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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的起源很早，夏朝的歷法夏歷中已經有五月五日的記載：“此日蓄藥，以蠲除毒氣。”（《夏小正》）五月是毒月，因為端午后天氣轉熱，而端午這一天是陽氣最盛的一天，所以要蓄藥以辟除毒氣。《大戴禮》也說：“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蘭是蘭草，要用蘭草熬成的湯藥浴。

到了戰國時期，以蘇州為中心的江浙一帶，開始在端午節這一天紀念伍子胥。

伍子胥名員，楚國人，他的父親伍奢是楚平王太子的太傅。少傅費無忌在楚平王面前進太子的讒言，伍奢挺身而出，為并無罪過的太子辯護。楚平王大怒，囚禁伍奢做人質，讓他把他的兩個兒子伍尚和伍員招來，想一并殺害。伍尚應召而來，和父親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殺害，伍員不甘引頸受戮，開始了逃亡的漫漫長途。

先投奔已經逃到宋國的太子，又和太子一起逃亡到鄭國，太子被鄭國誅殺，伍子胥繼續向吳國逃亡。在吳楚邊境，伍子胥被楚兵追趕到江邊，江上有一漁父渡伍子胥過江。伍子胥解下價值百金的佩劍，感謝漁父的救命之恩，哪知漁父不屑一顧，說：“楚國懸賞，抓到伍子胥的人，賜粟五萬石，封爵。我連這都看不上，哪里會要你僅僅價值百金的佩劍！”伍子胥最終逃亡到吳國，歸附了吳王僚。

吳楚交兵，伍子胥極力勸說吳王僚攻打楚國，公子光卻說：“伍子胥的父兄都被楚國殺了，伍子胥只不過是想報私仇，而不是真的為吳國著想，不能聽信他的話。”伍子胥因此知道公子光有異志，就進獻了一個著名的刺客專諸給公子光。公子光趁吳王僚出兵伐楚，國內空虛的時候，宴請吳王僚。席間公子光借故離席，專諸把匕首藏在魚腹中，端到吳王僚面前，刺死了吳王僚，專諸也被吳王僚左右殺死。公子光趁機派伏兵殺盡吳王僚的隨從，自立為王，是為吳王闔閭。

此時，楚平王已死，楚昭王即位。伍子胥率吳兵攻入楚國都城，伍子胥“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這就是著名的“鞭尸”的來歷。

伍子胥報了殺父兄之仇，了卻了一生最大的心愿，一心一意地輔佐吳王闔閭，吳國的國力逐漸壯大起來，雄霸一方。

其后吳越爭霸，伍子胥輔佐吳王闔廬伐越，闔廬被越軍射中手指而死，死前含恨叮囑兒子夫差毋忘父仇。三年后夫差大敗越王勾踐，勾踐攜妻赴吳國為人質。大臣文種和范蠡設計賄賂吳國的太宰伯嚭，伯嚭在夫差面前構陷伍子胥，并促使夫差赦免了勾踐。勾踐回國后，臥薪嘗膽，最終于公元前473年伐吳，徹底滅了吳國。

吳王夫差自殺而死，自殺的時候蒙著面孔，說：我沒有臉去見伍子胥啊——此前數年，夫差聽信伯嚭的讒言，“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

這又是一個著名的故事。

不知為什么，古人的行為中總是蘊含著一種極端的美感——子胥大笑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伍子胥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來，置吳東門上，幸災樂禍地觀看越兵的入城式。至今蘇州尚存胥門。伍子胥的臨終遺愿大大激怒了夫差，“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國語·吳語》）申胥即伍子胥。鴟夷，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夫差把伍子胥裝進“鴟夷”，壓上石頭，投到江里，讓他永遠浮不上來，作為對伍子胥臨終遺愿的報復。沒想到伍子胥一言成讖，夫差被勾踐生擒，不能忍辱，遂蒙面而死。

伍子胥死時，是公元前484年左右，比屈原死年（約公元前278年）早了二百多年。“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史記·伍子胥列傳》）民間傳說伍子胥被投江的這一天即為農歷五月五日。《荊楚歲時記》載：“邯鄲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則明確載明東吳之俗，端午是紀念伍子胥而非屈原。

伍子胥之后二百余年，屈原幾乎重復了伍子胥的命運。

屈原名平，時任楚懷王的左徒。《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了屈原第一次被放逐的經歷：

屈原痛恨楚懷王偏聽偏信，受讒言的蒙蔽，容不下自己這個方正之人，日夜憂愁幽思，寫下了長達375句，2500字的抒情長詩《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尤未悔”，“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慨嘆，響徹了兩千年中國文學史。

其后，日益偃蹇的國事已與屈原無關。楚懷王輕信了秦國的邀請，前往秦國，在拒絕了秦國要求割地的脅迫之后，死在秦國。頃襄王即位，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屈原在放逐期間，仍然眷戀故國，心系懷王，幾年間寫下了大量詩篇，希望懷王終有所悟，重新把自己招回身邊。這些詩篇傳到了令尹子蘭耳中，子蘭大怒，指使上官大夫又向頃襄王進讒言，頃襄王“怒而遷之”，再一次放逐屈原。這一次把屈原放逐到了更遠的江南。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詳細記載了屈原之死：

