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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年動亂以前，北京大學校長陸平提出了一個辦北京大學的方針：繼承太學，學習蘇聯，參考英美。大動亂開始以后，他的這項方針受到批判，成為他的罪狀之一。當時我也說過，北京大學的校史應該從漢朝的太學算起。不過，當時的批判并沒有涉及我。

我所以認為北京大學校史應該從漢朝的太學算起，因為我看見，西方的有名的大學都有幾百年的歷史，而北京大學只有幾十年的歷史，這和中國的文明古國似乎很不相稱。

現在講北京大學歷史一般是從清朝末年的京師大學堂算起，它是戌變法的產物。清朝的慈禧太后篡奪了政權以后，把光緒皇帝在變法的時候所行的新政都作廢了，只有京師大學堂繼續存在下來。這也可以說是戊戌變法留下來的紀念品吧。我跟著父親在崇陽的時候，在他的簽押房里看見過當時頒布的京師大學堂章程。用木板紅字印的，有好幾大本。當時我什么也不懂，只記得在分科之中有一科叫做經科。每一種經都有一個學門，例如“尚書門”、“毛詩門”等。在本科之外，還沒有通儒院，大概相當于西方大學的研究院吧。

清朝的京師大學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學大臣管理。管學大臣就是京師大學堂的校長。當時的管學大臣換了幾次人，當我進北京大學的時候，學生中正傳說管學大臣張百熙的事跡。他可以說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對于北京大學有貢獻的一位校長。據說，他當了管學大臣以后，就請吳汝綸為總教習。當時新式學校的教師都稱為教習。總教習就是教習的領導。我不知道總教習的職務有什么明文規定，據我推測，他不相當于后來大學中的教務長，教務長的職務主要是管教務行政，而總教習的職務大概是管大學中的學術方面的事。用現在的話說，可能是分工負責學術研究方面的副校長，即管業務的副校長。

吳汝綸是當時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當時所謂舊學中的一個權威，但也懂得一點當時所謂新學。嚴復所翻譯的書，有幾部都有他作的序。在當時他被認為是一個兼通新舊、融合中西的人物。他在直隸（今河北）做官，在地方上也辦了些新式的學校。張百熙要請他當京師大學堂總教習，這就表明了他的辦學方針。據說張百熙當了管學大臣以后，親自到吳汝綸家里去請他出來，吳汝綸都不見。有一天，張百熙在大清早上，穿著管學大臣的公服，站在吳汝綸的臥房門外（有的說是跪在房門外），等吳汝綸起床相見。吳汝綸只好答應他的邀請，但是附帶了一個條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幾個月，回來后才能到任。張百熙答應了這個條件。吳汝綸從日本回來以后，不久就逝世了，沒有來得及到北京大學到任。雖然沒有到任，但是這個經過當時傳為美談。當時我們學生聽了，也都很感動。感動的是：一方面，張百熙禮賢下士、為學校聘請名師的精神；一方面，吳汝綸對于職務負責、認真學習的精神。正是這種叫學生感動的精神，才是辦學校的真正動力。

中華民國成立，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以嚴復為第一任校長，不過為時不久，后來又換了些人。我于1915年進北大的時候，沒有校長，由工科學長胡仁源兼代校長。當時的文科學長是夏錫祺。當時的學系稱為“門”。各系沒有設系主任，系務由學長直接主持。原來京師大學堂的經科已廢，原來經科的課程，有些廢止了，有些分配到文科各門中。文科有四個門，即中國哲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和英文四個學門、我入的是中國哲學門。在我們這個年級以前，還有一個年級。

