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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小明（河北工業大學文法學院）

　　內容提要：精神的人可以被看作是一個系統，而科學精神、造詣和修養等則可能是其極為重要的組成要素。本文通過對明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黃宗羲與科學的關系及其影響進行考察，揭示了科學在人的塑造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關鍵詞：黃宗羲；科學；人；系統觀

　　系統論的創始人貝塔蘭菲[2]最早提出：“系統可以定義為相互關聯的元素的集。”[3]即是說，系統是其要素及其組織的集合或整體，其功能則不僅由其組成要素而且由其組織所決定。事實上，精神的人[4]也是一個系統，其整體功能[5]也是由其組成要素[6]及其結構[7]決定的。當然，這個系統也可能是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就是一個開放和自組織系統。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在精神的人這一系統中，科學這一要素及其與系統中其它要素的關系對系統的整體功能人的塑造[8]起著越來越大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三百多年前的著名啟蒙學者黃宗羲與科學的關系及其影響，即足以對上述觀點作一形象生動的腳注。

一、黃宗羲倡導并躬治科學之原因

　　黃宗羲[9]，字“太沖”，號“南雷”，人稱“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身前與孫奇逢、李颙齊名，“所稱三大儒者”，“維時三峰鼎立，宇內景從，無所軒輊于其間。然身世之迍邅，著述之宏富，聲氣之應求，公視孫、李有加焉”。[10]其身后與顧炎武、王夫之齊名，并稱為“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

　　黃宗羲不僅集史學家、哲學家、經學家、文學家及科學家于一身，而且開創、培育了清代浙東學派。黃宗羲及其清代浙東學派對科學用力最勤，其經史之學特別是史學成就也最為輝煌，同時，其對實學倡導最力，最具實證的理性精神，而其科學之功厥偉焉。

　　分析起來，黃宗羲倡導并躬治科學的原因大致有三：“經世致用”理念、“通天地人”的儒家人格理想以及“使西人歸我汶陽之田”的會通以求超勝的民族抱負。

　　（一）“經世致用”之理念與黃宗羲的科學觀

　　“經世致用”是明清之際有識之士對宋明理學空談性理而誤國誤世的反省并應和于西學東漸“質測”求證之風而發出的時代強音。對此，梁啟超曾有精辟之評說。[11]

　　其父之門人徐石麒在黃宗羲18歲時[12]就曾告誡他說：“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并當一路，以為用世張本。”[13]關于這段教誨，黃宗羲后來多有憶及，并深有感觸地引蘇軾與秦觀的典故喻云：“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14]

　　兵、農、天時、地理和物理等皆屬“經世致用”之務，故黃宗羲年輕時花了近十年[15]功夫鉆研科學，甚至到了“屏窮壑，雙瀑當窗，夜半猿啼長哮，布算簌簌，自嘆真為癡絕”[16]的地步。期間，黃宗羲貫融了中西諸歷之理，為南明監國魯王政權編制了《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歷》[17]以及《監國魯五年庚寅大統歷》[18]，同時，開始著手地學材料的收集，并對雁蕩山與四明山進行了考察，以作為將來遍游天下名山的實習與發端。[19]后來，他始終沒有間斷過科學研究，如對廬山的考察、《今水經》的寫作等。

　　科學技術有利于國計民生，所以黃宗羲大力倡導：“絕學者，如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縣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20]這正是其“經世致用”精神的體現。不僅如此，黃宗羲還首開有清一代學校講習科學之風。特別是從康熙二年至十九年[21]，黃宗羲先后在石門[22]、海昌、紹興、甬上[23]及余姚設館講學。其盛況，據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講：“已而東之鄞、西之海寧，皆請主講。大江南北，從者駢集，守令亦或與會。已而撫軍張公以下，皆請公開講。”講述的內容，除經史、文學以外，還有科學。萬經《寒村七十壽序》載：“維時經學、史學以及天文、地理、六書、九章至遠西測量推步之學，爭各摩厲，奮氣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見。”受黃宗羲的影響，清代浙東學派內不僅出現了像黃百家、陳訏、陳佶和陳世仁這樣治科學有聲的大家，而且，即以經史聞名的萬斯同、萬斯大、全祖望等人，也有非凡的科學素養和造詣，甚至清后期黃宗羲七世孫黃炳垕[24]的研治天算也多受乃祖《西歷假如》等書的影響。[25]

