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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經》古話：人唯求舊，器唯求新。

八十年代的宣傳：小孩子要多吃碳水化合物，不要多吃糖。

當時只有極少數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和民國老人才知道兩者是一回事。

這人怎么做得這么自然，好像顛倒價值觀像開關水龍頭一樣容易。

孔子：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行草偃，就是風往哪邊吹，所有的草就跟著往哪邊倒。

今天的中國人就是這樣，記憶力只有五分鐘，無時不刻都有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

自古以來，自人類有歷史以來，輿論引導這一行，即使是非常成功的人，他的階級地位都是很低的，都是用過即扔，像手紙一樣。

世界為什么一定要存在秩序呢？非洲的很多部落都不是這么認為的。

他們心目中的世界，是由無數小精靈和歐洲人視為是亂七八糟的邪神的東西構成的。

而且，這些邪神和小精靈的行為模式絕不是理性的，而且是非常自相矛盾的。

經驗主義只能制造出各種局部的技術，但是如果沒有柏拉圖主義者對世界整體秩序的想象的話，這些技術只能是局部修正性質的。

可能會像愛斯基摩人的技術一樣，達到一個極其精湛的關鍵閾值以后就永遠突不破天花板了。

已經達到了所在的那個小生態憑借經驗主義方式能夠發展到的最高點。

什么是科學？就是建構能力。它不是技術。

論技術，新幾內亞人作為技術專家，是超過普通美國人的平均水平的。

而普通美國人過的日子比他們要好，是因為美國人有更根本性的東西：對世界圖景的整體認識。

這就是建構。

你看到這個復雜而雜亂的世界，仿佛沒有秩序，但是似乎背后又有某種秩序。

你有一種愛因斯坦式的愿望：混亂是不美的，像哥白尼的體系一樣簡潔明了的東西才是真理，你要從紛繁萬象的復雜現象背后抽出這個簡潔的真理。

技術只是末流，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天花板層次的突破。

天花板層次突破以后，才會有藍海空間的急劇擴大。

如果藍海空間不能打開的話，在原來的低矮的屋子下反復進行投資，雖然投資很多，但是效果是會趨于遞減的。

天花板一旦打開了以后，就會出現開發新大陸、漫山遍野都是吃不完的野牛肉那種狀態。

這種突破才是科學真正所需要的，它骨子里面的精神只能說是跟宗教信仰沒有什么區別的。

博爾赫斯的小說所說的那樣，世界的存亡其實取決于只有上帝知道，而所有世人都不知道的極少數人。

七個正直的人頂立著地和天，維持著公義的運轉。

只有極少數人，他們的信仰強度達到了牛頓和愛因斯坦那種程度，以純粹的白光來看待世界。

牛頓那種連續幾個小時把注意力集中到一個點上的能力，或者是像莫扎特體會音樂旋律的能力。

但是經驗科學這方面，差不多是每一個人經過適當訓練都能夠掌握的。

我們有核武器加上人民戰爭，蘇聯美國都不敢欺負我們。這個戰略非常英明。

如果脫鉤，交通中斷，外國的顏料只有宋徽宗才能用得起，留在國內的技術人員都像白居易一樣跑去當科舉士大夫了，本國市場沒有這方面的消費，那么相應的技術會迅速失傳的。玻璃技術就是宋一次又一次失傳的。

江陰或者連云港的船廠實際上是在替日本人生產的，日本人目前還沒有變成香港人，所以你不能夠把你的隨便什么產品硬塞給他，你必須符合日本人那些變態的要求才行。

如果設備留了下來，但是這些東西是為中國的醫院和病人生產的，那就完全不一樣了，你是死了活該的。

所以，劣質化立刻就會發生，使得生產出來出來的產品很快就跟牲畜用的產品沒有任何區別了。

相應的中國醫療企業很快就會變成這樣，創造的價值，就業機會和生產出來的產品都會像煙霧一樣消失。

消費者能實夠實現多大限度的技術控制，是跟他們的政治地位密切相關的。

玻璃技術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失傳的。蒙古人滾蛋以后，朱元璋盡管把蒙古人留下來的技術重新編纂成醫書，但是大部分的海藥和蒸餾器皿基本上消失了。

