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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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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是歷史長期發展的產物
今天的美國被一個戰爭罪犯集團統治著，他們是通過一種政變而獲得權力的。盡管那 場政變已被在此之前(可疑)的選舉而合法化了，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希特勒也是一位被 選舉出來的政客。比較他們的相似之處，9·11事件實現了“國會縱火案”的作用，它 使美國統治集團獲得了類似于蓋世太保的警察權力。他們有自己的《我的奮斗》——“ 國家安全戰略”，他們有自己的群眾組織——愛國者組織，還有自己的鼓吹者。如今， 我們有勇氣說出這些真相，并且不再用毫無意義的“我們美國朋友”這類虛偽的詞語來 掩飾事實，這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文化是歷史長期發展的產物。顯然，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色。美國人的政治文 化和衍生于歐洲大陸歷史下的一些歐洲國家的政治文化迥然不同：在美國，新教極端主 義派別建立起新英格蘭，在此基礎上，實行了對美洲土著居民的種族滅絕和對非洲人的 奴役，出現了作為十九世紀持續移民浪潮產物的種族隔離社會。
特殊形式的基督教
現代性、世俗主義和民主政治不是宗教信仰進化的結果，也不是革命的結果。相反， 是宗教信仰為了滿足一些新生勢力的要求做出了調整，這種調整并非新教所特有，它在 羅馬天主教世界也有類似的反應，只不過調整是以另外一種不同的方式出現的。一種新 的宗教精神誕生了，它擺脫了所有的教條。從這個意義上說，宗教改革并沒有為資本主 義發展提供先決條件，盡管韋伯的觀點被歐洲新教徒廣泛接受，因為韋伯肯定了新教的 重要性，新教社會是韋伯觀點的受益者。這場宗教改革運動并不代表與歐洲舊有意識形 態(包括對基督教的早期解釋在內)及其“封建”制度可能達到的最徹底的決裂；相反， 宗教改革只不過是一種最混亂、最粗糙的與傳統宗教割裂的形式。
推動宗教改革運動的一方面是社會統治階級的力量，他們建立了由他們控制的本國教 會(英國圣公會或路德教會)。因此，這些教會便代表了新興的資產階級同君主政體和大 地主之間的妥協，同時在防范窮人和農民階層的反抗威脅上設立了一道防線。
國立教會的建立有效地排斥了天主教的普世性，這一結果特別有利于強化君主專制的 統治，增強了它作為舊政體與新興的資產階級之間的仲裁者的權威性，也強化了這些階 級的民族主義意識，延緩了新形式的普遍精神的產生，這種普遍性后來因國際社會主義 得以弘揚。
宗教改革運動的其它方面是由社會底層階級推動的，他們是資本主義引發出來的社會 變革的主要犧牲品。這些運動采取了傳統的斗爭形式，沿襲了中世紀千僖年主義運動； 結果他們注定要落后于時代的需要，無法找到出路。于是，社會底層的這些階級不得不 等待法國大革命的來臨，這場革命帶來了世俗主義的、激進大眾民主運動的形式。同時 他們還要等待社會主義的來臨，此時他們才能找到有效表達自己需求和所處新歷史條件 之間的切合點。相反，早期的新教團體靠原教旨主義的幻想過日子，這種幻想促使各種 各樣受制于世界末日觀點的教派通過無限復制的方法產生，而這種觀點正在今天的美國 擴散。
十七世紀被迫從英格蘭遷移出來的新教教派發展了一種不同于天主教和東正教的、特 殊形式的基督教。因此這種基督教甚至得不到大多數歐洲新教徒的認同，包括得不到大 多數英國統治階級信奉的英國圣公會的認同。我們大體上可以說宗教改革運動的本質是 回歸《圣經·舊約》；當天主教和東正教將基督教定義為與猶太教的決裂時，《舊約》 受到了冷落。而新教教徒則使基督教恢復了它作為猶太教合法繼承者的地位。