　　（二）“通天地人”的儒家人格理想與黃宗羲的科學觀

　　姜希轍在為黃宗羲《歷學假如》作序時[26]云：“揚子云曰：‘通天地人曰儒。'后之儒者懲玩物喪志之害，于是孤守此心，一切開物成務之學面墻不理，此吾夫子所謂小人儒也。”又云：“即如律歷一家，三代以來，儒者鮮有不通其說，至宋而失其傳。……余友黃梨洲先生，所謂通天地人之儒也，精于性命之學。與余裁量諸儒宗旨，徹其堂奧。……嘗入萬山之中，茅舍獨處，古松流水，布算簌簌，網絡天地。其發明歷學十余種，間以示余。”

　　西漢揚雄“通天地人者曰儒”之論正是黃宗羲與姜希轍所裁量的“諸儒宗旨”，即儒家的人格理想。對此，黃宗羲多有論及。譬如：“通天地人曰儒者，必非僥幸富貴之徒也。”[27]“夫律歷，固儒者之能事。”[28]“儒者之學，經緯天地。”[29]不僅如此，黃宗羲還以此標準去考量古人：“有宋名臣，多不識歷法。朱子與蔡季通[30]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理，不可施之實用。康節[31]作《皇極書》，死板排定，亦是緯書末流。只有一沈括，號為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為衛樸所欺。”[32]同時，他為天地之學久而不傳憂慮萬分，曾大聲疾呼：“嗚呼！此[33]特六藝中一事，先王之道，其久而不歸者，復何限哉？”[34]

　　“通天地人”的儒家人格理想，在黃宗羲關于其一生成就的自我評價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達：“詔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35]東晉的虞喜雖然博學多才，但足以流芳千古者，惟天文學上歲差之發現而已。黃宗羲自比虞喜，不僅以“通天地人”的虞喜為理想的儒者，而且也為自己完成了“通天地人”的偉業而無愧無憾。以上姜希轍“余友黃梨洲先生，所謂通天地人之儒也”的評價可謂是知人之論。

　　（三）“使西人歸我汶陽之田”的民族抱負與黃宗羲的科學觀

　　黃宗羲是“西學中源說”的主要倡始者之一。早在1679年前后的《敘陳言揚句股述》中，他就明確表述道：“句股之學，其精為容圓、測圓、割圓，皆周公、商高之遺術，六藝之一也。……珠失深淵，罔象得之，于是西洋改容圓為矩度、測圓為八線、割圓為三角，吾中土人讓之為獨絕，辟之為違天，皆不知二五之為十者也。”

　　通過對中西數學的比較研究，黃宗羲認為，西方的矩度、八線、三角不外是對中國古代句股算術的竊傳及改造而已，即“珠失深淵，罔象得之”。盡管他提倡并推崇西學，但就根本來說，黃宗羲還是傾向于中學，并期望通過“西學中源說”來激發國民的愛國激情，力爭在會通中以求超勝——即方以智等“借泰西為郯子”之謂。應該說，“會通以求超勝”表面上看似黃宗羲、方以智、王錫闡、王夫之、梅文鼎等人關于中西學術的見解，而實際上則是明遺民的民族精神及復興希望之所寓。

　　既然“西學中源”，那么，我們就不該妄自菲薄，為宏揚民族文化，就必須中西會通，以最終使“西人歸我汶陽之田”。可以說，“西學中源說”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了黃宗羲關于西洋、回回二歷的研究，而且還是其大力倡導、講授、表彰以普及西學的動因之一。蓋如此，錢寶琮遂謂黃宗羲“實開浙人研治西洋天算之風氣”。[36]梁啟超也稱：“其言雖不脫自大之習，然喚起國人之自覺心亦不少。王[37]、梅[38]所企之‘會通以求超勝'，其動機半亦由此。”[39]

二、科學對黃宗羲思想和學問的影響

　　科學精神和造詣對黃宗羲的思想和學問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40]

　　哲學上，黃宗羲堅持科學實證的世界觀，對朱熹顛倒理、氣關系的說法予以批評。他的高深的天文歷算造詣是其決定論傾向的認識源泉之一。對王守仁所謂的“致良知”，他以科學實踐主義的新詮解說“致”字即是“行”字，很有點近世實驗哲學的意味。他經驗地說明了河圖洛書的起源，并給出解《易》的三原則，認為五行說只是一種配伍的符號體系。他以理性主義的態度對各種自然、社會現象進行求故明理，從而使黃宗羲的哲學具有理性實證、啟蒙批判的鮮明特征。

