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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雍正的改革-1

作者：雪珥

43歲的怡親王允祥、57歲的大學士張廷玉、60歲的大學士蔣廷錫，大概沒有想到，當他們三人走進隆宗門邊那幾所極為簡陋的小板屋時，將開啟中華帝國中樞機構大變革的帷幕。這是1729年，雍正七年的夏季。

中華帝國的龐大兵團，正向西北方的戈壁瀚海推進，討伐準噶爾部。作為最高領導核心的雍正皇帝，需要時時與他的重要大臣們商議，但內閣設在太和門的文華殿前，離雍正居住的養心殿有相當距離，很不方便。何況，密集的軍報要走公文途徑層層轉遞，不僅效率低，保密性也差。

因此，雍正下令，在隆宗門外設立一個專門的辦公室，供允祥、張廷玉、蔣廷錫密辦軍事之用，組成了一個非正式的“中央軍事領導小組”。

這個“中央軍事領導小組”，就叫“軍機處”，一個在今后的中國歷史中權力最大的機構。

從“三無機構”到“權力核心”

盡管在1732年軍機處成為正式機構，并且從未中斷（除了乾隆元年中斷1年），但軍機處自始至終都是“三無”機構——無編制、無定員、無預算，所有的干部都是兼職，從法理上看是一個長期存在的臨時咨詢機構。無獨有偶的是，1861年在英法聯軍炮口下成立的“總理各國實務衙門”（總理衙門），也是一個自始自終都是“三無”的機構，所有干部也都是兼職。

在中華帝國的行政序列中，軍機處和總理衙門中的實質，相當于跨部門的臨時委員會，這種委員會即便在如今的歐美等國也并不罕見，但能夠如此長時期的存在，卻獨此一家。

尤其具有大清特色的是，作為“三無”機構的軍機處，長期扮演實質上的最高行政當局角色，同樣的總理衙門，也長期扮演著外交部和發改委的角色。

在一個講求“名不正則言不順”的國度，這種顯然是“違憲”——如果將名正言順當做立國之“憲”的話——的“潛規則”行為，體現的或許正是大清特色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模式：

一、在正規的行政機器難以有效施政的情況下，只能依靠這類臨時機構，提高行政效率、至少提高最高當局的行政效率；

二、這種“三無”臨時機構的設立和撤銷，繞開了復雜的流程，不涉及對整個行政架構的高難度調整，便于進退；

三、這種“三無”臨時機構不會過度增加行政成本；

四、這種“三無”臨時機構便于最高領導人繞開固有的行政流程、實現其在人事組織上的各種意圖。在需要的時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現有官僚體系的沖擊，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施加對現有官僚體系的打擊，攻防兼備，矛、盾并舉，相當趁手。

這種做法，在后世也頗有效仿者，比如蔣中正的侍從室及后來的中央文革小組之類。

開端于雍正皇帝的“軍機處”，名義上只是個處理軍務的機構，西方人也曾將此翻譯為“Office of Military Secrets”（軍事機密辦公室）。但如此趁手的工具，當然不能僅僅用于戰時。

西北戰事結束后，雍正皇帝不僅沒有撤銷這個臨時機構，反而進一步壯大，并迅速成為大清國的行政核心。西方人對大清國的觀察是與時俱進的，不再是直譯，而是譯為“The Grand Council”（大議會），法、意、德等西方語言中均是如此。軍機處的定位，迅速成為“威命所寄”的權力核心。

“威命所寄”與皇權強化

軍機處的管轄范圍，從政治到軍事、從政府到宮廷，無所不包。“軍機處名不師古，而絲綸出納，職居密勿。初只秉廟謨商戎略而已，厥后軍國大計，罔不總攬。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內閣而于軍機處，蓋隱然執政之府矣。”（《清史稿》）這段描寫的確十分準確：一、軍機處“名不師古”，的確是個獨創，名為軍機，實際上“罔不總攬”；二、“隱然執政之府”，是說其雖有執政之實，卻無執政之名，它本身作為一個非常設的“三無”機構，完全依附于皇帝。這恰恰是軍機處的生命力所在。

自從有了軍機處，皇帝的權威得到了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強化。清代獨有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在幾任皇帝的持續努力下，在軍機處的襄助下，終于在雍正朝名存實亡，被剝奪了實際的任何權力，連橡皮圖章也不是，終于在1791年正式廢除。

中國傳統中對皇權最具制衡效果的相權，也在軍機處的設立后受到史無前例的壓制，內閣徹底演變為一個日常行政部門，而喪失了決策權——盡管它的重要成員往往是軍機處成員，但他們參與決策的身份僅僅是軍機大臣、皇帝的私人顧問。

