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契機，往往在一些偶然事件里出現。辛亥革命的標志當然是武昌起義，而真正的導火索，則隱于與革命風馬牛不相及的某些偶然事件中，例如，某某人炒股……

　　誰能想到炒股與革命相關聯？有時引發革命的，并非那些多么崇高的理由，而是一些見不得人的欲念。且非眾望所歸的大人物的欲念，而是某個不為人知的小人物的欲念。

　　上海灘那一場金融危機，檢驗了多少小人物的欲念？其中一位就成了武昌起義的導火索。金融危機第一波倒下的三家錢莊正元、兆康和謙余，它們背后都有同一個人的身影。

　　此人便是從川漢鐵路公司來上海的施典章。就這么個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竟然成了橡膠股票最大炒家陳逸卿的靠山。他在正元存款50萬兩，在兆康存38萬兩，在謙余存25.5萬兩，合計113.5萬兩。另有一筆95萬兩的巨款，也通過陳逸卿任買辦的利華銀行放款。這些錢本是路款，來上海生息，被陳逸卿用來炒股了。出于安全考慮，公司原有規定，每一錢莊只能存放15萬兩，而施典章卻把200多萬兩都放給陳一人了，竟然占到陳系莊票總額的1/3，儼然成為陳系的后臺老板。顯然這已違規。

　　可將在外，且自在，一念起時，小人物亦自有大將軍氣概：喝令三山五岳讓路，我來了！股票如此美好，引無數英雄競折腰，一日漲，二日漲，三日漲……欲與天公試比高！莫道我行早，風景這邊獨好，讓股票飛吧！

　　你說什么？麥邊不見了！跑了？(英國人麥邊系橡膠股票炒風發動者，股災元兇之一--編者注)那陳逸卿呢？被捕了！股市呢？崩盤了！

　　【上海灘股市大崩盤】

　　1910年7月，上海因橡膠股票投機引起錢莊倒閉風潮。一日之內，同時倒閉正元、兆康、謙余三大錢莊，市面危機。嗣后有森源、元豐、會大、晉大、協達等數家錢莊相繼倒閉，其他受牽累而倒閉的小錢莊不計其數。

　　為什么一只股票竟引發了金融危機？因上海多家外資銀行如麥加利、匯豐、花旗等，均主動承接橡膠股票押款，使股票價格節節上漲。一時上海許多錢莊、商人及市民涌購該股。

　　據上海商務總會估計，橡膠股災爆發前，華商在上海投入的資金約2600萬至3000萬兩，在倫敦投入的資金約1400萬兩，上海市面上的流動資金，都被橡膠股票吸納殆盡。

　　直到股價超過了發行價20多倍，上海灘人人都為該股瘋狂時，操縱者乘機全部脫手，回國溜之大吉，從此杳無音訊。在滬各外商銀行立即停止受押橡膠股票，追索放款。

　　騙局大白，股價跳水，股票變為廢紙！清廷命上海海關道維持市面。

　　為歸還正元、謙余、兆康三家倒閉錢莊的欠款，上海海關道蔡乃煌出面，與九家外資銀行訂立《上海道三百五十萬兩借款合同》，由上海道担保借貸，年息4厘，分6年償還。同時，他還撥上海官銀300萬兩，存放于源豐潤和義善源及其所屬莊號，幫助它們穩定市面。

　　其實，源、義二莊也被卷入股災，源豐潤屬下德源錢莊損失約200萬兩，義善源屬下源利錢莊損失也不小，但憑借自身實力和蔡乃煌的援助，挺過了金融沖擊波第一回合。

　　只要兩巨頭不倒，上海市面就能維持，而巨頭之一的源豐潤，就是嚴家的錢莊，由嚴修的叔叔嚴信厚創辦，在全國設有17家分號。嚴信厚曾經做過胡雪巖的幫手，胡雪巖把他推薦給了李鴻章，跟著李征捻子、辦洋務，以此為背景，先在天津行鹽，后又到上海開錢莊。
　　有人勸袁氏取清而代之，但袁審時度勢，以為有五不可：其一，袁氏本人不肯從孤兒寡母手中取得政權；其二，舊臣尚多，其勢仍在；其三，北洋軍將領無此思想準備；其四，清廷禪讓，袁氏只能得半壁江山，而長江以南則難以問津；其五，南方民意尚不清楚，需以議和投石問路。故袁氏策略及步驟，先維持清室，次行君主立憲，再論民主共和……

