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應該拉下神壇,不該踹進糞坑 附禮品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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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把孫中山從神壇拉下,卻不該一腳踹進糞坑,打碎了被神化的正面,卻不該在背面妖魔化。矯枉過正的結果,依然是一個片面的孫中山,一個僵化的孫中山,一個單向度的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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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殺孫中山:矯枉何須過正?

羽戈


吾國有句老話:捧得越高,摔得越疼。此言關鍵,首在一個“捧”字。


知人論世,持平是第一要義。褒貶過當,不是昧于事實,就是昧于良心。捧與罵一樣,最終都可殺人,故有“捧殺”和“罵殺”之說。


1934年魯迅作《罵殺與捧殺》,其中諷及泰戈爾中國行。然而世易時移,他自己死后,卻陷入了泰戈爾在中國的困境,被塑為寶相莊嚴的政治雕像,供于高冷的神龕,任國人三跪九叩、頂禮膜拜。


這一幕,用周作人的話講,“雖是尊崇他,其實也是在挖苦他的一個諷刺畫”、“說是紀念,其實有些實是戲弄”。


再往后,輪到“三十年河西”,魯迅從神壇跌落凡塵,摔成一地碎片,“抑魯”遂成一股風氣,當年神化有多高,如今貶斥就有多深。


矯枉過正,莫此為甚。


說到矯枉過正,魯迅之外,孫中山是最鮮明一例。


魯迅為共產黨所用,而為國民黨所惡,孫中山則受到國共兩黨一致力捧,國民黨尊之為“國父”,共產黨譽之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國民黨執政時期對孫中山的種種紀念,如改香山縣為中山縣、中山路遍地開花等,待共產黨執政,幾乎全盤繼承,這可謂一種殊榮。


作為宿敵的兩黨,所共同批判的人物,不難找到一堆,共同推崇、圣化的人物,除了孫中山,不知還有幾人?


然而孫中山如今的待遇,只怕比魯迅還要不堪。


臺灣已經進入孫中山設計的憲政時期,設計者卻被束之高閣、冷藏、遺忘。易智言導演的電影《行動代號:孫中山》,以孫中山為名,其人卻非主角,只是一尊廢棄的銅像,沉寂于學校的儲藏室里,兩個國中生試圖將其偷出去換錢。


這一幕,正有些政治隱喻的意思,不啻是現實的寫照。


在大陸,孫中山的處境則非清冷,反遭熱議。



孫中山像在天安門


在史料與觀念的雙重夾擊之下,鍍金的圣像漸漸褪色,露出凡胎的一面,甚而被指包藏禍心,一身病毒。


就我所見,時人談孫中山,正以貶損為主流,“一國國賊”、“千古罪人”、“二十世紀之亂臣賊子”等,加諸孫中山身上,與“國父”、“先行者”的巍峨高冠恰成對照。


為什么前后不足百年,孫中山的形象卻遭遇冰火九重天?


這一方面,可歸因于史料的發掘和普及,使孫中山身上的陰暗面,由遮蔽而至曝光,由模糊而至清晰。


譬如在1915年的“二十一條”事件當中,孫中山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此前我們只知此事與袁世凱有關,成就了他賣國的一大罪名,實則正當袁世凱與日本人苦心談判、博弈之際,孫中山卻在背后補刀:


該年2月5日,孫中山與日本人犬信太郎和山田純三郎簽署《中日盟約》,其內容雖僅十一條,向日本應允出讓的國家主權與利益,則超過了《二十一條》。


對于盟約真偽,學界尚有一絲疑慮,不過彼時孫中山與日本人勾結,請其提供武力與財力支持以反袁世凱,殆無疑義。


1915年2月15日,林虎、熊克武、程潛、李根源等在上海《正誼》雜志呼吁停止革命、一致對外,有“然借異虐同之舉,引狼拒虎之謀,前為天良所不容,后為智計所不許”之言,似在暗諷孫中山。


史料之外,觀念的開化,對孫中山形象的反轉,更具決定作用。


如對手段的反思,對共和的反思,對革命的反思,對蘇聯的反思,對袁世凱的重估,對清末新政的重估,對陳炯明的重估,對“聯省自治”的重估等,皆在一寸一寸弱化、消解孫中山的光芒,甚至動搖了他的根本。


