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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上海證券報 作者系深圳市證監局局長

我們希望業內同仁，特別是監管當局和政策制訂者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透過現象洞察本質，拒絕復雜市場結構、抵制時髦而我們卻不明就里、不知深淺、不曉利害的衍生品的誘惑，讓金融回歸本原，遠離金融風險，為實體經濟服務。

長期以來，我們對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不夠關注。可政策的作用力無論我們關心與否都在發生，或正向或反向地作用于我們的國家戰略。“中國制造2025”這一戰略規劃事關中國制造業升級，事關國力、國運、國家安全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局。我們的政策何去何從?能否支持、保障“中國制造2025”戰略實現已十分關鍵，成敗與否將系于政策一身。因此，我們必須時刻保持政策清醒，時時關心其作用力方向，排除各種干擾，把政策導入服務中國制造之軌道。

經濟的金融化正在使金融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在反作用于中國經濟，我們應該高度警惕這一趨向，深刻反省問題何在。毫無疑義，我們的國家戰略是基于對經濟現狀的客觀判斷和對未來發展方向的清醒認識而作出的，是非常正確的。問題是我們有些政策特別是金融政策卻與國家戰略不搭界。出現政策漂移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哲學的自主與自覺;二是缺乏堅定的戰略貫徹意志和清晰的貫徹路徑把握，制訂政策時沒有注重對其作用力方向的評估，執行政策時對其作用力方向不敏銳，調整糾正不堅決。

國家戰略系國家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根本利益之所在，關系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方向和國家安全，亦是關系全體人民福祉安危的國之根本。然而，國家戰略的實現必須依靠方向正確、合理有效的政策來貫徹落實，要靠正確的政策來組織、動員、調動、引導全社會資源服務國家戰略，確保國家戰略目標順利實現。因此，國家戰略能否順利實現，政策的選擇是否正確就成了關鍵!政策選擇正確，可以引導我們實現國家戰略;政策選擇錯誤，政策的作用力方向輕則就會發生漂移而偏離國家戰略，重則還會與國家戰略相左。

當今我國在經濟領域的國家戰略已成共識，即發展實體經濟、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產業升級增效。毫無疑問，發展實體經濟等不僅已成共識，而且也成為制訂各種經濟、金融政策的“出發點”。但是，遺憾的是在政策層面鮮有對政策的作用力方向和傳導路徑、環節、過程進行評估反思;在市場層面往往出現高舉為實體經濟服務大旗，我行我素，自我服務的情形。眼見得政策與實踐和國家戰略漸行漸遠，不僅國家戰略難以落實，而且還會出現與國家戰略相悖，危害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狀況。因此，我們必須清醒、理性地關注政策特別是金融政策與國家戰略的關系，冷靜評估政策的作用力方向，及時調整政策方向，堅決使其為實現國家戰略服務。

另軌循環的金融市場

眾所周知，當前我國資金規模畸高，銀行存款高達120萬億元，相當于GDP總量的兩倍。這種狀況不僅屬于全世界的最高水平，而且貨幣資產和實體經濟總量的差距倍數還在繼續擴大，已經到了影響人民幣市場信心和金融市場穩定的境地。盡管如此，從事實體經濟的企業還面臨融資難、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的奇怪現象。究其何故?雖然這里有金融市場存在機制扭曲、功能缺陷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對金融的認識和定位的問題。如今，我們已經把金融抬高到一個本不該有的高度。

一、金融在“創新”風險

金融是什么?金融是服務業，是為實體經濟的借貸雙方和買賣雙方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務，為客戶提供理財服務的代理人，其職責是為實體經濟配置資源提供服務的，在整個經濟循環系統之中是處于從屬地位的，是實體經濟的仆人。離開實體經濟之后，它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脫離了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軌道，它就會失速、翻車!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就是脫離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軌道的惡果。

對歐美充滿興趣的國人特別是業內同仁對于這場危機技術層面的起因、過程和結果應該說是耳熟能詳，但是這場他山的金融風暴過后我國金融市場的走向卻讓人瞠目結舌。

在高高舉起的但沒有插在中國大地之上的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旗幟之下，2008年之后我國金融市場發展迅猛，一方面快速擴張，規模劇增;另一方面對美國金融危機教訓視而不見的金融“創新”紛紛亮相登場。一是直接導致美國金融海嘯的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加速發展，2014年底已達到3300億元，在政策的推動下今年將突破5000億元。二是種類繁雜、五花八門的高息理財產品空前繁榮。三是融資融券(主要是融資)業務開展得如火如荼，證券商賺得盆盈缽滿。四是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受到鼓勵，股指期貨、股票期權交易不斷推出。五是業內衍生品交易熱情不斷高漲，風險偏好不斷提高。例如，在發展衍生品市場的風險評估這一問題上，原來業內很多人認為美國之所以爆發風險，主要原因就是場外交易，場內交易風險相對較小，我國應該搞場內衍生品交易。現如今，隨著“衍生品熱”的發展，場外衍生品交易也將不再被視為禁忌，期貨界正在熱議通過子公司規避監管開展場外期權交易，也有個別證券公司在嘗試場外衍生品交易。事實將證明，打開的潘多拉盒子是捂不住的，有場內就一定會有場外，在逐利惡魔沖擊下，不要指望理性，不要指望量的控制和度的把握。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以上種種金融“創新”的理由從表面來看都十分充分。一是深化金融體系改革，完善市場體系建設。一些人認為中國的金融市場太簡單，太原始，還是一個缺乏杠桿的現貨市場，因此應該向西方看齊，使其復雜化。二是完善風險管理工具，對沖投資風險，減少市場波動。