　　史學上，黃宗羲以歷算推證方法[41]對武王伐紂年代進行了推證，并以此為據編撰了《歷代甲子考》。他推求了孔子生辰的年月日，并對周正建子、周歷改月進行了論證。他對南宋謝翱《西臺慟哭記》的有關方位予以了推證。科學使黃宗羲的史學建立在實證和考據的堅實基礎上。

　　經學上，黃宗羲通過辨證《春秋》日食記錄批駁了沈括所推崇的衛樸之謬，以推日食等歷算方法證《古文尚書》之偽，以西方天文學的本均輪系統辨證歷家“日高于月”之說。他以扎實的樂律修養詳注了蔡元定的樂律學，辨駁了朱熹關于《孟子》“金聲玉振”一義的詮注。他以敏銳的數學洞察力糾正了朱熹《壺說書》中的數學錯誤，剖析了明代算盤和《數術記遺》算器的區別，闡發了對古深衣的形制、尺寸等的新論[42]，并對鄉射侯制進行了詳盡的數學闡釋。基于理論和實踐的深厚地學知識，他對《水經注》進行了詳盡的正誤，以科學的理性精神批駁了分野說的荒誕。科學賦予黃宗羲的經學以求實和辨正的色彩，而不再是權威論理的枯燥腳注，甚至在一定意義上說，經也是史。

　　文學上，科學精神的求實性和開創性反映為黃宗羲文學理論和創作中的貴獨創、重內容及真情。科學使黃宗羲的文學成為“載道”和“寓情”的“經世致用”的有力武器。

　　黃宗羲是“知行合一”的提倡者和實踐者。他力倡經世致用，因抗清而九死一生，后又反思歷代興替，主張社會革命。經世致用，貫穿到其思想的方方面面，融會在其學問的每個角落。他主張經世之學，提倡天文歷算等實學研究，苦用十年之功，通融中西諸歷，并廣為應用、弘揚和傳播，實開浙人研治天算之風氣。他大力揭斥封建迷信邪說，身體力行，遺囑死后僅置石床，不用棺槨，其余世俗流弊，一概掃除。他反對成說和權威，敢于反抗時代潮流，大力批判程朱理學，不惜修正陽明心學。

　　在此僅舉三例以具體說明科學對黃宗羲思想和學問的影響。

　　其一，認識的有限性、無限性及破除成說和權威的作用。黃宗羲《孟子師說·題辭》說：

　　天下之最難知者，一人索之而弗獲，千萬人索之而無弗獲矣。天下之最難致者，一時窮之而未盡，千百年窮之而無不盡矣。四子之義，平易近人，非難知難盡也。學其學者，詎止千萬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尚沉于大澤，既不能當身理會、求其著落，又不能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其故，成說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學者之愈多而愈晦也。

　　這里，從求治儒家經文的角度，黃宗羲談到了認識真理的有限性或相對性[43]與無限性或絕對性[44]的辯證統一，同時還認識到破除成說與權威[45]在認識真理中的關鍵作用，即：成說在前，“宜其學者之愈多而愈晦”。此外，關于陳言之務破，黃宗羲在《獲麟賦》中針對獲麟是祥還是不祥的紛爭指出：“或者不推物理之自然，而惟陳言之是循，則祥、不祥之辯徒為瞽說之紛紜也。”表現出一種極強的科學理性精神。

　　其二，天文歷算與《古文尚書》真偽辨證。《古文尚書》乃東晉梅賾所獻，千年來一直被儒家[46]奉為經典。但經過清初黃宗羲、閻若璩[47]等人的考據，一舉證明是偽作，其對中國思想界的震撼幾乎立即為人所理解，是“思想界之一大解放”[48]。在《答萬充宗質疑書》中，黃宗羲以推日食等歷算方法證實《古文尚書》乃是一本偽書。即通過與《國語》對照，黃宗羲得出《古文尚書·湯誥》實“誤襲周制以為《湯誥》”。接著，“今因推日食于昭十七年六月”，“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偽也，則不能不致疑于古文矣”。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49]朔日有食之是春秋日食記錄之一，近人關立行、關立言等謂“此條誤記，應為十月”。[50]然FredEspenak的推算數據顯示，不僅此條記錄完全正確，而且此后該年之內也再無日食發生。[51]由此可知，黃宗羲的推證是完全正確的，而且也深刻啟發、影響了閻若璩的工作。[52]