高精確度的蒸餾瓶和細頸瓶，歐洲和穆斯林煉金術士經常用的那些實驗室復雜儀器，這些東西針對的消費市場不存在了。

青春期的特點是：崇拜零成本的空談表演者，輕視庸俗的現實負責者。

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

像乾隆、唐玄宗和宋徽宗這樣比較有知識的帝王，跟那些成吉思汗式的純粹蠻族的帝王相比，更善于自我欺騙。

自我欺騙就像用嗎啡一樣，一旦用上了以后就會沒完沒了，你只能不斷地增加劑量。

中國人的麻煩在于，人人都是小知識分子。大家都能夠把這種邏輯運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大自然對人類是殘酷的，容許人類享受的幸福和快樂是極其短暫的，而且是隨年齡遞減的。

但是你一旦開了嗎啡這道門的話，你可以非常輕松地得到快樂，再也不愿意生活在現實世界當中了。

梁元帝的說法就是讀書亡國論，自古以來就是讀書越多的國家亡得越快。

全世界最喜歡搞歷史發明學的，士大夫文化深刻地影響到每一個可憐巴巴的貧下中農身上的，也只有中國了。

律師關心的不是別的，而就是技術上最容易。

他們最后會走上這條道路，不是因為他們愿意承擔這方面的代價，而是所有各方的短視造成德國人、俄羅斯人等全世界人都不愿意出現的情況出現了。

像交通事故的結果一樣，警察和所有人都不愿意出現的結果最終出現了。

在它被迫落到了自己頭上以后，不得不因應既成事實。

當然，世界上的大多數歷史發展都是這樣的，包括人生的絕大部分也是這樣。

如果你知道即將付出的代價，你很可能是不會去做的。

但是這些事情還是要發生，因為無知和短視是人類的宿命和本質。

如果發生戰爭則必然亡國，如果不發生戰爭則會造成資源的慢性消耗和民族神話的緩慢破產。

有些事情，有了利益關系就能評估得出來。

如果沒有利益關系，我大概不會有動機去了解這些事情。

退休以后，不可避免面臨無法交代的問題，僅憑這點，就不能退。

共同黑歷史而一不能曝光的犯罪集團來考慮。

家雞打得團團轉，野雞打得到處飛。

會像是一戰后的蘇聯一樣，扮演一個相當積極的挑戰國際體系的角色。

而這種挑戰的結果，十之八九是兇多吉少的。

一為之甚，豈可再乎 。當叛徒這件事情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事情，干任何事情都沒有比當叛徒更危險。

背叛美國以后，指望誰來卡住美國？

有一個不學好的小孩，第一次搶到東西，他媽媽鼓勵了他，于是他最后終于變成一個強盜。

我們的一切建設都是自力更生的結果，跟漂亮國沒有關系。

漂亮國人傻眼了，他媽的，世界上居然還有人敢騙以我頭上來，但是這種事情卻真的發生了。

杯水主義就是一杯水喝干了就不存在了。

平時讓你很難被殺的因素，也就是到了真正危險的時候，讓你逃都沒辦法逃的因素。

磺胺在生物學上的意義是什么呢？它跟細菌必須吸收的葉酸類的營養物質長得很像，卻沒有相應的價值，而細菌把它吸收進去以后就會活活餓死。

對于可能的不利集團，每一個人給他們下一顆磺胺，就能把他們忽悠得在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還以為自己在吃珍饈美味的過程中間活活餓死。