事實上這些理由都是無法成立的。如前所述，金融是經濟體系中的服務中介，是為實體經濟配置資源的代理人，最重要的是為經濟活動提供簡單便捷、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務，而不是舍簡求繁，把金融市場復雜化。復雜并不是金融市場發達程度的標志，簡捷倒應是金融市場的哲學。美國華爾街的實踐表明，金融復雜化的贏家是自我服務的金融業，輸家是實體經濟。當然，這種畸形發展的金融不會有最后的贏家，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人們一般都認為金融衍生品是風險管理的工具，其實并非如此。一是市場實踐中從來都鮮見誰使用衍生品工具對沖了風險而躲過災難，倒是不斷有西方金融百年老店要么因衍生品交易被斷送要么被重創的噩耗傳來。二是自上世紀80年代衍生工具不斷涌現、不斷復雜化以來，盡管隨著科技和服務等非周期性行業在經濟結構中權重的增加以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改善，使得來自實體經濟的風險越來越小，但金融危機卻屢屢爆發，而且頻率和烈度越來越高。究其原因，這些危機爆發無一例外都可以在衍生品交易和金融市場本身日益復雜的結構中找到根源。我們今天十分熱衷的金融“創新”，正如一位長期在華爾街從事金融衍生品開發和交易模型設計的理查德·布克斯塔伯所說：“風險的源頭正是我們通常認為的創新。”

事實上，金融衍生工具從來都不是用來避險的，而是用來制造市場波動投機套利的。市場人士最愛價格波動，沒有波動就沒有金融的高額利潤，衍生品正是他們在波動中謀求高額利潤的對賭工具而不是對沖風險的工具。因此，我們希望業內同仁，特別是監管當局和政策制訂者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透過現象洞察本質，拒絕復雜市場結構、抵制時髦而我們卻不明就里、不知深淺、不曉利害的衍生品的誘惑，讓金融回歸本原，遠離金融風險，為實體經濟服務。

近年來，我已在多篇文章中反復詳細論述了所謂金融“創新”和資本賬戶開放對金融安全、經濟安全，特別是國家安全造成的巨大危害。因此，我不打算在這里再詳細討論這個問題。我想換個角度，試圖分析一下我們當下轟轟烈烈的金融無序發展與創新和實體經濟有關嗎?對實體經濟的資源配置有益還是有害?

二、金融在妨害實體經濟

金融是近代以來經濟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中介，也是實體經濟須臾不可離開的供血系統。但是真理和謬誤就一步之差，越雷池一步，天使就會變成惡魔。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需要適度的規模，要講究規模經濟;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要選擇適當的業務方式，要堅守代理人職責，堅持為客戶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務，堅持賣方業務價值觀。否則，夸張的規模、炫目的衍生品、貪婪的自營和杠桿交易就一定導致金融異化，背叛其服務實體經濟的本原，成為經濟系統中的吸血烏賊。

步美國之后塵，我國金融業的夸張發展已經本末倒置、喧賓奪主，對實體經濟造成了嚴重危害。以2014年為例，金融機構貢獻的所得稅竟然和制造業所得稅相當。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表明了我國經濟結構已經出現嚴重扭曲，金融投資收益與實業投資收益倒掛，顛覆了實業凈資產收益率兩、三倍于金融投資收益率的基本規律，這是需要我們高度警惕、亟待糾正的嚴重問題。

毫無疑義，實體經濟是國之根本，對于大國來說更是如此。因此，首先應該將資源優化配置給實體經濟，保證其占有的資源與其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相匹配。金融作為服務實體經濟的配角，其利益來源包括金融投資收益都主要來之于實體經濟收益。這種來源關系就決定了金融不能在經濟體系中占有過多資源和享有高于實體經濟的不當收益。

遺憾的是，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因為過高的息差收入、花樣百出的業務模式和自營套利等原因占有了大量的金融資源并使其業績和利潤不斷增高。金融的自我膨脹嚴重地擠占了實體企業的發展空間和盈利可能。

一方面，經濟的金融化吞噬擠占了實體經濟急需的資金資源，妨害了實體產業發展。2012年1月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吸取美國金融危機教訓，提出了堅持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堅決抑制社會資本脫實向虛、以錢炒錢，防止虛擬經濟過度自我循環和膨脹，防止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毫無疑問，這是非常正確的價值導向。但遺憾的是，沒有與之對接的實施政策，導致三年過后金融在自我服務的路上越走越遠，另軌自我循環，吸占巨額資金，空轉牟取暴利。中國企業聯合會發布的2014中國企業500強報告顯示，17家銀行企業的凈利潤總額為1.23萬億元，占500強企業凈利潤的51%。與此同時，500強中的260家制造企業的凈利潤總額占比卻僅為19.5%，遠遠低于銀行業。以凈資產收益率來看，制造業企業的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僅為8.8%，銀行的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卻高達18.6%。這些數據已經說明制造業的空心化尤為嚴重。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雖然經濟增速逐步下降，但是利息水平卻不斷提高，很多行業的資金成本竟高過了凈資產收益率。正是金融資本對實業資本的剝奪，加大了生產企業的財務成本。這些數據也顯示，金融機構的高利潤是在其所服務的實體經濟整體近乎微利的情況下實現的，這難道不能說明畸形發展的中國金融業在侵蝕實體經濟的利潤，妨害實體經濟的發展甚至生存。

