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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樣到外國去

胡適

(一)

戊申(一九〇八)九月間,中國公學鬧出了一次大風潮，結果是大多數學生退學出來,另組織一個中國新公學。這一次的風潮為的是一個憲法的問題。

中國公學在最初的時代，純然是一個共和國家，評議部為最高立法機關，執行部的干事即由公選產生出來。不幸這種共和制度實行了九個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就修改了。修改的原因，約有幾種:一是因為發起的留日學生逐漸減少，而新招來的學生逐漸加多,已不是當初發起時學生與辦事人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二是因為社會和政府對于這種共和制度都很疑忌。三是因為公學既無校舍，又無基金，有請求官款補助的必要，所以不能不避免外界對于公學內部的疑忌。

為了這種種原因，公學的辦事人就在丙午(一九〇六)年的冬天，請了鄭孝胥、張謇、熊希齡等幾十人作中國公學的董事，修改章程，于是學生主體的制度就變成了董事會主體的制度。董事會根據新章程，公舉鄭孝胥為監督。一年后，鄭孝胥辭職,董事會又舉夏敬觀為監督。這兩位都是有名的詩人，他們都不常

到學校，所以我們也不大覺得監督制的可畏。

可是在董事會與監督之下,公學的干事就不能由同學公選了。評議部是新章所沒有的。選舉的干事改為學校聘任的教務長、庶務長、齋務長了。這幾位辦事人,外面要四出募捐,里面要擔負維持學校的責任,自然感覺他們的地位有穩定的必要。況且前面已說過，校章的修改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但我們少年人可不能那樣想。中國公學的校章上明明載著“非經全體=分之二承認，不得修改”。這是我們的憲法上載著的唯一的修正方法。三位干事私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評議部的取消也是非法的。這里面也還有個人的問題。當家日子久了，總難免“貓狗皆嫌”何況同學之中有許多本是干事諸君的舊日同輩的朋友呢?在校上課的同學自然在學業上日日有長進，而干事諸君辦事久了，學問上沒有進境，卻當著教務長一類的學術任務，自然有時難免受舊同學的輕視。法的問題和這種人的問題混合在一塊,風潮就不容易避免了。

代議制的評議部取消之后，全體同學就組織了一個“校友會”，其實就等于今日各校的學生會。校友會和三干事爭了幾個月，干事答應了校章可由全體學生修改。又費了幾個月的時間校友會把許多修正案整理成一個草案，又開了幾次會，才議定了一本校章。一年多的爭執，經過了多少度的磋商,新監督夏先生與干事諸君均不肯承認這新改的校章。

到了戊申(一九〇八)九月初三日，校友會開大會報告校章交涉的經過，會尚未散，監督忽出布告,完全否認學生有訂改校章之權，這竟是完全取消干事承認全體修改校章的布告了。接著又出了兩道布告,一道說“集會演說，學堂懸為厲禁……校友會以后不準再行開會”。一道說學生代表朱經、朱紱華“倡首煽眾,私發傳單,侮辱職員，要挾發布所自改印章程，屢誡不悛，純256蘇蒙樓暮色-《新月》華編

用意氣,實屬有意破壞公學。照章應即斥退，限一日內搬移出校”。

初四日,全體學生簽名停課,在操場上開大會。下午干事又出布告，開除學生羅君毅、周烈忠、文之孝等七人，并且說:“如仍附從停課,即當將停課學生全行解散，另行組織。”初五日，教員出來調停,想請董事會出來挽救。但董事會不肯開會。初七日學生大會遂決議籌備萬一學校解散后的辦法。

初八日董事陳三立先生出來調停，但全校人心已到了很激昂的程度，不容易挽回了。初九日,校中布告:“今定于星期日暫停膳食。所有被脅諸生可先行退出校外,暫住數日。準于今日午后一時起，在寰球中國學生會發給旅膳費。俟本公學將此案辦結后,再行布告來校上課。”