這是《史記》中最著名，最感人的記事之一。屈原披發在汨羅江畔行吟，放逐的日子使他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問他：“你就是三閭大夫嗎？怎么落到了這個地步？”屈原回答說：“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所以被放逐了。”漁父說：“圣人不會被萬物凝滯，而能夠與世相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著潮流而推波助瀾？眾人皆醉，何不一起吃酒糟喝薄酒？為什么懷瑾握瑜，保持高尚清白的節操，致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回答說：“我聽說剛洗過頭的人一定要彈去冠上的灰塵，剛沐浴過的人一定要抖掉衣服上的灰塵，誰能以清凈之身，去忍受骯臟的東西污染呢！我寧愿投入長流不息的水中，葬身魚腹，又怎么能夠以清白純潔的品行，而蒙受世俗的塵垢呢！”于是寫完《懷沙》的絕筆之賦，抱著一塊石頭投汨羅以死。

屈原死的這一天，也是五月初五。

伍子胥和屈原的死法相同，即“定殺”之刑。《睡虎地秦簡》釋義為“生定殺水中之謂也”，活生生地投到水中溺死，又稱“沉河”，“沉淵”。只不過伍子胥是尸體被吳王夫差施了“定殺”之刑，而屈原，是自己給自己施了“定殺”之刑。

性格激憤的伍子胥，死后還要把眼珠挖出來看吳國之亡。而屈原卻是絕望之后自沉于江，水波柔和地接納了他，撫慰著他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一顆心。質本潔來還潔去；水是清潔的，洗凈他肉體的同時，也和他清潔的靈魂融為了一體。連尸體都不給世人看，因為世人是骯臟的。“逝者如斯夫”，水流的無常，映照出他的悲觀主義。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原，在汨羅江的清清江水中，顧影自憐，高標自許，終于安靜了下來。

五月五日，端午紀念的兩大主角——伍子胥和屈原——一為叛國者，一為流亡者。

伍子胥先叛楚國，后叛吳國（剜眼以觀吳國之亡），在無家可歸，朝廷執行不義的前提下，伍子胥兩次叛國；屈原在政治抱負不得舒展，反而被饞的情勢下，寫下大量以高潔自許的篇章，暗示了朝廷的昏罔和小人得道的現實，從而遭到了兩次放逐。和專制國家的意識形態相左，這兩個國家的敵人卻得到了民間的一致懷念，以至于兩千多年來端午的傳統從未中絕。這是一個深刻的提示：端午從來是民間的節日，只要專制尚未根除，它就永遠不可能被官方意識形態所稱許，更不會進入官方節日的譜系。恰恰相反，端午是民間對專制和國家強權的強烈抗議，在一年一度的浩大懷念中，這兩個叛國者和流亡者身上，寄托著中國民間的全部心事。1925年魯迅先生慨嘆中國一向就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端午恰恰是最大規模的對國家叛徒的撫哭。

端午是中國傳統節日中的一個異類，一個孤例：春節，元宵節，清明節，中秋節，重陽節……所有這些節日，形式和內容都高度統一，數千年如一日，從未割裂；只有端午，在今天蛻變成了單純的粽子節和龍舟節，核心價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內容。人們在吃粽子的時候，僅僅想起了一個圖騰化的會寫詩的騷客，同時還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偽劣的黑粽子。民間的懷念遭遇了國家意識形態的改寫，甚至連“民間”這個詞都被縮略為一系列風俗和鄉間小調的集合體。

伍子胥和屈原，借助于端午這一民間的盛大節日，完成了對身體媚術的最后逃離。“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九章·抽思》）；“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離騷》）；“日月忽其不湮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離騷》）……盡管屈原這些表達對楚懷王怨望的辭句被孫次舟和聞一多理解為“文學弄臣”，甚至由此判定屈原的同性戀者身份，但是，汨羅江畔的“定殺”，畢竟洗凈了曾經被污染的軀體。同時，屈原用“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悲回風》）的詩句，向死于同一日的伍子胥表達了追隨和致敬之情。

可惜，在伍子胥和屈原死后兩千余年，端午精神徹底失落了，剛強、激憤、清潔的端午精神讓位于身體媚術的大行其道，世間只余端午其形，而無端午其神了。

只有當韓國“江陵端午祭”申遺的時候，人們才想起來端午原來是起源于中國的古老節日。但是，所謂“搶救端午”無非是和四大發明如出一轍的阿Q心理，端午精神反而更符合韓國精神——韓國精神中的剛強，韓國精神中自尊、知恥、忘我、利他的春秋人格，韓國精神中不向國家強權低頭，對強權的清算，不正是端午精神的最好繼承嗎？而中國呢？居然有專家建議政府出面和韓國聯合申遺，這是對端午這一節日“民間性”的極大諷刺，“國家形象”成為“搶救端午”的惟一訴求。在這一爭奪戰中，沒有人去追究端午精神到底是什么，狹隘民族主義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代言人——反諷的是，卻并不被國家意識形態所接納，同時，反向地又是端午精神“民間性”的雄辯證明。

端午精神這樣的本土精神資源，就像它的兩個非凡代表一樣，遭到的同樣是被放逐的命運。

伍子胥和屈原，斯人已矣，魂兮已不再歸來。端午以及附麗于它的端午精神亦復如此，魂兮也已不再歸來。如果不能歸來，那就徹底地消亡吧。

綜合 2022-01-09 19: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