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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的“一考”是定不了終身的

作者 |葛劍雄

中國的教育問題還是教育的中國問題，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中國的教育問題”是發生在中國的，單純是教育方面的問題；但“教育的中國問題”，就不單純是教育的問題，而是在中國有關教育的各種問題。

“錢學森之問”不是問大學，而是問社會

教育再好，還需要社會提供發展的空間。中國教育存在的問題，更多是要問社會，而不要僅僅問大學。

中國現在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呢？在全國各地媒體和我們日常言談中，教育是最容易受到批評的。這就出現了很奇怪的現象，一方面大家都在講素質教育，但另一方面又覺得素質教育行不通。一方面減負講了多少年，甚至教育部也發了文，但是負減得了嗎？

▲葛劍雄：教授，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

2009年，上海參加了每三年一次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測試（PISA），結果排名全球第一，引起了很多國家的震驚。2012年第二次的測試結果出來，上海又是第一名。如果說第一次測試有一定的偶然性，第二次總不能再說是偶然的吧！這個測試不是上海自己搞的，是國際組織派人到上海來做的，而且測試的對象是隨機抽樣，包括最差的學校，是一個全面的測試。測試的標準是公開的，至今沒有聽到多少批評。我們一直在贊揚人家的教育怎么好，但奧巴馬在美國說中國的教育搞得好，為什么會有這么強烈的反差？為什么我們培養的人在國內發揮不了作用，但到了國外很快就發展起來了？

楊振寧、李政道在西南聯大讀本科，在美國讀研究生和從事研究，得諾貝爾獎主要歸功于在美國受的教育。同樣在西南聯大打好了基礎，留在國內讀研究生并繼續從事研究的人為什么得不了諾貝爾獎，而且到現在還沒有突破呢？這也要問大學嗎？我不是為大學推卸責任，但說明這絕對不是簡單的大學里的問題。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是所謂的“錢學森之問”。“錢學森之問”不是問大學，而是問社會，我想錢學森本人心里也很明白。他是上海交通大學畢業的，但他公開發表的言論中并沒有什么具體地肯定他在交大受的教育與他所取得成就的關系。他很幸運，當初中美關系非常好，所以他可以進入美國最尖端的軍用部門。不管他是否加入了或者加入過美國國籍，卻享受著美國的國民待遇。如果是在1950年代的麥卡錫時代或者中美對抗的時代，他能有這樣的機會嗎？根本不可能。錢學森回國之后，國家也為他創造了最好的條件。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都得到了保證。與錢學森差不多同時回國的科學家中，有的同樣為國家作出了重大貢獻，是“兩彈一箭功臣”。但也有人受到迫害打擊。還有像鄧稼先，才華不在楊振寧、李政道之下，起點也不低，為國家的貢獻足以與錢學森相提并論，卻因保密需要長期不為外界所知，又沒有能像錢學森那樣安享天年。可見教育再好，還需要社會提供發展的空間。中國教育存在的問題，更多是要問社會，而不要僅僅問大學。

社會應該為青年創造上大學以外的出路

可是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絕大多數孩子和家長都將上大學、上名校為唯一目標，盡管一些人明知自己不具備條件。不能怪他們自不量力，造成千軍萬馬擠上獨木橋的根本原因是殘酷的社會現實——青年的出路越來越窄，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越來越差。用大家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不上大學還有什么出路。”

有人說現在高考是“一考定終身”，要多考幾次才公平。

大學四六級英語考試早已實行多次考試，可以不斷地考下去，但是好不好呢？也不好，照樣一大堆意見。有沒有好好做過一個調查，比如說每年高考究竟多少人是正常發揮的、多少人是發揮失常的？考試的結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考生的實際情況？媒體報道的事例和大家聽到的抱怨當然都是負面的，但是（發揮失常）在全國每年數以百萬計的考生中占多大的百分比呢？其實，考試設計得再好，再公正，總會有人因為考得不理想而認為試卷出得不好，永遠都會有人認為自己沒有正常發揮。你讓他考5次，他都會說沒有正常發揮，為什么不能考第六次？任何制度都是有弊病，只能盡量減少弊病，卻無法完全消滅。考試總是有局限性的，但適合絕大多數人。即使少數人發揮得不好，也沒有什么不公平。增加考試次數，或者推行高中階段的聯考制度固然有利于反映學生的實際水平，但在升學壓力依然很大的情況下，只會將壓力提前到高中階段，或者分解到每次考試中。還加重了考試成本，不是由家長承担，就是多花教育經費。在目前，還必然增加考試作弊和全過程中發生舞弊的概率。我說過多次，教學的目的不是為了應試，但將應試能力與素質對立起來是錯誤的。為什么素質高的學生就不應該有很好的應試能力？難道素質高的學生都考不出好成績才正常嗎？人生不都在應試嗎？個人之間、群體之間以至國家之間的競爭往往都是“一考”決定的，奧運會比賽時能因為“發揮不好”要求再來一次嗎？

