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國敗亡，諸葛亮應負主要責任

簡體傳統

　　很多人建議孩子從小就閱讀名著，這固然是好事情，但是少有閱歷的孩子讀名著也多是讀得熱鬧、崇拜得簡單、恨得淺薄，若能在成年之后重新拾起曾經讀過的那些名著，我相信歲月的積淀一定會讓閱讀有更多、面目一新的收獲。

　　諸葛亮，在中國耳熟能詳，小說、民間傳說、影視作品，更是將諸葛亮“神化”了，孩童時代的我是多么崇拜那神一般的諸葛亮啊！等過了不惑之年，認真閱讀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呂思勉的《三國史話》、陳壽的《三國志》、《易中天品三國》之后，我才真切地感受到那個曾經的“神”已經幻滅，眼前的只是一位普通的歷史人物，有他的智慧，也有他的缺點，甚至因為他的缺點而造成了一系列的歷史悲劇。

　　我不是學歷史的，我學的是物理，我認為：分析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重要的不是糾結史書、小說中的情節和事件的真實性，而應當從眾多的事件中找出其必然的邏輯聯系。畢竟“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畢竟歷史有太多無法記載的內容，后人總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和想象去描述、修飾、改寫已經成為歷史的人物和事件，即便是事件經歷者，也很難客觀、全面地講述事件和評價人物，更何況是后人呢？但慶幸的是，再華麗的描述、修飾和改寫也改變不了事件的基本邏輯，在這些邏輯中所表現出來的人物，或許更加真實可信。

　　下面，就簡單地剖析下諸葛亮，看看這個“神”一般的存在，是怎樣走下了“神壇”，重返人間的！

　　《三國志》中是這樣敘述諸葛亮的身世：“諸葛亮字孔明，瑯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后也。父圭，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都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之信然。”

　　顯然，諸葛亮的家庭屬于士人階層，簡單點說，士人階層在當時是以做官為目的的階層。因而處于這個階層的人對所謂天下大勢基本都有自己的認識和看法。魯肅當年給孫權的東吳版隆中對，如果拋開出發點來看，其實和諸葛亮的隆中對是極其相似的。這說明，持有類似認識的人，肯定不是一個兩個，只是諸葛亮和魯肅有機會完整地表達出來并得到執行而已。從這個角度上講，隆中對與MBA課程一樣，會講的人很多，而教課的老師卻不一定能實際管理好企業。這一點，在諸葛亮后來管理蜀國的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證，后面慢慢講。

　　至于諸葛亮為何投奔劉備，眾所周知，那是因為諸葛亮認為劉備乃“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概括一下就是“四有”：有出身，有名望，有隊伍，有理想！其實諸葛亮還看重劉備的“三無”：無謀士，無地盤，無戰略！因為劉備的“三無”正式諸葛亮可以去補充的。要知道，有的因素是先天的，有的因素是后天，有的因素需要時間的積累，有的因素可以通過努力快速達成。相比之下，曹操的父親是常侍曹騰的養子：出身不好，“挾天子以令諸侯”：名聲不好，當時屬于，是“漢賊”，這些劣勢是無法改變的，而自恃甚高的諸葛亮，怎么可能給出身不好、名聲不好的曹操效力呢？況且曹操手下謀士如云，與賈詡、郭嘉、程昱這樣牛逼的謀士在一起，真的很難出頭。雖然孫權僅僅是出身不如劉備，但那邊有諸葛亮的哥哥諸葛瑾，更重要的是有像周瑜這樣的人物，讓諸葛亮輔佐孫權，也肯定有心理障礙。而劉表、劉璋，雖然有出身，但卻沒有理想，周星馳有句名言：“做人如果沒有理想，跟咸魚有什么區別？”，諸葛亮不想跟著咸魚混。所以說，劉備對諸葛亮而言是最佳的選擇，無論是因為劉備缺少得力的謀士，還是劉備在“三顧茅廬”時表現出來的敬意，都說明劉備必然會很看重諸葛亮，而諸葛亮的隆中則形成了劉備的戰略思想。就是說，諸葛亮可以幫助劉備解決的“三無”問題！可惜的是，劉備既得了臥龍諸葛亮，后來也得了鳳雛龐統，依舊沒能得天下。看來，真正的管理人才必須從實踐中來，理論上的高手往往在實戰中的成績不好看。