在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學參加開學典禮。由胡仁源主持會場，他作了一個簡短的開幕詞以后，當時的英文門教授辜鴻銘（湯生）也坐在主席臺上，就站起來發言。我不知道這是預先安排好的，還是他自己臨時沖動。他的發言很長，感情也很激動，主要的是罵當時的政府和一些社會上的新事物。他是從右的方面反對當時政府的。他說，現在做官的人，都是為了保持他們的飯碗。接著說，他們的飯碗，可跟咱們的飯碗不同，他們的飯碗大得很，里邊可以裝汽車、姨太太。又說，現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們所用的名詞就不通，譬如說“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沒有說“改良”，你既然已經是“良”了，你還“改”什么？你要改“良”為“娼”嗎？他大概講了一個鐘頭，都是這一類的謾罵之辭。他講了以后，也沒有別人發言，就散會了。當時民國已經成立四年了，辜鴻銘還是帶著辮子。開學了，他還是帶著辮子來上課。我沒有去旁聽過他的課，只聽到英文門的同學們說，他在堂上有的時候也亂發議論，擁護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說，現在社會大亂，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君主。他說，比如說法律吧，你要說“法律”（說的時候小聲），沒有人害怕；你要說“王法”（大聲，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個“王”字就不行。總之，凡是封建的東西，他認為都是好的。我聽有人說，辜鴻銘在一個地方辯論婚姻制度問題，他贊成一夫多妻制。他說，現在我們這個桌子上一個茶壺帶四個茶杯，用著很方便；要是一個茶杯帶四個茶壺，那就不像話了。他又說，你們說，西洋人是一夫一妻，不娶姨太太；其實他們每坐一次公共汽車就娶個姨太太。

當時中國文學門的名教授是黃侃（季剛）。在當時的文學界中，桐城派古文已經不行時了，代之而起的是章太炎一派的魏晉文（也可以稱為“文選派”，不過和真正的“文選派”還是不同，因為他們不作四六駢體）。黃侃自命為風流人物，玩世不恭，在當時及后來的北大學生中傳說著他的佚聞佚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說，他在北京住在吳承仕（簡齋）的一所房子中，他們都是章太炎的學生，本來是很好的朋友。后來不知怎么樣鬧翻了，吳承仕叫他搬家。黃侃在搬家的時候，爬到房子的梁上寫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兇宅”。

又比如說，他在堂上講書，講到一個要緊的地方，他就說：“這里有個秘密，專靠北大這幾百塊錢的薪水，我還不能講，你們要叫我講，得另外請我吃飯。”又比方說，黃侃有個學生，在“同和居”請客，他聽見黃侃在隔壁一個房間說話，原來黃侃也在隔壁請客。這個學生就趕緊過去問好，不料黃侃就抓住他批評起來，批評越來越多，這個學生所請的客已經在隔壁房間到齊了，黃侃還不讓這個學生走。這個學生心生一計，就把飯館的人叫來交代說：“今天黃先生在這里請客，無論花多少錢都上在我的賬上。”黃侃一聽說，就對那個學生說：“好了，你就走吧。”

在我們中國哲學門里，有一位受同學們尊敬的教授，叫陳黼宸（介石），他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諸子哲學，還在中國歷史門講中國通史。據說，他是繼承浙江永嘉學派的人，講歷史為韓惋胄翻案。他說，到了南宋末年，一般人都忘記了君父之仇，只有韓惋胄還想到北伐，恢復失地。他講的是溫州那一帶的土話，一般人都聽不懂，連浙江人也聽不懂。他就以筆代口，先把講稿印出來，當時稱為發講義。他上課的時候，登上講臺，一言不發，就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寫得非常快，學生們抄都來不及。下堂鈴一響，他把粉筆一扔就走了。妙在他寫的跟講義上所寫的，雖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復，而且在下課鈴響的時候，他恰好寫到一個段落。最難得的，是他有一番誠懇之意，溢于顏色，學生感覺到，他雖不說話，卻是誠心誠意地為學生講課。真是像《莊子》所說的“目擊而道存矣”的那種情況，說話倒成為多余的了。他的課我們上了一年，到1916年暑假后我再回到北大的時候，聽說他已經病逝，同學們都很悲傷。

馬敘倫（夷初）給我們開了一門課，叫“宋學”。上了一個學期，他因為反對袁世凱稱帝，辭職回南方去了。臨行時哲學門的學生開會送行，照了一張相片，他在相片上寫了長篇題詞。