這個在新英格蘭得到長足發展的特殊形式的新教，繼續塑造著當今美國的意識形態。 首先，它利用《圣經》里的內容賦予征服“新大陸”以合法性，為征服“新大陸”掃除 障礙[《圣經》中以色列對(耶和華許諾的)“約束之地”的強力征服是美國話語中不斷 重申的主題]。而后，美國又將它所謂的神授使命延伸到整個世界。這樣，美國人理所 當然地認為他們自己就是“選民”，這一詞同納粹黨人標榜的“統治民族”別無二致。 這正是今天我們面臨的威脅，也是為什么如今的美帝國主義(而非帝國)會比它的前輩更 加野蠻的原因，因為他們前輩中的大多數都沒有打著神授使命的幌子。
歷史改造著各個民族
我不贊成那些認為歷史僅僅只會重演的觀點。歷史改造著各個民族。這種情況在歐洲 已經發生過。然而不幸的是，美國的歷史不但沒有清算自己恐怖的起點，相反強化了它 的恐怖起點，使其后果得以延續。美國“革命”證明了這一點，一浪接一浪的國內移民 潮造就的國內殖民化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盡管當代人試圖鼓吹美國獨立戰爭的意義，但是這場戰爭僅僅是一場有限的獨立戰爭 ，相當缺乏社會內容。在反抗英國君主政體統治時，美國的殖民者并沒有設法轉變經濟 和社會關系，他們僅僅拒絕繼續同宗主國分享既得利益。他們希望掌權的目的不是為了 改變現狀，而是為了——以更大的決心和更大的自由度——延續現狀。他們的主要目標 是向西部移民，其后果之一必然是對美洲土著居民的種族滅絕。同樣，獨立戰爭的革命 者們從未向奴隸制度挑戰。事實上，這場革命的絕大多數著名領袖的奴隸主，而且他們 對奴隸問題的偏見是無法改變的。
對美洲土著居民的滅絕隱含在新上帝子民肩負神圣使命的邏輯之中。對大屠殺的譴責 不能簡單地立足于一個遠古時代的道德問題。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種族滅絕的行為 仍在被公開贊揚、被引以為榮。好萊塢的電影制造了牛仔“善良形象”和美洲土著居民 的“邪惡形象”的二元對立，這種對歷史的歪曲成為對子孫后代教育的中心內容。
在奴隸制問題上也是同樣。從獨立以后到奴隸制度廢除之前，經過了近百年的時間。 法國大革命從與美國人相反的角度提出了廢奴口號，而美國奴隸制度的廢除和道德覺醒 事實上毫無關系，它的發生僅僅是因為奴隸制度已經不再適應資本擴張的需求。因此， 非洲裔美國人不得不又等待了一個世紀才被賦予了最低限度的公民權利。彼時，仍然很 難向統治階級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觀念挑戰。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私刑殺害仍然在 很多地方存在，為“家庭野餐”提供了藉口。事實上，私刑殺害持續至今，不過或者比 過去更隱蔽更間接，或者通過一種司法制度，這種制度使成千上萬的人被處死，其中大 多數是非洲裔美國人，盡管人們都知道被處刑的人中間至少有一半是無辜的。
持續的外來移民潮也幫助加強了美國的意識形態。移民當然不應該對造成他們背井離 鄉的窮困和壓迫負責。他們是作為受害者離開故土的。然而，移民也意味著他們放棄了 用集體努力去改變故土環境的嘗試，他們失去了根基，用僑居國的個人主義和“借著長 靴繩向上拉自己”(個人奮斗)的意識形態取代了昔日的苦難。這種意識形態的轉變也延 緩了階級意識的出現，而階級意識在新一輪移民浪潮到來從而使舊有的政治主張流產之 前，很難有所發展。當然，移民促進了美國社會內“種族集團力量的加強”。個體成功 的觀念并不排除族群團體的強大和支撐(比如愛爾蘭人或意大利人社團)，沒有族群團體 ，個人的獨立發展是經受不住考驗的。然而即使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也應看到，種族認同 觀念的強化和發展得到了美國制度的有意鼓勵，因為種族觀念的強化必然會削弱階級覺 悟和積極的公民意識。
因此，在巴黎人民正在為(巴黎公社的擁護者在1871年發動)“突襲天空”做準備的時 候，美國的各城市為世代貧窮的移民(愛爾蘭人、意大利人等)組成的幫派之間的一系列 暗殺提供了舞臺，這些暗殺往往都有厚顏無恥的統治階級在背后操縱。
