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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君按：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 羽戈（ID：yuge830），感謝授權，歡迎關注！

吾國有句老話：捧得越高，摔得越疼。此言關鍵，首在一個“捧”字。

知人論世，持平是第一要義。褒貶過當，不是昧于事實，就是昧于良心。捧與罵一樣，最終都可殺人，故有“捧殺”和“罵殺”之說。

1934年魯迅作《罵殺與捧殺》，其中諷及泰戈爾中國行。然而世易時移，他自己死后，卻陷入了泰戈爾在中國的困境，被塑為寶相莊嚴的政治雕像，供于高冷的神龕，任國人三跪九叩、頂禮膜拜。

這一幕，用周作人的話講，“雖是尊崇他，其實也是在挖苦他的一個諷刺畫”、“說是紀念，其實有些實是戲弄”。

再往后，輪到“三十年河西”，魯迅從神壇跌落凡塵，摔成一地碎片，“抑魯”遂成一股風氣，當年神化有多高，如今貶斥就有多深。

矯枉過正，莫此為甚。

說到矯枉過正，魯迅之外，孫中山是最鮮明一例。

魯迅為共產黨所用，而為國民黨所惡，孫中山則受到國共兩黨一致力捧，國民黨尊之為“國父”，共產黨譽之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國民黨執政時期對孫中山的種種紀念，如改香山縣為中山縣、中山路遍地開花等，待共產黨執政，幾乎全盤繼承，這可謂一種殊榮。

作為宿敵的兩黨，所共同批判的人物，不難找到一堆，共同推崇、圣化的人物，除了孫中山，不知還有幾人？

然而孫中山如今的待遇，只怕比魯迅還要不堪。

臺灣已經進入孫中山設計的憲政時期，設計者卻被束之高閣、冷藏、遺忘。易智言導演的電影《行動代號：孫中山》，以孫中山為名，其人卻非主角，只是一尊廢棄的銅像，沉寂于學校的儲藏室里，兩個國中生試圖將其偷出去換錢。

這一幕，正有些政治隱喻的意思，不啻是現實的寫照。

在大陸，孫中山的處境則非清冷，反遭熱議。

孫中山像在天安門

在史料與觀念的雙重夾擊之下，鍍金的圣像漸漸褪色，露出凡胎的一面，甚而被指包藏禍心，一身病毒。

就我所見，時人談孫中山，正以貶損為主流，“一國國賊”、“千古罪人”、“二十世紀之亂臣賊子”等，加諸孫中山身上，與“國父”、“先行者”的巍峨高冠恰成對照。

為什么前后不足百年，孫中山的形象卻遭遇冰火九重天？

這一方面，可歸因于史料的發掘和普及，使孫中山身上的陰暗面，由遮蔽而至曝光，由模糊而至清晰。

譬如在1915年的“二十一條”事件當中，孫中山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此前我們只知此事與袁世凱有關，成就了他賣國的一大罪名，實則正當袁世凱與日本人苦心談判、博弈之際，孫中山卻在背后補刀：

該年2月5日，孫中山與日本人犬信太郎和山田純三郎簽署《中日盟約》，其內容雖僅十一條，向日本應允出讓的國家主權與利益，則超過了《二十一條》。

對于盟約真偽，學界尚有一絲疑慮，不過彼時孫中山與日本人勾結，請其提供武力與財力支持以反袁世凱，殆無疑義。

1915年2月15日，林虎、熊克武、程潛、李根源等在上海《正誼》雜志呼吁停止革命、一致對外，有“然借異虐同之舉，引狼拒虎之謀，前為天良所不容，后為智計所不許”之言，似在暗諷孫中山。

史料之外，觀念的開化，對孫中山形象的反轉，更具決定作用。

如對手段的反思，對共和的反思，對革命的反思，對蘇聯的反思，對袁世凱的重估，對清末新政的重估，對陳炯明的重估，對“聯省自治”的重估等，皆在一寸一寸弱化、消解孫中山的光芒，甚至動搖了他的根本。

