是歷史，又不全是歷史。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
　　——國學大師陳寅恪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
　　——著名學者鄧廣銘
如果想做官，勸你最好做宋朝的文官。好處多，一是“犯了錯誤”不打屁股，保有臉面；二是“上書言事”逆了龍鱗，不砍腦殼；三呢，嘿嘿，不瞞你說。俸錢還最可觀。你道是宋太祖趙匡胤心特別善？非也。只因這兵痞皇帝的江山不是血盆里撈來，而是從“孤兒寡婦”手中套取來的，就不免“外懼清議，內愧神明”，所以總想扮演三分慈眉善目，而標異于秦漢魏晉隋唐歷朝的開國皇帝，更不用說后來的元明清三朝了。回想在下服勞役時，曾偷讀不少宋人筆記，十分羨慕那時的文人處境。今又遙聞雷池月兄說宋朝的文官故事。益發添了鄙人的羨慕。
　　——著名詩人流沙河
雷池月先生的書，既是歷史，又不全是歷史。說是歷史，是言必有據，不像當今眾多對史事的戲說；說不全是歷史，是作者沒有被枯燥而繁亂的史料所囿，而從時代的需要出發，在知識與權力、保守與改革的大框架內進行重構。歷史是一種延綿，但在這本書里，大可以古今通讀。
　　——著名學者林賢治
雷池月先生是文化界知名學者，這些年來潛心于文化研究和歷史隨筆寫作，卓有成就，頗有影響。他的文章視角獨特，觀點新銳，文筆犀利。別具一格，融可讀性和學術性于一體，悅人耳目，非當下媚俗欺世之偽學者可比，彌足珍貴。
　　——著名學者余開偉

雷池月，原名雷逸湘，湖南嘉禾人，著有《宋太祖演義》《元世祖演義》《回首可憐歌舞地：古都史話》等。

序言 文官的盛世：大宋帝國的開明政治
第一章 滿汀洲人未歸：寇準的三起三落
第二章 權力和道德的統一：賢相王旦的大事不糊涂
第三章 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君子風范的楷模范仲淹
第四章 三天沒生意，伙計吃伙計：呂夷簡的政治宿命
第五章 帝國天空的雙子星座：富弼與韓琦
第六章 失敗的政治家：大宋文壇超一流才子蘇軾
第七章 四朝元老，九旬宰相：古今獨一無二的文彥博
第八章 樓高莫近危闌倚：面對道德尷尬困境的君子歐陽修
第九章 一個古典理想主義者的悲劇：千古一相王安石
第十章 惟有葵花向日傾：正直的保守派領袖司馬光
第十一章 對抗與合作：三位皇太后和文官的政治博弈

公元11世紀，塞爾柱土耳其人將拜占廷帝國打得落花流水，占領了地中海以東的廣大區域。教皇想借此機會恢復教廷統一的權威，竭力串聯歐洲各國君主組織十字軍東征收復圣地。那時西歐諸國的封建國家形態建立不久，國王沒有權威，領主互相征伐，而跋扈且蠻橫的領主和沒有繼承權的騎士們倒是希望乘此機會到東方去搶劫財物。因此，根本不能形成一支統一的隊伍。好不容易第一次東征出發了，結果大軍還沒有到達君士坦丁堡就作鳥獸散。總之，這時的歐洲，無論政治和經濟都處于十分落后和混亂的狀態。
同一時期的中國卻實現了高度的進步、穩定和繁榮。民生的庶足且不說，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已被許多學者公認為封建社會的頂峰，尤其無與倫比的是在政治形態方面所獨具的嚴謹而高效的文官制度。
北宋是公元960年開國的，到宋真宗即位的998年，這四十年的時間屬于打基礎的階段。趙匡胤、趙光義兩兄弟優待知識分子和致力于文官制度建設的政策一脈相承，到了真宗時期，成效已經彰顯。此后的一百年間，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少見的高度繁榮的文化和規范的極具效力的文官政治，涌現了一大批才智卓異的知識分子。這批人大多出自“寒門”，他們在各自的領域貢獻突出——11世紀的百年間，歷史的天空被他們點綴得何其絢爛！這百年間，中國出色的政治家可以開出一個長長的名單：寇準、王旦、晏殊、呂夷簡、富弼、韓琦、文彥博、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歐陽修……其中任何一個，都可以稱得上名垂青史。
許多愛國情緒高漲的人，談及我泱泱大國的悠久歷史，總是有些不大愿意提起宋朝，仿佛那是一個讓后人難以喚起自豪感的時代。確實，如果自豪感完全來自于諸如班超兩入中亞、鄭和七下西洋，甚至包括跟在拔都元帥后面橫掃東歐這一類的宏大敘事，則趙宋一朝自然引不出什么合格的話題，因而只會遭遇到有意或無意的回避。
