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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１９２８：文武北洋》是一本讓人拿起來就放不下的著作。

　　這本書寫了“北洋”時期的九位名人，五“武”（袁世凱、黎元洪、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四“文”（楊度、章士釗、李大釗、陳獨秀）。“文武北洋”的書名由此得來。

　　正如作者所感喟的：“在政治運動陰影里生活過太長時間的人們早已習慣了對所有歷史事件的固定講述，誰還有心思與機會去自己翻閱或求證一下事實的真相？”（第２６２頁）這是國人的不幸，長期的偏執教育使得歷史真相被無情地嚴實地遮蔽，公眾對歷史的認知完全附著于主流話語的誘導。“北洋”并非遙不可及的時代，這本書所描述的某些人士，離去的時間甚至只有三十余年，可是，不獨如今的青年人，即便是中老年人，絕大多數也已對那段歷史以及演繹那段歷史的重要人物感到遙遠、隔膜、恍惚，腦海中的印象僅僅是各類教科書中的政治定論，空洞，干癟，峻言厲色。提起“北洋”，除了由簡單、粗暴的教科書結論所形成的空蕩蕩的惡感，誰還會有活生生的具體感悟呢？

　　《文武北洋》用自己的觀察與思考讓大眾經受了一次劇烈的沖擊，與“定論”迥異，北洋歷史的諸多景觀全翻了一個個兒，其全貌也由此凸現出前所未有的別樣狀態。讀完這本書，我愣是半天沒醒過神兒來……

　　作者努力于“尋找與發現”，通過尋訪北洋時代一些巨子的遺跡（如故居、主要政治活動場所、墓地等），“以他們的遺跡為平臺”，傾吐他對近代史的獨特思考與體悟。

　　作者的“發現”令人耳目一新。這里既有性質比較平常的“發現”，如：袁世凱的老家是項城，他為什么不愿安葬在原籍，臨終遺囑非要選擇安陽？袁世凱、張作霖的墓園為什么叫“袁林”、“元帥林”，而不是“袁陵”、“元帥陵”？“四任內閣總理、一任國家元首”的段祺瑞居然是“無房戶”？蔣介石為什么對晚年段祺瑞優待有加？吳佩孚突然去世之后，國民政府為什么追贈他一級上將，蔣介石的唁電為什么贊其“大義炳耀”、“流芳萬古”？革命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曲調居然是模仿張作霖的奉軍的《大帥練兵歌》；章士釗預言：“黨人不學，妄言革命，將來禍發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償”；章士釗與李大釗是密友，因為章士釗的推薦，年輕的李大釗才得以接任章氏的北大圖書館館長職務；“總理無奈書生何”，“北洋時代，智識階級整體地位真是不得了！”國民黨審判陳獨秀，陳在自我辯護時不僅闡明反對國民黨并非等同于反對國家，因而要求法庭宣告自己無罪，而且還要求賠償自己在押期間經濟上、健康上的損失……更多的則是具有翻案性質的還歷史本來面目的良史筆法：“漫長的不辱使命的駐外經歷才是他（指袁世凱）走入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的視野的根本原因”；袁世凱并未完全同意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條”，在忍辱簽定“議決各條”以后，他命人撰寫《中日交涉失敗史》；段祺瑞任“臨時總執政”以后，“立即主持草擬新憲法，召集各路諸侯參與善后會議”，恢復國會，整頓政治，遣散軍隊，改革稅制，增加教育經費，查禁鴉片；段祺瑞向日本人借款，打的主意卻是“咱們對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時，這些借款誰打算還他呀，只要咱們國家強起來，到時候一瞪眼全拉倒……”；“三一八”事件背后有蘇聯人的陰謀；“反動軍閥”吳佩孚竟然是一個民族氣節極重的硬漢子，一生堅守“四不主義”——不做督軍，不住租界，不結交外國人，不舉外債；蘇聯人在幫助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之前，最先看好的代理人居然是吳佩孚，李大釗奉命與吳佩孚聯絡以洽談合作；張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財產用于興辦教育；當著日本人的面，張作霖笑罵：“對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嗎？”孫中山與張作霖關系良好；病危之際的孫中山滿懷憂慮地告訴張學良：“你們東北地處紅白兩個帝國之間”；整個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中共的絕大部分活動經費都是共產國際的特使們秘密帶來的；大革命失敗，中共領袖陳獨秀一點錯都沒有，“恰恰是因為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執行了‘遠方’的‘英明領導’，才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類似這樣的精彩“發現”，不勝枚舉。

　　我們揀幾個重大問題來看。

　　其一，袁世凱是否“竊國大盜”？

　　武昌首義之后，不獨清政府、外國勢力看中了袁世凱的能耐，就連湖北軍政府也瞄上了袁世凱，認為他是推翻清廷的第一人選，黎元洪親自致信袁世凱：“公果能歸來乎？與吾徒共扶大義，將見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然不難從容獵取也。”其他革命黨人也紛紛致電，促袁“回旗北上，犁掃虜廷”，并許以歸心：“漢族之華盛頓唯閣下是望。”很明顯，時人深知袁氏的能量，并充分認識到推翻清廷絕非指顧間事，非袁氏出來大顯身手，“革命”成功必然大費周章。