李鴻章密談：可惜淮軍老將目前已經凋零，我雖然官更大了，但是自己的軍事基干卻已經沒有了。

領袖非常清楚，命運跟偉大使命聯系在一起，偉天使命一天存在，就算是遷都，仍然是民族的唯一領袖。

陳濟棠、李宗仁和劉湘一面喊著蔣介石抗日不力，一面接受日本軍事顧問，要求日本貸款，這些事情您可以做嗎？

您不能。

如果沒有諸夏的話，那么我就徹底完蛋了，什么也不是了。

如果要維持在美地位，必須把諸夏運動推向前去。

如果順著這條路線走下去的話，不僅不會有政治影響力，而且恐怕在危急時刻的自我保護能力都會沒有。

這個事業不需要成功。

蔣介石并不需要打贏抗日戰爭。

只要抗日戰爭不可避免或者正在進行，那么無比憎惡蔣的各方都必須悲哀地發現，搞掉蔣，中華民族就不存在了，因此非得含淚支持不可。

我將無我，不負諸夏

像我這樣的人，可以不出生在現在的地方，但是必然會出生在一個族群和歷史極其曖昧而復雜、具有高度夾縫性質的地方。

一個真正的美國人，是不大會去做知識分子的。

《史記·陳丞相世家》  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

中國民族資產級階的代表孫中山和蔣介石是革命力量，而俄國工人階級和改良主義的代表克倫斯基是反動力量。

我們布爾什維克要跟國民黨聯合起來，通過國民黨來推翻大英帝國和大日本帝國在遠東的統治。

家長都很清楚，青春期是他最容易被壞人誘惑的時候，而且是他最缺錢的時候。

壞人如果拿著錢和好處來誘惑他，他很難抵擋得住。

而家長往往舍不得孩子在這個時候獨立，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但是如果真的不讓他們獨立，使他們沒有能力生存，又沒有判斷江湖社會的能力，他們將來遇上壞人就更沒有抵抗能力了。

很明顯，揚子江以南的人基本上都是百越人，曾國藩和孫中山絕對都是百越人。

有了自己的習慣法才表示擁有了自治能力，造法能力越強代表自治能力越強，而造新法不但需要讓各方都滿意還要邏輯自洽，每一次造新法的過程其實都是解決新問題能力的不斷提升，是文明在探索中不斷前進的表現。

所有人都容易腐化，這就是為什么基督教關于原罪的說法非常正確的原因。

基督教對人性罪惡和軟弱的分析是比其他人，包括同樣出于猶太教系列的伊斯蘭教更加深刻的。

伊斯蘭教是勝利者的宗教，有濃厚的政治家和立法者的色彩，所以它不太考慮每一個普通人內心深處的軟弱和墮落。

中國史學為何總是苦大仇深，不是歐洲那種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史學，而是費拉散沙的絕望和仇恨史學。

有些人就是被這種東西搞成了終身的精神病，而沒有搞成精神病的人呢。

都是經過了一種摸索，自己像神農嘗百草一樣嘗各種各樣的東西來解毒。

我敢罵的那些人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就是我，至少是我歷史上曾經經歷過的某一個階段。

那種苦大仇深但又絕望的心理狀態，我不知道為什么總是壞人統治我們，但是我們總是被他統治，這個感覺太熟了。

如果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吳國、越國或者是任何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邦滅亡，會覺得遺憾。

代表著一些寶貴的傳統和政治經驗的損失。

春秋戰國時期，洛陽或鎬京的居民或者是魯國的居民能夠跟他們的國王討價還價，必要時還能夠發動暴動，把他們的國君和王子趕出首都。

秦以后，中國歷史就是由少數軍事冒險家和武裝集團對大多數毫無抵抗能力的居民實行單方面武斷統治的現象。

隨著這種斗爭的熄滅，遠東作為文明的發源地和組織資源的供給地實際上已經死亡了，我不覺得這些歷史以后發展出來的單純爭奪權力和財富的斗爭有值得記錄的必要。

有些事情是不可解但可預測的，有些事情是可解而不可預測的。

凡是把自己的命運交在別人手里面的人，最終的下場總是不如那些自己管理自己命運的人。

明朝的士大夫比起宋朝要多得多，而官位并不見增多，所以大家為了爭奪官位，斗爭變得更加殘酷，就不像宋朝那樣比較有風度了。

每一次換了皇帝，大家最關心的事情就是，迫害的范圍要盡可能大。

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規律：基本上政治是圍繞著權力和資源的斗爭。

理想主義者是少數，意識形態是極上層。

意識形態和少數理想主義者如果跟基層的運動脫節，它就不可避免要失敗。

最好是兩者能夠兼顧。但這種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有些時候你根本不具備這種條件。

孔老夫子說要以仁愛為本，肯定要輸。

相反，你上不了臺，沒有資源給他們，即使你圣得比孔子還要圣，仁慈得比孟子還要仁慈，他們照樣可以捏造你的黑材料，證明你從幼兒園就開始強奸幼女了。

士大階級不做官的話，確實是地球上沒有什么可干的事情。

吳越士大夫開始出場了，他們在蘇州成立了復社。

復社是崇禎年間才起來的，主要目的是在安全條件下摘桃子，歡呼皇帝萬歲，閹黨萬死，沒有JJ的太監都去死，只有我們才是士大夫階級的正統繼承人。

阮大鋮之所以投靠清兵，主要的希望就是帶著清兵捉他的敵人。

一天到晚在清兵面前說誰誰多壞，清兵都煩，說：好了好了，您老人家的話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在本地有敵人，放心，我不會讓他們迫害你的。