這樣的壓迫手段激起了校中絕大多數同學的公憤。他們決定退學，遂推舉干事籌備另創新校的事。退學的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雨搬到愛而近路慶祥里新租的校舍里。廚房雖然尋來了一家,飯廳上桌凳都不夠，碗碟也不夠。大家都知道這是我們自己創立的學校，所以不但不叫苦,還要各自掏腰包，捐出錢來作學校的開辦費。有些學生把綢衣、金表，都拿去當了錢來捐給學堂做開辦費。

十天之內，新學校籌備完成了,居然聘教員,排工課,正式開課了。校名定為“中國新公學”，學生有一百六七十人。在這風潮之中,最初的一年因為我是新學生,又因為我告了長時期的病假，所以沒有參與同學和干事的爭執;到了風潮正激烈的時期，我被舉為大會書記，許多記錄和宣言都是我做的;雖然不在被開除之列,也在退學之中。朱經、李琴鶴、羅君毅被舉作干事。有許多舊教員都肯來擔任教課。學校雖然得著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同情,捐款究竟很少,經常費很感覺困難。李琴鶴君擔任教務干

事,有一天他邀我到他房里談話，他要我擔任低級各班的英文，每星期教課三十點鐘,月薪八十元;但他聲明,自家同學作教員，

薪俸是不能全領的，總得欠著一部分。

我這時候還不滿十七歲,雖然換了三個學堂,始終沒有得著一張畢業證書。我若繼續上課，明年可以畢業了。但我那時確有不能繼續求學的情形。我家本沒有錢。父親死后，只剩幾千兩的存款,存在同鄉店家生息，一家人全靠這一點生息過日子。后來存款的店家倒帳了,分攤起來,我家分得一點小店業。我的二哥是個有干才的人,他往來漢口、上海兩處，把這點小店業變來變去,又靠他的同學朋友把他們的積蓄寄存在他的店里，所以他能在幾年之中合伙撐起一個規模較大的瑞興泰茶葉店。但近幾年之中,他的性情變了,一個拘謹的人變成了放浪的人;他的費用變大了,精力又不能貫注到店事,店中所托的人又不很可靠，所以店業一年不如一年。后來我家的虧空太大了，上海的店業不能不讓給債權人。當戊申的下半年，我家只剩漢口一所無利可圖的酒棧了。這幾個月以來，我沒有錢住宿舍，就寄居在竟業旬報社里(也在慶祥里)。從七月起，我擔任《旬報》的編輯，每出一期報，社中送我十塊錢的編輯費。住宿和飯食都歸社中擔負。我家中還有母親，眼前就得要我寄錢贍養了。母親也知道家中破產就在眼前，所以寄信來要我今年回家去把婚事辦了。我斬釘截鐵的阻止了這件事，名義上是說求學要緊，其實是我知道家中沒有余錢給我辦婚事。

正在這個時候,李琴鶴君來勸我在新公學作教員。我想了一會,就答應了。從此以后,我每天教六點鐘的英文,還要改作文卷子。十七八歲的少年人,精力正強,所以還能夠勉強支持下去，直教到第二年(一九〇九)冬天中國新公學解散時為止。以學問論,我那時怎配教英文?但我是個肯負責任的人，肯258 蒙樓春色-(新月》單編

下苦功去預備工課,所以這一年之中還不曾有受窘的時候。我教的兩班后來居然出了幾個有名的人物:饒毓泰(樹人)、楊銓(杏佛)嚴莊(敬齋),都做過我的英文學生。后來我還在校外收了幾個英文學生,其中有一個就是張奚若。可惜他們都不是專習英國文學的;不然,我可真“抖”了!