然而，這卻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我們只要站在比較宏觀的角度，對民族歷史逐段進行縱向的對比，就不難發現，單純地從生存狀態來衡量，北宋其實是最值得珍視和留戀的時代。這種比較因為涉及的方面太多，不可能十分具體細致，然而即使從前入粗線條的表述來分析，對這一百年的上述結論至少有以下諸點可以作為有力的支撐。
國家的安定。這一百年沒有讓百姓流離失所的戰亂。趙宋的統一戰爭都是在10世紀后期進行的，真宗即位以后和遼國的澶淵之戰、仁宗時對西夏趙元昊和廣西儂智高的戰爭，基本都在邊境地區，而且規模不大，沒有造成對全國嚴重的破壞性影響。沒有大規模的外敵入侵，內部也再沒有出現一百多年前那種可怕的軍閥和流寇之間的混戰。這種和平局面在中國歷史上本就十分稀有，更何況處在唐末五代和金人南下這兩個悲慘的戰亂時代之間，令人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安定是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政治的開明。趙匡胤建國后，一直遵循保護和扶持知識分子的政治路線。在規范化的科舉制度下，形成了一支人數眾多的高素質的文官隊伍和它的代謝機制，從而構建了可延續的比較高效率的文官政府。由于言官的作用得到較充分的發揮，政府的事權就較為明確，作風比較清廉。北宋的“黨爭”是一個突出的政治現象，消極的影響不可避免，但是它并沒有造成刀光劍影、血肉橫飛的后果，卻帶來了某些積極的作用——官員們必須檢束自己的言行，以免為對立方提供進攻的口實。言官們表現活躍與否是衡量政治生態狀況的重要指標。趙匡胤交代了不許殺上書言事者，包括大臣和一般士人，后面的幾任皇帝都沒有突破這條戒律。能維持這一底線，寬松的政治環境就有希望了，不僅朝廷內部會形成敢言的政治風氣，公共輿論也會得到充分的發育。
經濟的繁榮。經過10世紀后四十年國家基礎的夯實，結束了長期動亂的社會進入了周期性的快速發展通道。隨著領主制經濟在唐末的崩潰，中小地主階級迅速成長，南方廣大地區得到進一步墾殖和開發，手工業和商業也伴隨著農業的發展跨入一個大發展的局面，一個依托于貿易物流、金融信貸、商旅飲食等服務產業的市民社會逐漸形成。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即使盛唐時期的長安人，其生活質量相較北宋開封人也有一定差距。從《東京夢華錄》中的記載可見一斑：長安人沒有夜生活，每個坊區都設有柵門，入夜就上鎖，而開封飲食消費場所的服務通宵達旦、晝夜銜接。
文化的發達。由于科舉制度的規范化，刺激了寒門士子通過文化檢測躋身上層的欲望和追求。教育得到全社會的重視和推動，知識分子數量成倍數地增長。基數大，其中產生杰出人物的概率也就大，各個文化領域都出現了一批極富創造力的大師。這點在文學和繪畫兩方面表現得最為突出。陳寅恪先生說北宋達到中國文化的巔峰時期確系不刊之論。
上述各點和民眾的生存狀態都有密切關系，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應首推政治的開明。北宋的幾位皇帝——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概而言之，都很平庸。因為平庸，所以也不殘暴。此外，還有三位垂簾聽政的皇太后，政治上都堪稱明智。帝國專制體制下，除了前秦的苻生、后趙的石虎那一類變態魔王，還有許多所謂明君英主，但其中也少有不殘暴者，暴虐的程度雖有區別，但無不依賴殺戮手段來控制臣下，維持統治。因而，他們很難充分調動文官們的積極性，也很難讓文官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高效率的文官運作體制也就無從談起。這方面，北宋的幾代帝、后的表現盡管平庸，但在仁政上，卻稱得上可圈可點。
大批的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成長，為文官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準備了足夠的人力資源。11世紀涌現的杰出的政治家，數量之多超過歷史上其他任何一個世紀。這些人才的綜合努力，使北宋文官制度成為歷史上的一個亮點，對后世起到了重要的楷模作用。在文官制度的逐步健全中，君臣之間也形成了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當然這只是對比其他時代而言。皇權專制制度反人性的本質所帶來的缺陷，終究不是文官們所能完全克服的。但從有效的文官制度和君臣之間的良性互動中，最大的受益者還是百姓。