今天的美國沒有勞動者政黨，歷史上也從未有過。所謂的強大的工會從任何層面上講 都是非政治化的。這些工會與任何政黨之間沒有聯系，也就無從與之就自身的利益達成 共識并訴之表達。這些工會也從未有能力提出自己獨到的社會主義觀點。相反，他們和 所有人一樣，認同占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因此這種意識變得更加不可動搖。 當他們開展斗爭時，立足于內容局限、目標具體的行動計劃，從不涉及對自由主義的質 疑。從這種意義上講，他們始終是“后現代主義者”。
然而對勞動者階級而言，社團信念不可能替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于非洲裔美國人 這一美國社會最激進的團體來說也是如此。因為基于社團意識形態的斗爭，從定義上來 看，只能局限于反對制度化的種族主義。
關于歐洲人(多種多樣)的意識形態和美國人的意識形態之間的差別，人們最忽略的一 點，就是啟蒙思想對兩者發展的不同影響。
我們知道，啟蒙思想的哲學理念決定了現代歐洲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形成，其影響延續 至今：不僅僅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無論是信奉天主教的(法國)還是推崇新教的 (英國和荷蘭)——早期核心國家，還是在德國和俄羅斯都是如此。
和歐洲不同的是，在美國，啟蒙思想僅僅起到一種邊緣性的影響，只吸引了少數(親奴 隸制的)貴族，后來的杰斐遜、麥迪遜和其他少數幾個人是這個小團體的代表人物。總 之，新英格蘭的教派絲毫沒有受到啟蒙時代批判精神的影響，他們的文化依然更接近于 塞勒姆巫術，而非啟蒙時代的不敬神的理性主義。
當美國資產階級成熟之后，排斥啟蒙思想的后果表現了出來。一種簡單且錯誤的信念 由新英格蘭產生，那就是認為“科學”(如物理學那樣的純科學)應該決定社會的命運， 一百多年來，美國社會廣泛接受了這種意見，不僅統治階級，絕大多數老百姓也如此。
以宗教代替科學的現象可以解釋美國意識形態的一些特征。為什么哲學在美國是如此 不受重視?因為它已經退化為枯竭的經驗主義。為什么人文和社會科學被瘋狂地降低為 純科學(即硬科學)?純經濟學代替了政治經濟學，基因科學代替了人類學和社會學。這 后一個令人遺憾的怪胎在當代美國意識形態和納粹意識形態之間提供了另一個連接點， 毫無疑問，貫穿美國歷史的、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鼓勵了這種聯系。這種關于科學的特 殊觀點還造成了另一種怪胎，那就是宇宙猜想的癖好(其中Big Bang“大爆炸”理論是 最著名的例子)。
啟蒙思想告訴我們，物理學是研究宇宙里某些被界定為研究對象的有限領域的科學， 而非研究宇宙整體的科學，關于宇宙整體的科學與其說涉及科學領域，不如說涉及形而 上領域。在這一層次上，美國的思維體系更接近于調和信仰與理智的前現代觀念，而非 現代科學傳統。這種落后的觀念被完美地移植于新英格蘭新教各宗派的藍圖和這些宗派 造就的這種彌漫著宗教氣氛的社會里。眾所周知，正是這種倒退威脅著歐洲。
資本、軍事力量和帝國主義新秩序
占主導地位的《圣經》意識形態以及缺乏勞動階級政黨，這兩個因素構成美國社會的 歷史形態，兩者結合起來造成了一種全新的形勢：一個事實上由單一政黨運作的體系， 即資本的政黨。
組成這個政黨的兩個派別都贊成自由主義的基本形式。兩派只領導著參加這種殘缺虛 弱民主的少數人(大概占全體選民的40%)。由于勞動者階級一般不投票，“資本政黨” 的兩派都在自己的中產階級群眾中游說，培植著自己的選區選民，這些選民由一些資本 家利益集團(游說議員團)和社區贊助團體組成。
當今美國民主構成了被我稱為“低密度民主”的高級階段模式。它的運轉建立在政治 活動與經濟活動徹底分離的基礎上。經濟受制于資本積累的法則，而造成政治與經濟分 離的是競選民主制度。更有甚之，任何激進的反對都不可能影響這種分離現象，因為它 已經成為所謂“共識”的一部分。然而正是這種分離完全摧毀了政治民主的所有創新潛 力。它閹割了代表機構(議會之類)，使之軟弱地服從于“市場”和它的旨意。從這種意 義上來說，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抉擇選舉最終是徒勞的，因為決定美國人民命運的不 是選舉的結果，而是反復無常的金融市場和其他市場的行情。