臺灣著名學者傅宗懋認為：“世宗(雍正)的集權很是巧妙的，并不是像以前的枝枝節節，他只設了一個軍機處，于是就把以前內閣和八旗的權力，整個拿來。”（《清代軍機處組織及職掌之研究》）

歷史上困擾皇權的其他因素，比如外戚、宦官等問題，終清一朝，都受到嚴格的控制。實際上，自從建立了軍機處，清帝國對于無序的權力斗爭的唯一風險，就在于如何控制軍機處本身。

解決的辦法依然是對權力進行分解，防止出現無限的權力。內閣雖然蛻變為純粹的行政機構，但依然與軍機處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格局：軍機處有實無名，內閣有名無實，一個動口而不動手，另一個動手而不動口，口與手的分離，有效地避免形成新的權力壟斷。

此外，與軍機處相互制衡的，還有“御前大臣”。御前大臣掌管了相當的財力、物力乃至軍力，可算是真正的“內廷”，而軍機處則相當于連接內廷與外廷的“中廷”。根據清制，“軍機大臣及御前大臣彼此不令相兼，所以杜專擅而防雍蔽”（慶桂《國朝宮史續編》）。這種大清特色的分權機制，確保了軍機處的權力不至于過度膨脹。

對軍機處本身的鉗制手段，還有其“三無”特性：軍機大臣、軍機章京都是兼差，無論人事關系還是工資獎金，都不在軍機處，各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和單位，相互之間也并無明確固定的上下級關系，所有人、包括章京的任免都由皇帝一人裁決，這導致其內部結黨的難度大大增加。

軍機處唯一的一次尾大不掉，是在和珅担任“領班”時期。之前，所有的奏折按規定都是直送皇帝拆閱，而后皇帝根據需要，將奏折發交軍機處處理。接收和發放奏折的，是“奏事處”，這個部門并不隸屬于軍機處，而歸御前大臣管轄。這也是雍正皇帝在頂層設計時考慮到的權力制衡，防止參與決策的軍機處掌控信息通道。

但和珅掌權后，身兼軍機大臣和御前大臣，打破了制衡的框架，要求“凡有奏折令具副本關會軍機處”。如此以來，在制度設計上，就令軍機處的地位大大提高，不僅參與決策，還實際掌控了信息渠道，皇帝被操縱的風險大大增加。

嘉慶皇帝在翦除和珅后，立即廢除此條。此外，嘉慶皇帝還多次刻意地挫壓朝臣中尊崇軍機處的風氣，并否決了一位官員提出的在奏折內將軍機處抬寫以示尊重的建議。

注重保密與提高效率

雍正皇帝建立了軍機處后，大大擴大了有權上奏的官員的范圍，奏折于是迅速成為機密文書的標準方式。非機密的日常政務，則依然通過“題本”和“奏本”上行，直到1784年明令廢止奏本，上行文件就剩下奏折與題本兩種。

奏折必須直送皇帝親拆，即便軍機大臣也不可先行拆閱，皇帝對奏折批示后，再發給軍機處進行處置。皇帝的批示用朱筆，因此稱為“朱批”。一旦奏折被朱批，軍機處就必須抄錄一份存檔。皇帝的批示，再以廷寄的方式送達官員，同樣也是保密文件。

朱批奏折，起初都留在相應的官員手上，但雍正一登基時就要求全部回繳: “所有皇考（即康熙）朱批諭旨，俱著敬謹封固進呈。若抄寫、存留、隱匿、焚棄，日后發覺，斷不寬恕，定行從重治罪。”不僅康熙的朱批奏折要收回，之后的所有朱批奏折都必須在當年繳還軍機處，上奏人不得抄錄或留存。

這樣的目的，既是為了保密，也是為了防止大臣們留作某種證據，今后給皇帝帶來被動或難堪。收回的朱批，都按規定保存在軍機處檔案中。嚴格的文件管理制度，是軍機處檔案至今仍保管完整的主要原因之一。

奏折-朱批的文件上下行制度，令機密性大大加強，實際上解除了官員們在與皇帝單線溝通時的顧慮，成為一種相當有效的權力制衡、相互監督的手段。為了防止被人告發，官員們只能謹慎從事，不敢過于妄為，清代的腐敗始終不及明代嚴峻，這個制度應該是發揮了相當的威懾作用的。而更為海量的日常政務信息，依然通過明發-題本的常規渠道上下行，由內閣負責篩選和處置。軍機處和內閣，分別成為處理機密、普通政務信息的CPU，這樣的雙核CPU設置，提升了清帝國的行政處置能力。