　　其三，以天文歷算辯駁衛樸之謬。沈括《夢溪筆談·技藝》載：“淮南人衛樸精于歷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諸歷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樸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算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對于沈括的這一記載，自北宋至清初，未有一人進行過懷疑。獨黃宗羲出而著《春秋日食歷》一書，對此進行駁難，其中以西漢三統歷推出魯莊公十八年二月有閏是問題的關鍵。此外，還有比月頻食[53]之不可能問題。對此，黃宗羲分別以授時歷和西歷說明了比月頻食之不可能，即《春秋》所記兩次比月食均前食而后不食，從而肯定了姜芨、一行等人無比月頻食之說。這樣，黃宗羲既辨證了《春秋》日食三十六[54]魯襄公二十一、二十四年兩次比月食記錄的后一食之誤，又肯定了莊十八年三月日食記錄的可靠，從而正確說明了沈括所記實為衛樸所欺。對沈括《夢溪筆談》這條記述提出直接的科學批評，黃宗羲還是歷史上的第一人。[55]由此可見，科學對黃宗羲經史研究的作用。

三、黃宗羲的影響——以黃百家為例的分析

　　黃宗羲的科學觀[56]不僅影響了整個清代浙東學派，而且對有清一代考據學也震動非小，在此僅舉其子黃百家以示說明。

　　受當時思想界特別是其父黃宗羲實學思想以及西方“質測”風潮的影響，加之本人就是一位卓有科學造詣的學者，黃百家不僅形成了以科學實證和理性啟蒙為特色的科學真理觀，而且在其思想和學問中無處不滲透并體現出這種科學精神的巨大影響。可以說，在科學真理觀的認識上及其與空談性理的宋明理學的決裂方面，黃百家都達到了理論高度與實踐深度的統一，站在了時代認識的前列。[57]

　　（一）黃百家的科學真理觀

　　（1）科學真理的絕對性與相對性的統一。從科學尤其是天文歷法史的回顧中，黃百家深刻認識到：人類對于自然的認識[58]都包含著不依賴于認識主體的客觀內容，并反映了特定時代的認識水平，因而具有絕對性。譬如，授時歷“當時號為神奇、稱為獨絕”，托勒密、第谷及哥白尼等宇宙體系“則以彼諸人皆窮極其心思目力得之于妙悟之中以立法。其在當時，實可施之推步、驗諸乾象者”。同時，任何科學真理又都是人類關于自然的有限認識，因而都不是終極的和完備的。即：不論從廣度還是深度而言，都是暫時的和近似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真理又具有相對性。譬如，清初時憲歷[59]頒行之后，郭守敬授時歷[60]的“弧矢割圓”諸法“勢將絕傳于后世”，“從此為廣陵散有斷然者”，正是“歷法一道，非一人一世之所能精也，愈自后來者居上”，“天載無窮，非一人一世所能究”。即：科學真理的認識是一個繼承和超越的持續過程，“故有前人之所創，而后世每能度越者，非后人之能遽勝前人，要皆因前人以為藍為水而后能冰寒青出”。所以，科學真理是絕對性與相對性的辯證統一。[61]

　　（2）科學真理檢驗的實證標準。在辯駁五行生克說的舛謬時，黃百家提出了科學真理檢驗的實證標準：“天下有目前之物，俾囂囂者說之，直疑鬼疑神、不可窮詰者，莫如五行之生克。凡物之虛窅無形，若太極，若陰陽，若鬼神、道德、性命之類，可任人之誣捏，吾不敢致問，以無所證對也。五行則至顯至實，如是不如是，第取諸當前試驗之立決矣，何無人不受其惑也？”[62]對于形而上的“可任人之誣捏”的太極、陰陽、鬼神、道德和性命之類說法，黃百家之所以“不敢致問”[63]，是因為其虛窅無形“無所證對”。而五行生克說則“至顯至實”，完全可以、應該而且必須訴諸“當前試驗之立決”，故非“不可窮詰者”。這樣，黃百家較為明確地提出了科學真理檢驗的實證標準：試驗立決，有所證對。另外，《黃竹農家耳逆草·天旋篇》中黃白家談到了托勒密、第谷以及哥白尼三家宇宙體系的檢驗與擇取標準，認為“天不可升，種種之說，誰能親至其處實證其然？”這里表述的，也正是其“凡事無實證，皆非吾所安”的科學實證理念。看來，在黃百家心目中，科學真理檢驗的理想標準[64]應該是“實證其然”。

