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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提起知識分子，你首先會想到什么？

主頁君想到的“畢竟是書生”“最是文人不自由”等帶著無奈悲涼的話。

余英時寫有關于知識分子系列有分量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很重要的一個改變，便是將“知識分子”的提法一律換成“知識人”。2008年接受《時代周刊》采訪時，他提到其中原委，“過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壞分子，什么都在里頭。我要恢復人的尊嚴。”

今日微信，分享雷頤為新作《孤寂百年》所作導論的部分。編排微信時，被提示無法保存，“不能有違反公眾平臺協議、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內容”，逐一試，費了好大勁，才發現問題出在“tui黨”這詞上。看者如有做微信的，可能也遭遇此，要注意了。

“以天下為己任”是中國“士”的傳統，不僅有專業知識，而且更有獨立精神、強烈社會關懷和批判精神，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本質特征。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由傳統的士轉變而來，這種“關懷”自然格外強烈；更加以現代中國政治的腐敗黑暗、內憂外患不斷，時處民族危亡之中，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不能不深深地關心、卷入現實政治。

儒學是中國傳統士大夫共認的政治參與的唯一原則，與之根本不同的是，現代知識分子政治參與卻是信仰各種各樣根本不同、甚至互相敵對的“主義”。各派人物都以自己所信的“主義”為原則、為理想，然而，在現代中國嚴酷的政治環境中，懷抱各種理想的知識分子往往處境尷尬，甚至難免悲劇命運。

然而，在靠“力”而不是“理”取勝的現代中國，他們深度參與政治，卻又無力真正改變政治。梁啟超以政治參與登臺亮相，一生的大半時間都在從政，但在他的晚年，卻對政治深深失望，退居學苑。1912年10月初，流亡海外的梁啟超回到國內，面對已經實行共和的現實，他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政黨政治”。在袁世凱的支持下，他組織了進步黨，與國民黨對峙，先后出任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等職，參政院成立后又被任命為參政員。在民初政壇上，他活躍非常，儼然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似可一展平生抱負，但實權其實一直掌握在袁手中，他不過是個“臺面”人物。

袁氏稱帝后，梁啟超是“反袁”的重要人物；反袁斗爭勝利后，政治更加混亂，軍閥彼此爭戰不斷，在如此這般混亂的政局中，梁氏又支持以段祺瑞為首的北洋軍閥，曾出任段內閣的財政總長。此時，他又以為能倚段之實力實現自己政黨政治和用現代理財方法建設國家的理想。但是，僅短短幾個月的時間，理想就完全破滅。所謂國會，完全被段祺瑞玩弄于股掌之中。財政大權，也全被段掌握，而他這個財政總長實際形同虛設。此時，他對政治失望已極，終在11月中旬辭去財政總長一職，最后從自己深卷其中二十余年的政壇中抽身而出，轉入學界。

這一段本想利用袁、段等這類大獨裁者和軍閥實現自己救國理想，結果反被他們利用、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經歷，不能不使他格外痛苦。他痛定思痛地反省道：“別人怎么樣評價我我不管，我近來卻發明了自己一種罪惡，罪惡的來源在那里呢？因為我從前始終脫不掉‘賢人政治’的舊觀念，始終想憑藉一種固有的舊勢力來改良這國家，所以和那些不該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過幾回事。雖然我自信沒有做壞事，多少總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壞事，我良心上無限苦痛，覺得簡直是我間接的罪惡。”這，確是梁氏的肺腑之言，也道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面臨的困境。

在梁啟超之后，曾經發誓“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胡適，震驚于國內政治的黑暗，不得不參與政治，與丁文江等人在1920年代初期想依靠軍閥組成“好人政府”，改良中國政治。結果，他們也被軍閥視為掌上玩物。胡適沮喪地承認依靠軍閥政治改革的夢想失敗：“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謂止了壁了。”丁文江心有不甘，依然幻想“改造軍閥”。幾經活動之后，于1926年5月被軍閥孫傳芳任命為新設立的“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似乎給他一展平生抱負和發揮行政才能的機會。但北伐軍占領上海前夕，他終于辭去職務。他曾多次揶揄地說：“中國的問題要想解決非得書生與流氓配合起來不可。”

