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辛亥革命 民主政治 政治體制改革

　　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做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一是推翻了帝制，一是走民主政治之路。前一件事取得了成功，產生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封建君主政體被掃進了垃圾堆;后一件事卻沒能完成，仍然需要我們總結經驗，繼續推進和實現民主政治。可以說，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最重要和最有意義的也正在于此。

　　一、辛亥革命后為什么民主政治沒能實行

　　辛亥革命之初，中國的民主政治得到快速的發展。當革命把皇帝拉下馬，清廷宣布遜位后，孫中山領導的民主政治力量，積極從事民主政治建設，主張通過全國民主選舉，產生國會，制訂憲法，并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組織內閣，實行“責任內閣制”，以保障憲法的貫徹執行。為了議會斗爭的需要，1912年8月，經孫中山、黃興同意，宋教仁以同盟會為基礎，聯合統一共和黨等幾個小黨派，組成國民黨，推孫中山為理事長，自己則代理理事長，全力投入了從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開展的第一屆國會選舉。結果，國民黨在參、眾兩院獲得了壓倒多數的席位。此時，國內政治萬象更新，民主空氣日見濃厚，民主潮流空前高漲，民主憲政正在實驗中，言論、結社完全自由。眾多政黨合法并存、和平競爭，臨時參議院的存在，國會的選舉和成立，議員中的大多數為限制袁世凱專制獨裁進行著斗爭，這些情況都表明，在政治力量推動下，以議會為中心的民主政治在萌發中，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悄然形成。

　　然而，1913年3月正當宋教仁準備北上組閣，卻在上海車站橫遭暴徒槍擊，傷重逝世。宋教仁的遇刺，使全國輿論嘩然，譴責袁世凱策劃了暗殺事件。孫中山認為“非去袁不可”，主張立即興師討袁。袁世凱也籌措部署，準備進行武力鎮壓。6月間，他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不服從中央，下令免職，并派兵南下，發動了內戰，國民黨人也只好被迫應戰。從此，辛亥革命開創的民主政治局面便戛然而止、不復存在了。

　　為什么辛亥革命后一度形成的民主政治會痛失好局呢?我們可以指責袁世凱的頑劣、僵化。但1927年當國民黨基本上掌握了國家政權時，這個當初高喊“民主”、“憲政”的政黨，同樣不遺余力地推行起專制統治。甚至是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形成的仍是權力過度集中的“蘇聯模式”政治體制。這就是說，如果從主觀方面找原因的話，不但是袁世凱，也包括在他之后的執政力量，都不愿意或事實上沒有推進和實行民主政治。

　　有人認為，這主要是因為采用了革命的手段，起事革命的一方打倒了在臺上執政的一方后，由于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對其制約，自然而然地就很容易搞起新的專制統治了。這樣的分析，也不盡然合理。革命不一定就會導致專制的。眾所周知，英國、法國以及美國發生革命之后，并沒有轉入新一輪的專制獨裁，而是按照革命之初提出來的民主口號、民主要求和民主目標，實行了民主政治。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推行和實現民主政治的主觀因素的重要。在推行和實現民主政治的進程中，領袖人物和執政集團確實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他們對民主政治的認同和追求，是推行和實現民主政治的關鍵。我們也不否認不同政治力量所起到的牽制和制衡的作用，這是推行和實現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條件。但是，如果僅僅認識到這一點還是不夠的，也遠未深刻。相比起推行和實現民主政治的主觀因素而言，其客觀因素，也就是決定能否推行和實現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即市場經濟則更顯重要。辛亥革命后之所以民主政治沒能夠實行，更重要的還在于中國的市場經濟并沒有發育成熟，占統治地位的仍然是農業時代的自然經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這個時候的發展是極端微弱的。”[①]

　　20世紀20年代后，在世界工業化背景之下，中國的近代工業雖然有了明顯的發展，但在全國經濟中所占比重仍微乎其微。直到1936年，也就是辛亥革命25年之后，“在工農業總產值中，……近代機器大工業產值只占10.8%。”[②]而就是在這10%左右的工業經濟中，由于國民黨的官商經營，真正按市場運作的經濟成分還要大打折扣。

　　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開始為建設工業化國家而奮斗，經過從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建設，初步形成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但是，由于選擇和實行了計劃經濟體制而排斥市場經濟體制，有經濟學家作過估計，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低得可憐，大致只在5%左右[③]。