其實，高考的“一考”是定不了終身的。少數人認為自己考得不理想，或者發揮得不好，或者的確還有差距，完全可以下一次再考。而且如果認為自己不適合上大學，或者一時考不上大學，為什么不能選擇其他出路呢？如果社會本身是健全的，高考指揮棒你可以不聽。如果你選擇了不上大學，或者考不上就不再考，這根指揮棒就奈何你不得。

要從高考的指揮棒中解脫出來，首先得靠學生本人和家長。比如有些學生從自己的興趣愛好、實際能力、職業目標出發，選擇不上大學，或者先創業、先工作，或者在大學期間退學創業，有多少家長會支持？請問在座各位家長，如果你們的孩子這樣做，你會支持嗎？如果家長不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學生，對這一部分學生，指揮棒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更重要的，要靠社會，靠政府。

根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20年大學的毛入學率應該是40%。也就是說，到2020年，同齡青年中會有40%的人能夠進入大學。如果剩下60%的青年沒有出路，或者說與那40%上過大學的人以后的差異會很大，會出現什么情況呢？那是可以想象的。經濟和教育都發達的國家如美國、德國也不是人人都上大學的，它們的毛入學率在50%左右，不會超過60%。就算達到60%，也還有40%的人上不了大學，為什么就沒有高考的壓力和惡性競爭？因為在義務制教育結束后，學生就開始分流了，一部分人根據個人的特長、興趣和職業目標選擇不上大學。剩下的人也不會都選常青藤大學或頂級的大學，比如家庭經濟條件不太理想、估計自己又拿不到獎學金的就選所在地的州立大學，學費便宜或基本可免除；不想進一步深造研究的會找實用型的大學；申請失敗的學生也會不得已求其次，或者先工作再找機會。

可是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絕大多數孩子和家長都將上大學、上名校為唯一目標，盡管一些人明知自己不具備條件。不能怪他們自不量力，造成千軍萬馬擠上獨木橋的根本原因是殘酷的社會現實——青年的出路越來越窄，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越來越差。用大家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不上大學還有什么出路！

農村孩子只有上了大學才有可能成為城里人，才能擁有城市戶口或合法的居留證，才有可能有比較體面的職業，過比較舒適的生活。否則他永遠只是農民工，即使在城里工作很多年，連他們在城市生的孩子也不能有城市戶口，不能在城市參加高考，將來十之八九還是“農民工”。

城里的孩子也只有上大學一條路，因為現在做什么都講學歷。就是在工廠企業，沒有大學學歷的人一般當不了管理人員，僥幸當上了也得補一張文憑才能鞏固。前年我們圖書館要招古籍修補人員，人事處說要本科畢業，我說要本科干什么，中專就可以了，后來我讓步改招大專。修補古籍難道博士會修得最好嗎？以前不少沒有文化的人修補得也很好，并且能在工作過程中學到文化。當然有點文化更好，但何必一定要本科？現在沒有大學文憑寸步難行。我們圖書館一個干得很好的小伙子，就因為只有同等學力的大學文憑而不能轉正。

這些年大學擴招，毛入學率增加很快，但矛盾卻越來越尖銳。因為水漲船高，招聘或錄取研究生的條件也高了，就看是否名校，是否985、211大學。同樣是這些學校的畢業生，還要拼其他條件，成績積點、競賽、實習、社團、證照，甚至戶籍、相貌、家庭條件、社會關系，多多益善。于是競爭越來越提前，從高中、初中、小學，已經提到了幼兒園。為了“不輸在起跑線上”，家長不惜從買學區房開始。我大膽地預測，如果這樣的競爭不終止，下一步必定會出現胎教競爭，再下一步就是基因的競爭。

高考改革得再好，辦法再公正，不能增加毛入學率。到2020年，如果有60%～80%的青年參加高考，就算高考能挑選出40%最合適的考生，總還有20%～40%的人要淘汰。如果青年已經合理分流了，剩下40%多一點的人準備上大學，而他們又很明確自己是要上應用型大學還是要繼續研究等等，不僅高考不會有什么壓力，就是名校也會遭遇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就可以實行各種考試的方法，可以自主招生，也可以全國統一招生，連入學后的很多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解決青年的出路問題，不是大學也不是幼兒園的事情，而是政府、社會的事，也需要家長的積極引導以及本人的理性選擇。社會解決好這個大的前提，使青年人能夠在不同的階段找到不同的出路，只要肯努力，今后都有體面的職業和穩定的收入，才能夠保證各級學校是良性競爭，也能保證各種人才得到發揮，也能夠使學校、老師盡心盡責使孩子成才。一味將社會的責任推到學校，這對政府來說是不負責任，對輿論來說是誤導，對家長來說加重了不必要的負担，對孩子來說扼殺了個性，迫使他們走這樣一條獨木橋。我認為這才是中國教育的實質問題。