文科學長夏錫祺不知在什么地方請了一位先生來接替馬夷初。那時候，對于教師的考驗，是看他能不能發講義，以及講義有什么內容。這位先生名不見經傳，上課前又沒發講義，我們這班學生對他就有點懷疑了。過了好幾天，才發出三頁講義。其中有一個命題是“水為萬物之源”。我們這班同學一看，就說這不像一個現代的人所說的話。那時候我當班長，同班的叫我去找學長，說這位先生不行，請換人。學長說：“你們說他不行，總得有個證據呀。”我說他的講義就是證據。學長說：“講義怎樣講錯了，也得有個理由。”我回到班里一說，同班們每個人都寫出幾條理由。他的講義只有油印的三頁，我們一下子就寫了十幾條理由，可以說把他的講義批得體無完膚。我送給學長。學長一看，也無話可說，只問：“這都是你們自己寫的嗎？”我說是我們自己寫的。學長說：“等我再看看，不過有一條：你們不許跟這位先生直接說什么話或有什么表示，事情由學校解決。”過了一兩個星期，沒有下文，只有當時的一個學監把我找去，對我說：“某某先生講義上的錯誤，你們可以當堂和他辯論。”我說：“學長講過，不許我們對他直接有所表示。”那位學監說：“彼一時此一時也。”我了解他的意思，大概是學校諷令他辭職，他不肯，所以就讓學生直接對付他。等他下一次來上課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帶了幾本《宋元學案》，在堂上質問，原來他連《宋元學案》都沒有見過。同學們哈哈大笑，他狼狽而去。

1916年底，蔡元培來北大担任校長。他是清朝的翰林，后來棄官不做，到德國去留學，通德文，翻譯了一些書。用“兼通新舊，融合中西”這個標準說，他在學術界的地位是吳汝綸所不能比擬的。辛亥前后，他也奔走革命。孫中山担任臨時大總統，在南京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蔡元培担任教育總長。孫中山讓位后，蔡元培又担任南京臨時參議院的代表，來北京催促袁世凱到南京就職。他的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担任北京大學校長，社會上無論哪個方面，都認為是最合適的人選。他到校后，沒有開會發表演說，也沒有發表什么文告，宣傳他的辦學宗旨和方針。只發了一個布告，發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這幾個字，學生們全明白了，什么話也用不著說了。

他從德國回來的時候，立了三個原則，以約束自己。這三個原則是：一不做官，二不納妾，三不打麻將。當時稱為“三不主義”。北京大學校長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認為這是辦教育，不是做官。其余兩條，都是針對著當時社會上的腐化現象而發的，參看上面所說的辜鴻銘的言論，就可知了。

我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長室去過兩次。

那時我的弟弟景蘭在北京大學預科上學，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學生，他要往開封去應考，需要一張北京大學的肄業證明書。

時間緊迫，照普通的手續，已經來不及了。我寫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長室。校長室是單獨一所房子，設在景山東街校舍的一個舊式院子里。門口也沒有傳達的人，我就推門進去，房子里中間掛了一個大幔子，我掀開幔子，看見蔡元培正坐在辦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問有什么事。

我把信交給他，他看了，笑笑說：“好哇，好哇，能夠出去看看好哇。”我說：“那就請校長批幾個字吧。”他提起筆來就寫了兩個字：“照發”。我拿著他的批示到文書科，看著他們辦好證明書，我拿著證明書就走了。

那時候，章士釗（行嚴）在北大，給一年級講邏輯。我去旁聽過兩次。他原來講的并不是邏輯，而是中國哲學史——墨經。我有幾個問題，寫信給章士釗，請他解答。他回我一封信，叫我在某一天晚上到校長辦公室等他。我按時到了校長室，他還沒有到。我坐在幔子外邊等他。又陸陸續續來了些人，像是要開什么會的樣子。最后，章士釗到了，他那時候年紀還比較輕，穿的也很講究，很有一點風神瀟灑的樣子。

他看見我，同我說了幾句話，也沒有解答問題。我看要開會，就退出來了。

以后我一直沒有看見過蔡元培，因為他也不經常露面。一直到1921年，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他到美國訪問，到了紐約。北大的同學組織了一個隨從班子，輪流著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幾天，我們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館里，每人都拿出一張紙，請他寫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請他寫。

他給每人都寫了幾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紐約的中國學生開會歡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進會場，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站起來了，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揮一樣。有一個久在北京教育界工作的留學生楊蔭榆說：“我在中國教育界多年，還沒有看見校長和學生間的關系這樣好的。北大的學生向來自命甚高，可是見了老校長，這樣地恭敬，我現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我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聽過蔡元培的講話，也沒有看見他和哪個學生有私人接觸。他所以得到學生們的愛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學家們講究“氣象”，譬如說周敦頤的氣象如“光風霽月”。又如程頤為程顥寫的《行狀》，說程顥“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這幾句話，對于蔡元培完全適用。這絕不是夸張。我在第一次進到北大校長室的時候，覺得滿屋子都是這種氣象。