從滿洲人的角度來講，這TMD都什么事，怎么給自己找了這么多麻煩？

我們以為我們入關只是來打李自成和張獻忠的，是來保護你們的好不好。

誰知道我們保護的這些人比哪一家的姨太太都還要麻煩，主要的精力用在相互迫害上面了。

金圣嘆這樣的蘇州士大夫又想用對付明朝皇帝的方式來對付清朝皇帝，他們也開始諸如此類地結社，開始企圖用輿論來影響朝政。

滿洲皇帝對這件事情是事先就有準備的，誰敢結社就砍誰。

一個人能夠讓別人思想控制的話，也就有一半該死了——特別是成年人。

按說的話，一個人有資源算人，最重要的條件就是，他能夠為自己的事情做主而且負責，其中就包括對別人說NO的能力。

對別人說No的能力，最困難的一步就是要對漂亮女人說No，所以西方小說經常拿這個當作自己的主題，說一個男人成熟的最主要標準就是他能夠對漂亮女人說No了，年輕的時候他總是不敢說No。

但是像桂枝這樣被長輩控制、不敢對長輩說No，甚至一輩子都不敢對長輩說No的話，那么按西方的標準來說，你簡直就不能算是一個人。

你首先要過了這一關才行，人和人的意見總是不一樣的，你得習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意見。

枝節問題的誤差并不會妨礙核心價值觀相同的人結成聯盟，而利益和觀點的分歧也不妨礙他們實行不同層次的協作。

什么是原則性的分歧，細節性的分歧，是自由人必須具備的基本功。

只有兒童和奴隸才會陷入這種要么絕對服從，要么就無所適從的狀態。

你如果要在社會上變成一個能負責的角色，這一關是你非要過的。

桂枝能夠負責任，具備西方所謂的那種自由人的人格特征的人確實非常之少，即使是這極少數人，也往往有這方面或那方面的人格缺陷。

再好的環境也是盡可能地在硬指標方面使你不必受制于人，但是你如果軟弱到在硬指標方面能夠自己做主的范圍內自己都不敢做主的話，那你就整個完蛋了。

不涉及行動的觀念是非常軟弱的，而且觀念太多了，行動能力太薄，對一個人的性格有極大的傷害。

這樣的人，還不如觀念少一些，思想少一些，但自己的觀念和思想至少有五六成能夠付諸實施的人。

跟別人有意見分歧的時候，你要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意見分歧。

漸漸發現，原先以為不得了的那些事情，其實發生了也不過如此而已。

長期沒有辦法兌現自己的意志，在想象中過日子，那是非常危險的。

這樣搞下去，最輕也會使你神經衰弱。

例如對女人那種事情，作為一個男人，你就要學會怎樣對女人老老實實說出自己的話來，不害怕被拒絕。

等你學會了被女人拒絕或者跟女人翻臉，然后什么事也不會發生，也不會有什么大不了以后，你才算是真正成年了。

真理當然是危險的，楚門的世界倒下之后，依托于楚門的世界的各種昆蟲和各種幽靈都會發現自己其實原來不是人。

真理來臨的時候，你才能夠區分真人、假人和僵尸。

大批的假建筑像是楚門的世界中的布景一樣，會突然消失。

圣經上面，耶穌一面要說他是愛，另一方面他又要說，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是叫地上動刀兵的，你想想這兩者是什么意思。

這不是相互矛盾，而是同一種說法的兩種不同表現形式。

真理和愛是一體，但是在虛假和邪惡的世界上，真理和愛對虛假和邪惡具有致命的殺傷力。

姨難雜癥

竇文濤以前形容自己就是“蹲著說話”

好像世界上的各種事情之所以發生就是為了讓啦啦隊員看著舒服。這種人的地位就是足球場上的啦啦隊員，他以為足球運動員是為了讓他喝彩而存在的，但是運動員眼裡面是根本沒有他的。

這就像是小孩子要糖果一樣，問他願不願意肚肚疼，他說不要，問他要不要糖果，他說要，問他可不可以不吃糖，他說不行。你沒有辦法對小孩講理。這就是小孩沒有辦法統治的原因。

如果蔣根本不想統一中國，他守著吳越的幾個省坐著不動的話，那麼他跟紅軍根本沒有直接邊境，恐怕紅軍是永遠也打不倒他的。蘇聯可以對滿蒙下手，而對於揚子江流域頂多是搞地下活動而已，並沒有直接吞併的野心，也不會支持共的手伸得太遠。所以，蔣等於就是亡於中國主義，因為他把手伸得太長，不願意撒手。