社會不能過度干涉教育

片面要求社會公正一定要由學校來體現，根本不尊重教學的規律，讓教育承担不應該承担的任務，那么中國的教育是辦不好的。

教學是人對人的藝術，是因人而異、因校而異的。世界上的一些名校，往往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規矩，社會用不著去干涉，學校如果什么都被社會干涉，那這個學校是辦不好的。現在我們校長規定學生不許帶手機，馬上報紙就要討論。實際上只要家長、學生簽字同意，不違反法律和國家規定的教育方針，學校就可以做，形成自己的傳統。

韓國到現在為止，還允許老師體罚學生，一般是打到初中，高中就不打了。日本規定，幼兒園、小學、初中，哪怕是冬天，女孩子一律穿短裙，男孩子穿短褲。到高中，才可以穿長裙、長褲。我看小孩子的小腿都凍得發紫，規規矩矩還站在那里，這些都是有規定的。當然，國情不同，我們不應也不必生搬硬套，但至少要尊重教育規律，允許學校、教師在不違背法律和教育方針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而現在，學校禁用手機，馬上會引發軒然大波，引起媒體的普遍批評。學生考試作弊被學校開除，法院卻判學校違法。北京某大學一年當了8次被告，全部輸掉，因為法院認為原告都是學生或家長，屬弱勢群體。中學不敢組織學生春游，除非家長簽下免責承諾。小學教師下課后會看著學生，不許奔跑嬉鬧，怕萬一引起傷害事故担不了責任。甚至連社會上的人跑到大學自殺，學校也脫不了干系。

片面要求社會公正一定要由學校來體現，根本不尊重教學的規律，讓教育承担不應該承担的任務，那么中國的教育是辦不好的。

近年來，又加上了一些迎合民眾的成分。特別是有的領導發表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更起了誤導的作用。比如說不能讓一個農村孩子因為家庭困難而上不了大學。我認為，既然大學不是義務制教育，不是免費的，如果家庭經濟困難可以考慮先工作，今后有條件再上學。或者要表現特別好，爭取拿到獎學金。還可以勸他選擇上免費的，或者是少交學費的，比如師范或某些國家資助的專業。一位負責人有一次說，不管物價怎么漲，學費都不能漲。我后來碰到他說，你能不能補充一句，學生不夠的經費由政府補。他說那不行，我問錢哪里來，讓校長去偷去搶嗎？大學自己承担得了嗎？

一度很多人批評大學圈地借錢，誰都知道，沒有政府批準地是圈不到的；國有銀行不主動送上門，大學也是借不到錢的。為什么不先問政府和銀行？很多地方政府把土地批給大學，旁邊的地用來開發房地產，就升值了。復旦大學江灣校區旁就造了不少別墅、豪宅，打的廣告上用的是復旦大學臨湖的圖書館樓的照片，廣告語是“與名校為鄰，與書香結伴”。大學貸款擴招也是領導出的主意，說銀行那么多錢貸不出去，貸給大學，這是優質資產，大學借了錢建新校區，擴招后收學費還貸，這是賴不掉的，實在不行政府會幫助他們埋單。結果有的學校招不滿，社會上又罵學費太多，所以就限制學費，錢收不回來就還不了貸。這兩條怎么都成了大學的罪名？

再比如學術腐敗。所謂學術腐敗是指利用權力、金錢、社會地位去謀取自己的學術成果、學術地位和學術聲譽。今天研究生抄襲別人的文章，老師為了職稱將別人的文章改一改又發表，當然應該批評和制止，但這談不上是學術腐敗。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被抓后我寫過一篇短評。王益原來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做了證監會副主任后，在兩年之內拿到西南某財經大學的經濟學博士。人在北京工作，學位在西南拿，從歷史學轉為經濟學，而且只用了兩年，比全職研究生都快。他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量呢？這才叫學術腐敗！多少高官都異地拿學位，而且有的根本就跟自己的專業沒有關系。剛才說的教師、學生的行為是學術不端，學風不正，是應該糾正的，但與利用職權謀私還是有區別的。而且這類現象有一部分是制度造成的。中國有多少核心刊物、權威刊物？全部給研究生發表都不夠，何況還有老師要發表文章評職稱、申請項目、評獎？反學術腐敗要針對掌握權力、金錢和具有強勢地位的那些人，光靠學校解決不了。