我有一個北大同學，在開封當了幾十年中學校長。他對我說：“別人都說中學難辦，學生不講理，最難對付。這話不對。其實學生是最通情達理的。當校長的只要能請來好教師，能夠滿足學生求知識的欲望，他們就滿意了。什么問題都不會有。”他的這番話，確實是經驗之談。學校的任務基本上是傳授知識，大學尤其是如此。一個大學應該是各種學術權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學問，不管它什么科，一個大學里面都應該有些權威學者，能夠解答這種學科的問題。

大學應該是國家的知識庫，民族的智囊團。學校是一個“尚賢”的地方，誰有知識，誰就在某一范圍內有發言權，他就應該受到尊重。《禮記?學記》說：“師嚴然后道尊”，所尊的是他講的那門學問，并不是那某一個人。在十年動亂時期，人們把這句話誤說為“師道尊嚴”，其實應該是說“師嚴道尊”。

張百熙、蔡元培深深懂得辦教育的這個基本原則，他們接受了校長職務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為學生選擇名師。他們也知道，當時的學術界中，誰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這些人物請來，他們會把別的人物都召集來。張百熙選中了吳汝綸。蔡元培選中了陳獨秀。吳汝綸死得早了，沒有表現出來他可能有的成績。而陳獨秀則是充分表現了的。

陳獨秀到北大，專當學長，沒有開課，也沒有開過什么會，發表過什么演說，可以說沒有和學生們正式見過面。只有一個故事，算是我們這一班同他有過接觸。在我們畢業的時候，師生在一起照了一個相，老師們坐在前一排，學生們站在后邊。陳獨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謹慎，把腳收在椅子下面；陳獨秀很豪放，把腳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來以后，我們的班長孫本文給他送去了一張，他一看，說：“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腳伸得太遠一點。”孫本文說：“這是你的腳。”這可以說明陳獨秀的氣象是豪放。

附帶再說兩點。陳獨秀的舊詩做得不錯。鄧以蟄（叔存）跟他是世交，曾經對我說，陳獨秀作過幾首游仙詩，其中有一聯是：

九天珠玉盈懷袖，萬里仙音響佩環。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重慶碰見沈尹默，談起書法。沈尹默說，還是在五四運動以前，陳獨秀在他的一個朋友家里，看見沈尹默寫的字，批評說：“這個人的字，其俗在骨，是無可救藥的了。”沈尹默說，他聽了這個批評以后，就更加發奮寫字。從“其俗在骨”這四個字，可以看出陳獨秀對于書法評論的標準，不在于用筆、用墨、布局等技術問題，而在于氣韻的雅俗。如果氣韻雅，雖然技術方面還有些問題，那是可以救藥的。如果氣韻俗，即使在技術方面沒有問題，也不是好書法，而且這些弊病是不可救藥的。書法的好壞，主要是在于氣韻的雅俗。從“在骨”兩個字，可以看出陳獨秀評論書法，也不注重書法的形態，而注重形態所表現的那些東西。

這是他對于書法理論的根本思想，也是他對于一切文藝理論的根本思想。這是他的美學思想。

以上所說的，大概就是在十年大動亂中所批判的所謂“智育第一”“學術至上”吧。“學術至上”一經受到批判，就一變而為“學術至下”了。“知識越多越反動”，成了一條“規律”。很有些像在農村中，誰要富起來，誰就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越富越修”，也成了一條“規律”。當時有人在農村提倡“窮過渡”。在學校中所提倡的，可以說是“愚過渡”。

好像非窮非愚，就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實踐已經證明，這種極左思潮的危害性是多么大了。

隨著“學術至上”而受到批判的是“為學術而學術”。歷史唯物主義者應該知道，“為學術而學術”這個口號在當時是針對什么而說的，它所針對的是“為做官而學術”。上面已經說過，在清末民初時代，人們還是把學校教育當成為變相的科舉。哪一級的學校畢業，等于哪一級的科舉功名，人們都有一個算盤。上學校為的是得文憑。得了哪一級學校的文憑，就等于得了哪一級的科舉功名。學術成了一種做官向上爬的梯子。蔡元培的“三不主義”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針對著這種思想而發的。他當了北大校長以后，雖然沒有開會宣傳“不做官”的原則，但從他的用人開課這些措施中間，學生們逐漸懂得了，原來北京大學畢業并不等于科舉時代的進士；學術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學術就是學術。為什么研究學術呢？一不是為做官，二不是為發財，為的是求真理，這就叫“為學術而學術”。學生們逐漸知道，古今中外在學術界有所貢獻的人們，都是這樣的人們。就中國的歷史說，那些在學術界有所貢獻的人們，都是在做官的余暇做學問的。