梁、胡、丁三人的感嘆如出一轍，當非偶然。近代中國正是傳統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大變動的時代，舊秩序已轟然倒塌，新秩序遠未建立。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建立起“文治”的政治架構，實際是“有槍便是草頭王”，一切都是“槍桿子”說了算。“文人”想對實際政治發生影響，不得不依靠、利用“武人”，然而結果卻總是被“武人”所玩弄，被“固有的舊勢力”利用。不過，他們往往明知此種努力不僅很可能無裨于事，甚至會弄臟自己的“羽毛”，但“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又使他們不得不深涉政壇。此中的是非曲直，的確值得再三尋思。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一批深受英美文化影響、篤信英美民主制度的知識分子，忽然一反以往地力主在中國實行個人獨裁的專制統治。他們認為中國面臨的不是政府的“好壞”問題，而是“有沒有政府”的問題。在亡國危機迫在眉睫之時，當務之急是要有一個高效、權力集中的獨裁政府，領導人民團結對外。這種主張，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內部引起了民主與專制的激烈論爭。胡適、張奚若等堅持民主自由理念，丁文江、蔣廷黻等則主張“新式獨裁”。當然，這場爭論的主要意義并不在于對實際政治的直接影響，而在于它揭示了思想上“獨立的”自由主義思潮在現代中國面臨的困境，實際上預示了十余年后他們必須在國共兩黨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擇：同是主張“新式獨裁”，蔣廷黻、傅斯年等選擇了國民黨，而錢端升則選擇了共產黨。同是主張“民主政制”，胡適選擇了國民黨，而張奚若則選擇了共產黨。對他們來說，不論愿意不愿意，他們必須選擇，做出喪失“獨立性”的選擇。

雖然胡適選擇了國民黨，但他的政治思想卻并不為國民黨所容，他在臺經歷并不愉快。由于主張自由民主，卷入雷震案，必然觸怒當局。由蔣經國主持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以“周國光”之名發布了題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極機密”的特字第99號“特種指示”，對胡適進行了嚴厲批判，胡適屢被指為“匪諜”、“共黨幫兇”……相映成趣的是，海峽此岸作為對整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多數選擇了共產黨）進行思想改造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的“批判胡適反動思想運動”，更是轟轟烈烈。總之，他們只能或“彼”或“此”，但卻又都不被“彼”“此”所容；選“彼”者反被指是“此”的“幫兇”，選“此”者又被指是“彼”的“走狗”。

在中國現代大舞臺上，最強勁、最引人注目、最有吸引力的，當然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對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有程度不同的吸引力。最后必須在國共之間做出選擇時，多數選擇了共產黨，除了“故土難離”的客觀因素外，共產主義理論的吸引力、對共產黨的好感，當然也是重要原因。聞一多在1940年代中期的轉變，就是典型的案例。

“聞一多拍案而起”是我們這一代從小就熟悉的故事，深深地“定格”在腦海中。當我第一次聽到聞一多長孫、我的同事、聞一多研究專家聞黎明說聞一多早年曾堅決反共產主義時，確實相當驚訝。聞一多由敵視、反對共產主義到對政治心灰意懶、毫不關心，最后急轉為共產黨“拍案而起”、為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確具代表性。西安事變爆發時，清華大學的教授幾乎一致反對，聞一多的態度更為鮮明。他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被推舉為起草電報與宣言的七人委員會成員，在《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中憤怒譴責張學良，平日在課堂上從不提課外話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怒氣沖沖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許你們妄加傷害！”直到1940年代初，聞一多仍與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對國民政府雖有種種不滿，但基本立場還是站在國民黨一邊。