怎樣來選定北宋文官的代表性人物呢？這個問題不會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答案。我通過十一篇文字介紹了十四位主要人物，恰當與否？靜候公議。原來還打算寫狄青和包拯二位，最終放棄了，因為我覺得他們在真實歷史中的作用和影響，并不如在古典小說和民間傳奇中那么大，寫出來或許會貶損他們的光輝形象。特別是包拯，一千年來，百姓對他的名字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和情感，怎么能讓還原的真實去干擾人們追求公正的好夢。這群人里，有幾位大文學家，我沒有太多涉及他們的文學活動，因為在這本書里，他們是作為文官制度的代表人物被審視的，反映出來的當然主要是他們的政治表現。
這十幾位人物，知名度都很高。各種媒體上都不難找到對他們或簡或繁的介紹。因此，如果只是為了提供一些常見的史料和猶如教科書一類的評價，則此書的寫作就顯得沒有必要了。我從事歷史文化散文寫作也有些時日了，一直努力堅持一條，即對人和事，沒有自己獨到的認識，不能給讀者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和啟發，就不要動筆。
我努力做到在這本書里不出現所謂“硬傷”，但就此作出絕對的保證是很不容易的。如有認真的讀者能給我指出一二，我將非常感激。

蘇軾在黃州待了五個年頭，基本脫離政治，天天流連于山水之間，過從的也多是山夫野老，這倒為他的文藝創作提供了機遇。這是他一生著述活動的巔峰時期，留下了大量為后人傳頌的詩詞歌賦。他在一個地名東坡的小山上蓋了住房，并且開始使用東坡居士的名號，從此蘇東坡三個字輝耀中國文學史的天空，光芒四射，千年不減。
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被調往汝州，還是團練副使。全家二十余口，還沒到目的地，盤纏就已經不濟了。因為曾在常州置辦了一點田產，蘇軾打了個報告，要求準許他全家在常州暫住一段時間。神宗本不想把蘇軾整得太狼狽，曾經數次想起用他，但總是被當道的大臣所阻格。這次調蘇軾去汝州也是為了過渡一下，便于今后再行異動。神宗在手札上寫下了這樣的批語：“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他想讓蘇軾主持修史的工作，宰相王璉“面有難色”。這些年蘇軾名氣越來越大，朝中敵視他的人不惟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神宗知道其中原委，但也沒有辦法，只好同意他暫居常州的請求。
去常州的路上，經過南京，蘇軾專程去看望了王安石。早年兩人雖然政見不合，但并未翻臉。后來在烏臺詩案中，王安石還上表營救過自己，現在王已經下野多年，去看望他也沒有攀附之嫌了。由于彼此都是政治上失意之人，許多觀點變得接近起來。《宋史》中特別記錄了兩人之間的一段談話，很有點意思。
（蘇軾）日：“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日：“二事皆惠卿啟之（指用兵和興獄兩件事都是呂惠卿搞起來的），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日：“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日：“安石須說。”又日：“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日：“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無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日：“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官員考核升遷的制度，任職滿三年可獲一次機會），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　蘇軾知道王安石是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人，便從這點入手挑動他介入政治的熱情，可是王也很老練，把賬算在呂惠卿身上，自己不在其位不便說話。蘇軾進一步從情感上激發他，說神宗對你可是千古少有的知遇之恩，你能推得掉嗎？王的激情終于爆發，厲聲表態自己要說話，但隨后又要求蘇軾不要把這話泄露給外人——他害怕卷入一個新的政治旋渦。接著蘇軾把話題轉向一般的道德說教，蘇軾的回答像是玩笑，然而并不是玩笑：今天搞政治的人，為了升官，殺人都會干。王安石內心應該是同意這個尖刻的結論，但他只能報之一笑。他的地位已非昔日，蘇軾的偏激所帶來的兇險他也承受不起。