結果，美國的國家機器完全服務于經濟，也就是說，完全服務于資本，全然忽略社會 問題。美國能夠以這種方式運轉有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美國社會的歷史進程限制了勞動 者階級政治意識的發展。
歐洲的形勢不同，歐洲的國家機構曾是(并可能重新成為)不同社會利益集團對抗的強 制論壇。這便是歐洲國家偏愛采取社會協議方式的原因，這種方式能轉換成帶有真實意 義的民主實踐。當階級斗爭和其它政治斗爭不能強制國家采取這種方式時，當這類斗爭 無法擁有自主權而受制于資本積累的惟一邏輯時，民主就淪落為毫無意義的實踐——就 像在美國的情形。
彌漫社會的宗教活動以及原教旨主義話語對它的煽風點火，加上被壓迫階級政治意識 的缺乏，給了美國政治體制一片前所未有的施展空間，使這一體制得以摧毀民主活動的 潛在影響，將民主活動降格為(對統治階級)有益無害的禮儀(政治成為娛樂，啦啦隊隊 長出現在政治活動的開幕儀式上等等)。
然而我們不應被迷惑。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并不占據領導地位，并不是原教旨主義在 指揮真正的篡權者：資本和政府里為它服務的仆人。在美國，只有資本決定一切；當它 做出決定之后，才開始調動美國的意識形態為自己服務。媒體，即以聞所未聞的方式系 統地制作假情報的機制，開始為資本的目的運作，孤立評論家并使他們屈從于一種可惡 的、曠日持久的政治訛詐。于是，權力輕而易舉地操縱“公眾輿論”，使公眾陷入愚鈍 。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統治階級培養了一種恬不知恥的道德，它被包裹在一副虛偽的外 殼下。國外觀察家對此明察秋毫，但是美國人民卻在某種程度上不明真相。這個政權相 當熱衷于訴諸暴力，只要有需求，不惜采取最極端的方式。美國所有的激進活動家都再 清楚不過：擺在他們面前惟一的選擇，不是背叛，就是某一天死于暗殺。
和所有其它的意識形態一樣，美國的意識形態在“日益陳舊并枯竭”。在以經濟強勁 增長為標志，以及福利水平說得過去的平靜周期里，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壓迫自然地減弱 了。因此體制必然運用經典的方法來為他們的意識形態輸血。敵人(總是一個外國人， 因為已經宣布美國社會肯定是好的)被指示出來(即“邪惡的帝國”、“邪惡軸心”)， 這樣可以調動可能的力量消滅敵人。過去這個敵人是共產主義；麥卡錫主義(一個已經 被今天的親美分子忘記的現象)曾使冷戰和歐洲邊緣化成為可能。今天，敵人變成了恐 怖主義，這是一個再清楚、再簡單不過的藉口，統治階級制造了這一藉口以便達到自己 真實的目的：實施對全球的軍事控制。
美國新的霸權政策公開承認的目標是防止有可能出現的不顧華盛頓的禁令而抵抗的勢 力。所以對美國來說，有必要除掉已經變得太大的國家，以便制造盡可能多的、甘愿接 受美國基地“保護”的殷勤的衛星國。美國最近的三位總統(老布什、克林頓和小布什) 達成了一致意見：只有一個國家有資格“大”，那就是美國。
從這種意義上講，美國的霸權最終要依靠它異常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不是依靠經濟制 度的某一特殊優勢。美國憑借其軍事力量，可以無可爭辯地以全球黑手黨領導者自居， 它那“看得見的拳頭”將把帝國主義新秩序強加給任何不愿意與它為伍的國家。
附圖{G0O901}
受近期戰果的鼓舞，極右分子已經緊緊將華盛頓權柄握在手中。可以提供的選擇再清 晰不過：要么接受美國的霸權和美國所提倡的極端自由主義，此一自由主義的含義僅僅 比一心撈錢多一點點，要么兩者都拒絕。如果接受第一種選擇，我們將放手讓華盛頓把 世界設計得如同德克薩斯州。只有第二種選擇可以有助于我們重塑世界：一個本質上多 元化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
如果當年歐洲人能在1935年或者1937年采取行動，那么本可以在納粹黨人瘋狂造成那 么多傷害之前阻止它；延誤至1939年的行動使無數受害者遇難。我們有責任現在行動， 這樣，華盛頓的新納粹挑釁才會受到抑制并最終被粉碎。
