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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錚，選自：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12月26日，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先生病逝，年僅57歲。中國古人將杰出的史官和史書稱為良史。高華和他的專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堪稱當代中國不多見的良史。

《漢書》贊司馬遷“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后人皆服。治史的人，有辨偽存真，信而有征的才學，又有秉筆直書，敢講真話的品格，才稱得上良史。

高華先生有良史之才。《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問世前，中國關于這段歷史的記載近乎一盤散沙。一方面，延安整風作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運動，在官方文獻、政治宣傳和個人回憶中被屢屢提及；另一方面，官修歷史對這一時期的說法往往圍繞千篇一律的政治結論，缺少對歷史細節和時代背景的還原。檔案定期解密制度的缺失，更讓延安整風的面貌撲朔迷離。

憑借中、蘇近現代史“活字典”的扎實功底和成長在文化大革命特殊年代養成的敏銳嗅覺，高華花費十多年時間，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考據、辨偽、挖掘，求證歷史的真相。這如同在幾千塊碎片中找出一千塊有用碎片，再拼成一幅事先不知全貌的復雜拼圖。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是這樣一冊延安整風的拼圖連環畫。高華堅持用證據說話。閱讀高著上千條的注釋和參考文獻，印象最深的就是史家據事言理，不空發議論的實證精神。高華并沒有單獨接觸隱密檔案的機緣，書中引用史料均已公開出版，其中絕大多數來自大陸權威的出版機構。這更顯出史家研究的功力和心血。

特別可貴的是高華先生的良史之心。史家對真相的追求有時并不符合政治的需要。是秉筆直書還是為尊者諱？這是對治史者良心的拷問。

研究延安整風，毛澤東是一個繞不開的歷史人物。司馬遷身為漢朝史官，直書漢高祖劉邦貪財好色，記載他逃跑時推兒女下車，敢用“且喜且憐之”來描摹劉邦得知呂后殺韓信后的反應。這種“不隱惡”的良史風骨在高華的書中看得到。

延安整風和“紅太陽升起”是改變中國二十世紀歷史進程的大事。1949年后，中國的政治運作方式和歷次重大政治運動，無不投射下延安整風的影子。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首先是要有求真求實的史家和史書。

高華比常人更懂得中共黨史不同于一般的歷史。為學術研究得出的結論在政治上未必正確，而政治隨時可能葬送一個體制內學者的前程。以高華的才華，不必說什么違心話，只要換個不太敏感的研究課題，不難躋身于電視明星學者、暢銷書作者之列，告別清貧，名利雙收。

就個人而言，高華選擇了一條荊棘叢生的路，就國家和民族而言，他的選擇無疑是一種担當。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如果止步于為“偉大、光榮、正確”作注腳，與“秦人不暇自哀”何異？

以史為鑒，是中國的古訓，更是人類文明的體現。中國人對過去一百年歷史的正視和反思，尤其不能例外。高華先生為縮小這段歷史中的盲區鞠躬盡瘁，他是當代中國的良史。

讀高華的書，是對他最好的紀念。任何個人都有局限，司馬遷亦非無瑕。后人如能指正高著史料或邏輯上的錯誤，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更進一步，恰是對良史傳統最好的繼承，這也是高華著書的初衷。

高華一生洞察權謀，卻不醉心權謀。如果說他字里行間流露了什么個人傾向，那就是對天下蒼生的悲憫。“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 我與高華先生雖不相識，在我眼里，他的死比泰山還重。

吳錚 2012-03-08 02: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