　　諸葛亮的出身不錯，自身能力也確實不錯，還“容貌甚偉”，對當前局勢有相當的認識，因而養成自命不凡、清高、孤傲的性格就很正常了（正如《三國志》的描述“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而這樣的人，如果有點真本事并做成了點可以說道的事情，那么就會更加固執己見，難以容得他人的不同意見。清高、孤傲有本事的人，一般做事多少有“潔癖”：要么不做事情，要做就會盡力做到極致，不容有一點差錯，而這種極致，是不可能通過信任他人、授權他人來完成的，他只相信自己的能力，因而只有“事必躬親”。要知道，如果一個人“事必躬親”，那么幾乎就可以斷定此人難有大的作為，小事都不能放手，大事還有精力做嗎？并且，因為“事必躬親”，導致愿意與其共事的人，大多水平有限、唯唯諾諾。事實上，諸葛亮的一生，基本就是這樣的。

　　《三國演義》和史書中都能找到不少事例可以證明諸葛亮的清高、孤傲，很多橋段說的人太多了，這里只舉一個在劉備訪諸葛亮的過程中發生的小插曲：劉備二訪諸葛亮不遇，給諸葛亮留下一封信后準備返回，巧遇諸葛亮的岳父黃承彥騎著驢帶一小童冒風雪而來，“玄德曰；‘曾見令婿否？’承彥曰：‘便是老夫也來看他。’”言語中，黃承彥雖喜愛女婿的才氣，但對其作派實在也是無可奈何。諸葛亮對求他出山相助的劉備端端架子也就罷了，原來平日里對待自己的岳父也是此種態度，清高得有點過分了。

　　《三國演義》里，給諸葛亮創作了不少戰例：火燒博望、火燒新野、草船借箭、借東風、智算華容道、空城計等等，但是史學家證明這些都不是諸葛亮所為。其中，值得一說的是，《三國演義》第七回，就描寫了孫堅戰黃祖時用船“借箭”十數萬的戰例，應該就是小說中“草船借箭”的原型了。如此一來，諸葛亮能拿得出手的戰例還有什么？

　　說到隆中對戰略的執行上，表面上看似乎執行不錯，只是意外頗多，但實際上，這些意外大多是諸葛亮在執行過程中，由于性格上的缺點導致的，蜀國最后的敗亡，諸葛亮應負主要責任。為什么這么說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第一，對關羽之死和荊州之失負主要責任

　　按隆中對的設計，益州和荊州互為犄角，缺一不可。劉備入川時的安排是“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云長、張翼德、趙子龍守荊州”，這個安排是非常妥帖的，也足以證明對荊州的重視程度。但是，當龐統在西川意外身亡后，劉備招諸葛亮入川，諸葛亮卻將張飛、趙云一并帶走，留給關羽的只有“文官馬良、伊籍、向朗、麋竺，武將麋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看似人多，但無一人能担負輔佐關羽的重任，更無一人可以獨當一面。荊州的人員配備上嚴重不足，這直接造成了后來關羽攻樊城時，顧前不顧后的困局，才讓呂蒙趁機“白衣渡江”，不但失了荊州，而且讓關羽丟了性命。

　　難道是諸葛亮不明白荊州的重要性嗎？如果不知道，恐怕提不出隆中對。因而，諸葛亮是很清楚的，荊州很重要，但是他為什么要讓關羽獨守荊州？小說里沒講，史書里沒講，易中天也沒講。其實，道理很簡單：諸葛亮不待見關羽，想看到關羽遭受適當的挫敗！