另一方面，金融業的超高利潤示范效應，閹割了實體產業的創業沖動。如前所述，實體經濟因研發投資的不確定性風險、投資回報周期長、資產流動性差等原因，且屬于整個經濟產業系統的本源動力，理應獲得更高的投資收益。唯此，經濟活動才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遺憾的是，我國正常的產業收益分布格局已被打破，金融投資收益和實體投資收益嚴重倒掛，金融投資收益超高。超高的金融利潤不僅侵害了現今實體經濟的利益，危害最大的則是超高利潤示范必將侵蝕國人實體產業投資欲望，動搖我國制造業發展乃至整體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使我國經濟增長難以為繼。

近十多年來我國不正常、非理性的房地產業高回報已經嚴重地影響了我國實體產業的投資動力(擠占浪費了資源，誤導了投資者，推高了生產、生活成本，影響了消費需求)，破壞了原本應該更合理、健康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給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害。房地產已經給我們造成了貽害，我們不能讓金融再舊劇重演了。如果我們放任經濟金融化，放任金融無序發展，放任金融高利潤，人們哪有心思投資風險大、周期長的實體產業，必然急功近利，趨之若鶩般撲向金融投資，以錢炒錢。目前這一現象已經十分嚴重，如不及時糾正，中國經濟的前景堪憂。

三、實體經濟與衍生品無關且此消彼長

目前，幾乎所有的金融“創新”都冠之于“為實體經濟服務”，但其實大多數與實體經濟毫無關系。金融衍生品的出現，主要是為了滿足對沖基金、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和市場上職業炒家的投機套利交易需求，非金融機構參與者不多。衍生品交易的獲益者主要是這些參與者、交易所等交易組織者和中介機構。除少數外貿企業試圖通過外匯衍生品交易對沖外匯風險之外(全球外匯市場每天超過5萬億美元的交易量中的98%和實體經濟中的外匯需求即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是沒有關系的。我們沒有理由相信2%的實際需求需要98%的投機交易來幫助發現價格)，衍生品交易與實體經濟幾乎無關。

金融衍生品不僅和實體經濟無關，還會如前文所述制造金融風險，禍害實體經濟。此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也是金融另軌空轉循環的重要方式。衍生品發行和交易不同于金融現貨市場證券的發行和交易，不給實體經濟提供融資幫助，是獨立于融資服務之外的另一系統，純屬經濟體外另軌循環。并且和實體經濟，和為實體經濟提供服務的融資市場成負相關，此消彼長。衍生品交易越活躍吸引資金越多，實體經濟失血會越多。

經濟的金融化正在使金融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在反作用于中國經濟，我們應該高度警惕這一趨向，深刻反省問題何在。毫無疑義，我們的國家戰略是基于對經濟現狀的客觀判斷和對未來發展方向的清醒認識而作出的，是非常正確的。問題是我們有些政策特別是金融政策卻與國家戰略不搭界，個別政策甚至與國家戰略相悖。出現政策漂移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哲學的自主與自覺;二是缺乏堅定的戰略貫徹意志和清晰的貫徹路徑把握，制訂政策時沒有注重對其作用力方向的評估，執行政策時對其作用力方向不敏銳，調整糾正不堅決。

哲學的自覺與政策選擇

中國金融的浪漫、無序發展，其動力源自于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沖動和“人有我有”趕時髦的心態，但卻選錯了樣板，依葫蘆畫瓢地照搬美國的金融制度與衍生產品，罔顧中國的戰略需求，忽略了發展資金融通渠道、提高資金融通效率、降低資金融融通成本等最基本的金融正題。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盲目現象?主要原因是我們缺乏哲學的自覺與定力，不知不覺地被新自由主義所誤導。

一個優秀的民族，特別是我們中華民族這樣具有悠久文化傳統和哲學思辨傳統的偉大民族，應該具有深刻的內在的哲學反思批判精神。沒有對社會現實的超越性、前瞻性批判，沒有深刻的檢討自省精神，沒有理想之光、理性之燈引領我們，很難想象我們的發展道路、發展方式能夠不偏離正確的軌道。

一個社會的精英，要希望能對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發揮正能量，最重要也是最簡單實用的思想方法一是方向感，二是把握“度”。我們應該時刻反省自問，說正確的話，做正確的事，進行正確的價值判斷，選擇正確的政策方向。

一、新自由主義不應該是我們的價值觀

很久以來，新自由主義在我國影響廣泛，相當一部分知識界人士和政府官員奉新自由主義為圭臬。但我認為新自由主義不適合我們的國情，不符合我們的價值觀，與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相悖。我們應該保持清醒，在制訂政策時自覺與之劃清界限，以免被誤導貽害。