　　上述分析表明，在工業化浪潮下，推行和實現民主政治需要兩個基本條件，一個是執政者與執政黨的民主實踐意愿和決心，一個是經濟市場化作為民主政治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但這兩者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都是十分欠缺的。在兩頭缺的情況下，自然也就不可能產生民主政治。

　　二、推進和實現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相互關系

　　從理論上說，推行和實現民主政治，需要執政者、執政黨對民主的認同和市場化經濟發育成熟這樣的兩個必備條件。但這不等于說，在現實中只有當兩者同時具備了，民主政治才會翩翩而至。事實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在走向民主政治的進程中，執政者及執政黨與市場化經濟、政治民主化之間的發展都不是均衡的，由此構成一個三角，存在著以下復雜的五種相互關系，形成民主政治發展走向的五種模式。

　　圖一

　　第一種，執政者與執政黨對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的雙向順向推動(見圖一)。這一種模式，無論對于社會的經濟還是對于國家的政治的現代化成長，都具有巨大的益處。歷史上17、18世紀的英國、法國、美國等歐美諸國就是如此。例如英國，1688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執政者運用掌握國家政權的強大優勢，首先在政治上，開議會，推普選，實行言論自由，為英國的經濟起飛和工業革命提供了政治制度保證;然后在經濟上，逐漸以亞當．斯密創立的自由市場主義學說，取代已經不合時宜的重商主義，建立起了市場化經濟體制，從而完成了政治民主化的使命。

　　圖二

　　第二種，執政者與執政黨對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的雙向逆向阻止(見圖二)。這一種模式，無論對于社會的經濟還是對于國家的政治的現代化成長，無疑都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歷史上的傳統社會主義國家便是如此。例如蘇聯，1917年由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在政治上實行民主的蘇維埃制度，人民當家作主，享有選舉權、言論自由權等，與此同時，大力倡導和推動黨內民主發展;經濟上，蘇聯在實行了短暫的“戰時共產主義”后，毅然轉向“新經濟政策”，加速工業化，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態勢。可惜的是，在列寧逝世后，斯大林徹底打斷了這樣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進程，形成了政治上專制集權、經濟上僵化保守的計劃體制。

　　圖三

　　第三種，執政者與執政黨對政治民主化的順向推動和對經濟市場化的逆向阻止，即只搞政治民主化，不搞經濟市場化(見圖三)。這一種模式，也會對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國家的政治現代化成長，產生極大的震蕩和破壞效應。80年代的蘇聯就是如此。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后，把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棄之一邊，專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先后提出了政治“加速戰略”和“民主化”、“公開性”、“新思維”、“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等口號。戈爾巴喬夫宣布的“公開性”方針，促使1990年通過了廢除書刊檢查制度的法律，并開展了為政治迫害受害者大規模平反的運動。戈爾巴喬夫的先動政治、不動經濟的策略，給蘇聯帶來了嚴重的后果。由于政治民主化的進展過于迅猛，而經濟體制則原封不動，不能給政治發展提供有效的支撐，最終導致了政局動亂、國家解體。

　　圖四

　　第四種，執政者與執政黨對經濟市場化的順向推動和對政治民主化的逆向阻止，即只搞經濟市場化，不搞政治民主化(見圖四)。這一種模式，固然對社會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好處，但對于國家的政治成長，卻有極大的阻礙作用。這種情況，在發展中國家比較多見。往往是為了解決貧困問題，滿足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采取了經濟優先的戰略，一切以經濟發展為重，因而把政治民主推向遙遠的未來。由于片面地強調經濟市場化和經濟發展，而經濟市場化和經濟發展客觀上又要求實行政治民主化，但執政者與執政黨卻不熱衷于政治民主化，導致了政治民主化步履艱難、處處受掣，從長遠說也難以給經濟市場化的深層發展提供制度保障，最終將使經濟發展難以為繼。

　　圖五

　　如果對以上執政者與執政黨和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之間的四種相互關系以及形成的相應模式進行分析，當然應以第一種為最佳。但是，對于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其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處于十分薄弱的狀態，且“雙基”之間極不協調、極不均衡。在現階段，中國欲實行第一種模式，是為可望不可及。比較現實的是對第四種模式進行改進，即在先推進經濟市場化的情況下，然后適時跟進政治體制改革，推動政治民主化，從而形成第五種模式(見圖五)。第五種模式和第一種模式的區別在哪里呢?它們的區別僅僅在于，是政治先行一步、經濟再緊緊跟上，還是經濟先行一步、政治再緊緊跟上。兩種模式的順序雖各自不同，但究其各自的步驟和效果而言，對于各自國情不同的國家來說，都是非常可行和非常成功的。可以說，辛亥革命100年來，特別是最近30年來，中國所摸索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正應該是這樣的發展模式。