他們都可以說是業余的學問家，學問的愛好者。雖然是業余，可是成功以后，他們的成績也還是對于國家、人民和人類大有好處的。學問這種東西也很怪，你若是有所為而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無所為而求它，它倒是自己來了。作為業余的學術愛好者，為學術而學術尚且可以得到成績，有所貢獻。如果有人能夠把為學術而學術作為本業，那他的成績必定更好，貢獻必定更大。

在十年大動亂時期，還批判了所謂“教授治校”。這也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其目的也是調動教授們的積極性，叫他們在大學中有當家作主的主人翁之感。當時的具體辦法之一，是民主選舉教務長。照當時的制度，校長之下，有兩個長：一個是總務長，管理學校的一般行政事務；一個是教務長，管理教學科研方面的事務。蔡元培規定，教務長由教授選舉，每兩年改選一次。我在北大的時候，以學生的地位，還不很了解所謂“教授治校”究竟是怎么個治法。

后來到了清華，以教授的地位，才進一步了解所謂“教授治校”的精神。這一點以下再說。

教授之所以為教授，在于他在學術上有所貢獻，在他本行中是個權威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張。譬如辜鴻銘在民國已經成立了幾年之后，還是帶著辮子，穿著清朝衣冠，公開主張帝制，但是他的英文在當時說是水平很高的，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請他教英文，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實。蔡元培到校，也沒有改變這個事實，他還又加聘了一個反動人物，那就是劉師培（申叔）。劉師培出身于一個講漢學的舊家，在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學，說是留學，實際上是在東京講中國學問。那時候，在東京這樣的人不少，章太炎也是其中的一個。當時在東京這樣的人中，比較年輕的都以章太炎為師，劉師培卻是獨立講學的。這樣的人也都受孫中山的影響，大多數贊成同盟會。劉師培也是如此。袁世凱在計劃篡國稱帝的時候，為了制造輿論，辦了一個“籌安會”，宣傳只有實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國轉危為安。籌安會有六個發起人，當時被譏諷地稱為“六君子”。在六人之中，學術界有兩個知名人士，一個是嚴復，一個是劉師培。在袁世凱被推翻以后，這六個人都成了大反動派。就是在這個時候，蔡元培聘請劉師培為中國文學教授，開的課是中國中古文學史。我也去聽過一次講，當時覺得他的水平確實高，像個老教授的樣子，雖然他當時還是中年。他上課既不帶書，也不帶卡片，隨便談起來，就頭頭是道。援引資料，都是隨口背誦。當時學生都很佩服。他沒有上幾課，就病逝了。

這就是所謂“兼容并包”。在十年大動亂的時候，這也是一個批判的對象。所謂“兼容并包”，在一個過渡時期，可能是為舊的東西保留地盤，也可能是為新的東西開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當時是為新的東西開辟道路的。

那個時候的北大，用一個褒義的名詞說，是一個“自由王國”；用一個貶義的名詞說，是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王國”。在蔡元培到北大以前，各學門的功課表都訂得很死。既然有一個死的功課表，就得拉著教師講沒有準備的課，甚至他不愿意講的課。后來，選修課加多了，功課表就活了。學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課表。說是選修課也不很恰當，因為這些課并不是有一個預訂的表，然后拉著教師們去講，而是讓教師們說出他們的研究題目，就把這個題目作為一門課。對于教師們說，功課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課，就是他的研究題目，他可以隨時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實到課程的內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講課時所發現的問題發展他的研究。講課就是發表他的研究的機會，研究就是充實他的教學的內容。這樣，他講起來就覺得心情舒暢，不以講課為負担；學生聽起來也覺得生動活潑，不以聽課為負担。這樣，就把研究和教學統一起來了。說“統一”，還是多了兩個字，其實它們本來就是一回事。有一位講公羊春秋的老先生崔適，他寫了一部書，叫《春秋復始》，并且已經刻成木板，印成書了。蔡元培把他請來，給我們這一班開課，他不能有系統地講今文經學，也不能有系統地講公羊春秋，只能照著他的書講他的研究成果。