　　袁世凱出山以后，果然一切順遂。革命黨人也信守承諾，在選舉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時，代表十七個省的十七位議員無一例外地投了袁世凱的票。袁氏以全票當選，其受信任的程度甚至超過了孫中山——此前選舉臨時大總統時，孫中山才得了十六票！怪不得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時向袁氏如此祝賀：“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唯華盛頓一人，公為再現。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第一華盛頓！”

　　后來，孫中山、黃興應袁氏之邀，分別到北京與袁氏共商國是。多次晤談以后，孫中山感慨不已：“今日之中國，唯有交項城治理。”黃興也認為袁氏“實為今日第一人物”。孫、黃可不是輕易許人的，既然他們如此論斷，我們有什么理由懷疑袁世凱獲得權力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呢？

　　其二，黎元洪是個怎樣的人？

　　按照現行歷史教科書的描述和權威工具書《辭海》的記載，黎元洪是一個小丑式的人物，因緣時會，他莫名其妙就成了辛亥革命領導人，繼而一再僥幸，由鄂軍大都督而副總統、而總統，然后又因“府院之爭”而不敵段祺瑞，灰溜溜地下臺。我們所能獲得的信息大致就是這些。

　　果真如此簡單？黎元洪只是一個概念化的符碼么？

　　出身軍人家庭的黎元洪，十九歲時投考北洋水師學堂；甲午海戰，三十歲的黎元洪不僅參加了，而且在“廣甲”號軍艦被日艦擊沉之際死里逃生，僥幸生還；隨后投奔兩江總督張之洞，進入張氏創辦的“延才館”，其治軍才干得到張之洞的賞識，三次受命赴日本考察軍事，眼界大開；十年奮斗，躍升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旅長）；“彰德秋操”與太湖對抗賽，他統率的“南軍”兩度戰勝袁世凱的愛將段祺瑞統率的“北軍”；追求自我完善的黎元洪不屑于趨炎附勢、投機鉆營，自張之洞離開湖北，他就一直耗在“協統”職位上，卻能一次性拿出半年的薪水救濟漢口災民；對上級不卑不亢，對部下卻關愛有加；《辭海》指斥他“在新軍中多次破壞湖北革命黨人的活動”，而實際情況是他多次寬容參與革命黨活動的護兵、學兵……在湖北軍政界，他在政治上的開明與對下屬的寬厚是有口皆碑的，因此，武昌起義爆發后，革命黨人才首先想到讓他來主持大局。

　　不錯，黎元洪不是主動參加革命的。武昌首義后，他還親手殺死過前來報信的起義士兵（這是他在革命中的最大罪過）。在被強行推舉為都督以后，他還是惶恐不已：“休要害我！休要害我！”但是，這個一向謙和的人一旦下定決心，便義無返顧了，且看他的宣誓：“眾意難辭，自應受命；成敗利鈍，死生以之；決心革命，毋庸有貳！”

　　被袁世凱逼迫，他不得不赴北京就任副總統以后，千方百計拒絕袁世凱的拉拢，屢次要求辭去副總統、參政院院長、參謀總長職務；入住東廠胡同以后，更是拒領副總統月薪、公費，并請求裁撤“副總統辦公處”；袁世凱“稱帝”以后，第一道詔書就是冊封他為“武義親王”，而他卻便裝面對前來祝賀的權貴，口稱袁氏為“大總統”，并拒絕受封：“大總統雖明令發表，但鄙人決不敢領受！……斷不敢冒領崇封，生無以對國民，死無以對先烈！各位致賀，實愧不敢當！”袁世凱命人來給他裁制“親王”朝服，他以一句“我非親王，何須制服”打發了事；聞知蔡鍔舉義旗，他擊節贊嘆：“松坡不愧英雄本色！”——為了維護民國政體，他執拗地捍衛著正義的尊嚴與個人的氣節。

　　袁世凱死后，他接任大總統。這位愛吃西餐、愛穿西服、愛騎洋馬、愛打網球的歐美思想與生活方式的崇尚者，向往西方民主制度，大力恢復了議會與被取締的政黨；響應孫中山的號召，擬按美國模式在中國實行地方分治，并延請李大釗參與起草有關法案；倡導并力行“好人政府”；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大力壓縮總統府預算……