　　關羽“剛而自矜”，諸葛亮又是個清高孤傲的人，當年劉備得了諸葛亮，“以師禮待之，關、張二人不悅”，在劉備的解釋下，“關、張見說，不言而退”。畢竟諸葛亮和劉關張三人不同，劉關張三人是股東，諸葛亮是職業經理人，情感上的隔膜是不容否認的。再加上諸葛亮和關羽都是那種自視甚高的人（只因聽說馬超武藝過人，關羽就想入川與馬超比武），那么兩人能惺惺相惜的可能性就太小了。但應該來說關羽還是比較尊敬諸葛亮的，從關羽向眾人展示諸葛亮贊美他的書信一事可見一斑。但以諸葛亮“事必躬親”的行事風格，恐怕是不怎么待見關羽的。于是，借口龐統之死、劉備召自己入川，將張飛和趙云一并帶走，而將荊州留給關羽一個人。要知道，荊州直接面臨曹操和孫權的夾擊，且無險可守，縱使關羽蓋世英雄，也雙拳難敵四手，沒有得力的幫手，丟命、丟荊州都是可以預見的。

　　有人會說，諸葛亮如果和關羽的關系不好，也不會寫信贊美關羽了。這里先看看這封信的內容：“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當與翼德并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群也。今公受任守荊州，不為不重，倘一入川，若荊州有失，罪莫大焉。唯冀明照。”諸葛亮很清楚荊州的重要性，他更清楚荊州不可一日無關羽，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軍師的諸葛亮不好好敲打下關羽的驕傲思想，反而繼續給關羽灌迷湯，難道諸葛亮不知道“驕兵必敗”的道理嗎？再者說了，既然荊州不可一日無關羽，那么萬一關羽有個日常閃失呢？俗話說“飽帶干糧，暖帶衣裳”，重要文件還講究備份呢，為何這么重要的荊州，這么重要的關羽，卻不考慮助手和后備方案？這是常識啊！從劉備開始的人員安排方案與諸葛亮帶人入川后的人員安排方案相比，差距是巨大的，因此我估計劉備和諸葛亮在方案上有過不同意見，但是在諸葛亮堅持下并虛夸關羽的能力后，劉備也就沒有堅持。諸葛亮是希望看到關羽遭受適當的挫敗，但是沒想到這個失敗太大了，不但直接丟了荊州，還搭上了關羽的性命，這出乎了諸葛亮的設想。

　　有人會說，當時帶張飛和趙云入川，是因為龐統意外身亡，而劉備在西川戰事吃緊，諸葛亮這么做無可厚非。但是要知道，劉備入川后即發生了“趙云截江奪阿斗”，此事件基本宣告了孫劉聯盟的破裂；從諸葛亮入川到關羽進攻樊城，中間間隔了5-6年，這期間關羽還有一次涉險的“單刀赴會”。作為軍師的諸葛亮不但對實際已經破裂的孫劉聯盟寄予了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且自己入川后5-6年都無視荊州在人員配置方面的巨大缺陷，這已經不能用西川戰事吃緊來解釋了。不幸的是，這一缺陷，被呂蒙和陸遜抓住了，而且結果是致命的。

　　也有人會說，也可能是關羽要求諸葛亮將張飛和趙云等都帶走，一個人留守荊州，因為關羽覺得自己一個人就能勝任了。這種說法基本不可能。前面說了，劉備入川前已經做出了人員安排，當作為劉備身邊軍師的龐統身亡后，劉備只是請諸葛亮入川相助，而諸葛亮帶走張飛和趙云，事實上已經全面推翻了劉備的人員安排。以關羽的性格，是不會違背劉備的安排的，更不會主動提出與劉備安排相悖的建議。那么只有一種可能了，就是諸葛亮假托劉備的意思，最終達成自己的意圖，這樣關羽就沒有反對的理由了。其實在《三國演義》第六十三回中，已經說得很委婉了，并且諸葛亮臨走前，關羽心里是沒有把握的，但沒把握也得撐住—--這是關羽的性格。

　　有一點是必須說明的，那就是關羽是必須留在荊州的，主要原因是只有關羽會帶水軍，這也是有人質疑為啥不單獨留張飛或趙云的答案。只是這種質疑忽略了在孫劉聯盟破裂、諸葛亮入川后，荊州在人員配備長期嚴重不足的事實。自此，荊州自保都成問題，如何能與益州互為犄角？