蘇軾一家人剛剛來到常州，就傳來了神宗的死訊。哲宗登基，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很快，朝廷恢復了蘇軾朝議郎的官位，授職登州太守。不久又召蘇軾回朝廷任禮部郎中。命運的改變是因為他被認為是反對變法的保守黨人，當年得罪了新黨分子而遭到迫害，苦大仇深，在新的政治形勢下肯定會恩怨分明忘我工作。可是令人大跌眼鏡的是蘇軾對于一些保守黨人那種“親不親，線上分”的觀點和做法很看不慣，覺得新法也并非一無可取，而且，他和此時新黨的領袖人物章悖、蔡確都有相當好的個人關系。這使一干保守黨人逐漸將他視為異類。
元祜元年（1086年），蘇軾剛調回中央不久，就是在蔡確的舉薦下提拔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當時蘇軾還有顧慮，覺得處境的變化跨度太大、太突然，便向蔡確請辭。可蔡確說：“你在外面倒霉了這么多年，什么官你不能當？朝里才干氣魄誰能比得了你？”不僅不同意他辭職，還讓他侍講于延和殿，給年幼的哲宗當老師。蔡確的宰相位子隨著舊黨的翻身很快就丟了，被放到安州做知州。他心懷怨懟寫詩譏諷太皇太后被人揭發，結果將被貶謫到嶺南。這時蘇軾給太皇太后上了一道密折，其中大意是：“如果朝廷不追究蔡確，則有損皇帝的孝道；如果朝廷重懲蔡確，則有累于太皇太后的仁政。最好的辦法是皇帝下詔查處，然后太皇太后下詔赦免，這樣就仁孝兩全了。”雖然這道折子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但說明蘇軾在關鍵時候是有意要幫蔡確一把的。
章悖、司馬光都是蘇軾的朋友，但因為分別是新舊兩黨的領袖人物，彼此自然勢同水火。章悖為人跋扈。司馬光剛剛回到中央時每每受他的欺侮，很苦惱。蘇軾勸章悖不要這樣，他說：“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于蜀先主（劉備），法正日：‘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章悖覺得他說得有理，不再拿司馬光開涮了。而隨后司馬光當上了宰相，新法全廢，新黨人物也逐個從要害位子上被撤換下來，蘇軾對這些也都有看法。他還特別和司馬光提到過廢止免役法改行差役法的問題，分析利害，希望司馬光修訂政策。司馬光不以為然。不過由于幾個月后司馬光就死了，兩人之間的分歧沒有發展成為正面的對抗。
對于蘇軾的這種旗幟不鮮明的政治態度，各方面都抱有不解或者不滿。首先是掌握最高權力的太皇太后高氏，她不理解蘇軾在新黨掌權時代吃了那么多苦何以竟能不計前嫌，和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劃不清界限，又不積極支持舊黨的工作，難道他認為自己當年的遭遇完全是出于神宗的意愿？于是她帶著皇帝召蘇軾單獨談了一次話，《續資治通鑒·卷第八十》提到了此事，文字簡練而且生動：
太皇太后急問曰：“卿前年是何官？”（軾）日：“臣前年為汝州團練副使。”“今為何官？”日：“臣今待罪翰林學士。”“何以遽至此？”軾日：“遭遇太皇太后、皇帝（哲宗）陛下。”（后）日：“非也。”軾日：“豈大臣論薦乎？”日：“亦非也。”軾日：“臣雖無狀，不敢自它涂以進。”太皇太后日：“此乃先帝（神宗）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日：‘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泣，帝（哲宗）亦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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