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海商 江南的產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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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東西不過是史官的褒崇之詞、臣子的贊美之語,或者是注用門能與懵懂弟子有頭無尾地記憶師說:再則說,大半不是圣人之名,即使出自圣人,也不過是“因病發藥,隨時處方"而已;三賈說這些東西不但不是“萬世之至論”,而且成為"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滿板”。對經學的批判可謂人木三分,此前有哪一位思想家可以與之比肩?

在他看來,儒家經典不明“道”,儒生解經更不明“道”:“追本大道。因經故不明;經以明道,因解故不能明道。然則經者道之賊,解者經之障,安足用歟?雖然,善學者通經,不善學者執經;能學者語于解,而不能者為解誤,其為賊為障也宜也。夫前人說經,后人解經,要不過為能者通此一線路耳,非與夫不能者道也。”

他認為,宋儒的“道統說”在這方面留下了極壞的影響:“宋人直以濂、洛、關、閩接孟氏之傳,謂為知言云。吁,自秦而漢而唐,而后至于宋,中間歷晉及五代,無慮千數百年,若謂地盡不泉,則人皆渴死矣;若謂人盡不得道,則人道滅矣,何以能長世也?終遂泯沒不見,混沌無聞。直待有宋而始開辟而后可也,和宋室愈以不競,奄奄如垂絕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傳者哉?好自尊大,徒為標幟,而不知其垢誣亦太甚矣!”@

其四,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前面所說的濂、洛、關、閩,即此處所指的周、程、張、朱(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李贄不認為他們“接孟氏之傳”。而當時的假道學卻打著周、程、張、朱的幌子,販賣私貨,嘴巴上講仁義道德,心里面想的是升官發財,他極為反感,口誅而筆伐,言詞之尖刻令人驚駭:“但見今之講周、程、張、朱者,以為周、程、張、朱實實如是爾也,故恥而不肯講。不講雖是過,然使學者恥而不講,以為周、程、張、朱卒如是而止,則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彼以為

①(明)李贄:《提綱說》,《李溫陵集》卷九《雜述》。② (明)李贄:《道學》,《李溫陵集》卷十五《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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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又從而嘵嘵然語人曰:我欲勵俗而風世。彼調敗俗傷世者,莫甚于講周、程、張、朱者也,是以益不信。”

他對假道學深惡痛絕,嬉笑怒罵,亳不留情:“有一道學,高屐大履,長袖鬧帶,綱常之冠,人倫之衣,拾紙墨之一二,竊唇吻之三四,自謂真仲尼之徒焉。時遇劉諧。劉諧者,聰明士,見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載!李生聞而喜曰:"斯言也,簡而當,約而有余,可以破疑網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蓋雖出于一時調笑之語,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李贄借用劉諧之口,嘲諷假道學,開口閉口“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反詰道:“怪得羲皇以上圣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與前面所說的:“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遙相呼應,令人拍案叫絕。

假道學的要害是“假”,李贊對于他們的“假人”、“假言”、“假事”、“假文”痛加鞭笞:“夫既已聞見道理為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于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人何辯也?"@李贄的文章致力于揭穿假道學的“假”,假人、假言、假事、假文,無所不假。極而言之“世間萬事

@《明)李貴:《又與焦強侯》《焚書》卷二《書答》

@(咧)李資:《精劉增》《焚書》港三《雜述)。劉諧,字鳳和,號弘原,湖廣麻娥人,隆

性面行也。”

慶五年送士,歷官常熟縣丞、余干知縣,萬歷七年黑官。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卷七《排調》亦敏此率:有一道學每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盡日燃@《明)李貨:《童心說》,《使書》港三《茶述》。330

身、兼“非儒”、“學佛’二者,為異端之尤者乎?”中黃節認為,在“非儒”“學佛”這兩點上,李贄“快口直腸,憤激過甚”,可謂“異端之尤”,說得通俗一點,就是比異端還要異端。這樣的人,在當時的處境的艱難是可想

而知的。

李贄自幼浸淫于儒家經典之中,攻讀《易經》《禮經》,后來改讀《尚書》。嘉靖三十一年(1552),二十六歲時鄉試中舉,自嘲為“竟以《尚書》竊祿”。在回憶錄中調笑道:“稍長,復憒憒,讀傳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棄置不事。而閑甚,無以消歲日,乃嘆曰:此直戲耳,但剽竊得濫目足矣,主司豈一一能通孔圣精蘊者耶!因取時文尖新可愛玩者,日誦數篇,臨場得五百。題旨下,但作繕寫謄錄生,即高中矣。”@如此率真的自白,嘲諷僵化死板的科舉考試,不屑于傳統的經學,“讀傳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深得明清之際名士張岱的激賞,引人他的《石匱書》,作為揭露科舉八股弊端的例證:“二百八十二年以來英雄豪杰埋沒于八股中,得售者什一,不得售者什九。此固場屋中之通病也……李卓吾曰:“吾熟讀爛時文百余首,進場時做一日謄錄生,便高中矣。此雖戲言,委是實錄……蓋近世學者除四書五經之外,目不睹非圣之書,比比皆是,間有旁及古文,怡情詩賦,則皆游戲神通,不著要緊,其所造詣,則不問可知矣。”③

也許是看透了這一點,他此后不再參加進士考試,徑直踏上仕途,歷任國子監教官、禮部司務、南京刑部主事。萬歷五年(1577),五十一歲時出任云南姚安知府。摯友焦竑寫詩為他送行:

相知今古難,千秋一嘉遇。而我狂簡姿,得蒙英達顧。肝

年版,第 33-34頁。

 吳虞:《明李卓吾別傳》,《吳虞文錄》卷下,《民國叢書》第二偏,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②(明) 李贄:《卓吾論略》,《焚書》卷三《雜述》(明)張岱;《文苑列傳總論》,《石匱書》卷二百二。332

