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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任蔣經國英文秘書時陪同蔣經國會見外賓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下午，經國先生病情突然惡化，吐血而去，舉國震驚。英九當時在總統府第一局工作，忙著準備安定政局、治喪及新總統繼任等幕僚作業，無暇傷心難過，直到午夜時分，公事暫告一段落，我癱坐在椅上。過去六年追隨經國先生的種種才猛然涌進腦海，一時悲從中來，突然想到從沒有跟經國先生單獨合照過。

　　我確不曾向經國先生請求合照過，但他留給我們的早已遠遠超過一張照片，而是一幕幕珍貴的歷史景觀。于今距離那一刻已是十幾載春秋，臺灣經歷了許多變化，政局起伏，政治人物幾度春風、黯然，唯一沒有改變的是經國先生所受到的歷史評價。十五年來，在任何一個「誰對臺灣貢獻最大？」的民調中，經國先生始終高居第一。臺灣人民對經國先生高度的崇敬，其實包括了懷念過去以及期望未來兩種情緒。我追隨六年，有責任對他的施政就觀察所得做一較完整的評析，以更深刻認識我們共同走過的路，從而思索今后繼續成功的途徑。

　　蔣經國時代

　　一九七二年，經國先生接任行政院長，成為國家實質掌舵人。當時內外環境艱困，但也是一個不畏艱險、無懼失敗、力爭上游、逆勢奮斗的時代。當年，中華民國對外關系出現空前挑戰，中蘇共的武裝沖突導致美日萌生聯中共制蘇共的思維，國際戰略局勢發生根本的變化。再者，一些開發中國家，右翼軍事政權腐化無能，使得紅色勢力繼續以理想主義革命的火種熊熊燃燒，這都使得中共的國際地位大幅提升，包括取得聯合國席位，邀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大陸，與日本建交等。無論我們如何忿忿不平，一連串的斷交接踵而來，一波波的羞辱已不可免。

　　但大環境也非毫無希望。即使臺海緊張依舊，經二十年發展，臺灣已順利完成土地改革，推動了進口替代出口擴張，并實現了初期的資本累積，創造了一套能鼓勵生產并且合理分配的機制，穩住經濟，且具備更快速發展的條件；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內部也培育一批專業清廉的政務官員如嚴家淦、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璇等前輩，以及許多經驗豐富的優秀文官。他們知識廣泛，眼光前瞻，能為國家未來二十年規劃宏偉的發展藍圖。此外，盡管中共國際地位提升，但其前景也非無限。尤其一九三○年代曾在蘇聯當過紅軍軍官的經國先生，親身經歷了史達林的大整肅，并見識到在計劃經濟下蘇聯人民一貧如洗的慘況，他比誰都清楚，文革狂熱下的大陸人民必有夢醒的一天。

　　第一個戰略選擇：改善人民生活

　　因此，他作了一個重要的戰略選擇，那就是我們與中共的競爭不在于軍力大小或邦交國多寡，而在于生活方式的良窳：誰能改善人民生活并開創發展典范，誰就能在全體中國人以及全世界中，證明自己存在的正當性。這場競爭，如果輸了，我們將淪為負面的歷史記憶；贏了，將扭轉大局，反敗為勝。手中的資源既有限，就應集中在我們能主動掌握的強勢領域中。依這戰略，臺灣在外交上采較低姿態，爭取長期的和平環境，以全力發展經濟。一九七三年，推動十大建設，厚植國力。這計劃預定五年完成，需大量舉債，其可行性曾遭質疑，但他堅持跨出這一步。即使遇到石油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衰退，也不曾放緩腳步。

　　他上山下鄉，結交民間友人，探求基層百姓甘苦；另一方面，他放手讓閣員們發揮長才，大膽制定有遠見的政策。盡管他常被視為「政治強人」，但是他的首長并非唯唯諾諾之徒。經國先生担任總統時，身為行政院長的孫運璇先生絲亳不減高瞻遠矚、獨當一面的本色，從來就不是經國先生的幕僚長。

