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作家龍應臺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訪問北京后頗為惆悵：“新建筑給我的整體印象是毫無個性、特色和美感，把古城溫馨、傳統的氛圍破壞了，使老北京蕩然無存。這些古跡屬于整個中華民族，也屬于我。我有一種被剝奪的感覺。好像趁我不在的時候，有人把它毀掉了。”而毀掉這一切的正是憎惡中國文化的中共。

在國共內戰后期，駐守北平的國民黨將領傅作義在身為中共間諜的女兒的滲透下，也在出于保護北平文物古蹟的考慮下，放棄了抵抗，向中共“投誠”。古老的北京城被保護了下來。

然而，沒有遭到槍彈破壞的北京老城卻在和平時期徹底消失了。當年的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曾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對著名建筑學家、北京市副市長梁思成說：“毛主席說，將來從這里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梁思成大吃一驚，他表示，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應該發展工業。最好像華盛頓那樣，成為政治文化中心。

1950年2月，梁思成建議完整保留老北京城。新的政府行政區，放在北京西郊月壇和公主墳之間建設。這樣的規劃布局，使古與今交相輝映，并為城市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但是新方案立刻被否定，毛澤東最后拍板說：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為了拆除古建筑而哭泣的梁思成遂遭到了批判。

而同樣反對拆除老北京建筑的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則直接闖到彭真的辦公室，跟其爭辯起來。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學的彭真只好抬出毛澤東：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說城墻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擋農民的。今天黨與人民心連心，不需要墻。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說，可以把它改建成環城公園，在城墻上栽花、種葡萄籐，再放上長椅，在各處修登城墻梯道，在交通要道開口通車，這樣，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娛樂，又可淡化“封建象征”。但林徽因的建議也沒有被采納。

此后，為保存牌樓，癡心不改的梁思成再次給周恩來寫信，并以帝王廟前景德街牌樓為例，詳細描述了每逢夕陽西下，西山的峰巒透過牌樓和阜成門城樓所融匯而成的絕妙好景。然而，對于他的回答依舊是“拆”。梁思成的一系列保護古跡的努力也為其在文革時期受到迫害埋下了伏筆。

在微弱的反對聲中，大規模拆除北京老城墻和老建筑的運動開始了。北京原本有三重城墻：中央是宮城(紫禁城)，第二層是皇城，第三層是京城——分為內城、外城(即南城)。里應外合的三道城墻，如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最外層的京城就是在1949年后消失的。

1953年，左安門被毀；1954年，慶壽寺雙塔被毀；1956年，中華門被毀；1957年，永定門、廣渠門、廣安門、朝陽門被毀；1958年，右安門被毀；1965年至1969年，東直門、宣武門、崇文門、安定門、阜成門、西直門、元城墻被毀。東單和西單的牌樓也消失了蹤跡。迄今惟有正陽門、德勝門、鐘樓得以部份保存。北京老城變得面目皆非后，梁思成夫婦的淚流得更多了。

老城墻和牌樓被毀后，一幢幢新樓在北京老城內拔地而起。梁思成再次提出新建高樓，必須加蓋中國式“大屋頂”，他希望通過實現“中國建筑的輪廓”，來保全老城的面貌。可是，1955年的一場“大討伐”讓梁思成病倒了，而與之相伴36年的知音林徽因也在這一年抑郁而終。

梁思成曾在1957年寫了篇文章，他說拆了北京的城墻，拆了北京的城樓，就像挖他的肉，削他的皮，他說對古建筑物這樣的一種粗暴無情，讓他無比的痛苦。但是此時的梁思成已無能為力，他所能做的，只有在每一個牌樓被拆時，趕到現場，看它最后一眼。

可惜，拆除老城墻和牌樓并沒有讓中共徹底止步。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后，北京加劇了對老城區的改造。最為明顯的是胡同的消失。據文獻記載，北京的胡同在清代發展到1800多條，民國時有1900多條。建政初期初統計有2550多條。1998年1月，地圖出版社曾調查出，北京城里胡同還有990條。而到了世紀之交，平均每兩天就差不多有一條胡同在城市改造的過程中消失。

據說一位“老外”也曾毫不客氣地發表過一番“酷評”：“由于外國的侵略，如今圓明園一片廢墟。但是古老的北京城連同它的城墻、宮殿、寺廟、公園這些文明的象征橫遭破壞，則要由中國人自己負責了。現在的北京，與其說是一座城市，毋寧說是街道、建筑物和空地的堆砌……沿馬路走上幾個小時，竟然看不到一座前兩個世紀留下的古建筑物，更不用說具有引人注目的建筑風格了。”

1972年，文革中受到批判的梁思成于貧病之中撒手人寰。他在生命彌留之際，總在重復這樣的話：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長大了，我們不應該走別人走錯的路，早晚有一天你們會看到北京的交通、工業污染、人口等等，會有很大的問題。

梁思成的預言在今天的北京彰顯無遺，北京的“堵”已成為了不治之癥。而曾經將老北京城徹底破壞的中共政府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罪孽，開始打算重修某些老建筑，如地安門；但致力于保護北京文化遺產的人士卻表示：阻止新的毀壞比起重建項目來得更為重要。但它們能明白這個道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