《競業旬報》停刊之后，我搬進新公學去住。這一年的教書生活雖然很苦，于我自己卻有很大的益處。我在中國公學兩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兩先生的影響很大,他們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時雖不大能說英國話,卻喜歡分析文法的結構，尤其喜歡拿中國文法來做比較。現在做了英文教師，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弄的清楚。所以這一年之中，我雖沒有多讀英國文學書，卻在文法方面得著很好的練習。

中國新公學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支持了一年多，這段歷史是很悲壯的。那時候的學堂多不講究圖書儀器的設備，只求做到教員好，工課緊,管理嚴，就算好學堂了。新公學的同學因為要爭一口氣，所以成績很好，管理也不算壞。但經費實在太窮，教員只能拿一部分的薪俸，干事處常常受收房捐和收巡捕捐的人的惡氣;往往因為學校不能付房捐與巡捕捐，同學們大家湊出錢來，借給干事處。有一次干事朱經農君(即朱經)感覺學校經費困難已到了絕地，他憂愁過度，神經錯亂，出門亂走,走到了徐家匯的一條小河邊，跳下河去,幸遇人救起,不曾喪命。

這時候，中國公學的吳淞新校舍已開始建筑了，但學生很少。內地來的學生,到了上海，知道了兩個中國公學的爭持，大都表同情于新公學,所以新公學的學生總比老公學多。例如張奚若(原名耘)等一些陜西學生,到了上海,趕不上招考時期，他們寧可在新公學附近租屋補習,卻不肯去老公學報名。所以“中國新公學”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國公學”是一天不得安穩發展

的。老公學的職員萬不料我們能支持這么久。他們也知道我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紱華、朱經農、薛傳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紹,也許有大規模的官款補助的可能。新公學募款若成功，

這個對峙的局面更不容易打消了。

老公學的三干事之中，張邦杰(俊生)先生當風潮起時在外省募款未歸;他回校后極力主張調停,收回退學的學生。不幸張先生因建筑吳淞校舍,積勞成病,不及見兩校的合并就死了。新公學董事長李平書先生因新校經濟不易維持，也贊成調停合并。調停的條件大致是:凡新公學的學生愿意回去的,都可回去;新公學的工課成績全部承認;新公學所有虧欠的債務，一律由老公學擔負清償。新公學一年之中虧欠已在一萬元以上,捐款究竟只是一種不能救急的希望;職員都是少年人,犧牲了自己的學業來辦學堂，究竟不能持久。所以到了已酉(一九〇九)十月，新公學接受了調停的條件，決議解散:愿回舊校者,自由回去。我有題新校合影的五律二首、七律一首，可以紀念我們在那時候的感情,所以我鈔在這里:

十月題新校合影，時公學將解散

無奈秋風起,艱難又一年。顛危俱有責,成敗豈由天?黯黯愁茲別,悠悠祝汝賢。不堪回首處,滄海已桑田。

此地一為別,依依無限情。凄涼看日落,蕭瑟聽風鳴。應有天涯感，無忘城下盟!相攜入圖畫,萬慮苦相縈。

十月再題新校教員合影

也知胡越同舟誼，無奈驚濤動地來。江上飛烏猶繞樹，

尊前殘蠟已成灰。縣花幻相空余恨,鴻爪遺痕亦可哀。莫

笑勞勞作芻狗,且論臭味到岑苔。

這都算不得詩,但“應有天涯感,無忘城下盟”兩句確是當時的心理。合并之后,有許多同學都不肯回老公學去,也是為此。這一年的經驗,為一個理想而奮斗,為一個團體而犧牲,為共同生命而合作,這些都在我們一百六十多人的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子。二十年來,無人寫這一段歷史,所以我寫這幾千字，給我的一班老同學留一點“鴻爪遺痕”。

少年人的理想主義受打擊之后,反動往往是很激烈的。在戊申己酉(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兩年之中,我的家事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已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張分析家產;我寫信回家,說我現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產業。其實家中本沒有什么產業可分，分開時，兄弟們每人不過得著幾畝田，半所屋而已。那一年之中，我母親最心愛的一個妹子和一個弟弟先后死了，她自己也病倒了。我在新公學解散之后,得了兩三百元的欠薪,前途茫茫,毫無把握,那敢回家去?只好寄居在上海,想尋一件可以吃飯養家的事。在那個憂愁煩悶的時候,又遇著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著他們墮落了。