　　臺灣的希望歲月

　　促成這種清明政風的領導風格，重點并非「強勢」，而是「正直」與「明辨是非」。也就是說，他以親民簡樸的作風為基礎，設定明確的發展目標，實踐公平正義的是非標準。今天回頭看，整個一九七○年代是臺灣史上的希望時代，不僅物質建設飛躍進步，整個社會更是同心協力，因為在一九七○年代包含了太多人參與奉獻的共同記憶。這包括了「三冠王」凱旋歸國的狂歡，搭上國光號巴士駛上中國人第一條高速公路時的自豪感，鄭豐喜《汪洋中的一條船》的勵志人生，林懷民舞出了生命樂章，黃春明、陳映真、王拓等「鄉土文學論戰」中強烈反殖反帝的民族情感等等，而中壢事件與美麗島事件則凸顯本土政治反對力量的隱隱胎動，為日后政治改革的催生。

　　到了一九八○年代初，這種精神元素繼續澎湃不止，揭開更新的一頁：新電影的誕生、羅大佑的黑色叛逆、龍應臺的野火批判、楊憲宏的環保主張、詹宏志的出版雄圖等等，展現了強大的生命力，讓臺灣逐漸成為全世界華人的文化中心；而從「黨外公政會」的出現到民主進步黨的成立，更反映出本土反對力量的進一步凝聚與升級，臺灣政治多元化的趨勢也日益明顯。此外，林義雄母女命案、陳文成命案與江南命案等三大命案以及十信弊案的連續發生，再度提升了政治改革的迫切性。而同一時期，對外貿易大幅擴張，經濟也連續出現兩位數字的高成長。財經首長正以無比的決心創造高科技產業的大環境。他們奔走說服金融集團貸款給那些雄才大略卻阮囊羞澀的年輕夢想家，并相信有朝一日后者成為全球科技產業的巨人時，臺灣才能不斷邁進。

　　臺灣經驗與大陸改革

　　毫無疑問，這應屬于全體臺灣人民，并非經國先生一人之功，不過他的領導確實協助創造可貴的時代精神，讓每一個人的創造力得以釋放。我們避開了中共的外交鋒芒，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十年間在生活水準、專業經驗以及文化創新上，遠超大陸。起初，中共并沒有認識到這種消長。一九七九年元旦他們正式與美國建交，完成外交上包圍臺灣最重要的一步，接著順勢提出了「葉九條」、「一國兩制」等主張，鄧**甚至將統一臺灣列為一九八○年代主要任務之一，以為中華民國政府不過是過去內戰中的手下敗將，靠美國人的武器和鈔票偏安一隅，只要美國人一抽腿，彷佛臺灣朝野即將驚惶失措，自動來歸。

　　我們可從一九八二年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中，聞到那種居高臨下的傲慢；不過等到中國大陸再開放多一些，更多百姓見識到臺灣的富足后，中共又急著辯說那是國民黨從大陸帶走黃金所致。直至一九八五年大陸城市經濟改革遭挫，激起知識界深刻反思時，有關臺灣經濟發展的經驗才受重視。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夕，一些大陸學者開始用客觀的角度研究臺灣的一切，尤其是成功經驗所反映的政治、經濟、社會理念。他們用肯定與贊美的筆觸描述蔣經國的政績，彷佛恨不得經國先生就是他們的領導，大陸或許可像臺灣一樣富足。就在這一刻，可以說臺灣贏得兩岸長期競賽的第一回，也證明了當年困局中的戰略選擇，確有遠見與智慧。

　　第二個戰略選擇：民主改革

　　除了經濟發展外，民主改革是經國先生另一個重要的政治遺產。而英九有幸站在第一線目擊部分的歷史過程。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經國先生接受《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的訪問，我在一旁傳譯，他沉穩的告訴她：「我們準備在未來通過『國定安全法』后，解除戒嚴跟開放組黨。」

　　一九八七年三月有一次外賓拜會結束后，經國先生照例問我有無報告，英九就率直建議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他要我直接去見張副秘書長祖詒，張副秘書長指示我草擬一個開放探親的方案，修改后在六月四日簽呈總統。這個草案就成為后來十一月二日開放探親的藍本。