原文載于Al-Ahram Weekly，轉引自2004年Resumen Latinoam天涯LL海口4～9G0文化研究薩米爾·阿明20042004中國傳統文化的世界觀強調在平等互尊的基礎上，在國際交往中堅持誠信，互利，從 而達到各方面的和諧共處。這種“和合”觀對當代中國外交產生重大積極影響，是中國 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淵源。儒家學說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軸，雖歷經演變，但始終把 “和諧”看作人際關系、國際關系、人和自然關系的最高境界，認為“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即把“天人合一”的思想推廣到社會生活的 各個領域。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觀并不強求劃一，而是注重、正 視各方的差異，肯定世界是多樣性的統一，強調“和而不同”的思想。即在實踐中，在 堅持自我特點的前提下，又允許各種派別、民族和國家的思想觀念、行為舉止保持個性 ，實現兼容并包，交相滲透，多樣統一，體現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魄。當代中國 提出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中國外交的基本準則和處理國與國關系，建立嶄新國際秩 序的重要規范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而不同”的生動體現。
只有處理好同世界各國之間的關系，正確定位雙方的地位，才能實現和諧共處、共同 發展的外交目標。因此，中國在外交觀念上十分強調各方的地位平等，主張互相尊重。 儒家文化鼻祖孔子向來主張各國在相互尊重、地位平等的基礎上交往，建立一個由天子 統治，恪守周禮的社會。與儒家相比，墨家的平等觀表現的更加具體。墨家的八大正義 標準對于當今多樣化世界，實現各國的和平共處，有著積極的借鑒作用。在這些早期文 化思想的影響下，后世中國文人和政治家歷來強調相互尊重，強調以“仁德”治國，處 理對外關系。
要實現各國的平等互尊，只有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著眼于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本 國利益與他國利益的有機統一，從長遠的戰略的高度出發，做到發展合作，增信釋疑， 互利互惠。歷史地看，雖然儒家“以義制利”、“以義為上”的觀念導致對功利意識的 過度壓制，弱化社會的激活力量，但其重視相互利益，反對惟利是圖的觀念確實用于當 今國際社會，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具有互利互惠性，有利于推動國際社會共同繁榮與進步 。此為湖南省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社會學方法在教育科研中的應用》的成果之一。課題主持人：孫俊三索颯
索颯，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等。
胡沁，學者，現居北京，曾發表文章若干。
面對日益激化的中東和伊拉克形勢，人們加緊思考著一個又一個的“為什么”。著名 第三世界思想家阿明的文章提供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視角：現狀是歷史的產物，發現其內 在邏輯才能洞見癥結。文章中所涉及的美國政治文化中的新教原教旨主義與“選民”意 識問題，大屠殺與奴隸制問題，啟蒙主義的影響問題，移民與個人主義問題，社團意識 、種族觀念與階級覺悟、政治意識、公民意識的差別問題，資本作為單一政黨運作的問 題，軍事力量與新納粹威脅的問題，都是值得思考和商榷的大問題。更重要的是，阿明 提出了“我們有責任現在行動”的警語，使一切知識階層的思辨升華為當代人的使命。 OOPedagogic Studies in China:New Growing Points of Pedagogic Development since 1980s
