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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同仁：

剛才程滄波先生說我也算是一個編輯人，我的確是編過好幾個報，只是沒有編過日報。有一個時候，我幾乎做了程滄波先生的前任。上海有個大報，要我去做編輯人，那時我考慮結果，我不敢做，因為日報的工作太苦，我的生活不規則，担任不了。除日報以外，我曾編過三個周報，編過兩個月報，周報最早的是《每周評論》，但最初并不是我編起來的，而是陳獨秀這班朋友編的。不過在民國八年陳獨秀先生被拘捕，那時沒有人負責，就由我接辦了幾期，直到被北京警察廳封掉為止。以后又辦《努力周報》，辦了七十五期，有一年半，到曹錕賄選時期，我們自己宣告停止。以后的《獨立評論》是三個人負責，大部分是我編的，編了五年，出了二百五十期。因為有這個資格，所以我在美國做外交官的時候，美國有個新聞記者名譽協會，叫我“正在工作中的新聞記者”，并送我一個金質鑰匙，因為我正在做外交官。假如我知道今天會有這樣一個盛會，一定會把那個金質鑰匙帶來給大家看看，因為有這個資格，所以剛才我敢稱大家為同仁。

在參加今天這個盛會以前，我絕沒有想到大家要請我來說話，以為只是請我來吃飯的。到了門口才看到是講演會，所以今天我一點沒有準備，在餐桌上就請程滄波先生和曾虛白先生給我題目，他們都很客氣，可是剛才主席說的話等于給了我一個范圍。可是這個題目太大了，言論自由的確是個大題目。

前天在《自由中國》雜志三周年紀念的茶會上我也稍微說了幾句，我說言論自由同一切自由一樣，都是要各人自己去爭取的。言論自由并不因為法律上有規定，或者憲法上有這一條文，就可以得來，就是有規定也是沒有用的。言論自由都是自己爭取來的。我為什么這樣說呢？這幾天與朋友們也講過，無論世界任何國家，就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國家，當政的人以為他是替國家做事，替人民做事，他們總是討厭人家批評的。美國當然是很尊重自由的，絕對沒有限制言論自由，但是諸位還記得吧，前兩年在華盛頓，有一個《華盛頓郵報》的戲劇音樂批評家，批評總統的小姐唱歌唱的不好，杜魯門先生就生氣了。第二天自己寫了一封信送給這個音樂評論專欄記者，連他的秘書也不知道，罵他，并且說，你要再這樣批評，我就要打你。這件事也曾轟傳一時，成為笑談。故事開始時，我們明白，杜魯門總統對于人家批評他的政治，已經養成容忍的習慣，不能發脾氣。

批評他的行為，批評他的政策，批評他的政治，他盡管不高興，但是沒有法子干涉。不過到了人家批評他小姐的唱歌好不好時，他覺得做爸爸的忍不住了，就出出氣，用粗鄙的語句說要打人家。可是他的信寫出以后，得到社會上很不好的反應，我可以相信，杜魯門先生絕不會寫第二次這樣的信。因為他的小姐唱歌好不好，別人有批評的自由，可是他寫信時并沒有想到戲劇歌曲家批評唱歌好不好，這也是言論自由。而且言論自由是社會的風氣，大家覺得發表言論，批評政府是當然的事，久而久之，政府當局也會養成習慣，所以言論自由是要爭取的。要把自由看做空氣一樣的不可少。不但可以批評政治，不但有批評政策的自由，還可以批評人民的代表，批評國會，批評法院，甚至于批評總統小姐唱歌唱的好不好，這都是言論自由。人人去做，人人去行，這樣就把風氣養成了。所以我說言論自由是大家去爭取來的。這樣好像是不負責任的答復，但是我想不出比這更圓滿的答案。

在自由企業發達的國家，尤其像美國，他們的報紙是不靠政府津貼的。所用的紙，都是在公開市場上買的。他的收入完全靠廣告。因為在自由企業發達的國家，商業競爭劇烈，無論有了那一樣新的產品，大家互相競爭，所以化在廣告上的錢往往不下于制造的費用。這是報紙經費最大的來源。雜志也是這樣，這些條件我們都缺乏。在美國就沒有一個報紙可以說是國家的。政府絕不辦報紙。有黨籍的人辦報也不是以黨的資格來辦。譬如有許多報紙，在選舉期間，在候選人出來之前就有一種表示，有些表示的早，有些較晚，當初共和黨人的報紙占大多數，然而二十年來共和黨并不能當政。共和黨人都是有錢的大資產階級；民主黨向來是代表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的黨。照黨的背景看來，報紙老板共和黨的人特別多，應該是共和黨永遠當政。但是社會并不因為共和黨報紙多而影響選舉。

英國也是一樣，有一個時期，工黨只有一個報，銷路很小，叫做《H.R.報》，后來銷路增加，那時自由黨有無數報社，然而工黨已經當政了兩次。這就說明這些國家沒有一個報算是政府的，他們是獨立的，能夠自立的。這與我們有很大的區別。像我們現在的困難狀況之下，紙的來源要政府配給，一部分材料也得要政府幫忙，至于廣告，在我們工業不發達的國家等于沒有。所以廣告的收入不算重要。尤其在這個困難時期，主要的報紙都是政府報，或是黨的報紙，因為是政府的報、黨的報，言論自由當然就比較有限制，我個人的看法，感覺到勝利之后，政府把上海幾個私家報紙都收歸政府辦、黨辦，至少黨或政府的股東占多數，這個政策我想是不對的。應該多容許私營的報紙存在，而且應該扶助，鼓勵私家報紙，讓他發展，這也是養成言論自由的一個方向。政府要靠政策行為博取輿論的支援，而不靠控制來獲取人民的支持。我覺得這是言論自由里面一個重要問題，值得大家考慮的。