　　胡雪巖之后，稱得上民間金融巨頭的，數來數去，也就算嚴信厚了。嚴信厚雖無胡雪巖當年那一番風光，但也有比胡雪巖強的地方--若他像胡雪巖那樣及身而敗，寧波人焉能以他為榜樣，形成“寧波幫”？可此次金融風暴來時，嚴已去世4年了。胡的教訓，在嚴信厚兒子那一輩已被遺忘。他一生謹慎，謹防重蹈胡的覆轍，沒想到覆轍還是讓兒子碰上。此次災難與胡那次有些相像，雖然緣起不同，主客位移，但方式相似。

　　看胡雪巖囤絲，推動絲價在上海猛漲，可倫敦絲價一跌，上海就跟著跌了。此次橡膠股災，也是上海狂漲，狂得不能再狂時，倫敦一跌，上海就崩盤了。清廷只知道上海是它的命根子，卻不知這命根子被看不見的手牽著，跟倫敦拴在一起。而官場對股災的反應，卻被另一只手操縱。

　　本來，蔡乃煌已穩定上海市面，可兩個月后要償還庚子賠款，按例上海應承担190萬兩。蔡的官銀拿去救源豐潤和義善源了，便請求由大清銀行撥付200萬兩，先墊上。度支部左侍郎陳邦瑞與蔡有隙，就讓他的學生江蘇巡撫程德全來參劾，說蔡以救市為由，“恫嚇朝廷”。

　　蔡的后臺本為袁世凱，然袁氏已下野，而他本人又樹敵過多，加以上海道這塊肥肉，有多少人垂涎三尺？故清廷立即將他革職，并限令他兩個月內將經手款項全部結清。蔡經手款項為625萬兩，6成在源豐潤系，4成在義善源系，故蔡致電軍機處，求以寬限時日，再次申明切勿從源豐潤等錢莊急提“滬關庫款”。軍機處仍以為是“恫嚇”，除嚴加申斥外，限令他兩個月交割完畢。蔡無奈，只得向源豐潤和義善源催要官款，一舉提款200多萬兩。外國銀行也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錢莊的莊票。源豐潤無法周轉，宣告清產，虧欠公私款項達2000多萬兩。它設在北京、天津、廣州等地的17處分號同時告歇。源豐潤倒臺，使金融危機開始向全國蔓延。

　　【金融危機與官場政治】

　　而此時，長蘆鹽業也遭致命一擊。有人提出，外國銀行通過給鹽商貸款攫取鹽業專賣權。這一說法引起朝廷重視，因而關注鹽商貸款問題。鹽稅是朝廷主要財政收入之一，財政對于長蘆鹽商的利用和依賴，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此次外資攪翻了上海，又來攪動直隸？要查到底！

　　朝廷以防范金融危機的名義暗伏政治殺機，一刀殺向袁氏和地方自治。如果上海道蔡乃煌不是袁氏門下人，朝廷也許就不會官場大于市場，不惜用政治搞垮經濟。如果長蘆鹽業不是天津自治運動的基礎，與袁氏也沒有盤根錯節的關系，朝廷的態度或許會是另一個樣子。

　　朝廷有意無意自覺不自覺地順著官場邏輯，將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引向袁氏。

　　施典章這個小人物終于醒來，一念之差，虧了路款300萬。他知道，這回公司鐵定要垮了，鐵路修不成了，自己是再也回不去了，此生很可能要入獄--他能想到的后果，也就這些了。但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朝廷會以此為借口，將鐵路收歸國有，并會由此引起四川保路運動。他更想不到，對于川人自發的保路運動，朝廷居然會罔顧民心派軍隊鎮壓。