　　一九八七年七月初解嚴前不久，我奉命草擬有關資深中央民代退職方案，曾兩次奉召到他的臥房報告，當時他重病纏身，躺在床上，睿智表示中華民國的法統靠這部憲法延續，因此未來國會不需要再特別設置大陸代表。后來李副總統登輝先生召集的專案小組在經國先生過世的前一天通過了這個案子，可惜他已看不到了。三周后，我帶著方案到頭寮經國先生靈前，含淚向他報告：「交辦的工作完成了！」當場泣不成聲。

　　這幾項決策，對臺灣影響深遠。為何他晚年會做出如此重大的決策？尤其他早年在蘇維埃社會，并無西方民主教育的背景，回到中國后立刻投入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到了臺灣后又主持情報與政戰工作。在組織嚴密與戰爭苦難的歲月中，易塑成敵我分明的單一意識形態，無法與時俱進，如此時大權在握，極可能拖垮國家社會，古今中外這類悲劇不知凡幾。然而經國先生了不起的地方，正在于他總是在關鍵的歷史時刻突破他家世、教育與思想的局限，做出正確而務實的決定。

　　未來方向：臺灣優勢的強化

　　盡管今天的世界、兩岸與臺灣內部的問題，與他的時代已大不相同，但國家的基本目標卻是一致的。比較這兩個時代，今天這些基本目標的達成，同時有難易之處：難在于臺灣屬民主多元社會，使得共識與行動需繁復的過程與巨大的耐心，另中國大陸全力發展市場經濟、擁有過去不具備的經濟籌碼；易在于臺灣有較高的民主水準，決策與權力交接體制化，免除了失控的危險，對市場經濟嫻熟，可掌握先機。

　　因此，我們的因應之道仍在于避開劣勢強化優勢。這里英九提出兩個淺見，一是內部應停止政黨惡斗，促進良性循環及推動優質選舉，鏟除黑金文化。二是外部應肯定并追求普世價值，認清并因應大陸轉變。

　　各界建議停止政黨惡斗的呼吁由來已久，但始終沒落實，關鍵在于當前兩大主流力量泛藍和泛綠均承載著互不相容的歷史馀緒，前者視后者為「中華民國體制的顛覆者」，后者視前者為「外來政權」，這種敵我關系的定位，等于否定對方存在的價值，極易激發原始的恨意，使政黨和解與合作永遠缺乏基礎。因此，健全政黨政治首應建立新的史觀論述，承認泛藍與泛綠共同打造「臺灣奇跡」，也須共同創造臺灣未來。這種論述成為主流見解時，才可能出現真正忠誠的執政黨與忠誠的反對黨，使得政黨競爭導入正軌，否則盡管威權政治沒有重生的土壤，但政黨長期惡斗卻足以癱瘓政治，耗盡社會成本。

　　我們需要以多元、包容、理性的態度，在史觀論述與言行典范上開創新的時代精神。高雄市議長選舉賄選案上，藍綠雙方競相以壯士斷腕的魄力，整飭黨紀，并逐漸形成改選議員的共識，可說是難得一見的良性競爭，值得肯定。

　　經國先生過世之后，李登輝總統持續民主化道路，并獲得重大成就；不過，不能回避的是，威權的執政體制轉換成以選票取得權力的過程中，金錢作用被擴大了，不但未受到應有的控制，反有如權力之酒，越渴越飲，不但腐蝕了國家體制，更敗壞社會風氣，使得不正當手段被視為理所當然。因此，除嚴格執法外，更應降低金錢在選票上的作用，須結合有志之士，創造一種選舉模式，既干凈又環保，且花錢不多。事實證明，這是可以做到的，二○○二年臺北市長選舉就是一例。當這樣努力成為主流時，即可成功阻斷問題源頭。

　　肯定并追求普世價值

　　毫無疑問，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立的時代已經結束，「全球化」成為最新的趨勢。事實上，過去無論是何種意識形態，都宣稱具有普世意義，都必然是某種世界主義，因此全球化思想可說是人類工業化至今，付出許多代價后，為最多國家所接納，最接近人類共識的一種思想與實踐。上一世紀就開始，每年除夕午夜，電視螢幕上傳來的新年倒數畫面，無論在雪梨、臺北、東京、上海、巴黎、莫斯科或紐約，呈現的都是高樓、廣場、雷射煙火以及歡呼的年輕人群，相同表達形式的背后，就是近似的情感與心靈。

