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05年出版的《非常道》把余世存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人們在歷史邊角料里八卦，在津津樂道中質疑，在歷史碎片中不屑，此書的文體后來被讀者稱為“微博體”。事實上它比微博在中國的出現早了四年之久，有人說它是微博體的先驅。這本以“微博體”方式挖掘歷史邊角料的書，被視作當代的《世說新語》，其短小的碎片式讓大眾更容易接受，很快便開始創造傳播。

鳳凰衛視11月2日《名人面對面》，以下為文字實錄：

解說：他以顛覆的方式書寫中國史，

余世存：歷史人物的有些話可以把你雷倒，我想這些這么有趣的話為什么教科書上沒有。

解說：又以叛逆的方式書寫自己的歷史。

余世存：拒絕進入一切體制。

余世存：讀史猶如專家會診 不能只請教一個人

解說：《名人面對面》，對話余世存。2005年出版的《非常道》把余世存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人們在歷史邊角料里八卦，在津津樂道中質疑，在歷史碎片中不屑，此書的文體后來被讀者稱為“微博體”。事實上它比微博在中國的出現早了四年之久，有人說它是微博體的先驅。這本以“微博體”方式挖掘歷史邊角料的書，被視作當代的《世說新語》，其短小的碎片式讓大眾更容易接受，很快便開始創造傳播。

許戈輝：你要想了解歷史的話，我覺得首先是先得掌握一種方法，就是怎么樣去讀史。這個事我特別想請教您。

余世存：我覺得我的興趣點主要是對人的話語感興趣，這可能是一個方向。比如說我從小到上大學我看很多文學類的書，包括歷史類的書，我就對其中的人物的那種對話感興趣，因為我自己是一個木訥的人，口才很差，所以我就想看別人怎么說話。但是別人說話當中，就是有些歷史人物的說話就特別有趣，比如說我忘了是誰問過鄧小平說你在長征的時候做了什么。鄧小平只說了三個字，跟著走。這個很有意思，他這個一答一問，它就讓你覺得這個意蘊很豐富，還有我記得我最初有那個動機的時候，是看那個看文革的資料，那些講話我都覺得有時候覺得像小孩一樣，小孩在一起過家家，真的有那種感覺。當然這個話不能說。就比如說康生說我們只有毛主席能做大英雄，還有毛主席在二月逆流的會上批評陳毅這些人，就說批評譚震林，就是說他們不應該去頂撞中央文革小組，然后康生就等毛主席說完話之后就說毛主席發怒了，這是無產階級之怒。我覺得這個特別搞笑，用現在的話我就被雷倒了，是吧。就說歷史人物的有些話可以把你雷倒，我想這些這么有趣的話，為什么教科書上沒有，那么我能不能把它捋出來。

解說：《非常道》前后加印三次，卻依然脫銷。從這本書開始，余世存的作品幾乎每一本都離不開“歷史”二字。

許戈輝：是不是看多了，你也會培養出一種很敏銳的判斷力，就是什么樣的話有可能是人物真實的語言被記錄下來了，什么樣的有可能是被修飾過的。

余世存：最近也有人在問我這個問題，我說很簡單，我說即使是我余世存寫的書，你也不應該把它當作唯一的認知的一個體系，我說這就像現代人看病一樣，他要請專家會診，你不能只請一個專家。就像我們讀論語一樣，我們看了錢穆的文字，我們也得看李零的文字，結果還是進了校園。所以那個時候也點不安心，所以在中學教書其實教了兩年就沒有教了，等于就自動離職就下海，在1992年就下海。

許戈輝：所以你看看這就是我們教育的可悲之處，高才生出來都不愿意去教書。

余世存：對對對，我記得我們有7個北大的，結果后來全部走了。

許戈輝：全走了。

余世存：所以我們就覺得中學束縛住了你，你這個中學的舞臺對我們來講太小了，所有我們一定要離開它，后來就離開了中學然后就跳到了海里面。

許戈輝：錢掙著了嗎？

余世存：沒有，也有是一份打工的錢，也就是一份打工錢。

解說：這一次人生選擇或許可以算作余世存經歷中的第一次退藏，從一份安穩的教師工作中退出，獲得了一份新的力量，跳進了一片更廣闊的人海中，是一次對自我的重塑。1994年年底，認為自己下海經商并不成功的余世存，進入了《戰略與管理》雜志，從普通編輯一直做到執行主編，度過了他文化上生涯中重要的五年。