　　載灃攝政，袁氏被開缺。原以為，載灃是為光緒帝報仇，現在看來，沒那么簡單。戊戌恩仇，從一開始，就是利害與政見交錯的。以利害言之，袁氏追隨慈禧；以政見言之，則傾向皇帝。庚子事變，袁氏與皇帝一致，清末立憲，雖由慈禧主持，卻是皇帝所主張的。帝后之爭，在權力上，慈禧是贏家；而政治上，則是皇帝贏了。慈禧可以用權力折磨皇帝，可她同時也得忍受真理的折磨，因為她不得不向皇帝的思想低頭，不得不回到皇帝的正確路線上來。人再無恥，也不至于無恥到連一點自尊心都沒有。皇帝痛苦，是說得出的痛苦，那是壯志未酬的痛苦，是受盡折磨的痛苦；而慈禧難受，是說不出的難受。

　　慈禧也許這樣問過自己：為什么大家都服從我的權力，卻贊同皇帝的主張呢？張之洞、袁世凱不都是從我手里提拔起來的？為什么最后都跟皇帝走了呢？他們那么熱衷于立憲，說得我也跟他們走，走在那條通往立憲之路上，死到臨頭我才發現，再這么走下去，我這一輩子豈不就輸了？我是多么要強的女人，豈能輸給皇帝那小子？所以我說啊，畢竟不當立憲！這話是我對自己說的，不是對朝廷說的。
　　有人勸袁氏取清而代之，但袁審時度勢，以為有五不可：其一，袁氏本人不肯從孤兒寡母手中取得政權；其二，舊臣尚多，其勢仍在；其三，北洋軍將領無此思想準備；其四，清廷禪讓，袁氏只能得半壁江山，而長江以南則難以問津；其五，南方民意尚不清楚，需以議和投石問路。故袁氏策略及步驟，先維持清室，次行君主立憲，再論民主共和……

　　立憲，救國還是亡國？張之洞教慈禧的，是立憲救國。孔祥吉從清人鈔本《時務匯錄》中，發現了一篇《張之洞入京奏對大略》，奏對時，慈禧說：大遠的道路，叫你跑來了，我真是沒有法了，問張有什么辦法。張說：只需速行立憲。慈禧說，她也同意立憲，已經在預備了，可張之洞不以為然，說：立憲實行，愈速愈妙，預備兩字，實在誤國。因此，認為立憲亡國的人，就把張之洞當了禍首。

　　慈禧臨終前究竟說了什么？惲毓鼎《澄齋日記》云：“聞中官言，孝欽顯皇后大漸時，忽嘆曰：‘不當允彼等立憲。’少頃又曰：‘誤矣！畢竟不當立憲。’是則侈言維新之足以亡國，圣母蓋悟為深悔之矣。”本來清末立憲，已回到皇帝改制路線，可她臨終一悔，又將立憲全盤推翻，這就導致后來一連串事件的發生--皇帝之死、袁氏開缺、張之洞請假，還有皇族內閣，這一切，都跟慈禧反悔有關。古人有“一言喪邦”說，從歷史上看，秦檜“莫須有”算一句，還有就是慈禧的這句“不當立憲”了。

　　可地方上已有了咨議局，中央有了資政院，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了議員，朝廷即使不想立憲，也不能說不立憲。此次揮兵入川，本想試一試新朝的權威，那時，載灃正搞集權，有這么一次用兵的機會，當然不會放過，欲以本次用兵振興朝廷。這天大的事，竟然把資政院擱一邊，沒有資政院的決議，朝廷就擅自派兵鎮壓，試以非法用兵抓軍權，破了立憲的底線，可誰也沒料想軍隊會嘩變。

