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康宜：余英時與張充和的詩緣和曲緣

簡體傳統

在海外華人文化社群中，余英時先生與張充和女士（書法家兼昆曲家，今年已高齡九十七）的文字因緣早已傳為佳話。首先，余、張兩人均為錢穆先生的學生，多年前錢先生過九十歲生日時，兩人曾合作完成了一組祝壽詩——那就是，由余先生先寫四首律詩，再由充和將整組詩寫成書法——贈給錢先生。當然，除此之外，他們之間還有許多類似的文字合作。

早自1961年張充和與丈夫傅漢思（已於2003年去世）從加州搬到康州，他們便與余英時開始文字交往。漢思一向研究漢代文學，而當時余先生（在哈佛）也正專攻漢代史。由於哈佛與耶魯相離不遠，故彼此在學術上時有聯系。余先生和充和雖會面較晚，但由於兩人都師從過錢先生，後來「一見如故，成為忘年交」。1968年春充和到哈佛表演昆曲，那時余先生曾寫了一組贈詩給充和，多年後居然引起了一場中國大陸和美國讀者的「和詩熱」。1977年余英時從哈佛轉至耶魯歷史系任教（直到1987年才轉去普林斯頓），前後有十年在耶魯大學與漢思及充和共事（漢思在東亞語文學系教中國古典文學，充和在藝術史系教書法），彼此之間的關系自然更加密切。

我以為，在目前充和的海外朋友中，余英時或許是對充和「相知最深」的一人。因為余先生對充和「相知」甚深，故能對充和的藝術本色做出精確的表述。例如，有一回充和向余先生展示她剛「發明」的菱形六角盒，盒內裝有乾隆時代的一塊墨——原來那次充和一時臨機應變，費了老半天，把丈夫漢思買來的裱盒改裝成仿古的「墨水匣」。充和一邊打開墨水匣，一邊對余英時說：「你看，我多麼玩物喪志。」

沒想到余先生立刻答道：「你即使不玩物，也沒有什麼『志』啊！」

余先生那句話剛出口，充和已大笑不止。

我以為只有像余先生那樣真正了解充和真性情的好友才說得出那樣的話。那句話就妙在一種既「調侃」又敬慕的語調中。

的確，余英時一向十分敬慕充和女士那種「沒有志」的藝術生活——包括她那隨時可以進入唱曲和自由揮墨的心境。相形之下，由於今日社會環境的改變，許多人都已經無法再過那種優雅淡泊的生活了。或許因為如此，1982年余先生在充和的《曲人鴻爪》書畫冊中所寫下的題詩，就表達了對這種情況的無奈：

臥隱林巖夢久寒，

麻姑橋下水湍湍。

如今況是煙波盡，

不許人間有釣竿。

必須說明，以上這首七絕原是余先生寫給錢鍾書先生的舊作。但放在《曲人鴻爪》中，卻令人大開眼界——它提醒我們，今日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不許人間有釣竿」，所以多數人已經不可能再過那種優游林下的生活了。相較之下，充和何等幸運！

我以為充和一直是一個踏實獨立的「淡泊」人。她的詩中就經常描寫那種極其樸素的日常生活內容：

一徑堅冰手自除

郵人好送故人書

刷盤余粒分禽鳥

更寫新詩養蠹魚

──《小園》詩第九

游倦仍歸天一方

坐枝松鼠點頭忙

松球滿地任君取

但借清陰一霎涼

──《小園》詩第二

可見，充和平日除了勤練書法和昆曲之外，總是以種瓜、收信、養鳥、寫詩、觀松鼠、乘涼等事感到自足。那是一個具有平常心的人所感到的喜悅。在她的詩中我們可以處處看見陶淵明的影子。

在所有朋友中，余英時大概是為充和題字最多的人。在她所收藏的另一部較新的書畫冊《清芬集》里，充和曾請余先生作為第一位題詩者——順便一提，該集封面是陳雪屏先生（即余先生的岳父）於1983年（癸亥）為充和題簽的。總之，在他給《清芬集》的〈浣溪紗〉（1983）題詞中，余先生不忘提起充和寄情曲藝和詩書的藝術生涯，真可謂知音之言：

絕藝驚才冠一時，

早從爛漫證前知，

便攜歌舞到天涯。

閑寫蘭亭消永晝，

偶裁鳳紙寄相思，

任他鏡里鬢添絲。

後來1985年充和自耶魯退休，余英時的贈詩是：

充老如何說退休，

無窮歲月是優游。

霜崖不見秋明遠，

藝苑爭推第一流。

以上這首「退休詩」一直到十五年後（2000年）余英時偶然重訪耶魯校園時，才有機會在《清芬集》下冊中以題字的方式補上。此詩提到充和的兩位恩師——即「霜崖」先生（曲家吳梅）和「秋明」先生（書法家沈尹默）——特別令人感動。今日斯人已去，但充和每日仍「優游」在傳承自兩位師長的藝術境界中。詩中好像在說：充和的兩位名師雖各有擅長，但充和卻能以她那「青出於藍」之才，而兼二者之才，故自然成為當代昆曲和書法的「第一流」。我想，若非充和的「知音」，余先生絕對寫不出這樣的詩來。

由此也令我想起：從前1968年春在哈佛的曲會中，余英時為充和所寫的一組詩，早已注定了這段友情和文字因緣之間的密切關系。

本報資料照片原來1968那年的春天，充和帶著她的女弟子李卉（即張光直夫人）到哈佛表演昆曲。那天她們演唱《思凡》和《牡丹亭》里的〈游園驚夢〉。曲會完畢，余先生就即興地寫了一組詩。因為當時大陸正在鬧文革，故其中一首曰：

一曲思凡百感侵，

京華舊夢已沉沉。

不須更寫還鄉句，

故國如今無此音。

後來余詩整整沉睡了十年，但1978年秋它卻奇妙地「復活」了。

且說，在文革期間，大陸的昆曲早已被整死了。一直到1978年文革過後，人們開始又可以欣賞昆曲。就在那年十一月間，充和的二姊張允和（即北京昆曲研習社負責人）有機會到南京江蘇省昆劇院看了一場昆曲（看《寄子》等劇），十分興奮。當下張允和就提筆寫信給在美國的四妹充和，告訴她有關南京演昆曲的盛況。

接信後，充和立刻回信，并把從前余先生所寫的那首詩（中有「不須更寫還鄉句，故國如今無此音」等句）寄給北京的二姊允和。

當時充和在信中只說，那詩是「有人」在1968年的哈佛曲會中所寫的，所以允和完全不知那詩的真正作者是誰。

收到那詩後，允和十分激動。同時因為她剛從南京看昆曲回來不久，還處於十分興奮的心境中，故立刻寫了兩首和詩，快寄給四妹充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