在國家機器的運作效率方面，清代的軍機處或許創下了中國歷史之最，成為中國五千年來最為精簡、扁平的政府機構：只有軍機大臣、軍機章京兩層，有官無吏，“其制無公署，大小無專官”，甚至連辦公場所都不稱衙署，只叫“值廬”或“公所”。

領班軍機大臣，常被人看作是大清宰相。根據軍機處最初的工作流程，與皇帝商議政務、承旨起草諭旨等，一般都是領班軍機大臣單獨覲見，少數情況下才大家一起開會；從軍機處轉發出去的諭旨，也以“領班”個人署名，這的確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輔，權大責也大。

有意思的是，軍機章京最初就規定一概不用高干子弟。應該說，軍機處對“官二代”的拒絕，一方面有利于防止既得利益集團在最高權力中樞結黨，另一方面也給普通家庭子弟參與國家大政提供了更多機會，這對政權的延年益壽是大有好處的。

軍機章京雖然品階并不高，但權力的大小很多時候與本身的職位并不一定相關，而與距離最高權力的遠近成正比。軍機章京有相當多的特殊待遇，即便只是七品的內閣中書，入選軍機章京后就可以掛朝珠（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待遇）、穿貂褂（四品以上待遇）、戴全紅雨帽（三品以上待遇），地位尊崇。作為天子腳下的“大秘”，參與機密，服務中樞，實際權力并不小。

扁平化的機構、精干的隊伍、簡捷的工作流程，這些都大大提高了軍機處的工作效率。

看雍正的改革-2

作者：宋石男

清代理學名臣李紱曾稱：“雍正改元，政治一新”。剝去這話褒揚阿諛的成分，也有其真實的一面。雍正是清代諸帝中將中央集權提高到空前程度的第一人，他即位之后的各項新政，無不蘊含集權題義：改革政制以增加集權、打擊皇二代同時瓦解朋黨、誅殺權臣以回收權力、整頓吏治高唱反腐、興文字獄以統一思想。

即位之初，雍正在養心殿西暖閣書寫了一副對聯：“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盡管下聯有躬自反省的意味，但顯然上聯中的“一人治天下”，才是雍正的真正意旨所在。要以一人治天下，先得樹立絕對權威，要樹立絕對權威，政制設計與政治斗爭就不可能避免。

雍正元年(1723年)，六科給事中劃歸都察院管轄，實際上取消了前者的“封駁”(輔助皇帝處理奏章)之權。與此同時，雍正向各地陸續派出巡察御史，以處理地方政事，監察地方官員。削弱科道官的諫議權，加強都察院對地方官員的監察權，這都有利于強化皇權。此外，雍正還向地方派遣“觀風整俗使”，這是他個人的發明創造。觀風整俗使主要職能是“查問風俗，稽查奸偽”，實質則是思想文化警察，有助于皇權意識形態一元化。

密奏制度的推行，是雍正集權于己的又一大創舉。早先，地方官員向皇帝報告，公事用題本，私事用奏本，都需要經過通政司進呈，因此是公開的，而非只由皇帝拆閱的私密奏折。到雍正時代，先是地方督撫獲得直接密奏皇帝的權力，跟著提督、總兵、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等也獲此資格，發展到后來，一些微末之員如道、府官等，也被特許密折奏事。通過閱覽密奏并朱批回復，雍正直接處理大小政務，乾綱自此專斷。密折奏事制度鼓勵告密，于是又成為雍正控制官員的一種強有力手段。

到雍正七年(1730年)設立軍機處，事實上取代名存實亡的內閣，雍正遂獲得了兩千年皇權歷史上最為集中和獨斷的權力。

雍正對制度的諸端設計，無非是欲圖權力運用更為得心應手。但要真正獨攬大權，他還必須應對強硬的挑戰對手———曾與之激烈爭奪嫡位的“皇二代權貴集團”。

即位之初，考慮到穩定因素，加以此時個人絕對權威尚未樹立，雍正對自己最大的政敵、八王允禩沒有下手打擊，反而崇爵優待。但對其他皇二代他就沒那么客氣了，囚系同母兄弟十四王允禵于遵化，發遣九王允禟于西北，拘禁十皇子允礻我于京城。雍正的做法招來不少非議。比如翰林院檢討孫嘉淦就公開上書，要求皇帝莫殺“親骨肉”，雍正沒有冒火，反而提升孫嘉淦為國子監司業，以表姿態。但轉過背，他私下對另外的攻擊者卻大動雷霆，說你們再嘮叨，我就要發飆了，要“啟朕殺人之端”。