　　【人頭與權位的“投名狀”】

　　入川新軍聽說武昌起義爆發，于途中突然兵變。

　　領軍人物是端方，此人本與袁氏一黨，曾出洋考察憲政，與袁氏促成清末預備立憲。袁氏被黜，朝廷將端方調離兩江，改任直隸。

　　剛好慈禧出殯，端方讓人拍照，被人說了幾句閑話，就將他免了。

　　幾個毛頭小子，說了幾句閑話，就惹了這么大的禍，往深了想，還是慈禧老太太厲害，說了“不當立憲”，你們還要立憲，袁氏已被開缺，你端方小子還不知檢點？掛起來再說。

　　鄭孝胥說“袁氏不學有術，端方有學有術”，可袁氏能隱忍，而端方閑居，卻忍不住，又去謀得督辦川漢、粵漢鐵路。或以為肥缺，實則兇險，此去如飛蛾撲火，而不自知也。

　　端方閑居京城，當不致死，革命以后，或可大用。可他偏要背離初衷，受命于違憲政府，去做那違憲的事，此為不識天時；再以孤身入險地，進退失據，而起兵變，便是不知地利；更以小利治軍，以小恩帶兵，不問民心，來與民爭利，不知肥缺乃是火山口，可謂不通人和矣。作為立憲黨人，他忘了憲政的根本。此次南下抓鐵路，是為朝廷火中取栗，而帶兵鎮壓保路人，就更是刀下奪金，既未聽取咨議局意見，也不與資政院協商，沒有什么合法性可言。

　　立憲是“天理”他不“存”，肥缺是“人欲”他偏抓，結果被革命“滅”了。

　　武昌起義，消息傳到端方軍營，軍心動搖。端方以為此乃舊部，不足為慮，而不知該部已為革命黨人掏空，平時人緣好，到了革命關頭上都變了，因為革命需要他那顆人頭。

　　大勢所趨和民心所向一類的政治沖動，戰勝了人們一日三餐般的友誼和情感，端方怎么也沒想到那些平日里那么擁戴他的官兵會有如此可怕的另一面--對這一面，他沒有設防，而革命把這一面調動出來了。嘩變士兵亂刀砍死他兄弟倆，割下首級，裝入浸滿煤油的盒子呈送武昌。可惜端方，就這樣被人做了革命的“投名狀”。

　　端方路過河南，曾去看望袁氏，當與袁氏有一番商議，不料一別，竟成永訣。

　　朝廷無人，亦無軍，北洋新軍唯袁氏馬首是瞻。朝廷不得已，只好再次起用袁氏。上諭袁氏迅速來京，推行君主立憲，頒布《憲法信條十九條》。可時過境遷，現在連立憲黨人也對皇族立憲這條破船嗤之以鼻了。當時最大的政治，莫過于清廷退位，此乃天下共識。

　　有人勸袁氏取清而代之，但袁審時度勢，以為有五不可：其一，袁氏本人不肯從孤兒寡母手中取得政權；其二，舊臣尚多，其勢仍在；其三，北洋軍將領無此思想準備；其四，清廷禪讓，袁氏只能得半壁江山，而長江以南則難以問津；其五，南方民意尚不清楚，需以議和投石問路。故袁氏策略及步驟，先維持清室，次行君主立憲，再論民主共和，以民主共和逼清帝退位而自為大總統。

　　汪精衛晤袁氏，袁謂：國民會議，我極贊成，唯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張民主……萬一議決后，仍系君主多數，君當如何？汪答：議決后我必服從多數；唯以我觀察時論這趨向，必系民主多數。如議決民主，公當如何？袁謂：既經議決，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個人必服從多數。

　　一番交易后，議定：如袁氏能逼退清朝，革命黨人即以袁氏為共和國大總統。端方的人頭被拿來做了革命的“投名狀”，而袁氏則拿了清朝來做共和國總統的“投名狀”，這天理人欲該怎么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