　　所以說，關羽之死、荊州之失，主要責任在諸葛亮是不容置疑的。

　　說到這里，肯定少不了人要說了：這只是一個單獨事件，并不能說明諸葛亮就是不待見關羽。但是想舉出其他事件為佐證也太容易了。一個就是流傳甚廣的“諸葛亮三氣周瑜”以及“徐庶進曹營”。有的專家認為“諸葛亮三氣周瑜”是虛構的，理由是：以周瑜的軟硬件條件，周瑜怎么可能生諸葛亮的氣？但是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因為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諸葛亮自認為氣到周瑜了！所以，我倒認為這個故事是可信的。其實“諸葛亮三氣周瑜”這個故事說來說去也只能證明諸葛亮心胸狹窄、不顧大局。在劉備拼命想拉孫權下水共同抗擊曹操的危急時刻，諸葛亮還念念不忘在孫權的大都督周瑜面前顯擺，至于嗎？這是能促進雙方團結友愛的大局呢，還是在耍小聰明而可能壞大事？這種只顧耍性子、不顧大局的作派和對待關羽的方式是那么驚人的相似。另外，“徐庶進曹營”也間接地說明了諸葛亮的性格和為人。首先，徐庶跟諸葛亮是好朋友，其次，徐庶是真心想幫劉備。只因為徐庶是個大孝子，當他母親被曹操“請”過去后，被逼無奈只好投了曹操。徐庶在告別劉備后又折返，這時候才告訴劉備，讓劉備去找諸葛亮，顯然是經過思想斗爭了再斗爭之后的決定，為什么要思想斗爭？因為徐庶作為諸葛亮的好朋友，他很清楚諸葛亮的性格和為人，把諸葛亮推薦給劉備吧，諸葛亮肯定難容比他強的人，不推薦諸葛亮給劉備吧，劉備身邊連個像樣的謀士都沒有。糾結的徐庶，在最后的當口，兩害相權，還是決定折返將諸葛亮推薦給劉備。然而，當徐庶在曹操那邊見了母親，他母親將徐庶痛罵一頓后自縊身亡了。按說曹操是徐庶的殺母仇人，沒有了顧慮的徐庶為什么不離開仇人曹操而再次投奔劉備？為什么寧愿在仇人陣營里“終身不設一謀”，也不愿意跟諸葛亮在同一陣營里為母報仇？那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徐庶很明白：諸葛亮根本就容不下自己！徐庶是個聰明人，寧愿一身本事付流水，寧愿背負罵名，也不愿與諸葛亮為伍。

　　說起來也是奇怪，鳳雛龐統在諸葛亮之后跟了劉備，還沒建功立業就死了，死時三十六歲，法正幫劉備取了西川，也很快就死了，死時四十五歲。在《三國志》中，陳壽是將龐統與法正并列立的傳。