(注)這一段是去年(一九三一)夏間寫的,寫成之后,我恐怕我的記載有不正確或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把原稿送給王敬芳先生(摶沙),請他批評修改。他是我們攻擊的干事之一，是當日風潮的一個主要目標。但事隔二十多年，我們都可以用比較客觀的眼光來回看當年的舊事了。他看了之后，寫了一封幾千字的長信給我，承認我的話“說的非常心平氣和，且設身處地的委曲體諒，令我極端佩服”，又指出一些與當日事實不符的地方。他指出的錯誤，我都改正了。所以這一段小史，雖是二十多年后追記的，應該沒有多大的錯誤。我感謝王先生的修正,并且盼望我的老同學朱經農、羅君毅諸先生也給我同樣的修正。

王先生在他的長信里說了幾句很感慨的話，我認為很值得附錄在此。

他說:“我是當初反對取締規則最力的人，但是今日要問我取練規則到能對于中國學生有多大害處，我實在答應不出來。你是當時反對公學最力的人,看你這篇文章,今昔觀察也就不同的多了。我想青年人往往因感情的沖動,理智便被壓抑了。中國學校的風潮,大多數是由于這種原因。學校中少一分風潮,便多一分成就。盼望你注意矯正這種流弊。”

我是贊成這話的,但是我要補充一句:學校的風潮不完全由于青年人的理智被感情壓抑了,其中往往是因為中年人和青年人同樣的失去了運用理智的能力。專責備青年人是不公允的。中國公學最近幾次的風潮都是好例子。

一九三二,九,廿七。

(二)

中國新公學有一個德國教員，名叫何德梅(Ottomeir)，他的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中國人。他能說廣東話、上海話、官話。什么中國人的玩意兒,他全會。我從新公學出來，就搬在他隔壁的一所房子里住。這兩所房子是通的，他住東屋，我和幾個四川朋友住西屋。和我同住的人，有林君墨(恕)、但怒剛(懋辛)諸位先生;離我們不遠,住著唐桂梁(蟒)先生，是唐才常的兒子。這些人都是日本留學生,都有革命黨的關系;在那個時候各地的革命都失敗了,黨人死的不少,這些人都很不高興,都很牢騷。何德梅常邀這班人打馬將,我不久也學會了。我們打牌不賭錢，誰贏誰諸吃雅敘園。我們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擺一大壺，自斟自飲。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不到兩個月，我都學會了。

幸而我們都沒有錢,所以都只能玩一點窮開心的玩意兒:賭博到吃館子為止,逛窯子到吃“鑲邊”的花酒或打一場合股份的牌為止。有時候,我們也同去看戲。林君墨和唐桂梁發起學唱戲,請了一位小喜祿來教我們唱戲,同學之中有歐陽予倩，后來

成了中國戲劇界的名人。我最不行，一句也學不會，不上兩天我就不學了。此外，我還有一班小朋友，同鄉有許怡蓀、程樂亭、章希呂諸人,舊同學有鄭仲誠、張蜀川、鄭鐵如諸人。怡蓀見我隨著一班朋友發牢騷,學墮落,他常常規勸我。但他在吳淞復旦公學上課,是不常來的,而這一班玩的朋友是天天見面的，所以我那幾個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時候,整夜的打牌;有時候連日的大醉。

有一個晚上，鬧出亂子來了。那一晚我們在一家“堂子”里吃酒，喝的不少了，出來又到一家去“打茶圍”。那晚上雨下的很大，下了幾點鐘還不止。君墨、桂梁留我打牌,我因為明天要教書(那時我在華童公學教小學生的國文),所以獨自雇人力車走了。他們看我能談話，能在一疊“局票”上寫詩詞，都以為我沒有喝醉,也就讓我一個人走了。

其實我那時已大醉了，談話寫字都只是我的“下意識”的作用，我全不記憶。出門上車以后，我就睡著了。

直到第二天天明時，我才醒來，眼睛還沒有睜開，就覺得自己不是睡在床上，是睡在硬的地板上!我疑心昨夜喝醉了，睡在家中的樓板上，就喊了一聲“老彭”!老彭是我雇的一個湖南仆人。喊了兩聲，沒有人答應,我已坐起來了,眼也睜開了。