膽一以披。形跡非所騖。……君子善尺嫚,大道圍委蛇。所黃戀有行,豈云紲塵羈。

對他寄予很高的期許。果然,官場的庸碌令他難以忍受,任期未滿,就辭官而去,到湖廣麻城龍湖芝佛院隱居,埋首著書立說,開啟了“異端之尤”的生涯。

龍湖在麻城縣東北,芝佛院坐落于湖的北面,風景秀麗,是一個做學問的好地方。萬歷二十一年(1593),袁宏道、宗道兄弟慕名前去拜訪卓吾,宗道《龍湖記》寫道:“龍湖,一云龍潭,去麻城三十里。萬山瀑流。雷奔而下,與溪中石骨相觸,水力不勝石,激而為潭。潭深十余丈,望之溪清,如有龍眠。潭右為李宏甫精舍,佛殿始落成,倚山臨水……”從李贄《讀書樂》看來,他自己非常滿意在這里的讀書著文生活:“天生龍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龍湖。龍湖卓吾,其樂如何?四時讀書,不知其余。讀書伊何?會我者多。一與心會,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繼以呼呵。慟哭呼呵,涕泗滂沱。”?

在將近二十年中。他寫出了《焚書》、《續焚書》、《藏書》,以嬉笑怒罵的筆法,抨擊名教綱常,譏諷馳騁文壇的道學家,在思想界引起軒然大波。

萬歷十八年(1590),《焚書》在麻城付梓。書中的文章,以嬉笑怒罵的筆法,抨擊綱常名教,嘲諷假道學,揭露他們的偽君子面目,痛快淋漓。李贄在龍湖芝佛院的聚佛樓所寫的自序,講到書名時說:“所言頗切近世學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則必欲殺我矣,故欲焚之,言當焚而棄之,不可留也。”@李贄死后,焦竑為此書再版所寫的序言,對此感慨系之:“李宏甫自集其與夷游書札,并答問論議諸文,而名曰《焚書》自謂

①(明)焦竑:《送李比部》,《澹園集》卷三十七《五言古詩》。② (明)李贄:《讀書樂并引》,《焚書》卷六《四言長篇》。③ (明) 李贄:《焚書》卷首《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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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書可焚也。宏甫快口直腸,目空一世,憤激過甚,不顧人有忤者。然猶索人必忤而托言于焚,亦可悲矣!乃卒以筆舌殺身,誅求者竟以其所著付之烈始,抑何虐也,豈遂成其讖乎!"@正如熊氏所說,“既中其病疾,則必欲殺我”,一語成讖--“卒以筆舌殺身”。

這樣無所顧忌、鋒芒畢露的文字,在知識界引起了強烈的震動。袁中道說:“公氣既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辨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

萬歷二十七年(1599),他的史學巨著《藏書》,由好友焦竑在南京刊刻出版。此書的史論獨具慧眼,發人所未發,蔑視傳統的定論,顯示了卓越的史識。例如:稱頌秦始皇是“千古一帝”,商鞅是“大英雄”,申不害是“好漢”,李斯是“知時識主”的“才力名臣”,卓文君私奔是“善擇佳偶”等等。這些見解現在看來不過是尋常的學術爭鳴而已,在當時的道學家心目中卻是離經叛道之論。袁中道《李溫陵傳》談及《藏書》,有這樣的評論:“最后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于南京,是為《藏書》。蓋公于誦讀之暇,尤愛讀史,于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為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于呼吸,微于縷黍。世之小人既幸僥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甚,護惜太甚,為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靜無為,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于亂。而世儒觀古人之跡,又概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平氣,求短于長,見瑕于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于今,接響傳聲,其觀場逐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于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為大君子者,有

①(明)集;《使書字》《焚節》卷首。

@ 《明)裝中道:(李溫陵傳》(同雪齋近集文鈔)巷七、

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為小人不足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抵在于融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而舍其批駁謔笑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假之處,大有補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為得罪于名教,比之毀圣叛道,則已過矣。“

袁中道對《藏書》的評價是公允平實的,以往的史家“理障大多”拘泥于“格套局面”,不能“虛心平氣”,所著史書往往“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說好就一切皆好,說壞就一切皆壞。李贄《藏書》反其道而行之,“別出手眼”,從“君子”身上看到其短處,從不足掛齒的“小人”身上看到其長處。當然他也不認為此書一切皆好,其中未免有些偏頗--"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但是據此認定李贄得罪于名教,加上“毀圣叛道”的罪名,就太過分了。

專制政治體制不能容忍異端思想,當權者加給李贄“毀圣叛道”的罪名,并且他們動用政權的暴力,拆毀李贄賴以安身著述的龍湖芝佛院,把他驅逐出境。走投無路之際,已經罷官的御史馬經綸把他迎到通州自己家中。

4.“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筆”

萬歷三十年(1602)閏二月,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獲悉李贄來到通州,如臨大敵,危言聳聽:“通州距都下僅四十里,倘(李)贄一人都門,住寺觀,招致而蠱惑之,則都城無知之士女又被勾引,為麻城士女之續矣!不知京畿何地也?”為此給皇帝呈上奏疏《邪臣橫議放恣亂真敗俗懇乞圣明嚴行驅逐重加懲治以維持世道疏》。這份奏疏,《明神宗實錄》只有一個摘要,吳亮主編的《萬歷疏鈔》收錄了全文。通讀全文,通篇氣勢洶洶,強詞奪理,最終導致李贄死于非命,因而有必要仔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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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袁中道:《李溫陵傳》,《珂雪齋近集文妙》卷七。


2022-12-08 18: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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