蓋在一些論者看來,無論革命還是建國,孫中山都功不及罪,辛亥革命的烽火點燃中國之時,孫中山這個美國人(1904年孫中山曾獲得美國國籍,這一節,正為批判者所譏評)還在丹佛市一家餐館打工,他匆忙回國,才是“竊取革命果實”,才是“竊國大盜”;


民國肇建,若非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屢屢與袁世凱為難,甚至不惜發動戰爭,也許民主共和早已實至名歸,故而言之,孫中山不是民國之源,而是民國的亂源,不是國父,而是國賊。


這樣的結論,便屬矯枉過正。



郵票上的孫中山


把孫中山從神壇拉下,卻不該一腳踹進糞坑,打碎了被神化的正面,卻不該在背面妖魔化。矯枉過正的結果,依然是一個片面的孫中山,一個僵化的孫中山,一個單向度的孫中山。


以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為例。他與武昌起義,關系的確不大,然而從1894年創立興中會,翌年發動廣州起義,此后十余年間,其人為革命摩頂放踵,奔走萬里,堅忍一心,屢敗屢戰,如此功績,豈能忍心抹煞。


誠然,他組織、發動的武裝起義,一來規模有限,二來皆歸于失敗,但是,除了不以成敗論英雄,這里還有必要引用美國歷史學者路康樂(EdwardJ.M.Rhoads)的一個精辟論斷: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超級大國而言,革命形勢遠比革命黨的起義重要。”


孫中山之于辛亥革命,最大的功勞,即在造勢,形成“南望革命軍,有如望年”的社會心理。


革命之勢,不僅造就了革命,同樣在滋養改革,我們切忌把革命與改革完全對立開來,兩者有時正相反而相成,沒有革命的壓力,哪有改革的動力呢,清末的孫中山們與袁世凱們,恰是一體兩面,體制內的改革派(如善耆、端方),對體制外的革命派甚至不無資助和保護。


論及勢和造勢,不妨說說該如何評價一位政治家。


德行、才具、事功等,皆可作為論定的標尺,不過卻是枝節,政治家的根本,端在對世界潮流的預判與順應。


正如陳寅恪論學,提出“預流”之說: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


政治亦然。順潮流而動,尺寸之功,可成偉人;逆潮流而行,王霸雄圖,盡歸塵土。


偉大的政治家能夠“預流”,最偉大的政治家則可開創潮流。老話說時勢造英雄,殊不知還有一種人,可造時勢。這正是孫中山所長。


他不僅預見了浩浩湯湯的民主與憲政潮流,還為他的國家規劃了通往民主與憲政之路。


他囿于門戶之見,行事不擇手段,與虎謀皮,引狼入室,推行恐怖,出賣主權等,這些過錯與罪責,毋庸諱言,皆可非議,然而就其大節而言,開一時之風氣,引一國之潮流,雖九死猶未悔,歷百折而不回,正不失為一代偉人。


評論歷史人物,第一貴在持平,如胡適所云,“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惡一人而不掩其功,愛一人而不飾其過,是非曲直,功過分明,才是論史的第一要義,矯枉過正,顯然有違持平之義,本意還原真相,最終卻成偏見;


第二則在拓寬歷史的視界,所謂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要把眼光拘泥于一時,而當放眼一世,不要把得失計較于一城一池,而當縱觀一天一地。


明乎此,即可“預流”,此后再來論史,便不至失之狹隘、偏頗,便可知百年興亡,大浪淘沙,哪些人,眼下權勢熏天,不過沐猴而冠,哪些人,一時慘遭埋沒,終將為公正的歷史所銘記。


就此而言,孫中山在臺灣的落寞,如胡適在臺灣的落寞,正是他們的成功所在,他們的使命已經完成,俯身化作歷史的基石。倘若“總理遺囑”天天掛在世人嘴邊,毋寧是孫中山的失敗。


2015年3月23日


共識網 羽戈 2015-08-23 08: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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