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走近傷痕累累的梁啟超

簡體傳統

    最近，廣東省中山市圖書館主辦的“香山論壇”邀我專程主講“一個真實的梁啟超”，多少有點出乎意外。中山畢竟不是梁啟超的故鄉，而是近代反清革命先行者孫逸仙的家園，從新會茶坑走出的梁啟超恰恰是孫公生前很討厭的論敵。我有點佩服主辦方的雅量，同時也担心，對于長期被教科書渲染、嘲笑的所謂 “保皇派”與“變色龍”梁啟超，究竟會有多少中山市民感興趣？更何況，中山的地域很小，當晚還撞上港星譚詠麟的專場歌會，能有幾個愿意拋開娛樂的愉悅與狂歡，選擇枯燥乏味的學術講座呢？
    還是沒想到，到場聽眾雖不及北京的三味書屋或高校校園那么爆滿，但熱情不減，好幾位法大畢業的學子還準備了鮮花，像親友團一樣相約而來，另有聽眾從深圳、廣州、東莞、珠海等地趕來，除了聽講，還請求簽名與合影。兩天之后，我還收到一位聽眾轉來的信息：“前晚中國政法大學郭世佑教授的講座在中山市圖書館舉行，恰巧當晚有譚詠麟的演唱會，朋友送給我三張票，說真的，我絲毫沒有猶豫過，帶著十歲的兒子徑直去了圖書館。感受是：如果把平時的會議和繼續教育都換成郭老師的講座，那會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當然，這種想法過于奢侈。”
    看來，中山市民對梁啟超的寬容與期待，要比心胸狹窄的國民黨勝強多了。當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從同盟會到國民黨，都是元勛做派，盛氣凌人，百般嘲諷曾經主張君主立憲的梁啟超，盡量給他難堪，生怕讓他分享民國的榮耀。1925年中山先生病故時，梁啟超不計前嫌在先，親臨祭悼，張繼等人卻氣勢洶洶地圍攻在后，還要抱拳打人。4年之后，任公撒手塵寰，北京、上海等地都有盛大的哀悼活動，追念這位“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的民權主義啟蒙第一人，惟有蔣介石主政的南京國民政府所在地格外冷清，胡漢民就堅決反對褒獎那個曾經讓他們傾巢難敵的“中國之新民”。直到1939年，國民政府移居重慶，為了嘉獎剛剛死去的徐世昌、曹錕、吳佩孚們，才不好意思獨遺口碑甚佳的梁啟超，讓梁氏搭個便車，沾點北洋政要的光。
    恕我直言，至今為止，我們的教科書過于看重暴力革命的歷史作用，卻相對忽略建設層面的歷史貢獻，還喜歡用“一分為二”的思維定勢，把復雜的歷史與歷史人物二分化。二分化就是簡單化，非此即彼，厚此薄彼，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不是愛國的，就是賣國的，不是進步的，就是落后的，這樣做的必然結果就是神話革命者，丑化、矮化、妖化或愚化非革命者，此類敘事所顯露的歷史觀倒是同國民黨的正統史觀很合拍，后者就把清朝的覆滅與民國的新生當做國民黨的專利，神化孫中山與“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國民黨”的歷史，貶低他人，連非興中會系統的黃興、宋教仁與華興會都曾成為冷落的對象。
    前人常以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來衡量“大丈夫”的“三不朽”，能在這三方面都有建樹的人其實不多。認真審視梁啟超五十六個春秋的生命歷程，參照近代中國的歷史脈絡，則不難發現，梁任公不僅是一位開啟風氣的啟蒙思想家與著作等身的學者，也是一位矢志報國的政治活動家，一位德才兼備的智者。對于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們既低估了研究的難度，也看輕了他的分量。
    就立德而言，如果同那個時代的許多要員相比，梁啟超的為人就沒有多少可以挑剔的了。在那家國受欺的艱難歲月，他的政治主張雖然屢屢因時而變，但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始終未變。他講是非，明大義，輕名利，重感情，嚴于律己，坦誠待人。無論是做兒子、做丈夫、做學生，還是做父親、做師長、做同事，他都能營造一個磁場，亮出一道風景。光明磊落，善解人意是他的常態，在某些關鍵時刻，則以平淡樸實的大手筆寫實愛的海洋，他的寬容使他人為之遜色，人間為之添彩。他除了謝絕檀香山華僑小姐何惠珍的執著愛情、善待成見很深的刻薄師長康有為，還能包容協和醫院對他的手術事故，竭力阻攔家人起訴協和，從容地告別人世，連身內之物都能如此看輕，這恐怕不是絕大多數革命家與思想家所能做到的吧。他雖娶王桂荃為偏房，那完全是夫人李蕙仙的安排，而且兩房和睦，子女無猜，都與梁啟超平等待人的人格感召有關，他還為國家儲備了三個院士。家庭的融洽，不僅妻妾成群的乃師康有為不可比肩，恐怕連革命元勛孫中山、黃興的家屬也難達到。
    就立功而言，且不說梁啟超與老師康有為在戊戌維新中是如何叱咤風云的，也不說他與蔡鍔將軍師徒倆是怎么掀起反袁護國高潮、捍衛民國新國體的，即便是晚清最后十年，無論是推翻清朝，還是建立民國，都不能完全繞過梁啟超的貢獻。歷史的真相已經很清楚，清朝的垮臺并非革命黨人單槍匹馬浴血奮戰的結果，而是孫中山、黃興為首的革命黨人與梁啟超、張謇為首的君憲黨人，以及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聯合行動所得，正是以梁啟超為精神領袖的國會請愿運動被攝政王載灃鎮壓下去之后，請愿者們絕望與轉向，才使清朝統治者變成名副其實的孤家寡人，加上重兵在握的袁世凱臨門一腳，辛亥革命的成功才得以定局。
    不僅如此，只要不是糾纏于“民主立憲”與“君主立憲”的形式區別而忽略“立憲”的實質與“民權”的同一性，那么，就近代民權主義的內涵與理論建構而言，梁啟超比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等人說得更多，更透徹，更具有系統性與說服力。連同盟會會員林伯渠也記得，他是讀了梁啟超的《新民叢報》之后，才受到鼓舞，走上反清之路的。郭沫若也承認：“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沖破了的時候，他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
    國人常以泛道德主義的眼光看待梁氏思想的多變，其實，他的多變是學者型的變，不是政客式的變，是不斷觀察與思考的結果，還可以討論，卻不是見風使舵的政治投機，并非人品的問題。
    至于立言，梁啟超的貢獻更是多方面的。除了喚起民權，推動政治革命之功，他還是“史學革命”與“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倡導者與踐行者，也是近代新聞學、法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的拓荒者，更是首屈一指的報人與時評家，其視野之開闊、思維之敏捷、語言之犀利，文采之飛揚，舉世難有其匹矣。
    長期以來，對于光彩照人的梁啟超，我們的教科書與歷史宣傳確實把他矮化和妖化太多，傷痕累累。明年2月就是梁啟超誕辰140周年，為了讓更多的國民了解和理解他，吾等責無旁貸，還有很多事情可做。我曾承諾浙大與法大的弟子，等我退休之后，有點空閑，就為梁啟超寫一個電影劇本，現在卻添了一份憂思：全國人民都不大讀書了，何況影視明星，誰能扮演梁任公呢？

    《法治周末》2012年3月27日，略有刪節，編者改題為《還原真實的梁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