蓋在一些論者看來，無論革命還是建國，孫中山都功不及罪，辛亥革命的烽火點燃中國之時，孫中山這個美國人（1904年孫中山曾獲得美國國籍，這一節，正為批判者所譏評）還在丹佛市一家餐館打工，他匆忙回國，才是“竊取革命果實”，才是“竊國大盜”；

民國肇建，若非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屢屢與袁世凱為難，甚至不惜發動戰爭，也許民主共和早已實至名歸，故而言之，孫中山不是民國之源，而是民國的亂源，不是國父，而是國賊。

這樣的結論，便屬矯枉過正。

郵票上的孫中山

把孫中山從神壇拉下，卻不該一腳踹進糞坑，打碎了被神化的正面，卻不該在背面妖魔化。矯枉過正的結果，依然是一個片面的孫中山，一個僵化的孫中山，一個單向度的孫中山。

以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為例。他與武昌起義，關系的確不大，然而從1894年創立興中會，翌年發動廣州起義，此后十余年間，其人為革命摩頂放踵，奔走萬里，堅忍一心，屢敗屢戰，如此功績，豈能忍心抹煞。

誠然，他組織、發動的武裝起義，一來規模有限，二來皆歸于失敗，但是，除了不以成敗論英雄，這里還有必要引用美國歷史學者路康樂（EdwardJ.M.Rhoads）的一個精辟論斷：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超級大國而言，革命形勢遠比革命黨的起義重要。”

孫中山之于辛亥革命，最大的功勞，即在造勢，形成“南望革命軍，有如望年”的社會心理。

革命之勢，不僅造就了革命，同樣在滋養改革，我們切忌把革命與改革完全對立開來，兩者有時正相反而相成，沒有革命的壓力，哪有改革的動力呢，清末的孫中山們與袁世凱們，恰是一體兩面，體制內的改革派（如善耆、端方），對體制外的革命派甚至不無資助和保護。

論及勢和造勢，不妨說說該如何評價一位政治家。

德行、才具、事功等，皆可作為論定的標尺，不過卻是枝節，政治家的根本，端在對世界潮流的預判與順應。

正如陳寅恪論學，提出“預流”之說：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

政治亦然。順潮流而動，尺寸之功，可成偉人；逆潮流而行，王霸雄圖，盡歸塵土。

偉大的政治家能夠“預流”，最偉大的政治家則可開創潮流。老話說時勢造英雄，殊不知還有一種人，可造時勢。這正是孫中山所長。

他不僅預見了浩浩湯湯的民主與憲政潮流，還為他的國家規劃了通往民主與憲政之路。

他囿于門戶之見，行事不擇手段，與虎謀皮，引狼入室，推行恐怖，出賣主權等，這些過錯與罪責，毋庸諱言，皆可非議，然而就其大節而言，開一時之風氣，引一國之潮流，雖九死猶未悔，歷百折而不回，正不失為一代偉人。

評論歷史人物，第一貴在持平，如胡適所云，“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惡一人而不掩其功，愛一人而不飾其過，是非曲直，功過分明，才是論史的第一要義，矯枉過正，顯然有違持平之義，本意還原真相，最終卻成偏見；

第二則在拓寬歷史的視界，所謂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要把眼光拘泥于一時，而當放眼一世，不要把得失計較于一城一池，而當縱觀一天一地。

明乎此，即可“預流”，此后再來論史，便不至失之狹隘、偏頗，便可知百年興亡，大浪淘沙，哪些人，眼下權勢熏天，不過沐猴而冠，哪些人，一時慘遭埋沒，終將為公正的歷史所銘記。

就此而言，孫中山在臺灣的落寞，如胡適在臺灣的落寞，正是他們的成功所在，他們的使命已經完成，俯身化作歷史的基石。倘若“總理遺囑”天天掛在世人嘴邊，毋寧是孫中山的失敗。

2015年3月23日

共識網 羽戈 2015-08-23 08:5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