　　北洋時代，沒有誰比黎元洪當政時表現得更為開明與從容。

　　被迫離開政壇后，他在天津做寓公，投身商海，經營房地產、金融、礦業等，先后投資的實業達七十多個，而且大獲成功。獲利之后，他仗義疏財，頗多善舉，尤其熱中投資教育。

　　他的臨終遺言尤有意味：“……革命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勞永逸，俾國民得以早休養生息，恢復元氣；……毋率爾破壞社會組織及家庭制度，幸免各趨極端；……以法律保障人民權利，以法治范圍全國……”

　　作為政治家，生當那個武人專制的時代，貌似武人而實為文人的黎元洪是玩不轉的，所以，他屢屢被軍事實力派逼迫得倉皇逃竄。但是，作為一個國家元首，他確實有諸多難得的稟賦與見識。當他接任袁世凱的大總統職位時，他在北洋水師學堂讀書時的老校長嚴復曾對他有過一句考評：“黎黃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真是知人之言！

　　其三，李大釗在黨內的地位為什么與他的威望極不相稱？（第３４３～３５５頁）

　　在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比較完整、準確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是李大釗，他發表在《新青年》上的那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享譽一時。他還協助《晨報》開設過“馬克思研究”專欄。李大釗對“十月革命”十分向往，熱情謳歌。所以，１９２０年４月，當蘇聯代表維經斯基（化名“吳廷康”）以記者身份到達北京時，北大的一位俄籍教授介紹李大釗出面接待。李大釗隨后又介紹維氏去上海會晤陳獨秀。后來，他還親自帶隊去過蘇聯，參加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李大釗被公認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

　　中共“一大”，“南陳北李”都沒有與會，但陳獨秀缺席當選中央局書記，而李大釗沒有任何職位。“二大”時，陳獨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而李大釗只是一名候補委員、北方區負責人之一。“三大”是李大釗參加的唯一一次黨代會，他終于成為九名中執委之一。“四大”時，李大釗仍未參加。“五大”召開的第二天，李大釗在北京就義。

　　李大釗不僅極少參加黨代會，而且在黨內的地位很低，比他的學生張國燾、高君宇、鄧中夏等人都低。為什么？

　　李大釗“溫良長厚，處己以約，接物以誠”（劉半農所撰碑文語），素以好脾氣著稱，因而頗能團結人。以他的信仰、性格、學問、身份、地位，為什么就不被信任呢？

　　他曾多次奉“遠方”之命進行重大籌劃：蘇聯人想“親吳（佩孚）疏孫（中山）”以反段（祺瑞），他就去聯絡吳佩孚；等到吳佩孚彈壓了“二七大罷工”，蘇聯人轉而“聯孫倒吳”時，他又忍辱負重地忠實地去推行“國共合作”，一方面勸說黨內同志（包括陳獨秀）遵從“遠方”的指示，一方面親往上海與孫中山結盟，成為第一個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隨后還在國民黨內担任了顯赫的職務。

　　可是，“遠方”總是押錯寶：“二七大罷工”的失敗宣告了“聯吳”的失敗；１９２７年的“四一二”、“七一五”事變則昭示了“聯孫（包括隨后的蔣、汪）”蜜月的結束。在“遠方”的“英明領導”下，力行的李大釗勞而無功。

　　中共前六次黨代會以及遵義會議以前的所有重要會議，都是在“遠方”的代表的一手操縱下舉行的，——沒辦法，拿了人家的手軟，吃了人家的嘴短，那時中共的絕大部分活動經費都是“遠方”提供的（陳獨秀在中共“三大”的政治報告中說：“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既然“遠方”始終不滿意李大釗，他當然無法在黨代會上獲得地位。加之他是社會名流，與上層社會關系復雜，更使蘇聯人懷有戒心。“南陳北李”這兩位中共的元老、領袖最終都成了替罪羊，被“遠方”拋棄。

　　“遠方”為了自己在遠東的利益，挖空心思地利用中國人為其驅馳，斯大林宣稱“要利用他們（指蔣介石等），就像擠檸檬汁那樣，擠干以后再扔掉”，卻不料反被蔣介石所用，把他給“擠干”、“扔掉”了。馮玉祥、汪精衛也像蔣介石一樣，分別玩了斯大林一把。只有那些底氣足、本錢雄厚的“軍閥”如吳佩孚、張作霖輩，才壓根兒不吃他那一套。“英明領導”到底如何，不待贅言。

　　對于北洋時代，我們想說的太多了，而我們所知的仍嫌太少。正如有的學者所感喟的：“往往，我們的歷史是我們的新聞。”（《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前言》第３頁，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史學家固然身負澄清史實的學術責任與明辨是非的道義責任，而作為一般人，我們也有責任與義務去追求澄清史實與明辨是非的歷史情懷。畢竟，使用“有組織忘卻”（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ｆｏｒｇｅｔｔｉｎｇ）的方法，運用國家機器，系統地阻斷、扼殺、摧毀人們的歷史記憶的時代已經漸行漸遠。

　　（《１９１２～１９２８：文武北洋》，李潔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版， ２９．００元）  

趙明節 2010-07-18 06:0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