　　第二，未能竭力阻止劉備發動夷陵之戰，導致國力大損

　　關羽之死，荊州之失，是劉備發兵攻打東吳的主要原因。而這一戰的失敗導致了蜀國國力大損。

　　因為關羽的死，作為兄弟的張飛，脾氣更加暴躁，出征前被末將范疆、張達所害，還攜張飛的頭顱投了東吳。這讓劉備征伐東吳的決心更加堅定。

　　劉備欲起兵伐吳，趙云就面諫：“漢賊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為重！”學士秦宓面諫：“陛下舍萬乘之軀，而徇小義，古人所不取‘也。”諸葛亮為了救秦宓而上了一表勸劉備放棄伐吳，“苦諫數次”后再次率百官在校場諫阻。為什么劉備聽不進去？當諸葛亮送劉備大軍出征后，回到了成都，諸葛亮才對眾人說：“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東行也。”為什么諸葛亮就知道如果法正還活著的話就可以說服劉備？是劉備更加信任法正，還是諸葛亮也認為法正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呢？按說諸葛亮的資歷和威望要勝過法正，并且以諸葛亮的性格是不可能承認有人強過自己？但為何在這件事情上，諸葛亮卻只敢“苦諫”，而不是就給關羽報仇提出更好的方案？要知道，諸葛亮不僅是丞相，更是軍師將軍，勸阻劉備并出謀劃策他責無旁貸！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哪是因為諸葛亮很清楚：因為在荊州人員配置上最后依了諸葛亮的方案，而不是劉備之前確定的方案，因而造成的荊州之失、關羽之死，劉備心中有怨，諸葛亮心中有愧。在劉備心中對諸葛亮的怨恨消除之前，諸葛亮關于荊州和關羽的任何建議，劉備是聽不進去的。在事關國家大事的關口，諸葛亮必須盡全力勸阻劉備，哪怕放下自己所謂的面子。如果諸葛亮能誠懇地向劉備承認自己的失誤，并謀劃更合適的報仇方案，劉備怎么可能聽不進去呢？畢竟從關羽身亡到劉備發動夷陵之戰，中間隔了兩年時間，畢竟劉備非常清楚興復漢室比給關羽報仇更重要。在這兩年里，諸葛亮除了上表和苦諫之外，還做了什么呢？還有什么事情比阻止劉備此次伐吳更重要的呢？

　　此次劉備伐吳，《三國演義》中說起兵七十五萬，川將數百員，這個數字，應該是將后勤人員一并算入的，否則涉及的人數更為龐大。這個數字是什么概念呢？要知道后來劉禪投降鄧艾時所交的戶籍簿中，整個蜀國只有“共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官吏四萬”。兩者一對比，就應該很清楚這一戰所動用的人力物力之巨了。這一戰的重要性，難道諸葛亮不清楚嗎？既然清楚，為何不竭力阻止？為何在未能阻止的情況下不采取措施以確保此次戰役順利完成？

　　伐吳之初，老將黃忠中埋伏而死，年七十五歲。若按《三國演義》的“五虎上將”算，五已去其三，若按史實的“四虎上將”算（趙云不在其列），四已去其三，可獨擋一面的戰將僅存馬超、趙云和魏延。而夷陵之戰的慘敗，不但將蜀國的軍事家底幾乎敗光，而且還搭上了劉備的性命。戰將折損、國力大損是后來歷年伐魏均無功而返的重要原因。

　　劉備白帝城托孤，估計也是因為深感無力回天，憂病而亡。在這種情況下，劉備沒有選擇，也只有托孤于諸葛亮，在老班底里，也只有諸葛亮可以托付了，畢竟他是蜀國既定戰略的制定者、執行者，并且忠心無二、做事認真。

　　諸葛亮心里很明白，劉關張的死自己有責任，夷陵之戰的慘敗自己也有責任，在愧疚的心態下接受了劉備的托孤重任。這種愧疚一直如同山一樣壓在諸葛亮的心頭，他只有殫精竭慮、事無巨細地治理蜀國，并且不斷伐魏用以表明心跡、以減輕內心愧疚。但是，這種愧疚終究還是將諸葛亮壓垮了，六出祁山，星落五丈原。

　　第三，諸葛亮在治理蜀國時并無長遠規劃。

　　陳壽的《三國志》對諸葛亮治理的蜀國大加贊賞，但是卻無法掩蓋諸葛亮在管理國家中的致命缺陷。

　　《三國志》中提到：“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于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罚必信，無惡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三國志》中評價諸葛亮：“然亮才，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

　　說到諸葛亮治國“賞罚必信，無惡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其實并不盡然。《三國志》中曾提到法正“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有人告訴了諸葛亮，建議諸葛亮報告給劉備進行約束，但諸葛亮卻以法正輔佐劉備立了大功而不做處理，還反問：“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三國志》亦點評法正：“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著稱也。”可見諸葛亮施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

