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陳獨秀與胡適的后援力量

簡體傳統

早就有人說過，“五四”那一代思想巨人的產生有當時東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這固然沒有錯。我更想強調的是，當時的中國也為胡適、陳獨秀、魯迅的產生提供了土壤。
我們對“五四”的認識存在著很大的誤區，今天回過頭來看“五四”時代，第一，要把“五四”放回到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大環境當中去，而不是孤立地抽出來，把幾個思想家、文學家的言論抽出來做文字分析，如果這樣，我們就很可能將“五四”游離于當時的基本史實，變成我們想象中的“五四”。特別是要把“五四”放回到當時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當中去看。這是我們以往做得最薄弱的一個環節。我們對“五四”當時的經濟了解多少？對當時的社會了解多少？我們最了解的是當時的思想方面的東西，而且做做了過度的闡釋，特別是從林毓生以來，幾代學者幾乎把“五四”的思想文本解讀得淋漓盡致了，但是這些解讀，大致上屬于文本解讀，哪怕在邏輯上完全成立，也只能停留在文本中。但是歷史不是邏輯。歷史是建立在對客觀事實的基本尊重上面，離開了客觀事實，最完美的邏輯，也只是紙上的邏輯。我對歷史學有一個基本判斷，歷史學有兩個層面：第一，是建構基本史實；第二，提供基本解釋；我們今天看到的歷史學，大部分屬于后者，都是在提供解釋。
對于建構基本史實，老實說，最近這一百年做得并不好。所以我們對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理解，包括對“五四”的這個時代的理解，很多的基本史實都沒有把它呈現出來。而大談特談這個人當時說了某一句偏激的話，過激了。比如說，魯迅說的不讀中國書；胡適說的百事不如人；錢玄同說的廢除漢字，陳獨秀說的絕不容反對者有商量之余地，等等。其實，這不過是其中的片言只語，反過來看陳獨秀、魯迅、胡適他們這些人，恰恰都是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胡適一生都沉浸在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樂趣當中。
第二，就是我們不能把“五四”僅僅局限于幾個思想界的先驅、代表人物，局限于受到特別關注的那些文本，而要放大眼睛，去看當時的整個時代。我想舉個例子，陳獨秀一生五次被捕，其中最有典型性的就是1919年6月11日被捕那次。我不說陳獨秀被捕這件事本身，只說他被捕之后，在中國社會的各階層，各個方面做出的反應。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氛圍，看清那個時代的基本面目，可以回答為什么那個時代能夠產生陳獨秀、胡適這些人。肖雪慧老師多年前提出一個說法，“民主的后援力量”，其實就是魯迅講的“天才的土壤”問題，在他自己的時代，這樣的的土壤是具備的。
當陳獨秀被北洋政府抓起來，社會各界在第一時間做出了各自的反應。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醫學專門學校等等，這些高校的教授們、學生們，全國的學生會、北京學聯、包括一些中學都做出了及時的反應，他們發表通電，要求釋放陳獨秀。如果說他們是同類，物以類聚，臭味相投，算不得意外，那么，那些跟陳獨秀沒有這種知識上的連帶感、思想上的認同感的人，站出來為他說話、呼吁就更值得我們留意了。我特別注意到，當時為陳獨秀呼吁釋放的一個團體，中華工業協會，他們的通電發表在6月25日上海的《時報》上面，這些人平時也許并不關心文化思想的問題，通電里面其中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陳君提倡新思想，著書立論，無非研究學理的關系，既不與共和國家法律相抵觸，亦適合共和國民思想自由之心理。茲值全國人民憤激甫息之時，當局豈可遽興文字之獄，而以北京學潮遷怒陳君一人。竊恐大亂之機將從此始。”這段通電的意思就是說，他們與陳獨秀并無私交，也非同類，只是仗義執言，不愿看到再次激起風潮。另外值得我們留意的是，有好幾個跟陳獨秀在政見上并不相同的人，岑春煊、田桐、章士釗這些人，也都對他給予了很大的同情，公開為他說話。
更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反對白話文的桐城古文家們馬通伯、姚叔節等人，他們并不認同陳獨秀搞文學革命，推廣白話文，但在那樣一個環境下，他們竟然也出面說公道話，肯定陳獨秀的學問人品，并不因觀點的分歧而冷眼旁觀，乃至落井下石，相反卻伸出了溫暖的援手，公開要求政府保釋這位同鄉。這一點令胡適感念不已，一直到了1925年，他還在給寫給陳獨秀的信中，對這件事念念不忘，其中說：“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里，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不能不提及的還有當時的警察總監吳炳湘，他雖然抓了陳獨秀，但是他是保護著陳獨秀，陳獨秀在監獄里90多天沒有吃多少苦。步軍統領王懷慶要求把陳轉到步軍統領衙門，他不肯。實際上保護了陳，否則后果難料。吳炳湘是安徽人，當時的安徽同鄉會都為陳獨秀的事出面奔走。過了近十年，時局改變之后，世人還記得吳炳湘在“五四”‘學生運動中的表現。《大公報》報道說：“吳于五四運動，應付學生，甚得體要，學界中殊佩服其手腕。”
綜合當時方方面面情況看，當然還有新聞界，各種不同政治背景的報紙，上海的，北京的，天津的，都是站在陳獨秀這一邊，我們可以看到1919年的中國，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正是那樣的土壤才產生了“五四”那些思想先驅。一個歷史人物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一定是從這塊土地上成長起來的，陳獨秀被抓起來，是北洋軍閥眼中的敵人，可是社會的各方面，包括那些不同意他觀點的人，也能出來為他說話，并且也有機會公開為他說話，他們就是“五四”一代思想先驅的后援力量，或者說構成了產生他們的土壤。
胡適一生相對沒有經歷大的波瀾，只有一個時期，他曾經受到很大的壓力，也就是1929—1930年間，這個階段，他因為在《新月》雜志發表的文章得罪了國民黨當局，國民黨許多地方黨部紛紛要求逮捕胡適，但是國民黨并沒有真的去抓胡適，他們只抓過羅隆基，也只是關了一天而已。但當時胡適承受的壓力也是非常大。在《新月》與國民黨的沖突中，他之所以能堅持下來，他的后援力量在哪里？胡適的后援力量不光在那些跟他一樣具有歐美留學背景的新知識分子當中，也在銀行家、企業家和許多舊知識分子當中，徐新六這些銀行家，張元濟、蔡元培不用說了，還有一些寫古文的，在前清擁有科舉功名的人，他們都是站在胡適一邊的。他們都同情胡適，許多人通過個人方式，寫明信片，當面找他，或者通過朋友轉達，或者直接寫信，胡適收到了很多信，現在還保存了不少，我相信保存下來可能只是一部分，這些信基本上是兩種內容：第一種，非常善意的勸說胡適要收手，再做下去，可能有危險，希望他保全自己，從長計議。另一種，也是大同小異，叫他注意分寸，最好是離開上海，到北京去，因為北京可能更安全，北京遠離南京，我覺得這些人，無論是1919年公開為陳獨秀說話的人們，還是1929-1930年為胡適的命運担憂的人們，他們未必都是跟胡適、陳獨秀有一樣的政治主張，一樣的思想觀念，但是他們提供了陳獨秀、胡適們生存的土壤，成為那個時代陳獨秀、胡適的后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