聞一多的變化，是從1943年春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昆明發售開始的。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他不僅反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認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們所難以接受的。聞一多這樣寫道：“《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里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他開始吶喊，開始由學者轉變成爭民主的斗士。這時，他急切地閱讀各種左傾書籍，詳細了解共產黨的各種情況。抗戰時對社會現實的了解、生活的貧困化及統治者的專制腐敗，是廣大知識分子對國民政府產生離心傾向而普遍左傾的客觀原因，當然，每個人的轉變又都有著不盡相同的個人因素。

在聞一多的思想轉變中，有三個人起了至為重要的作用。一是他的多年好友羅隆基。雖然當年聞一多對羅嚴厲批評國民黨甚為不滿，但二人私誼仍在，羅對他一直有種潛移默化的影響，這種影響在抗戰時的爭民主運動中終于結果。二是他的學生兼同事吳晗。正是在吳的細心“工作”和多次動員之下，聞一多也參加了民盟，于政治涉足漸深。第三位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來昆明做知識分子統戰工作的華崗。華崗是知識分子出身，曾任《新華日報》總編輯、中共南方局宣傳部長。學識淵博的華崗來到云大社會學系當教授，立即贏得聞的信任與敬佩。在華崗的介紹下，聞一多較為系統地學習了共產黨的種種理論。在聞一多的心中，華崗就是共產黨的化身，因此他對華崗可謂“言聽計從”。

在共產主義思想進入中國、中國共產黨成立過程中，張申府起了重要作用。出生于1893年的張申府，參加了新文化運動，在李大釗的影響下，迅速轉向共產主義，譯介了不少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章。1920年初，他參與了組建中國共產黨的籌備活動，在“南陳北李”間奔走串聯。同年10月，他與李大釗創建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并將張國燾發展進來。同年年末，他遵照陳獨秀的指示前往巴黎，在赴法勤工儉學學生中發展共產黨員。在此，他介紹周恩來入黨，組成中共旅法小組；不久又與周恩來一起將正在探求新路的朱德發展入黨。1924年初春，張申府回國來到廣州，參與黃埔軍校的籌建，并任蔣介石的英、德文翻譯。正是由于張申府的極力推薦，周恩來回國不久便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職。但張申府身上始終有著濃重的文人氣質。1925年初，張申府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時，因討論黨的綱領與人爭執而負氣提出tui黨。1935年在國難當頭之時，他發起成立“北平救國聯合會”；曾是著名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的發起者與領導人之一，并因此被捕入獄。出獄后，他傾盡全力從事抗日救亡運動。

我認為，他發動的以“中國化”為核心的“新啟蒙”運動，對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重慶，他參加國民參政會，發表大量宣傳抗日的文章，與其他民主人士配合中共連續發起憲政座談會，要求進行民主改革。他參與了民盟的組建工作，任中央常委兼華北總支負責人。在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的大決戰中，張申府一直反對內戰、力主和平。當共產黨節節勝利、即將進行淮海戰役時，張申府仍在《觀察》雜志上一如既往地呼吁和平，要求雙方停戰。結果，自然受到勝利在望的共產黨及民盟左派領導人的批判，并被開除出盟。共和國成立后，張申府供職于北京圖書館，也未能逃脫“右派”厄運，直到1978年始獲“平反”。

早在1915年先后到美、德兩國留學的陳翰笙，1924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即應蔡元培之邀回國在北大任教。這些經歷，使他對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有著頗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間，他因李大釗影響而信仰馬克思主義，并于1926年經李大釗和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的介紹加入第三國際。1929年春，他被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任副所長。利用此職務之便，他領導了中國農村調查，在他領導下參與調查的不少人，如錢俊瑞、張稼夫、孫冶方、薛暮橋等，后來成為中共極有影響的經濟理論工作者。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調查與研究為“新民主主義”理論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判定，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學理支持。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也應運而生，在觀念、制度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中，扮演了各種各樣的角色。本書中的十二位人物，思想、觀點、立場不同，命運迥異，但都是千千萬萬知識分子中的“滄海一粟”。對他們的言與行的考察，有助于我們深入透視他們所處的時代與社會，有助于加深我們對現代知識分子作用、使命、命運的理解。

綜合 2022-01-09 18:5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