　　蜀國遭受夷陵之敗，國力受到了巨大沖擊，并且折損了關羽、張飛、黃忠三元大將，如何盡快恢復國力、如何挖掘并培養人才應是重中之重，可諸葛亮的性格缺陷卻讓他自己“事無巨細”、“皆專之”。沒有充分的信任和授權，沒有建立良好的制度去管理國家，僅憑一己之力想扭轉乾坤，即使達到了《三國志》中所描述的狀況，也不過是人治而已，人在治在，人亡治消。更重要的是，在這種人治之下，只有辦事人員，沒有才能之士，因為凡有才能者必有個性，但是在諸葛亮的治下，是不可能允許個性存在的。他需要的，僅僅是執行，而且是要不折不扣地執行。試想，這樣的管理方式，能培養人才嗎，不但有才能的人不愿意受過多的制約和唯唯諾諾，而且人才的主觀能動性被消磨殆盡。試想，一個對上級唯唯諾諾的執行者，他有能力、有習慣去質疑甚至改進他所接到的指令、任務嗎？后果之一，就是在諸葛亮伐魏不再朝中的時候，朝中基本上處于空轉的狀態，造成宦官傳播流言、搬弄是非，數次生事而朝中幾乎無人阻止，而諸葛亮能做的僅僅是將生事的宦官處理掉而未能加以制度上的約束。

　　劉備死后兩年，諸葛亮平定南方，再兩年上出師表進駐漢中，第二年即發動第一次北伐。從時間的概算上看，諸葛亮僅僅是在準備物資，而非恢復、儲備國力，更非等待機會了。其后幾次北伐幾乎是連年發動，說諸葛亮“窮兵黷武”，還是有一定事實基礎的。其實這是與隆中對相違背的，隆中對中的策略是“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其中的“天下有變”指的是合適出兵的機會，而諸葛亮在已失荊州的前提下，連年出兵，是他忘了之前的戰略規劃嗎？顯然不是，是因為諸葛亮急于擺脫心理上的沉重壓力，在這種心理作用下，他不僅嚴以律己“不使內有余帛，外有贏財”，更是急于求戰，根本不顧發動戰爭的時機，以致連連失敗也在情理之中。

　　有人說了，諸葛亮并不是沒有培養人才，前有馬謖，后有姜維啊！沒錯，這是事實，但是就在管理國家無長遠規劃，特別是人才培養機制的缺失上，諸葛亮是難辭其咎。因為沒有一套成熟的用人機制，在諸葛亮去世時，手下居然要一一問明一代一代的繼任者，問題是，所謂的繼任者，做到極致也不過是守成而已，但是唯唯諾諾的辦事員，沒有自己頭腦的執行者，連對錯、方向都不能明辨的應聲蟲，哪里有能力真正做好繼任？

　　治國沒有長遠規劃，沒有國力儲備，沒有人才儲備，連年征戰，蜀國的人民幸福嗎？

　　第四，諸葛亮用人存在重大問題。

　　前面提到，關羽失荊州，原因是諸葛亮不待見關羽，因為關羽做事的風格可能不讓諸葛亮滿意。或者說，只要與諸葛亮的想法不同的人，諸葛亮都不會喜歡，諸葛亮只需要執行者，不需要有頭腦的屬下。

　　第一次伐魏，魏延曾提出“子午谷奇謀”，顯然，這出乎諸葛亮的意料。更重要的是魏延是在公開場合獻策，而不是私下商討，更不是諸葛亮主動詢問，那么以諸葛亮的性格，不采納是正常的。但是要知道，第一次伐魏屬于出其不意，打的就是魏國的防備不充分。況且魏延在夷陵之戰時就鎮守漢中，對漢中周邊的情況應十分了解，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子午谷奇謀”，按說有相當的勝算，而且魏延的要求并不高，“愿得五千精兵”。諸葛亮拒絕的理由十分牽強：“此非萬全之計也！汝欺中原無好人物。倘有人進言，于山僻中以兵截殺，非唯五千人受害，亦大傷銳氣，決不可用！”。諸葛亮究竟是已有萬全之計呢，還是魏延當眾獻良策傷了他的面子？反觀由諸葛亮主導的六次伐魏，哪一次是萬全的呢？易中天解釋說諸葛亮認為魏延的想法太過簡單了，但退一萬步說，即便是魏延的想法簡單了，但這五千精兵僅僅作為主力的策應用來牽制魏軍也是相當不錯的。諸葛亮為何在沒有與魏延進一步商討之前就武斷地否定呢？畢竟魏延在鎮守漢中長達五年以上啊！或許是魏延太有自己的想法了，并且當眾傷了他的面子，諸葛亮才不喜歡他，而這種對他人的好惡肯定在日常多少有所表露，作為諸葛亮身邊的長史楊儀怎么可能不明白？這就為諸葛亮死后楊儀和魏延互指謀反、內斗埋下了導火索。