所支持的力量都是有敵人的，你支持一種力量的話，必然會把它的敵對勢力攪過來變成你自己的敵人，增加的成本就在你這一方面。所以，這種遊戲跟阿富汗戰爭的遊戲是一樣的。實際上是，你捲入得越多，吃虧就越大；索性撒手的人反而損失最小。

陳新甲當時跟滿洲人談判一樣，幾個言官把消息洩露一下，就政治不正確了，皇帝就要站出來撇清說我從來沒有批準過這樣的事情。

在這件事情上就體現出意識形態的嚴重破壞作用了。皇帝其實是有一點心動的，但是他不敢背棄意識形態的整個氛圍，他被他自己製造出來的意識形態所綁架了。他依靠意識形態支持，也就為了意識形態而不得不付出代價。

可以說，全世界自稱華人的人當中，包括大量的美籍華人，只要一聽到從嘉峪關撤退的話，就會立刻表示說這是不可接受的。

這就像是被邪靈附體一樣。堅持這一套邏輯的話，你就非死不可，是沒有任何回頭餘地的。

滿洲人替代明帝國是一種異質秩序的輸入。

如果我們把剛才的問題再講深一層，為什麼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回到克林頓時代？為什麼“塔尖”、光明會、羅斯柴爾德家族或者是您說的背後在這個世界運作的秩序沒有辦法再回到克林頓時代，繼續給中國輸入秩序？

因為根本就沒有什麼塔尖，世界上從來就是只有舵手而沒有塔尖的。世界是一個充滿風浪的大海，在任何一段時間內都有人駕駛著最大、最堅固的船，而且駕駛技術最好，號令各個船隊，而且很容易把那些不聽話的小船打爛，但是他的權力絕不會超過大海的風浪本身。而且遲早有一天，在你看不到的某一天，在無數小船葬身魚腹以後，他也會像被大海吞沒的小船一樣跟著葬身魚腹。人類的生存處境永遠都像是一條快沉的船。說這話的人是一個基督教的傳教士，他說這話當然是發揮基督教對世界的固有看法，但是這話是非常接近於經驗事實的。

執金吾不是最偉大的，皇帝才是最偉大的。監工不是最偉大的，船長才是最偉大的。但是他們絕對沒有辦法想像出，船長本人在風浪面前其實也像是他的船一樣隨時可以粉身碎骨。

能夠想到這一點，會導致他們的認知圖景突然破碎，就像小孩子突然發現他的父母再也回不來、他要一個人待在家裡面一直過下去那樣，那是一個近乎世界崩潰的可怕反應。人類的思維是很難接近真空的。就我的經驗來說的話，無產階級要想擺脫他對人的偶像崇拜，他非得信仰宗教不可，只有上帝才能填補這個真空。

修昔底德曾經說過，幸福的秘訣在於自由，自由的秘訣在於勇敢。

無神論者或者世俗主義者搞的結社是極其脆弱的，無論是在自然環境還是在社會環境下，都沒有什麼抗壓能力。而人類團體的前途，通常不是取決於你在最繁榮時刻的最佳表現，而是你在處於最糟糕時刻抵抗困難的手段。

所謂“讀史早知今日事”，就是指這種掌握模式和格局的能力。這種事並不像想像中那麼難，陳寅恪明顯就有這種能力。“唐（國府）亡於黃巢（內戰），禍基於桂林（滿蒙危機和中日戰爭）”，就是講這種格局的相似性。“誰結宣和海上盟，燕雲得失涕縱橫。花門久已留胡馬，柳塞翻教拔漢旌。”需要注釋嗎？

需要注釋嗎？宋徽宗聯金滅遼的佈局和蔣介石聯俄抗日的佈局有區別嗎？章太炎、蔣廷黼、胡適和汪兆銘早在開戰前就已經知道下場是什麼，後三人都警告過蔣介石，但蔣介石有多少替代策略呢？即使有，數量也是屈指可數吧。