Lao Kaisheng
Lao kaisheng,professor and tutor of doctoral candidates at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薩米爾·阿明，埃及人，經濟學教授，曾任非洲經濟發展與計劃研究所所長，現任聯 合國大學(位于塞內加爾首都達卡)“第三世界論壇”非洲部部長。主要著作有《世界一 體化的挑戰》、《世界規模的積累》、《不平等的發展》等。 作者：天涯LL海口4～9G0文化研究薩米爾·阿明20042004中國傳統文化的世界觀強調在平等互尊的基礎上，在國際交往中堅持誠信，互利，從 而達到各方面的和諧共處。這種“和合”觀對當代中國外交產生重大積極影響，是中國 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淵源。儒家學說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軸，雖歷經演變，但始終把 “和諧”看作人際關系、國際關系、人和自然關系的最高境界，認為“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即把“天人合一”的思想推廣到社會生活的 各個領域。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觀并不強求劃一，而是注重、正 視各方的差異，肯定世界是多樣性的統一，強調“和而不同”的思想。即在實踐中，在 堅持自我特點的前提下，又允許各種派別、民族和國家的思想觀念、行為舉止保持個性 ，實現兼容并包，交相滲透，多樣統一，體現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魄。當代中國 提出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中國外交的基本準則和處理國與國關系，建立嶄新國際秩 序的重要規范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而不同”的生動體現。
只有處理好同世界各國之間的關系，正確定位雙方的地位，才能實現和諧共處、共同 發展的外交目標。因此，中國在外交觀念上十分強調各方的地位平等，主張互相尊重。 儒家文化鼻祖孔子向來主張各國在相互尊重、地位平等的基礎上交往，建立一個由天子 統治，恪守周禮的社會。與儒家相比，墨家的平等觀表現的更加具體。墨家的八大正義 標準對于當今多樣化世界，實現各國的和平共處，有著積極的借鑒作用。在這些早期文 化思想的影響下，后世中國文人和政治家歷來強調相互尊重，強調以“仁德”治國，處 理對外關系。
要實現各國的平等互尊，只有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著眼于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本 國利益與他國利益的有機統一，從長遠的戰略的高度出發，做到發展合作，增信釋疑， 互利互惠。歷史地看，雖然儒家“以義制利”、“以義為上”的觀念導致對功利意識的 過度壓制，弱化社會的激活力量，但其重視相互利益，反對惟利是圖的觀念確實用于當 今國際社會，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具有互利互惠性，有利于推動國際社會共同繁榮與進步 。此為湖南省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社會學方法在教育科研中的應用》的成果之一。課題主持人：孫俊三索颯
索颯，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等。
網載 2013-09-10 21: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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