　　后來司馬懿說：“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若使吾用兵，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這和魏延的“子午谷奇謀”是一致的。這說明，連諸葛亮最忌憚的敵人----司馬懿認可了魏延的方案，也認可了魏延的軍事才能。可諸葛亮卻扼殺了魏延的才能，也失去了多么難得的機會。

　　在馬謖的使用上，同樣暴露出諸葛亮用人的問題。馬謖是馬良的弟弟，諸葛亮很喜歡。平定孟獲時，馬謖的意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諸葛亮也一直將馬謖帶在身邊，馬謖也發揮了很好的參謀作用，但是馬謖并沒有單獨領軍作戰的經驗。在第一次北伐時，諸葛亮竟然用馬謖為主將去守街亭要地，并且誘導馬謖立下軍令狀，這也太不合適了。守街亭只要穩、謹慎，讓王平為主將，馬謖輔之豈不更好？究竟是馬謖太輕敵，還是諸葛亮識人不足、用人不當？丟了街亭，馬謖被斬得太冤了，這事兒要是放在曹操身上，估計曹操會將失敗的責任一概攬下。對一名已經體會到自身缺陷的人才，諸葛亮非但不去保護、教導，反而將整個戰役的失敗歸罪到他的頭上，并把他殺了，試問今后還有誰肯獻策、賣命？戰爭的經驗本身就都是血的教訓，況且蜀國人才凋零，要知道，北伐之初，僅存的“四虎上將”馬超也去世了，蜀國急需有實戰經驗、特別是能獨當一面的大將，馬謖難道不就是這樣一個好苗子嗎？可惜被諸葛亮扼殺了。殺了馬謖，諸葛亮得到了執法如山的名聲。

　　剩下一個姜維，直到諸葛亮死，都沒有讓他在實戰中好好鍛練，沒有培養與之相配合的副手，更沒有批量培養、量才適用的想法，以至于后來姜維屢屢伐魏也均無建樹。

　　身為丞相，在內政都沒有理順的情況下，連年征戰而無果，不但國內人民的生活堪憂，而且帶了很壞的頭。后來的姜維也是有樣學樣，連年征戰而無果，以至于后來吳使薛珝自蜀中歸吳后評價蜀國：“近日中常侍黃皓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傾也。”任用沒有主見的人，所以他死后，朝堂之上怎么會有直言？經年征戰，百姓怎么會幸福，怎么沒有怨言？夷陵之戰，蜀國尚可動員七十五萬軍隊，而到了劉禪投降的時候，整個蜀國也只有九十四萬人。可以想見，所謂的人治，不過是嚴刑峻法之下的屈服而已。以至于后來鄧艾出奇兵繞開關口攻進蜀國，漢軍望風而降，估計當時的蜀國人盼望魏軍跟盼望解放軍一樣。即便是劉禪，也是趕緊讓譙周作降書趕到雒城投降，國家已經離心離德如斯，讓人嘆息。劉禪當時的心情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劉禪這個人，從小說和史書中，并看不出有任何弱智傾向，反而從種種細節上可以看出劉禪是個極聰明、平和的人。

　　俗話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那么以諸葛亮的性格缺陷，導致他“用人也疑，疑人不用”，手下人要么窩火，要么窩囊。以致諸葛亮第四次北伐被流言所誣時，竟然只有蔣琬一人質疑流言，因而諸葛亮還是被劉禪召回，使得第四次北伐夭折。諸葛亮回成都，雖然將妄奏的宦官誅戮，但對直言的蔣琬不但不予感謝、鼓勵和褒獎，而且“深責蔣琬、費祎等不能覺察奸邪，規諫天子”，二人只有“唯唯服罪”。這與后來“入朝不聞直言”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