新自由主義大力宣揚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除鼓吹私有制并破壞我國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蛻變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外，在經濟和金融領域里主張自由放任發展，推崇“萬能”的市場機制作用，強調國家對經濟運行和經濟活動的調控與干預越少越好，要求一切順從自由市場的利潤最大化原則。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金融業在上世紀80年代之后逐漸地改變其業務模式，從“產業服務模式”轉變為“金融交易模式”。金融已經背離了早期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產業資本的結合與服務模式，從服務代理人搖身一變成為自我服務的委托人，仆人異化為主人，而且仆人的規模遠遠大于主人，本末倒置。這種變化被美國前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后被奧巴馬任命的美國總統經濟復蘇顧問委員會主席、美國《沃爾克規則》的主要制訂者保羅·沃爾克稱之為過去40年來金融業最大的變化，也是最不幸的變化。而這種最不幸的變化正是在新自由主義的鼓勵與縱容之下實現的。

按照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和道德觀。華爾街可以按照所謂的市場需求即自己的利益需求做任何事情，開展任何業務。哪怕它會損害公眾的利益，損害市場秩序，破壞為實體經濟配置資源的市場功能，都是合理的，都不能干預，必須任其發展。在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引領之下，華爾街為了一己私利，為所欲為，創造出了無數千奇百怪的金融業務模式和衍生品工具，在全球范圍內巧取豪奪，短短幾十年里就積累起無數財富，建立起一個龐大無比的金融帝國。但另一方面，它把金融市場引向異化的歧途，導致了更大的貧富懸殊，抽空了實體經濟，制造一次次金融危機并殃及全世界。這就是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自由，他們有為了自己的自由剝奪別人自由的自由，他們有利用衍生工具欺騙詐取別人利益的自由，他們有為了私利破壞經濟秩序制造災難的自由。當然，他們也有為了瘋狂逐利而自我毀滅的自由，但不幸的是整個世界卻得為他們繳陪葬稅。

毫無疑問，這種損人不利己的自由觀不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觀，這種巧取豪奪的市場不是我們憧憬的市場。在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觀中，我們尊重每個人的自由，尊重每一個市場參與主體的自由，尊重人們追逐利潤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的前提是不能妨害別人的自由，不能侵害別人的利益，不能弱肉強食，不能把為實體經濟配置資源的市場變成為少數人剝奪多數人，為其聚斂財富服務的市場。

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自由，人是有社會性的，人的社會性就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是有依存關系的。依存就是互相尊重，尊重就是要嚴守彼此利益邊界，就要處理好個人和公眾、局部和整體、當今和長遠的利益關系。有了利益關系就得受約束，有約束人們才能相安無事，相向和睦，相得益彰。這樣人們才能享受精神、經濟和社會活動的自由。因此，每一個市場的參與者都必須接受法律法規約束，接受市場秩序約束，接受公平、正義的市場道德約束。

我們中國的金融市場與新自由主義的西方金融市場的最大不同還是價值觀的不同。他們放任私欲泛濫，承認存在合理，哪怕這種存在加劇貧困與社會不公，扭曲資源配置，制造經濟危機。我們的市場承認和保護個人利益，但反對個人利益至上;鼓勵和保護市場自由，但反對自由泛濫。我們的價值取向是所有的市場參與者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我們的政策選擇著眼點是廣大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市場秩序、為實體經濟配置資源的效率。我們堅決反對打著提高流動效率、對沖管理風險幌子的金融自我服務。

這就是我們與新自由主義價值觀下的美國金融市場的根本不同。希望我們的政策層面和市場同仁保持清醒，新自由主義是人家的旗幟，美國的金融市場不是我們的榜樣，“人有我有”的想法不可取。想提升中國金融市場水平，完善市場結構，優化市場服務，要向其他方向發力，向服務實體經濟發力。而不要朝著錯誤的方向跟著美國搞金融“創新”，把資本市場復雜化。說到底，我們這些年盲目跟風，自覺或不自覺地以美國為樣板“完善”我們的市場，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哲學方面不夠清醒與自覺，混淆了我們與異化后的美國金融市場的本質不同、服務對象不同這些最基本的問題。今天，我們應該停步思考，把望并確定方向后再繼續前行。

二、新自由主義對中國股市的誤導

回想多年來我們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引進效仿了一些我們自己并沒有想明白的東西。以融資融券為例，名義上融資融券業務可以增強市場流動性，促使市場雙邊交易，穩定市場。但市場實踐卻完全不同，結果往往加劇市場波動，“助漲助跌”。盡管如此，它在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下是合理的，是有需求的，因為它有助于投機炒作、買空賣空，可以給投機者帶來豐厚的利潤。但我們為什么要搞融資融券?雖然一級市場的融資能力需要二級市場良好的流動性支持，而交易活躍的二級市場不僅需要投資者也需要投機者的參與，融資融券的基本理由正是投機。但問題是我們的資本市場是為實體經濟配置資源的場所，市場客觀需要投機但不能過度，更不應該使用杠桿刺激投機把市場變為賭場。大家知道，我國的股市從來都不缺投機者，但投機者是否入市和投資者一樣是要看大市氛圍的，市場冷清時你鼓勵也沒用，可當市場熱鬧時恐怕問題又變成了如何抑制投機，而不是刺激投機了。融資融券是否適合中國股市，這輪瘋狂上漲的股市已說明了問題。