好，你就講你的《春秋復始》吧。他上課，就抱著他的書，一個字一個字地念。我們當時的水平，也提不出什么問題。他就是那么誠誠懇懇地念，我們也恭恭敬敬地聽。開什么課，這是教師的自由，至于這個課怎么講，那更是他的自由了。你可以說韓惋胄好，我可以說韓惋胄壞，完全可以唱對臺戲。

戲可以唱對臺戲，為什么學術上不可以對堂講呢。至于學生們，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課，也可以上別系的課。你上什么課，不上什么課，沒人管；你上課不上課也沒人管。只到考試的時候你去參加考試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畢業證書，就不去參加考試，也沒人管。學校對于校外群眾也是公開的。

學校四門大開，上課鈴一響，誰愿意來聽課，都可以到教室門口要一份講義，進去坐下就聽。發講義的人，也不管你是誰，只要向他要，他就發，發完為止。當時有一種說法，說北大有三種學生，一種是正式學生，是經過入學考試進來的；一種是旁聽生，雖然沒有經過入學考試，可是辦了旁聽手續，得到許可的；還有一種是偷聽生，既沒有經過入學考試，也不辦旁聽手續，不要許可，自由來校聽講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長期住下當偷聽生。

在這種情況下，旁聽生和偷聽生中可能有些是一本正經上課的，而正式中有些人上課不上課就很隨便。當時有一種說法，到八大胡同（當時北京妓院集中的地方）去的人，比較多的是兩院一堂。兩院指的是當時的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一堂指的是北京大學（當時沿稱大學堂）。北大的這種情況，從蔡元培到校后已經改得多了，但仍有其人。有些學生在不上課的時候，也并非全干壞事。顧頡剛告訴我說，他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喜歡看戲。每天在上午第二節課下課的時候，他就走出校門，到大街上看各戲園貼出的海報。老北京的人把看戲說成“聽”戲。在行的人，在戲園里，名演員一登場，他就閉上眼睛，用手指頭輕輕地打著拍子，靜聽唱腔。只有不在行的人才睜開眼睛，看演員的扮相，看武打，看熱鬧。顧頡剛是既不聽，也不看，他所感到興趣的是戲中的故事。同是一個故事，許多戲種中都有，不過細節不同。看得多了，他發現一個規律：某一出戲，越是晚出，它演的那個故事就越詳細，枝節越多，內容越豐富。故事就好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由此他想到，古史也有這種情況。故事是人編出來的，經過編的人的手越多，內容就越豐富。古史可能也有寫歷史的人編造的部分，經過寫歷史的人的手，就有添油加醋的地方，經的手越多，添油加醋的地方也越多。這是他的《古史辨》的基本思想，這個思想，是他從看戲中得來的。

照上邊所說的，北大當時的情況，似乎是亂七八糟，學生的思想，應該是一片混亂、派別分歧，莫衷一是。其實并不是那個樣子，像上邊所說的，辜鴻銘、劉師培、黃侃等人的言論行動，同學們都傳為笑談。傳說的人是當成笑話說的，聽的人也是當成笑話聽的，所謂“兼容并包”不過是為幾個個人保留領薪水的地方，說不上保留他們的影響。除了他們的業務外，他們也沒有什么影響之可言。為新事物開辟的道路，可是越來越寬闊，積極的影響越來越大。陳獨秀當了文科學長以后，除了引進許多進步教授之外，還把他在上海辦的《新青年》雜志，搬到北京，成為北大進步教授發表言論的園地。學生們也寫作了各種各樣的文章，在校外報刊上發表。學生們還辦了三個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國民》，右派的刊物叫《國故》。這些刊物都是由學生自己寫稿、自己編輯、自己籌款印刷、自己發行，面向全國，影響全國。派別是有的，但是只有文斗，沒有武斗。

上邊所引的那位中學校長說，學生是通情達理的，不僅通情達理，就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他們的判斷水平也是不能低估的。當時已經是五四運動的前夕，新文化運動將達到高潮，真是人才輩出，百花爭艷，可以說是“漢之得人，于斯為盛”。

就是這些人，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就是這些人，采取了外抗強敵、內除國賊的行動。在中國歷史中，類似的行動，在太學生中是不乏先例的。這是中國古代太學的傳統。五四運動繼承并且發揚了這個傳統。

文章轉載自《馮友蘭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綜合 2022-01-09 18:5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