　　所謂“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任小說和史書將諸葛亮吹得神乎其神，但是他的能力是由身邊和身后人的能力來證明的，從這個角度來講，諸葛亮很“熊”，相比之下曹操則是真正的英豪，即便是劉備和孫權也很不錯。能接納比自己能力強的人，能放手鍛煉新人，能勇于承認自身不足，能積極反思總結，善于傾聽他人的不同意見等等，在這些方面，都是準備干一番大事業的人所應該具備的能力和素質。

　　第五，諸葛亮做事，不是謹慎，而是自負。

　　單獨把這個方面拿出來，是很有必要的。前面講過了，諸葛亮自命不凡、清高、孤傲。做事有“潔癖”，事必躬親是針對他能掌控的事情而言，比如內政等等，但是這種特點放在他不能掌控的事情上，則變成了弱點。或許，這正是《三國志》中給諸葛亮的評價：“然亮才，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的原因。

　　很少有人提到諸葛亮第二次伐魏的失敗原因，實在太低級了：司馬懿早就料到諸葛亮欲效韓信暗渡陳倉之計，而舉薦郝昭在陳倉道口筑城把守，城中只有三千守軍。諸葛亮出兵之前，竟然沒有做任何偵查，直接出兵陳倉道，到了跟前才發現魏軍已經筑城把守，無奈之下強攻陳倉城，“二十余日，無計可破”，隨后魏軍后援趕到，諸葛亮糧盡而退兵。按說修筑陳倉城不可能是一夜之間的事情，可是諸葛亮竟然在出兵之前未做最基本的偵查！所以說，那些認為諸葛亮做事謹慎的人，可以洗洗睡了，事實上，諸葛亮并非謹慎，而是自負，自以為關起門來可以料定天下事，卻不曾想世事皆變化，不但隆中對的執行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哪怕是一次戰役，不去做好偵查工作也是致命的。類似的例子不少，只不過很多被掩飾過去了。

　　民間總是傳說諸葛亮如何如何戲弄司馬懿，可實際情況是司馬懿對諸葛亮研究深入，諸葛亮屢屢敗于司馬懿之手，而諸葛亮對司馬懿的認識僅限于“司馬懿深有謀略”。《孫子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諸葛亮不把心思用在研究敵人、研究戰況、，而是“夙興夜寐，罚二十以上皆親覽焉”，與處理內政時的“事無巨細，亮皆專之”一樣，這樣的主帥，怎么可能制定出料敵制勝的作戰方案？諸葛亮六出祁山而無功，客觀地分析，每次失敗都是必然的、很正常的。

　　謹慎和自負是根本不同的，謹慎建立在盡可能全面了解事物的基礎上，而自負是建立在自認為無所不能的基礎上。基礎不同，結果也不同，最重要的是，出現失誤后的處理方式也不同。

　　或許有人會用諸葛亮的名聲為諸葛亮的政績做背書，但是，《三國志》中寫諸葛亮兒子諸葛瞻的一句話，能提醒點什么：“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很多時候，民間的美譽與事實相去甚遠，甚至完全相反，歷史上是這樣，在當今社會中類似的事情也比比皆是。所以，所謂的民間名聲當閑話扯扯可以，不可當真。

　　談這么多，只是想讓一個被神化的歷史人物回歸一點他本來的面貌，雖然我們無法穿越回去確認解讀的正確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神化歷史人物并不是一種負責的態度。就歷史事件客觀地分析歷史人物的缺點和失誤，與客觀地分析他的優點和功績一樣重要。以史為鑒方能知興衰，以人為鑒才能明得失，從一位虛假的歷史人物身上我們能收獲什么呢？造神運動歷史上有，現在也有，難道非得用神化人物的方式樹立榜樣嗎？我認為，一個真實、可信的人比一個虛假的神人更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