我國融資結構中間接融資大大高于直接融資在宏觀上影響金融安全，在微觀上增加了企業財務成本，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客觀上就需要一個長期牛市來支持股權融資，使融資結構逐漸趨于健康。2007年10月之后，經過了將近7年的漫漫熊市，終于迎來了我們期盼已久的新一輪牛市。這輪牛市對于中國經濟，特別是對于近年來被信貸資本剝奪，飽受融資難、融資貴之苦的實體經濟更是久旱逢甘霖，彌足珍貴。我們太需要牛市支持下的一級市場為實體經濟提供大量的股權資金了。但是，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們不能重蹈中國股市熊長牛短的覆轍，讓瘋牛迅速透支了我們的牛市紅利。我們需要小心呵護一個流動性充裕、交投暢順、節奏平穩的慢牛來給實體經濟不斷哺乳，支持我們完成調結構、保增長這一頭等要務。

遺憾的是，我們又遇到了一頭瘋牛，而且是空前的瘋，在短短的幾個月股指從2000多點迅速上漲到4000多點。老百姓蜂擁開戶，客戶保證金余額倍增，我們的融資融券也開始扮演起一個重要角色，余額從2013年初的1000億元左右迅猛增加到2015年5月的2萬億元(幾乎全是融資)，滬深兩市單日交易最高金額已經超過2萬億元，中國股市單日成交金額已經是美國單日最高成交紀錄的3.3倍多。我們不難看出，這一輪牛市的瘋狂上漲與融資融券業務給股市提供杠桿不無關系。融資融券給原本就急功近利的中國股市文化又提供了激素。

理性告訴我們，瘋牛不是我們要的牛市。首先，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瘋牛往往難以為繼，瘋狂過后必然是漫漫長夜。其次，過熱的股市對實體經濟也是弊大于利。雖然可借牛市東風促進股票發行，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但是什么事物都不能過度，過了度就會走向反面，利就會變成弊，積極就會變成消極。過熱的股市會吸引沉淀大量的資金，同樣分流實體經濟所需資金，特別是會影響社會資金投資實體產業意愿，腐蝕實業投資精神。有一位資深的公募基金負責人憂慮地說：真不知道如此火爆的股市能給實體經濟帶來什么好處，誰還有心思耐得住寂寞做實業?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局面恐怕很難出現。

我們還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融資融券是一把雙刃劍，不僅刺激股市狂漲制造瘋牛，當股市反轉下行時，融資融券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相當恐怖。一是融入資金的投資者可能被平倉而血本無歸;二是融出資金的證券商如出現恐慌性集體平倉行動，那將勢必出現集體無路可逃，坐以待斃的可怕景象;三是融資者可能會反方向融券，融券賣空將加速股市下跌;四是若有人在股指期貨跨市做空，那將更是雪上加霜。另外，需要我們特別警惕的是融資杠桿炒股，一旦市場反轉，如前所說融資者就可能傾家蕩產，以往相對平靜的熊市可能不會再現，引發社會動蕩的風險不容忽視。

因此，無論從價值觀還是從市場實踐來分析，引入融資融券業務都是一場誤會。

相對于金融期貨、期權等衍生品來說，融資融券業務還算簡單。而與我們價值觀沖突的金融衍生工具一旦泛濫(不會如某些人意愿可控，市場一旦誤入錯誤的方向，不要指望節制和度的把握，也不要指望監管，貪婪會沖垮所有的堤壩)，那將會造成顛覆性的災難。

學習、引進，但請不要忘記我們的哲學。

政策制訂的思路與方法

國家戰略是國之核心利益、根本利益。國家戰略確定之后，政策就成為戰略成敗的關鍵。戰略固然重要，但實現戰略目標必須借助的政策也尤為重要，只有正確的政策才能組織、調動、規范、引導全社會資源與力量實現國家戰略。如果政策錯誤，不但無法實現國家戰略，還可能給國家帶來災難。因此，我們必須本著向國家負責、向全體人民負責、向國家戰略負責的精神，冷靜、清醒、科學、縝密地重視政策制訂工作。

制訂政策，首先應該保持清醒的哲學自覺，明確價值取向，理順政策目標思路，抵制新自由主義思潮誘惑，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謹防利益集團游說蠱惑，堅持政策服務國家與人民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的基本原則。

其次，制訂政策前最重要的問題是要考慮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是什么?我們需要解決什么問題?目的何在?不要聽信任何理由干擾主題，所有的改革出發點必須緊緊圍繞國家戰略主題。因此，應該從宏觀、全局高度思考政策選項與國家戰略的關聯關系。認真梳理、篩選備選政策，去偽存真，堅決摒除偽選項、無關選項。按照不同產業、行業和國家戰略的關聯程度、輕重緩急排序制訂政策。

第三，從資源的類型、行業、產業特點出發考慮資源配置方式，確定政府監管與市場決定邊界。政府和市場是兩種互相依存的基本資源配置方式，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方面各自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既要反對政府大包大攬，官僚干預微觀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又要反對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市場萬能”。

政府承担著宏觀調控、基礎研究、基礎建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國家安全和各類經濟活動監管等重要職責。并應該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遵守法律法規，嚴守責任邊界，接受監督，公開透明，不得任性。

政府不得任性，市場同樣也不能任性。我們講市場決定，但反對放任市場。市場主體作為經濟動物，在經濟活動中敏銳、靈活，對調節供求，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市場主體卻天生具有逐利沖動，這種逐利沖動雖天經地義，卻缺乏理性，缺乏方向自覺，利潤就是一切，雖飲鴆止渴，也無怨無悔。因此，要發揮市場決定的重要作用，必須對市場適當約束，加強引導，發揮其正能量。