　　三、現階段中國應該怎樣推進和實現民主政治

　　自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市場經濟從原來的5%左右向前快速發展。根據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所作的《2005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報告》，我國經濟市場化的深度與廣度都在不斷增強，經濟市場化程度已達到了73.8%[④]。該報告主要對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企業的市場化、勞動力流動和工資決定的市場化、資本交易的市場化、土地交易的市場化、貿易的市場化等9個方面進行實證分析，并參考歐美國家判斷市場經濟國家的主要標準，最后得出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具體數字。如果按照美國傳統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在每年世界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中所作的劃分來看：0～50%為受壓制經濟體，50%～60%為較不自由經濟體，60%～70%為中等自由經濟體，70%～80%為較自由經濟體，80%～100%為自由經濟體[⑤]，那么，我國的經濟市場化程度，已達到較自由的經濟體水平。當然，世界上并沒有100%的經濟市場化國家。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的測算，2007年美國的經濟市場化程度為82%。一般來說，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市場化程度也只有80%～90%左右。

　　很顯然，現在當中國的經濟市場化程度達到73.8%后，當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承認了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后，中國已經具備了實施第五種模式的條件。使我們感到奇怪的是，似乎還有人認為，現階段中國還沒有到可以談政治民主化發展的時候。應該說，這是多么糊涂和站不住腳的觀點。我們再沒有必要去爭論中國要不要搞民主政治的問題了。現階段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不但必須緊緊跟上，而且需要給予必要的提速了。

　　那么，現階段中國應該怎樣才能更好地推進政治民主化呢?我國的政治民主化，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項原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展和一切成果，都必須有利于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同時，必須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保障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的發展。

　　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實現，要依靠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通過走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道路，致力于建立健全適應市場經濟深層次改革需要的政治體制。這樣的政治體制，最終要確立科學、民主、自由、文明、法治、充滿活力、能使社會和諧穩定、持續發展的政治理念。

　　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到理念變革、體制再造、機制創新、職能轉變、方式優化、行為改進等方方面面，要有整體性思維，切忌東一榔頭、西一棒子，零敲碎打，毫無章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要有縝密的思考和安排，要從政治制度變遷、政治文化普及、政治社會動員三個層面展開。正如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所提出的，“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改革優先順序和重點任務”。按照這樣的要求，政治體制改革要注重頂層設計，強調整體主義戰略、縝密的理性思維與堅決的執行力。

　　在具體的推進政治改革和發展民主政治的進路上，在選擇自上而下抑或從下至上的路徑上，中國與歐美國家情況不同，我們不能走一條自上而下的進路，而要走一條從下至上的進路。要區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和地方政治體制改革，要把地方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提到議程上來，先解決地方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這樣的思路就是，應該著手啟動地方縣以下行政區域范圍內的政治體制改革。

　　首先，要把城鄉社區建設好。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民主政治，基層社會是重點。萬丈高樓平地起，基礎不牢塌到底，只有建立和健全“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才能做到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要把城鄉社區建設打造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基層政治和社會生活共同體。樹立公民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思想觀念。

　　其次，進行縣級政治體制改革。常言道，“縣治則國治”，縣治是我國在地方區域經濟、社會、文化差異較大的情況下維持國家大一統局面的重要制度保證，在國家治理中始終占有重要地位。這一特點，決定了縣(市)域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是我國地方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縣(市)域政治體制改革對于地方政治體制改革乃至中央政治體制改革，都具有基礎的和標本的意義。坦率地說，縣以下的政改太小，現在已沒有典型意義;縣以上的政改現在貿然進行，又稍嫌規模偏大，一下子怕駕馭不住。

　　最后，選擇縣級政體改革試驗點。地方縣級政治體制改革也不是全面鋪開，全國共有2859個縣級單位(其中包括市轄區856、縣級市368、縣1463、自治縣117、旗49、自治旗3、特區2、林區1)、48000多個鄉(鎮)。應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選擇一些縣(市)、鄉(鎮)，作為地方縣級政體改革試點單位，取得經驗后再行推開。經過幾年乃至十幾年的努力，一定能完成此項基本任務。屆時，我國政治民主化也一定能夠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