　　（3）拒斥形而上學，提倡專門研究。黃百家在批駁五行生克說時，其“凡物之虛窅無形，若太極，若陰陽，若鬼神、道德、性命之類，可任人之誣捏，吾不敢致問，以無所證對”之說表現出的就是一種強烈的拒斥形而上學的傾向。正如牛頓“我不杜撰假說”之原意是常在不作玄想、不作形而上學之假設[65]故非今日科學方法中的假說之謂一樣。[66]黃百家之拒斥的形而上學乃指非從經驗出發亦非經驗所能把握[67]的玄想[68]，像太極、陰陽、鬼神、道德、性命之類的說法，并非不作哲學思考，而是哲學[69]須從事實出發、以經驗為依據。黃百家在大量的親身觀察實踐以及對前人經驗總結的基礎上形成了以物種可變、自然選擇、人工選擇和適應輻射進化等豐富而寶貴的生物進化思想為代表的哲學與科學思想。[70]拒斥形而上學，其結果便是提倡專門研究：“儒者身未嘗登臺，手不諳籌策，農圃之未習，不慊自居于不如，便欲以虛理肉呂掩蓋專門。”[71]黃百家在此不僅強調了專門的科學研究[72]的極端重要和不可替代，而且進一步表達了對空談性理的形而上學及其妄圖替代具體的科學研究傾向的厭惡和拒斥。如果說牛頓的“我不杜撰假說”反映了近代科學的確立對西方傳統經院哲學玄想方式的批判，那么，黃百家之拒斥形而上學也可說是清初實學的確立對中國宋明理學空談性理方式的根本決裂。作為牛頓的同時代人[73]，黃百家不僅獨立地接近了牛頓對形而上學玄想方式的批判，而且表達了近兩個世紀之后的西方經驗科學家對黑格爾哲學[74]的類似反感。這兩者同時出自17世紀中國的黃百家，既難能可貴，又決非偶然。

　　（二）科學對黃百家經史之學的影響

　　在黃百家的經史著述中可以發見一大鮮明特征：他以科學知識作為注解經文、斷其正誤的一柄不可替代的利器。僅在《宋元學案·橫渠學案上》中，黃百家就引用了哥白尼日心地動說、沈括關于月相變化的實驗說明、西方的氣象學理論、日月食的成因及蒙氣差的影響、前人關于潮汐成因的解釋等等科學內容，并融會了他自己關于天文、生物及潮汐等的研究成果。此外，在文章的寫作中，黃百家還時時習慣性地以科技[75]作譬，讀來清新生動，趣味橫生。黃百家力圖將經史之學也置于科學實證檢驗下的思想方法，實開新經史之學研究之先河，既與以性理為據的宋明理學劃出了一道分明的界限，又是其科學實證理念付諸實踐的生動寫照。后來的乾嘉考據學派，特別以戴震為代表，正是黃百家思想方法的延續。

　　正是在科學理性光輝的照耀下，黃百家提出了“以經解經”、自然主義理論發生論等經史之學研究的新方法，并提出了許多全新的觀點。譬如，黃百家發展了萬斯大、黃宗羲所創的關于“格物”一詞的新解。又如，關于陰陽、五行和八卦等中國傳統理論的起源問題，前人多附會以神秘和唯心的解釋，黃百家則作出了別具一格的自然主義詮釋。如陰陽說的起源：“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實有可據指，非空言無征。太陽南下極，長至漸而升。是為一陽復，地氣因上騰。北極降生陰，陰陽由此名。玄酒雞號語，吾疑等說鈴。”[76]又如八卦的起源：“上古無文字，如喑不能話。立象以盡意，于是畫八卦。祖之文字生，轉展益變化。欲言可盡言，發揮無礙怪。奈何故捫舌，擬易自奇詫。太元洞極儔，吾疑皆稗稏。”[77]

注釋：

[1]作者楊小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自然科學史博士，中國國家重點學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國家重點基地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哲學國家重點學科專職教授，河北工業大學現代科技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教授，《世界弘明哲學季刊》編委，主要從事科學思想史、中國地方科學史以及藝術中的科學等研究。出版有：專著《清代浙東學派與科學》，32萬字；參著《山西科技史》（上部），30余萬字。發表的學術論文有《黃宗羲的科學研究》、《哥白尼日心地動說在中國的最早介紹》、《黃百家的科學真理觀》、《黃百家與日月五星左、右旋之爭》、《“胎毒外感說”與中國古代防治天花的成就》、《〈物理小識〉的光學思想》、《中國古代沒有生物進化思想嗎？》、《從自組織觀看古希臘城邦的分立史》等近50篇。