亞細亞的孤兒終於走出了曆史的夢魘，贏得了掌握自身命運的資格，然而成年人的世界是殘酷的，沒有不付任何代價的選擇。

諸夏就會變成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我會賭贏知識份子所能贏得的最大賭注。

人民的本性像大海一樣保守，看似驚天動地的巨浪其實頂多觸及海水的千分之一，但政治家正如哈樂德·麥克米倫所說，是駕駛紙船在怒海上航行的人，他們為更短的時間線負責。

凡是用名詞繞來繞去的人，一般來說都是知行分裂的。就是說，他想要幹一件事情，但是不敢公開承認，所以他需要這些話語。如果敢於公開承認的話，那麼最簡潔、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直截了當，所謂誠實就是最好的策略，老子就是要這麼幹，看你怎麼樣。

花木蘭相當有趣。您的評論是說，真的不行的時候，讓蠻族女子上戰場，比起讓漢人編戶齊民的士大夫上戰場來得有用得多。我們講一個非常個人的問題：要怎麼樣才能配得上一個能夠上戰場的蠻族女子？假設你的孩子現在在美國出生，或者我的孩子未來移民到西方世界，他要怎麼樣配得上這樣的女性？

這就無怪乎南北朝的時候出現了嚴重的戶口問題，大量的戶口流失了。不用問也知道，做官府的編戶齊民是各種吃虧，投充到寺院裏面去是各種占便宜。其實這種事情在日本也有，日本的封建性寺廟是管戶籍、管教育的，所以日本寺廟的僧兵跟朝廷經常打仗，使天皇不斷地發出嘆息，說南都北嶺的僧兵是天下的三絕之一，總之是讓他十分頭疼。

當時南北朝時期的寺院就是這樣的，而且這也是蹭了洋大人的福。當時，祆教（拜火教）的寺廟、佛教的寺廟、婆羅門教的寺廟，當然還有比較少的東方基督教派的寺廟，在漢魏帝國和南朝建康流亡政權的眼中是分不清楚的，感覺好像他們都是波斯人，總之都是洋大人，也就是不大能管也不大敢管的那種角色，於是他們的勢力就是這樣壯大起來的。這樣做的結果就導致了三武滅法。三武滅法不是反對宗教本身，而是我不高興我的壯丁和人口被你控制了。你只要把壯丁和人口交出來，其實你念什麼經我們是根本不管的。以後寺院的治外法權就在不斷削弱之中，但是凡是沾點洋教邊的人好像都還是稍微占一點便宜，只是便宜越來越少了。

實際上中國人的記憶就是這個樣子的，沒有任何人能夠占到十幾年以上的便宜。但是每個人計算起來，那種頭破血流地去擠一個位置的感覺，好像就是準備子孫萬世之業一樣。

西山會議派認爲，我才是辛亥年的老國民黨。蔣介石和黃埔軍校這些被蘇聯人扶起來的人，那不過是孫中山一時糊塗，我們還希望孫中山有朝一日能夠改邪歸正。但是，孫中山畢竟是我們的老同志了，他改邪歸正我們還可以認他，你蔣介石算什麼玩意兒？你就算改邪歸正，我們也不能認你。有蔣介石在的地方，他們一定不肯出力。第二就是，有他在的話，就像是一個擁護旗人的政黨一樣，會非常有效地趕走別人的選票。

醫學上有一個案例就是，靠輸液來維持生命的人早晚要死於惡病質。科學家發現了很多人體所必需的營養元素，但是人體需要的營養元素中間顯然還有很多微量的東西，科學家不知道它是需要的，而人體自然攝入了這些。科學家知道的東西，醫生都給你補充了；科學家不知道的那些東西，他沒法給你補充。而科學家知道的東西跟大自然補充的東西相比，總是科學家知道的不夠多。所以，國家計委認爲你的工廠所需要的東西跟你的工廠實際需要的東西之間也有一個類似差額，這個類似差額是需要那些黑市流氓來補充的。

東亞經濟的特點就是，與其說是總量不足，不如說是以編戶齊民爲基礎的經濟體制是極度缺乏彈性的，它的預算是僵硬的。像康熙皇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實際上是固定了帝國的財政收支體系。因此，有事情的時候，表面上看上去富厚的宮廷根本拿不出額外的開支來，連打一場緬甸戰爭都對付不了。

儒家的歷史學家，現代的歷史學家也是這樣，由於受到中國主義歷史發明學的影響，對唐人和元人採取了不公平的雙重看法：他們把李世民發明成中國人了，卻還沒把忽必烈發明成中國人。其實這兩位仁兄的歷史作用是差不多的，而他們的財政方針也是一樣的。你只要查一下唐朝的財政史，立刻就會發現，跟忽必烈是一模一樣的。財政官，特別是安史之亂時期跳出來的財政官，全都是伊朗人。