余世存：我沒有進戰略管理之前只是北大中文系出來的一個讀過詩歌讀過現代派小說，讀過一點文藝理論的人，頂多讀了一點哲學和歷史類的東西，但是你進戰略管理，你的思維訓練就一下子受到了拓展，你就要想到你要有經濟學思維，你要有社會學思維，你要有法學的思維。讓我從一個，我覺得從一個純粹的文人變得有點厚度或者更豐富了。

解說：2000年，新世紀來臨，余世存卻選擇了離開《戰略與管理》，引發了人生的第二次退藏，這一年他31歲。

余世存：拒絕進入一切體制 包括反體制組織

余世存：因為我去做《戰略管理》執行主編的時候，在我做之前，我的前任執行主編是把《戰略管理》做成一個有國家主義色彩的一個雜志，但是我去了之后我就把它往自由主義這邊靠了一下，往這邊轉的話，它當時也是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包括我們發的一些文章，有時候也在打擦邊球，包括有些碰線了，所以就不斷地去挨上面的批評。這個就是你懂的嘛，用你懂的這個原因，我們就不斷地被我的老板就不斷地寫檢討，我沒有去寫檢討，老板不斷地去做檢討，后來就說是不是調整一下，然后我也覺得我的使命也差不多了，就是用我們當時的經濟學的術語叫邊際效應遞減，所以我就說那我還在戰略與管理待著干嘛，就離開算了，就順便也給老板一個臺階下嘛。所以就離開了，就退出了戰略管理。

許戈輝：離開那年應該是哪一年？

余世存：2000年。

許哥：你看2000年，人類迎來了一個新的千年，所以那個時候你一定會不斷地在思考，我接下來的路何去何從。

余世存：應該做什么，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那就先別工作，然后就在家讀書，然后讀書的過程中，然后又開始對各種體制很反感了。所以我那個時候就給自己定下一個決心，我說拒絕進入一切體制，無論是政府機關還是媒體還是公司，各種體制我都不愿意進去，包括那么反體制的體制我也不愿意進去，所以當時我給自己設了這么一條線。

解說：從那個時候開始知道現在，余世存一直以自由的狀態生活著，但很多人還是忍不住會問精神自由了，難道生活上沒有壓力嗎？難道沒有因為生計所迫而產生的難堪嗎？

余世存：當然，當然，肯定都會經過。當然我身邊的很多朋友認為我的苦頭有很多是我自找的，這個我也承認，就是我太折騰了可能。

許戈輝：文人的清貧是自己可以最為之驕傲和自豪的一個符號對嗎？

余世存：沒錯，你說的這個要分兩個角度，我覺得你這個對很多學問的人是一個很大的鼓勵，真的是很好。但是很多人說我們文人容易酸腐，容易迂腐，這也是一方面，但是就是對內心的感受有時候又說我們文人容易清高，說內心里面其實并不那么清高，只不過你沒有得著。

許戈輝：沒有文人再不清高的話，那還叫文人嗎？

余世存：其實從我來講我覺得我不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也在這，因為我不僅僅是有清高的一面，但是同時我也有一種不甘心的一面。

許戈輝：你說的這種不甘心是哪一面？

余世存：比如說我們畢竟是考上北大的人，天之驕子，而對自己的智力對自己的那種創造力，還是有底氣的，我就覺得憑我們的智力和創造力在這個社會上，應該也能夠活下來，甚至能活的很好，是吧。所以我雖然說君子應該固窮，文人應該也固窮，但是如果我們有機會讓自己施展自己的才華為社會承認的時候，那么我們其實不也是有收獲了嗎？所以我覺得這是分兩說。

解說：這一次退藏持續了五年，之后的2005年余世存的成名作《非常道》一書面世，一出版就迅速占據中國各地暢銷書排行榜前列。

余世存：2010年的時候，那個時候讀我非常道的書的人已經都大學畢業了，當年的高中生，他們就曾經找過我，他說余老師他說沒有想到今天能見你這個活人，他說2005年我們還是高中生的時候，我們讀你非常道都傻掉了，他說讀完之后才發現歷史教科書那個東西，它是另外一個東西。他說他內心中的史觀就全部坍塌，他要經歷一個重新建立的過程。我說那就很好，非常道對你有這種作用。

許戈輝：其實你自己本人也一定是經歷過這樣的一種內心的震撼，就是發現以往所學的歷史，所建立的心中的歷史觀突然間。

余世存：對，比如說孫中山那么一個被我們教科書稱為革命的先行者，而且也有點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那股勁，但是你沒想到他回答朋友的話，問他平生最喜歡的是什么，是吧，他三件事嘛，他第一說我最喜歡干革命，這當然是政治正確了，第二件事他說的是讀書，第三件還要讓他回答他就說女人，他喜歡女人，對不對這個事就把我們的那種觀念，給你轟掉了。