關于材料，包括紙、原料的配給，在現在艱難的時期，我覺得應該養成一種習慣，由編輯人協會，報業公會、外勤記者聯誼會等團體，參加支配報紙。因為言論自由不應該受這種不能避免的物資的影響，這是值得討論的，不過要想在這困難時候做到完全自由獨立，確是很難。

回想我們辦《獨立評論》時，真是獨立。那時銷路很廣，銷到一萬三千份。我們是十二個朋友組織一個小團體，預備辦報，在幾個月之前，開始捐款，按各人的固定收入百分之五捐款，這是指固定收入而言，臨時的收入不計算，幾個月收了四千多元，就拿來辦報。我們工作的人不拿一個津貼，也沒有一個廣告，因為那時廣告要找國家銀行或國營機關去要，那么就等于接受了政府的津貼，等于賄賂，所以五年之中，我們除了登書刊的廣告之外，沒有收入。我們發表的文章有四千篇，沒有出一個稿費，因為那時我們這般人確是以公平的態度為國家說話，為人民說話，所以我們即使不給稿費，人家也把最好的稿子送來。

最初我們的稿件百分之九十是自己寫的，后來外稿逐漸增加，變成自己的稿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外稿占百分之五十五，甚至有許多好的文章先送到我們這里來，如果我們不登，再轉投其他有稿費的刊物去發表。在民國三十五年回國的時候，許多朋友說：“胡先生，我們再來辦個《獨立評論》”，但是那時排字工人的工資比稿費還要高，我拿不出這些費用，非政府幫忙不可，而且人人都要稿費，我也拿不起，若是我辦雜志而要求人的話，我就不辦了。這并不是責備任何人，而是事實。這就表示在自由企業不發達的國家，又在這種局面之下，當然有許多方面不容易有完全獨立或完全自由的言論。不過無論如何，自由的風氣總應該養成。就是政府應該尊重輿論，我說這話是一個事實，大家應該諒解。我覺得，不要以為自己黨來辦報，政府來辦報，就可以得到輿論的支持，沒有這回事的。這種地方，應該開放，越開放越可以養成新聞獨立，越可以養成言論自由，而政府也就可以得到輿論的支援。至于支配紙張材料的機關，應該由有關的團體參加，政府不要以配給政策影響言論的自由。

有人說只有胡適之有言論自由，這話不是這樣說的。從前我們辦《努力周報》，正在北洋軍閥時代；辦《每周評論》是民國八年，也是軍閥時代；辦《新月雜志》是國民革命后的頭兩年，后來辦《獨立評論》，完全是國民黨當政時候，是在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后的幾個月，我們受了“九一八”的刺激才辦的，一直辦了五年，到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最后的一期，二十八日北平就丟了。在這個時期，人家就曾說過胡適之才有言論自由，其實不然。我承辦的頭一個報就是被北平警察廳關閉的。

第二個在曹錕賄選時代，當時的局面使我們不能說話，所以就自己將它取消了。后來的《新月雜志》也曾有一次被政府沒收，《獨立評論》也曾被停止郵寄，經過我打電報抗議以后才恢復的。當宋哲元在北方的時候，那時是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我新從國外歸來，一到上海就看見報紙上說“北平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把《獨立評論》封了”。這是因為我十二月一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給我一個下馬威。那時我也抗議，結果三個月后又恢復出版，所以我并沒有完全失掉言論自由。為什么那時我們的報還有一點言論自由呢？因為我們天天在那里鬧的。假使說胡適之在二十年當中比較有言論自由，并沒有秘訣，還是我自己去爭取得來的。

爭取言論自由我們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政府的諒解，得到各地方政府的諒解。政府當然不愿意你批評，但要得到政府諒解，必須平時不發不負責的言論。比方中日問題，我們的確對于政府有一百分的諒解，在報上不說煽動的話，即使有意見或有建議，只見之于私人的通信，而不公開發表。在那時，我們曾提出一個平實的態度，就是公正而實際，說老實話，說公平話，不發不負責的高論，是善意的。久而久之，可以使政府養成容忍批評的態度。

人家說，自由中國言論自由不多，不過我看到幾個雜志是比較有言論自由的，譬如杜衡之先生辦的《明天》雜志，臧啟芳先生辦的《反攻》雜志，我覺得他們常有嚴厲的批評，《反攻》上文章對于讀經，有贊成的，有反對的，這個也是言論自由。我還看見幾個與黨有關系的雜志，對于讀經問題，批評的也很嚴厲。《明天》雜志對于政治的批評也頗有自由，這都是好的現象。只要大家能平實，以善意的態度來批評，是可以爭取言論自由的。況且我想政府也需要大家的幫助，只要大家都說公平的話，負責任的話。今天我因為沒有準備，講的很草率，請大家原諒。

（本文為1952年12月1日胡適在臺北市編輯人協會歡迎會上的演講，收入1986年3月25日臺北遠流出版公司出版的《胡適作品集》第26冊）

文章來源：《胡適文集·第12冊》卷五 北京大學出版社

綜合 2022-01-09 18:5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