　　因此無論任何國家如何決定他們的全球化腳步，基本上，市場經濟、民主政治以及個人價值受到充分尊重。從宏觀而言，臺灣內部建設與發展正在呼應這樣的潮流，并努力取得領先的地位。這應是我們處理臺灣與大陸關系，以及臺灣與世界關系的基本理念。

　　認清并因應大陸轉變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應客觀中肯看待中國大陸的變化。如今中共的發展理論和政策，轉變成在民族主義意志中進行務實的經濟建設，我們不應回避這兩者結合所能產生的巨大力量，有此理解，是因為我們走過類似的路。但我們也不必抱莫名的恐懼，臺灣經濟的延續發展與全球化的過程中，無論就歷史和地理而言，都不可能跳過中國大陸，因為這意味著不但拒絕大陸的市場和資金，也拒絕全世界能夠經過臺灣進入大陸的資金，而這兩者正在形成亞洲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如果切斷這一大塊，我們將面對一方面無法控制臺灣資金繼續流向大陸，一方面又同時拒絕大陸資金以及經過臺灣流向大陸的海外資金的困局。這樣的結構一旦成形，不但使得臺灣的經濟成長受限，更危險的是，由于利基縮小，越來越多的菁英將無法在臺灣獲得發揮長才的空間，使得中共得以展開雙手。

　　此時，任何刻意丑化這些菁英的言論，只會因激起反感而加速他們的出走。有人辯稱，日本、新加坡和香港都與中國大陸有著充分的經貿交流卻仍不免衰退。對此應該反問，如果這些地方不與中國大陸交流，他們的經濟會更好還是更壞？

　　事實上，這些地方的政府在規劃振興經濟之道時，沒有人認為應該切斷或緊縮與大陸的交流，相反的，他們都在認真計劃如何放寬雙方在人員、商品、技術、資金往來中的限制，以開拓更多的大陸業務，沒有一個認真的政府官員或經濟學者會有切割或封鎖的念頭。難道我們奮斗十二年才加入WTO，不正在大力鼓吹各會員國消除經貿壁壘嗎？

　　盡管如此，兩岸擴大交流確實會促成雙方人民的利益結構發生變化，從而影響其政治態度，這是對臺灣民主信仰的真正考驗。如果我們的民主政治是貨真價實而且具有典范力量的，那么我們將沒有任何懼怕的理由。中共或許可以動用國家機器壓迫臺灣人民服從其政治利益；不過大陸人民也可以要求中共根據臺灣的民主典范來改造整個國家機器，從而削弱中共單方面發號司令的力量。因此，解除中共對臺灣軍事威脅的根本辦法不僅在于與中共討價還價，更在于改變大陸人民對臺灣的看法，幫助他們認識到對臺動武是一件羞恥與不智的事情。除非我們的民主政治是半調子的，或只是另有他圖的包裝，否則沒有理由在兩岸社會之間裝設精神電網。

　　蔣經國精神歷久彌新

　　從追憶經國先生到思考臺灣未來，區分了兩個時代的傳承、演變、差異以及政策基礎所做的思辨。英九追隨經國先生六年的時間中，看見他為政的內斂、沉穩與自省，深刻體會到「高瞻遠矚」、「慎謀能斷」、「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意義。經國先生生前說過許多話，但關鍵并不在于那些話的字面意思，更不在于誰跟他最近、聽到最多以及「最得到真傳」。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看待那個時代成功的因素，并在分析過去與現在的異同中，取得再進步的力量。經國先生是人，不是神，我們不必把他神化。我們紀念他，是懷念那一個滿懷希望的時代，那個時代畢竟已經遠去，但是時代的精神卻長存。后繼者應有效法他的雄心，臺灣才能更上一層樓。

　　我們可以說經國先生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一方面振興經濟、厚植國力，一方面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肆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歷久彌新。

　　2008年

綜合 2022-01-09 19:0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