解說：《非常道》出版之后，幾乎在一夜之間余世存名聲大噪，但就在兩年后的2008年，38歲的他離開了繁華都市，離開了喧囂人群，去了獨處一隅的大理，這是他人生中的第三次退藏。

許戈輝：你為什么會去大理，我這個挺好奇的？

余世存：去大理主要是一方面是我覺得我寫了非常道之后，我覺得還不足以讓我自己得到安頓，就是有很多學問上的，有很多思想上的問題沒有做到徹底的解答，所以我說我還是應該繼續讀書。所以在北京肯定是讀書這個環境不是很好，所以那我還不如去放棄北京生活，到外地去生活幾年。

許戈輝：這點挺可貴的，就是一個人能夠不斷地在審視自己，還會懷疑，還會提問，而不是就被那種孤獨已經弄得已經熱氣騰騰的，然后就開始指點江山了，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挺難得的。

余世存：比如說我離開北京之前，我可能就認為在中國做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可能是一個既政治正確也知識正確的，是吧，做一個五四新文化的傳人，比如說我在北京的時候，像上海的張志雄，他來北京跟我們聊天，就為文革就能把桌子掀了，是吧，然后離席而走，就是為這些事，然后你在大理再會看這些故事的時候，你覺得很好玩，你就會更加寬容的看待這些問題，同時你也會想你自己應該站在一個什么樣的情景里面更好。

解說：余世存認為人都應該“有兩次出生”，大理時光讓他感覺獲得了第二次生命。應該說這一次的退藏是真正符合他心目中退藏之含義的，從世俗當中退下來得到某種安頓，得到某種力量。當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來臨時，他如新生般重新站在了人們的眼前。

許戈輝：回來會有覺得不適應嗎？

余世存：回來也有隱居了，就是比如在大理隱居，其實回北京也算隱居。

許戈輝：這次是隱于市了。

余世存：只要文明的種子存在 就能長成大樹

余世存：對，這次是隱于市，因為沒有那些熱鬧了，那些熱鬧就好像自動的從我身上消失掉了，所以在北京也能夠坐得住了。所以這也就是我在北京就是從2010年到現在，這幾年能夠對比如說對中國的《易經》，對中國的上古史的研究，能夠出現一些我自己認為是一個突破性的進展的原因，就是能夠在北京也能夠真正做出一點學問來，我覺得也是很有意思的。

許戈輝：其實剛才跟你談我也非常受啟發，就是一種放棄的一種勇氣，一種停下來再重新審視和重新去思考的這樣的一種空間。其實我記得有一次一個雜志采訪我的時候，他問他說那次是談奢侈品，他說你覺得就是你最向往的人生最大的奢侈品是什么，我想了半天我說我覺得對我來講，最大的奢侈應該是放棄。雖然我當時這樣說，但是我到現在為止我覺得我仍然沒有沒有能夠做到，就是既沒有這種勇氣，似乎一直在慣性中，好像沒有突然的一種足夠的力量。

解說：有人說，余世存是高傲的，在寫《非常道》時，他不諱開罪于人，“我不喜歡中國知識界的某些人，覺得他們不配看我的著作。”在他的著作里，一以貫之著啟蒙精神，他時常說，今天知識人也好，文化人也好，應盡的責任不夠，在這個特別的時代里，不該把自己放在學者“士”的層面，像冬眠一樣“宅”著。

余世存：這個很多人都很悲觀嘛，比如說像包括像我的老師，錢理群老師還是社科院的那個學者資中筠先生，他們都很悲觀，就認為這個中國的一代一代的人，他在這種精氣神方面就完全喪失掉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對這個問題并不那么悲觀，我覺得有點像當年的那些真正的儒家，比如說像馬一浮先生，熊十力先生這些人想的一樣，我覺得中華這個文明即使再亂，或者說這個社會道德再滑坡，精神再衰敗，但是它的這個它的這個不僅僅它自己的經典在，就是周邊民族文明的原點也在，只要這些原點在，就說總是有心靈精神跟它碰撞，然后就像種子一樣還是能長成參天大樹。潔靜精微這個還是指一個人的精神狀態，體會自我的狀態，就是他到道家他有一種功夫就是呼吸之間，你越來越能注意你的呼吸，你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