當我們制訂政策之時，一定要把握好政府和市場在其中的作用，該政府管的一定要有作為，該市場發揮作用的，一定要放手交給市場。像金融市場，因為存在著金融中介自我謀利與公眾利益相悖的利益沖突，資訊科技與衍生品的發展使得自由市場更容易被操控，系統性風險更容易發生等特點而不同于普通產業，不適合無節制的自由競爭，必須適度管制。因此要堅決遏制經濟金融化，限制金融自由化，反對各種所謂的金融“創新”，制止金融放任發展，按照國家戰略把金融導入服務實體經濟的軌道，讓政策和國家戰略完全統一，防止國家戰略說一套，具體政策做一套的扭曲現象。

第四，制訂政策者要有清醒明確的方向感，應該有透過現象洞察本質的穿透力，有任爾風云變幻我自巋然不動的定力。不能盲目、隨意、無序、想當然，要科學化、精細化、導向明確化。

一是要進行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抓住主要矛盾，明確價值判斷條件，梳理關聯因素，“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探尋問題關鍵;注重價值選擇，領悟選擇真諦，去末歸本，重在放棄。不能什么都想要，只有學會了放棄，才能免受干擾，堅守住我們最寶貴的東西。

二是要注重調查研究，要深入調查研究，摸清現狀，了解需求，洞察趨勢，掌握規律，才能在政策動機和市場實踐之間搭起一座現實的橋梁。我們的政策才不會無的放矢，南轅北轍，我們的政策才會更接近戰略目標。調查研究不能僅在機關大院和學術圈內轉悠，調查研究一定要深入基層，深入市場，深入實體經濟主體，深入實體經濟過程，深入產業的上下游、左右鄰。但是調查研究一定要謹防利益集團干擾，警惕利益沖突，防范“信息關聯交易”誤導政策。調查研究還應主動征求長期堅持監管一線，經驗豐富的專業干部的意見，他們有市場感覺甚至方向感，其意見接地氣、有價值，應該重視。

三是要對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了然于胸。政策的最大敗筆就是其作用力違背了制訂者初衷，事與愿違，南轅北轍。如果出現這種狀況，輕則政策效果不能實現，重則會干擾國家戰略，反作用于國家戰略。因此，我們在制訂政策之時一定要高度關注政策作用力方向問題，重視對政策作用力方向的評估和預見，要保證政策動機與作用力方向的統一。一方面政策的目標、利益方向要和國家戰略一致、明確。另一方面，要研究政策作用力的傳導機制。我們應該認真仔細地對政策作用力方向進行實證研究，要對每一項政策作用力的傳導方向、傳導方式、傳導路徑、傳導環節和傳導過程進行兵棋推演，一層層、一步步展開分析論證。研究分析政策作用力傳導，是我們制訂政策的必修課，基本功，必須務實、扎實，不能敷衍了事，似是而非。一定要卯榫相銜，確鑿無誤，心中有底。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我們的政策不偏離國家戰略，不與國家戰略相悖，更好地為國家戰略服務。

中國制造是政策的歸宿方向

近日，國務院印發了《中國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進實施制造強國戰略。這是我國實施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戰略的第一個十年行動綱領，十分重要。

然而，作為行動綱領的《中國制造2025》的落實，需要一系列相關政策來動員、組織、調動、引導全社會資源投入這一偉大工程之中。一方面我們應該動員金融等服務業資源服務中國制造;另一方面我們還應該澄清一些干擾建立制造業強國戰略的錯誤觀念。

一、制造業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原動力

實體經濟是國之根本，但根本之根本是什么?即在實體經濟中制造業和服務業孰輕孰重的認識還相當模糊。如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國家主流觀點認為“去工業化”是一種合理的變化一樣，我們國家有些人看到西方國家包括一些經濟落后于我們的發展中國家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遠高于我們，就提出了建立服務業大國的錯誤觀點。對此，我們應該保持清醒的認識，不能盲目跟風。

首先，服務業比重的增加是由于消費需求結構變化，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和技術進步的提高導致勞動力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以及比較成本引致的國際分工等原因形成的，它是因經濟進步、社會生活變化而出現的一種自然而然的變化，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不能揠苗助長。

其次，服務業比重的增加有可能降低勞動生產率，影響經濟增長水平。雖然服務業的占比隨著經濟的發展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但是，我們不能把它簡單化為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目標。我們應該深入分析服務業內部結構的內在邏輯，揚利抑弊，找到我們政策的著眼點。服務業分為傳統的生活性服務業和現代的生產性服務業。生活性服務業主要是和居民生活相關的餐飲業、住宿業、家政服務業、維修服務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郵政快遞等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是與制造業直接相關的配套服務業，它的主要功能是為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提供服務產品，包括物流、研發、信息、營銷、中介、售后服務、金融保險及貿易相關服務等。有人注意到，勞動力從制造業向服務業的轉移過程中出現了勞動生產率下降的現象，而且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生活性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較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低而形成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庫茲涅茨指出，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是資源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轉移，從而經濟整體的資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庫茲涅茨所指出的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資源配置優化的趨向，是我們調整產業結構時應該自覺追求的最佳目標。如果我們把這種產業結構調整導致優化的遞進稱作“庫茲涅茨化”，那么，服務業結構非優化的發展，就可能出現社科院蔡昉所說的產業結構調整過程的“逆庫茲涅茨化”。這是我們應該避免的，防止出現因產業結構調整資源從生產率高的部門向生產率更低的部門轉移的“逆庫茲涅茨化”，拖低我國的經濟增長水平。