奇怪的很!我睡在一間黑暗的小房里，只有前面有亮光，望出去好像沒有門。我仔細一看，口外不遠還好像有一排鐵柵欄。我定神一聽,聽見欄桿外有皮鞋走路的聲響。一會兒,狄托狄托的走過來了，原來是一個中國巡捕走過去。

我有點明白了,這大概是巡捕房,只不知道我怎樣到了這兒來的。我想起來問一聲，這時候才覺得我一只腳上沒有鞋子，又覺得我身上的衣服都是濕透了的。我摸來摸去,摸不著那一只皮鞋;只好光著一只襪子站起來,扶著墻壁走出去，隔著柵欄招

呼那巡捕,問他這是什么地方。

他說:“這是巡捕房。”“我怎么會進來的?"

他說:“你昨夜喝醉了酒,打傷了巡捕,半夜后進來的。“什么時候我可以出去?”

“天剛亮一會,早呢!八點鐘有人來,你就知道了。”

我在亮光之下,才看見我的舊皮袍不但是全濕透了,衣服上還有許多污泥。我又覺得臉上有點疼,用手一摸,才知道臉上也有污泥，并且有破皮的疤痕。難道我真同人打了架嗎?

這是一個春天的早晨,一會兒就是八點鐘了。果然有人來叫我出去。

在一張寫字桌子邊，一個巡捕頭坐著,一個渾身泥污的巡捕立著回話。那巡捕頭問:

“就是這個人?”“就是他。”“你說下去。”

那渾身泥污的巡捕說:

“昨夜快十二點鐘時候，我在海寧路上班，雨下的正大。忽然(他指著我)他走來了,手里拿著一只皮鞋敲著墻頭，狄托狄托的響。我拿巡捕燈一照,他開口就罵。”

“罵什么?”

“他罵"外國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闖禍,要帶他到巡捕房里來。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里有燈,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幾下。后來我抱住他，搶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來了。兩個人抱住不放,滾在地上。下了一夜的大雨，馬路上都是水，兩個人在泥水里打滾。我的燈也打碎了,身上臉上都被他打了。他臉上的傷是在石頭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喚住了一部空馬

車,兩個馬夫幫我捉住他,關在馬車里，才能把他送進來。我的衣服是烘干了,但是衣服上的泥都不敢弄掉,這都是在馬路當中滾的。”

我看他臉上果然有傷痕,但也像是擦破了皮，不像是皮鞋打的。他解開上身，也看不出什么傷痕。

巡捕頭問我，我告訴了我的真姓名和職業，他聽說我是在華童公學教書的,自然不愿得罪我。他說，還得上堂問一回，大概要罰幾塊錢。

他把桌子上放著的一只皮鞋和一條腰帶還給我。我穿上了鞋子，才想起我本來穿有一件緞子馬褂。我問他要馬褂，他問那泥污的巡捕,他回說:“昨夜他就沒有馬褂。”

我心里明白了。

我住在海寧路的南林里，那一帶在大雨的半夜里是很冷靜的。我上了車就睡著了。車夫到了南林里附近，一定是問我到南林里第幾弄。我大概睡的很熟,不能回答了。車夫叫我不醒也許推我不醒，他就起了壞心思:把我身上的錢摸去了，又把我的馬褂剝去了。帽子也許是他拿去了的，也許是丟了的。他大概還要剝我的皮袍，不想這時候，我的“下意識”醒了，就和他抵抗。那一帶是沒有巡捕的，車夫大概是拉了車子跑了，我大概追他不上,自己也走了。皮鞋是跳舞鞋式的,沒有鞋帶,所以容易掉下來;也許是我跳下車來的時候就掉下來了，也許我拾起了一只鞋子來追趕那車夫。車夫走遠了，我赤著一只腳在雨地里自然追不上。我慢慢的依著“下意識”走回去。醉人往往愛裝面子，所以我丟了東西反唱起歌來了，-也許唱歌是那個巡捕的胡說，因為我的意識生活是不會唱歌的。

這是我自己用想象來補充的一段，是沒有法子證實的了。但我想到在車上熟睡的一段，不禁有點不寒而栗,身上的水濕和

臉上的微傷那能比那時刻的生命的危險呢?