到即位的第二年，雍正外有軍事強人年羹堯、內有超拔大臣隆科多的鼎力支持，政治資本漸漸厚實，開始“大刀向皇二代頭上砍去”。雍正二年七月，雍正頒布《御制朋黨論》，聲稱朋黨各侚其好惡以為是非，結黨譏訕朝政，是為不忠，干擾君主視聽，妨礙政策執行。朋黨之間互相攻訐，則干預了君主用人權柄，導致太阿倒持。這篇文章可視作“雍正語錄”的發端，他以此警告大臣勿再抱團結黨，進而向允禩集團發起猛攻。經過系列政治清算，雍正四年八月，允禟在保定“服冥誅”，九月，允禩也死于禁所，這個經營20多年的皇二代政治集團，終于徹底垮臺了。

雍正對權臣的先扶后滅，糅雜在打擊皇二代集團的過程之中。他對權臣年羹堯、隆科多的栽培，最初是為鞏固自己的政治根基，壓迫皇二代集團，隨著后者的式微，權臣的名位漸高，羽翼漸豐(比如年羹堯進京，直隸總督都要跪迎；年羹堯、隆科多都提拔了不少官員，且不經奉請，任意銓選，以致人稱作“年選”與“佟選”———隆科多系滿洲鑲黃旗佟佳氏)，雍正又感到了威脅。于是，在雍正三年，雍正打擊年黨，列年羹堯大罪92條，賜其自殺；四年，又指使諸王大臣議隆科多41大罪，永久圈禁。兩年后，隆科多死于禁所。

早先，雍正對年羹堯與隆科多的寵愛可謂極致。他給年羹堯說：“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爾此等用心愛我處，朕皆體到。……總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曉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蒼，如是應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無因而來者也，朕實慶幸之至。”就算夫妻之間，似乎也少有如此肉麻的對白。雍正也曾大贊隆科多是“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推崇備至。但年羹堯與隆科多這兩位權臣，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伴君如虎，信然！在年、隆之后，終雍正一朝，再無權臣出現。

對付權臣之外，雍正還必須整肅所有官員群體。反腐是個突破口。即位僅一月，他就指示戶部全面清查錢糧。稍后，更在中央設立會考府，對各部院的錢糧奏銷進行全面查考。會考府成立不到三年，駁回改正部院錢糧奏銷96件，戶部庫銀也被查出虧空250萬兩，由涉事各級官員賠償150萬兩，剩余則由戶部逐年彌補。

雍正反腐力度很大，從上到下，不論高級官員還是貴族精英，都不得寬貸。有郡王因賠償虧空而在大街上甩賣自己的家用器皿，還有郡王被查抄家產。地方官員因虧空被罷免、被抄家的更是不計其數。以致社會上流行雍正好抄家的說法，《永憲錄》記，人們打牌，把和牌都稱作“抄家胡”。

雍正整頓吏治，有為民生的考慮，也有加強皇權的考慮。反腐是一種權力，它可以重新劃分官僚版圖，清算政治異己，還可震懾多數官員，令其不得不俯首帖耳，惟帝王之命是從。

雍正集權的最后一個手段，則是借文字獄以統一思想。

年羹堯案牽出汪景祺、錢名世兩樁文字獄案。汪景祺是個頹廢草根文人，有點像現在的網絡水軍，大寫肉麻詩贊美年羹堯，結果獲罪。翰林院編修錢名世則是體制內的公知大V，也因為與年羹堯過從甚密而獲罪。雍正砍了汪景祺的腦袋懸在市內，卻饒了錢名世一命，只是號召400多名京官寫詩罵錢名世，開展大批判運動。

隆科多案牽出禮部侍郎查嗣庭文字獄案，是要在高級官員中統一思想，教訓他們必須站好隊、跟對人。瓦解科甲黨人又牽出監察御史謝濟世文字獄案，則是要在文教與組織系統內整風。工部主事陸生柟《通鑒論》文字獄案，雍正更親自上陣，寫了4萬多字的上諭，對前者的觀點一一批駁。這種手法，雍正在日后的生員曾靜、張熙文字獄案中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他親制的《大義覺迷錄》，頒行全國學宮，要天下士人都學習“雍正精神”，不得游離于主流意識形態之外。

盡管極權在握，雍正的13年統治生涯，卻未必是快樂的。他與兄弟斗、與權臣斗、與整個官僚系統斗、與天下士人斗，似乎無往而不利，所向披靡，到最后卻郁郁寡歡、寄情密宗，晚年只有在丹藥中尋找慰藉，并極可能因此而殞命。“王者是一條孤獨的不歸路”，誰說不是這樣呢？

綜合 2022-01-09 18:5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