第三，美國等西方國家近三十年來在“去工業化”錯誤理論的影響下，盲目發展服務業，制造業GDP占比不斷降低，導致產業失衡，不僅嚴重影響了整體經濟體系正常循環，而且也使得失去了高技術制造業支持的高技術服務業難以為繼。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陷入結構性困境的美國開始反省“去工業化”的錯誤，重振制造業已經成為白宮和國會的共識。因此，在處理制造業和服務業關系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要再犯連美國的錯誤也要學習的老毛病，重蹈他人覆轍。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們不僅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反對經濟金融化和金融復雜化，堅決糾正金融自我服務、空轉循環、搶奪實體經濟資源的扭曲現象。同時，我們也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均衡發展的關系，防止產業結構調整中產業結構過度軟化、產業空心化和生產率低效化。

我們應該明白，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的地理、人文、政治和安全環境都要求我們必須建立一個相對完善、自成體系、健康均衡的經濟系統，而這個系統的基礎動力和根本就是制造業。制造業的重要地位無論在蒸汽機時代、電氣化時代還是今天的互聯網時代都是不可動搖的。中國和世界的歷史，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之后的世界現狀都告訴我們，一國的制造業規模和水平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也幾乎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國運。這場危機之后，在西方世界一枝獨秀的德國就主要得益于德國制造。不僅制造業決定了國力、國運和國家安全，在一個經濟系統中制造業也處于一個最基本和關鍵的位置。制造業是一切經濟活動的源泉，與其他行業有著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依存關系，沒有制造業的支持，任何行業將難以為繼。所有虛擬經濟、所有服務業的基礎都是制造業，包括今天風頭正勁的互聯網經濟也概莫能外。什么是“互聯網+”?“互聯網+”就是：制造業是1，互聯網是0，0只有依附于1才有生命價值。互聯網只有服務“中國制造2025”才是正途，才功德無量。當然，這種服務可以是直接服務，也可以是間接服務。我們應該改變互聯網主要在貿易流通領域發力的不均衡、難持續的狀態，我們應該防止炒作互聯網概念，制造互聯網泡沫的現象，把互聯網結結實實地加在中國制造之上。

是時候以舉國之力支持中國制造了，是時候把政策的作用力導向中國制造了，不要迷茫，不要猶豫，不要彷徨，不要左顧右盼，堅定信心，全力以赴，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二、支持中國制造的政策取向

(一)作為國家戰略的“中國制造2025”應當是中國經濟的主題、主旋律，其他產業和行業都應該像古典音樂變奏曲式中的各個段落那樣，無論怎樣變調、裝飾，但萬變不離其宗，始終都緊緊圍繞主題。中國經濟只能有一個主題，不能各念各的詞，各唱各的調，不能有雜音、不和諧音。要真正實現“中國制造2025”這一戰略計劃，避免再出現像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等等并無多少實效的現象，最重要的就是排除干擾，集中資源支持制造業發展。如果我國經濟不能擺脫對房地產的依賴，繼續誘使社會資源向房地產業和金融領域集中，那么制造業強國之夢將無望實現。

當務之急，一是應該重新檢討把房地產業作為支柱產業的政策定位，制訂差別化的行業信貸政策，限制給房地產貸款，遏制房地產吸占資金。二是應該限制已過度發展的金融業，要像壯士斷臂一樣痛下決心，傾筐倒篋，全面清理金融自我服務業務，制止制造風險，危害實體經濟的金融“創新”。限制金融機構自營交易，禁止金融機構自營衍生品交易。

(二)制定切實可行，有操作性的金融、財政、稅收政策支持制造業。重點是提供資金，降低成本，資助研究開發。德國政府長期以來十分重視對制造業的支持，高度重視制造業發展戰略，在去年正式發布了利用物聯信息系統將生產中的供應、制造、銷售信息數據化、智慧化，最后達到快速、有效、個人化的產品供應的“工業4.0”戰略規劃。他們對制造業的重視不僅體現在對工業發展戰略的前瞻性把握上，最難能可貴的是能以清醒的政策排除干擾，心無旁騖地支持制造業。無論是在給工業企業提供信貸資金支持，資助企業產品研究開發，為制造業稅收減負，還是組織、協調工業企業與研究機構合作創新等方面都卓有成效。

我們的政策應該認真學習、吸取德國的經驗。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學習德國重點不在比對分析“中國制造2025”與德國“工業4.0”的異同，而要像德國人那樣把功夫下在對制造業的支持政策上去。我們應該嚴肅對待如何制定落實“中國制造2025”的配套政策這一問題，不能說歸說，做歸做。我們的政策性銀行應該把支持制造業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我們應該要求國有商業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切出一定比例的信貸資金專項支持制造業;在同等條件下資本市場應該優先支持制造業的股權、債券融資需求。我們的財政政策也應該向推動中國制造傾斜，提供制造業研發專項資助基金，對單個中小企業的研發項目及中小企業與研發機構之間的交流合作進行資助;為中小型工業企業提供利息補貼;對具有國家戰略價值的高端制造業進行稅收補貼，為制造業減負增效。