巡捕頭許我寫一封短信叫人送到我的家中。那時候鄭鐵如(現在的香港中國銀行行長)住在我家中，我信上托他帶點錢來準備做罰款。

上午開堂問事的時候，幾分鐘就完了，我被罰了五元，做那個巡捕的養傷費和賠燈費。

我到了家中，解開皮袍,里面的綿襖也濕透了,一解開來,里面熱氣蒸騰!濕衣裹在身上睡了一夜,全蒸熱了。我照鏡子,見臉上的傷都只是皮膚上的微傷,不要緊的。可是一夜的濕氣倒是可怕。同住的有一位四川醫生,姓徐,醫道頗好。我請他用猛藥給我解除濕氣。他下了很重的瀉藥，泄了幾天;可是后來我手指上和手腕上還發出了四處的腫毒。

那天我在鏡子里看見我臉上的傷痕，和渾身的泥濕，我忍不住嘆一口氣,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詩句,心里百分懊悔,覺得對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鄉時時刻刻懸念著我，期望著我的慈母!我沒有掉一滴眼淚，但是我已經過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轉機。

我當日在床上就寫信去辭了華童公學的職務，因為我覺得我的行為玷辱了那個學校的名譽。況且我已決心不做那教書的事了。

那一年(庚戌,一九一○),是考試留美賠款官費的第二年。聽說,考試取了備取的還有留在清華學校的希望。我決定關起門來預備去應考試。

許怡蓀來看我，也力勸我擺脫一切去考留美官費。我所慮的有幾點:一是要籌養母之費，二是要還一點小債務，三是要籌兩個月的費用和北上的旅費。怡蓀答應替我去設法。后來除他自己之外，幫助我的有程樂亭的父親松堂先生，和我的族叔祖節

甫先生。

我閉戶讀了兩個月的書，就和二哥紹之一同北上。到了北京,蒙二哥的好朋友楊景蘇先生(志洵)的厚待,介紹我住在新在建筑中的女子師范學校(后來的女師大)校舍里，所以費用極省。在北京一個月,我不曾看過一次戲。

楊先生指點我讀舊書，要我從《十三經注疏》用功起。我讀漢儒的經學,是從這個時候起的。

留美考試分兩場,第一場考國文英文，及格者才許考第二場的各種科學。國文試題為“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說”，我想這個題目不容易發揮，又因我平日喜歡看雜書，就做了一篇亂談考據的短文,開卷就說:

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規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

下文我說《周髀算經》作圓之法足證其時尚不知道用規作圓;又孔子說“不逾矩”，而不并舉規矩，至墨子、孟子始以規矩并用，足證規之晚出。這完全是一時異想天開的考據，不料那時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據癖，大賞識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頭場平均八十分,取了第十名。第二場考的各種科學，如西洋史，如動物學,如物理學，都是我臨時抱佛腳預備起來的，所以考的很不得意。幸虧頭場的分數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場我還考了個第五十五名。取送出洋的共七十名，我很挨近榜尾了。

南下的旅費是楊景蘇先生借的。到了上海，節甫叔祖許我每年遇必要時可以墊錢寄給我的母親供家用。怡蓀也答應幫忙。沒有這些好人的幫助，我是不能北去，也不能放心出國的。

我在學校里用胡洪驛的名字,這回北上應考,我怕考不取為朋友學生所笑,所以臨時改用胡適的名字。從此以后，我就叫胡適了。

一九三二,九,廿七夜。

(第4卷第4期，1932年11月1日出版)

2022-12-08 18:5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