義務教育需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如果我們的義務制教育是一流的，那么絕大多數家庭的孩子就能處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線上首先，學校的公正要靠政府。義務制教育是強制的，孩子到了規定的年齡，家長或者監護人就必須要送孩子上學，在美國，如果孩子不上學是要申請的。義務制教育對政府也是強制的，政府必須要保證孩子有這樣的機會，比如說這個孩子家離學校很遠，那么就要提供交通工具或者住宿。

教育部早就宣布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了，我說應該公布國家義務教育最低標準，多少孩子要配一個教師，餐廳要達到什么樣的標準，公布之后讓我們看有沒有做到。像美國、日本，窮鄉僻壤的學校和城市的沒有多大的差別，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好，但是基本設施都是有的。2001年初我在中國南極長城站時，參觀了毗鄰的智利弗雷總統考察站的小學。這所小學只有十幾位學生，但有兩位由國家派來的專職教師，配了好幾臺電腦，還開通了互聯網，學生們每年還能回國參加活動。當時得知，有兩位學生即將升中學了，政府已決定再派一名老師，同時確定由一位有專業學位的考察隊員兼任物理教師。

我們說要辦世界一流大學，這是中國夢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說要辦成世界一流的義務制教育，絕對可以做到。像上海那樣，義務教育的質量已經是世界一流了，只要在硬件設施上都能達到先進，在地區、城鄉之間做到均衡，那就是世界一流的義務制教育。即使是現在最貧窮落后的地區，只要中央下決心調動全國的力量，也不難使每一座小學、中學達到國家規定的最低標準。師資數量或質量不夠，既可在本地培訓，也可以從外地招聘或從發達地區派教師輪流服務。如果我們的義務制教育是一流的，那么絕大多數家庭的孩子就處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線上，今后能不能上大學、如何選擇職業，就靠你自己了。

任何國家的國民素質的提高，任何學校進行素質教育的基礎，前提都是從小的家庭教育。根據我個人的體會，很多規矩、規范，涉及信仰的某種行為，最關鍵的是從小灌輸，習慣成自然。到了大學甚至是高中就來不及了，或者已經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了。例如一個人不能撒謊，就是一種習慣，一種自覺的行為規范，不需要講太多的道理。而如果一個孩子從小養成了撒謊的習慣，長大了是很難糾正的。你告訴他不能撒謊，他會說撒謊的人很多，為什么我不能，甚至根本不相信世界上還有不撒謊的人。

現在的家庭教育為什么出現那么多的問題？根子就是他們的父母甚至是祖父母從小就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將一些全人類都普遍認同的美德當作工具和手段。“文革”期間我當中學教師，眼看我的學生變得開口國罵閉口“滬罵”，老師處于被批判斗爭的處境而無能為力，還得昧著良心贊揚“革命小將造反有理”。我們私下感嘆：將來等到這些學生為人父母，成為國家棟梁，他們如何教育子女，管理國家？

教師的作用能否發揮，結果也不同。以往中國人普遍崇拜“天地君親師”，老師的地位很高。“文革”前，我當教師時不滿20歲，到學生家去訪問，有的家長還以為是他哥哥的同學。但一旦知道我是老師，立即非常客氣，有的家長年齡可當我父母，但對我十分尊重。如果家長的說法、要求與教師不同，學生就會理直氣壯予以拒絕：“是老師說的。”家長就會讓步：“當然聽老師的。”但現在，老師在家長心目中處于什么地位呢？一方面有些老師放棄了自己的尊嚴和地位，從教幼兒園開始就接受家長送的購物卡和禮物，千方百計利用家長資源；另一方面，不少家長以為只要有錢有勢就要左右老師，他們怎么會將老師當作孩子的行為楷模和靈魂導師？

其次，義務教育要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如果做到這一點，就能糾正家庭教育的一些問題。現在強調不輸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不是將責任交給每一個家庭，因為家庭做不到，但是至少進入學校，孩子們要在同一起跑線上。輸在起跑線上，往往就在義務制教育階段，所以大家拼命地往名校擠。國家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不是創造一個一個所謂的教育奇跡。如果一個國家不從基礎教育開始，不是通過政府做到教育資源的相對均衡，不是使孩子從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今后我們怎么保證這個國家穩定的發展？這些不是中國的教育問題，而是教育的中國問題，教育部門和學校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但是如果不引起全社會的關注，政府不全面來解決這些問題，單獨要求學校將教育辦好是不可能的。

本文選自《光明日報》，原標題為《中國的教育問題還是教育的中國問題》。轉載請注明來源。

綜合 2022-01-09 19: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