(三)動員引導社會資源加大研發投入。要建立制造業強國，核心是科技創新。因此，不僅國家應該加大科研投入，還應調動制造企業和全社會的研究開發積極性。目前我國研發投入占GDP之比為2.1%，與世界平均水平相當，但與發達國家3%-4%左右(以色列最高為4.4%，芬蘭為3.9%，韓國為3.7%，瑞典為3.4%，日本為3.3%，美國為2.8%)的水平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可喜的是，我國深圳2014年研發投入占GDP已達4%，其水平已比肩發達國家。而且，在深圳的研發投入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投入占94%(北京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投入占所有研發投入的百分之十幾，主要的研發經費是由研究機構投入的，與深圳的市場化創新基礎不同)。這也就是深圳能成為中國最具競爭力城市第一名的秘訣。

更讓人欣喜的是，擁有7萬名研發專業人員的深圳華為研發投入多年來持續增長，2014年研發投入高達408億元，占營業收入的14.2%，屬全球同業的最高水平。華為之所以能夠成為馳騁全球的電訊器材制造商之翹楚，與任正非鍥而不舍的研發投入精神是分不開的。中國制造要的就是這種精神!我們應該創新一些政策杠桿，來撬動中國企業的研究投入熱情，來整合官產學研的研發合作，加快制造業科技創新、成果推廣和應用，為中國制造升級嬗變創造條件。

很多年來我國最富裕的中產階層一般都是金融從業者，被稱作首富的人士大多出自于房地產行業，這反映出我國經濟的熱點和資源分配的傾斜狀況。我有一個夢想：有朝一日，中國最富裕的中產階層是制造業從業者，中國的首富出現在制造業。我想，到那時，中國制造將一定是高品質的代名詞，中國的經濟將更加健康，祖國將更加繁榮富強。

(四)為中國制造培養應用人才。遍布全球的中國產品目前還只能處于低廉、低檔的市場位置中，這既有產業轉移的階段慣性等問題，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缺乏訓練有素的技術工人隊伍，而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是我們的教育結構失衡。一方面是大學生過剩，只有77%的就業率;另一方面技術工人嚴重短缺，短缺率高達50%。所幸教育部門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正在積極采取措施扭轉局面。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我們應該重新制定制造業的人才政策，為中國制造業培養大批優秀的技術工人，用他們的雙手重建中國品質。

德國制造是我們的榜樣，德國的職業教育也值得我們學習。德國之所以能夠生產出廣受歡迎的質量高、價格貴的產品，除了完善的質量控制體系和德國工程師對完美的追求之外，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就是德國擁有一套完善的職業教育體系，培養出了世界上最優秀的技術工人隊伍。在德國，只有25%的中學畢業生上大學，65%的中學畢業生都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選擇了不同的職業學校接受專業技能培訓，為做一個合格的技術工人做準備。在這里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德國的職業教育屬于國家的免費教育范疇。還有一個需要我們中國職業教育高度重視、認真學習之處：為使職業教育內容能夠及時跟上社會需要，德國設有專門的職業調查和研究機構，負責跟蹤各個行業的發展動態與趨勢，以便學校及時調整、更新專業教育內容。德國職業教育中的雙軌制教育，即理論學習和實際操作相結合，學生一邊在學校學習理論，一邊以學徒身份到企業學習的教育方式亦值得我們借鑒。

職業教育事關中國制造質量，事關中國經濟升級轉型大局，我們應高度重視，把它作為一項長期戰略、重點工程，全力逐步、穩步推進。

(五)為了保護、鼓勵中小企業的創新熱情和研發投入，應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德國的制造企業以中小型為主，但這些中小型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卻很高，從不急功近利，注重研發投入，其產品大多“又精又專”。為什么德國的中小企業能有這種定力，重視研發投入?一是為保持競爭優勢;二是有嚴格的法律保護他們的知識產權，無被人盜用之憂。反觀我國卻是另一番景象，在中小企業中“山寨”成風，幾無知識產權概念，人人急功近利，哪有人有心思作長期打算，肯用功投入研發?這就是我國大多中小企業產品質量低劣，短平快低層次競爭的一個重要原因。長此以往下去，中小企業將難成氣候，產品質量也無從談起。中國制造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軍將長期淪為游擊兵團，無法承担為中國制造攻城拔寨的攻堅重任。

今天，中國制造已經跨越了低層次加工、代工、仿制的初始階段，開始向“智造”邁進。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遏制瘋狂無序的競爭，保護中小企業的創新激情和研發動力。唯此，中小企業才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動力，中國質量才有望提高。我們應該明白：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我們的戰略利益。

長期以來，我們對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不夠關注。可政策的作用力無論我們關心與否都在發生，或正向或反向地作用于我們的國家戰略。“中國制造2025”這一戰略規劃事關中國制造業升級，事關國力、國運、國家安全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局。我們的政策何去何從?能否支持、保障“中國制造2025”戰略實現已十分關鍵，成敗與否將系于政策一身。因此，我們必須時刻保持政策清醒，時時關心其作用力方向，排除各種干擾，把政策導入服務中國制造之軌道。

網載 2015-08-23 08:5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