我們要明白，道德的背後都是有利益結構存在的。什麼叫息訟？就是希望儒家的宗族長老自己調解調解，不要把事情鬧大。如果大家有了事情都到縣衙裏面打官司，我老人家累死了。

事情走到這一步了，你問崇禎皇帝能不能在李自成兵臨大同的時候撤退到南京，或者說是蔣介石可不可以從海路把瀋陽和北平的軍隊撤回來保衛南京？答案是，在軍事上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政治上有可能的話，連抗日戰爭都不會爆發了。他如果可以這麼做的話，當初他還不如直接承認滿洲國獨立算了。已經走到這一步，他怎麼可能撤回？現在就是已經走到這一步了，我們不要抱任何幻想。

封建的歐洲沒有無領主的土地。在日本也是這樣的。元朝的蒙古人就算是在海灘上站住了腳，他們要一路打到京都去，沿途多少封建領主？每一片地、每一石糧食都是有主人的。會有無數像年輕時期的松平竹千代那樣的小領主，自己還不過十五、六歲，本鄉的農民會像《七武士》一樣把他抬出來，帶著區區幾十個人死守堡壘。你打不下他的堡壘，本村糧食是搶不到的。

大明朝廣土衆民，人口跟歐洲一樣多，但是我們可以說，張獻忠只要不打縣衙門，他如入無人之境。像是嘉靖時代的倭寇一樣，一路打到南京城下，誰也不會出面去攔他。地方官的觀念就是，守土有責，什麼叫做守土？縣衙門才是守土。縣衙門之外的地方如果被搶光了，交給皇上的報告是由我寫的，我根本不會寫這件事情，這件事情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我的政績是完美無缺的。

張獻忠是連綿不絕的，正德皇帝時代的張獻忠多得是，只不過人家沒有攻打大城市，北京城和蘇州府繼續天下太平就行了。但是滿洲人是從部落和封建起來，要讓他們腐敗軟弱到跟明國士大夫相同的程度，那還要等到乾隆朝，在乾隆朝之前還有一百多年。在這一百多年，他們憑著部落封建武士的習慣，打你張獻忠是沒問題的。

所以，你得靠秦良玉的土司。土司其實跟滿洲封建領主是一樣的。打到最後就是，明朝依靠蜀滇黔的土司封建兵來跟滿洲的封建兵打仗，只有封建兵才能打得倒封建兵。

人類墮落總是有內因的，所以基督教才說人的天性就是惡的。如果我們把這一個基本的前提撇掉，一定要按照孔子那種“人沒有壞榜樣就不會變壞”的邏輯的話，那就會得出跟經驗世界和真正發生的歷史非常不同的一副圖景。

皇帝是需要有太監這撥打手來壓住士大夫階級的。而士大夫階級自然會說太監是壞人，你要起錢來不擇手段，而我們還是擇點手段的。這就是資産階級跟無産階級的鬥爭。

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他們沒有硬資源或者硬資源少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看上去有資源的人全都是靠忽悠起來的。

鄭成功投降以後，我可以對鄭成功的部下說，“你看，我比你早投降三年，我騎在你頭上。”

話說，隋文帝派兵平了陳國以後，就有一個陳國的忠臣跑到長安來上班。於是，一個早在江陵陷落的時候就投降的他的老同事就對他說：“哈哈哈，你看，我早投降這麼多年，我的官比你高幾級。”那位仁兄就義正詞嚴地說：“我們家自古以來就是講忠義的，你那個官在我看來算得了什麼。”隋文帝覺得，他媽的你們兩個都是貳臣。我爲了鼓勵我的臣子忠誠，我需要獎勵一下忠臣，反擊一下貳臣。於是，該裝逼分子就吃了一個癟。後來的史書是唐朝時候的史官編的，跟隋朝時期的事情沒有利害關係。

聖經說：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恐怕酒把皮袋裂開，酒和皮袋就都壞了。只有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很有深意。

曾國藩為什麼會出現？朝廷難道不知道曾國藩這樣搞早晚會出袁世凱嗎？當然它知道，但是如果洪秀全的威脅比曾國藩更大的話，那麼曾國藩就非出現不可。任何事情都不是設計好了的結果，而是現實中的臨時需要製造出來的。

2023-11-24 11:4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