[2]Ludwig von Bertalanffy

[3]［奧］路德維希·馮·貝塔蘭菲著、秋同等譯《一般系統論》頁4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4]區別于生物的人。

[5]主要表現為思想、素質與學問等。

[6]如文化、教育、信仰、藝術、科學乃至經濟基礎、個人體驗、價值取向等。

[7]要素的秩序、組織或者說相互關聯、滲透和作用。

[8]即思想、素質與學問等。

[9]1610～1695年

[10]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序》，見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2冊頁206，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1]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85年版。

[12]1627年

[13]黃宗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襄徐公神道碑銘》，見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24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4]黃宗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15]約1640年代

[16]黃宗羲《敘陳言揚句股述》，見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36，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7]1645年

[18]1649年

[19]黃宗羲《丹山圖詠序》，見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16～17，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0]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取士下》，見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冊頁19，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1]1663～1680年

[22]今桐鄉。

[23]今寧波及鄞縣一帶。

[24]字“蔚亭”，1815～1893年。

[25]黃炳垕《五緯捷算·序》，清代同治刻本，浙江圖書館藏本。

[26]1683年

[27]黃宗羲《王君調先生七十壽序》，見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1冊頁23，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8]黃宗羲《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歷》，見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18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9]黃宗羲《贈編修弁玉吳君墓志銘》，見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42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0]蔡元定

[31]邵雍

[32]黃宗羲《答萬貞一問明史歷志書》，見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206，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3]歷算

[34]黃宗羲《敘陳言揚句股述》，見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36，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5]黃宗羲《梨洲末命》，見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冊頁19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6]錢寶琮《浙江疇人著述記》，《錢寶琮科學史論文選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

[37]錫闡

[38]文鼎

[39]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85年版。

[40]楊小明《黃宗羲的科學研究》，《中國科技史料》1997年第4期。

[41]天文歷史年代學

[42]黃宗羲著有《深衣考》，對古代深衣（喪服）的尺寸、形制等進行了考釋。

[43]“一人索之而弗獲”、“一時窮之而未盡”。

[44]“千萬人索之而無弗獲”、“千百年窮之而無不盡”。

[45]此處如朱熹的傳注。

[46]尤其是宋明理學家。

[47]1636～1704年

[48]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25，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年版。

[49]公元前525年8月21日

[50]關立行、關立言《春秋時期魯國歷法考》，《自然科學史研究》2001年第2期。

[51]江曉原、紐衛星《回天——武王伐紂與天文歷史年代學·附錄二：公元前720年－公元前480年日食一覽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2]楊小明《清代浙東學派與科學》頁219～220，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版。

[53]即：連續兩個月都發生日食。

[54]實為“三十七”。

[55]李志超《沈括的天文研究》（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

[56]其重視科學的作用，并將之作為哲學批判的利器、經史研究的基礎與工具。

[57]楊小明《理論高度與實踐深度的統一——試論黃百家的科學真理觀》，《科學技術與辯證法》1999年第2期。

[58]在一定的時代條件下所揭示的科學真理。

[59]實為西歷。

[60]明大統歷實為之沿襲。

[61]黃百家《黃竹農家耳逆草·天旋篇》、《黃竹農家耳逆草·上王司空論明史歷志書》，康熙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

[62]黃百家《黃竹農家耳逆草·五行篇》

[63]其實是持深刻的懷疑態度，一如“子不語怪力亂神”。

[64]也是終極的判據。

[65]從玄想而非從現象得者。

[66]事實上，牛頓也作過一些現代意義上的假說。

[67]即“虛窅無形”以至“無所證對”。

[68]即“可任人之誣捏”而“不敢致問”。

[69]科學亦然。

[70]楊小明《黃百家科學思想與成就鉤沉》，《華僑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2期。

[71]黃百家《黃竹農家耳逆草·天旋篇》

[72]如天文、數學和農學等。

[73]按新歷，黃百家與牛頓生于同一年。

[74]即其哲學替代論以及其哲學對自然科學的傲慢態度。

[75]特別是農學、生物與天文事例與器物。

[76]黃百家《正惑詩》之三，《余姚竹橋黃氏宗譜·詩文集》，浙江余姚梨洲文獻館藏本。

[77]黃百家《正惑詩》之八，《余姚竹橋黃氏宗譜·詩文集》，浙江余姚梨洲文獻館藏本。

原載《世界弘明哲學季刊》2002年9月號

網載 2015-08-25 16:3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