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先生編的《歷史的先聲》日前在港再版,集中再現了1940年代新華社等中共媒體刊發的毛澤東等人支持憲政民主的言論。這本書所引用的都是共產黨領導人及左派人士的原話。
每每看到今日中國的困境,便不禁聯想起往日失去的機遇。清末是一次多好的機會!民初又是一次多好的機會!國共二次合作何嘗不是一次真正的機會!但是我們一次又一次丟失這些機會,不能只怪慈禧或醇親王,不能只怪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或毛澤東。畢竟,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是我們把他們扶上位的;至少,他們是在我們的普遍麻木和無動于衷下執掌權力的。我們在推翻舊政權的時候,是何其興高采烈、毫無保留,但是等到我們發現自己的處境正像托克維爾說的那樣,“被推翻的舊政權總是比替代它的新政權更好”,一切為時已晚;這個民族已經把自己的全部命運交給它的新主人,因而只有忍受更深重的苦難。一次又一次不智的選擇讓我們淪落到今天,每一次都讓我們陷入離憲政更遠、更深的漩渦……
假如當時國民黨愿意坐下來好好談,完全可能按其所提的憲政方案去做,并似乎已經采取了一定的實際行動。這也很好理解,因為在內戰開打之前,誰也沒有必勝的把握;相比老蔣的盲目樂觀,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倒是相當清醒。更不用說從中共建黨到“西安事變”,從來只有國民黨“老大”打共產黨“小弟”的份;雖然中共在八年抗戰中養精蓄銳、不斷做大,但還不至于有后來三年打垮國軍的自信。國共合作對它是有利的,提倡憲政、民主、分權、聯邦的效果是限制國民黨老大的權力,對它也是有利的。國民黨要回到抗戰前的一黨專政格局、重新“統一”中國,共產黨則只要能“劃江而治”就很滿足了,何樂而不為呢?
你可以說當年的憲政言論是一種“策略”,至少不能排除宣傳“策略”的成分,但是沒有必要把“策略”解讀成謊言。毛澤東當時主張憲政,很有可能是出自真心,但這也不是說他就是一個“憲政斗士”;他顯然不是,但是當時的國共實力格局使得他認為憲政對中共有利,于是就支持憲政。今天,我們已沒有必要糾結于中共支持憲政是出自真心還是假意。這個問題已經不相關,因為現實很清楚,
你可以從道德上批判它出爾反爾,但是沒有實力支撐,道德批判是蒼白無力的。當我們興高采烈地把所有生殺大權都交給一個我們認為“先進”無比的政黨,我們已經把自己降格為“政治奴隸”。主人能欠奴隸什么“承諾”?你現在站起來向主人“討說法”,那就表明你已經不是奴隸了。不過,主人還沒有適應這種變化,他還和從前一樣把你定位成奴隸。當代中國大陸的憲政意識已今非昔比,約束公權的必要性已經成為官民常識,但是深陷于威權政治的不幸遺產之中,憲政仍然是一個沉重的話題要讓當年的承諾成為今日的現實,你該做什么?
不夸張地說,近代中國所有“更壞”的政府都是因為國民(尤其是社會精英)的不智選擇而登場的。每當我讀到某個滿腔熱血的歸國精英慘遭“反右”或“文革”迫害的悲劇,心里就泛起一陣悲哀。這是一個幼稚政治傳統所得的報應,因為他們所憧憬的烏托邦,其實就是一個公權不受限制的地獄。也許,這一切都是這個政治幼稚的民族所不得不付出的昂貴學費。農民的輕信是無可指責的,但知識精英的天真爛漫是不可原諒的。
網載 2015-09-07 19:0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