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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先生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不像我們，是世界讀書日前后，而人民文學出版社選擇的時機正是沖著世界讀書日這個熱點去的。莎士比亞出生和去世的日子都很有意思，都是在4月23號，所以有一種說法，世界讀書日是為了紀念包括

每到世界讀書日前后，各大網絡平臺和電商平臺都會趕上這一波“文化”熱潮，推崇各種好書和各種書籍作者。人民文學出版社網絡官方平臺在2019年4月22日刊載了一篇選自木心先生的著作的文章，這篇文章來自木心的《文學回憶錄》，里面正好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木心先生這一章要講的是中國的戲曲，所以自然而然地要講到明代歷史上最偉大的戲曲家湯顯祖。

木心先生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不像我們，是世界讀書日前后，而人民文學出版社選擇的時機正是沖著世界讀書日這個熱點去的。莎士比亞出生和去世的日子都很有意思，都是在4月23號，所以有一種說法，世界讀書日是為了紀念包括莎士比亞在內的諸多文學家設立的。

我們都知道莎士比亞是戲劇大家，而中國的戲劇大家，最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湯顯祖了。所以，木心先生自很自然的談到了這一個問題：

為什么中國戲劇沒有出世界性的大作品？

木心先生用一句話總結了原因——沒有才華，接著又從社會、背景等各個方面論證湯顯祖和莎士比亞在作品上的差異，即他們文學作品整體視野上的廣闊性和局限性。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對于莎士比亞作品中人性的思考，對他筆下角色人物人性的考量和整體作品的大視野的看法。

這一套確實很有說服力，湯顯祖在這樣的對比之下確實相形見絀，但是這樣的說法或者看法仍然沒有解決一個根本和實質的問題，那就是湯顯祖為什么沒有木心先生所說的大視野？僅僅在人倫上打圈圈？

最簡單的邏輯，當然是把這樣的責任推到儒家身上，認為儒家將求倫理，整個社會士大夫心里面想的自然都是儒家那一套，無法有更深層次的思考和體察。

我認為這一點不難被想到，但是儒家里面關于人倫的思索難道不是對人性的考察、對于人性的體悟么？如果是中國士大夫的人倫性的思維模式讓當時的知識分子無法跳脫出當時現實世俗的社會，那么我們或許又要產生另外的問題了，那就是莎士比亞為什么有？莎士比亞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視野？儒家那些方面的思維特質時造成這樣惡果的原因？

顯然，木心先生在這些問題上或許是拘于篇幅，或許是考慮到文字將要出版所要面向的對象，沒有很詳細的說到這些問題。

除了要在傳統儒家身上找原因之外，或許往外看看英國以及整個西方在現代化世界的位置，從整個社會現代化的語境上或許可以找到更多答案。

也就是說，我認為湯顯祖要想和莎士比亞做一個對比，僅僅向內是不夠的，還需要向外看看，他看看莎士比亞到底“牛”在哪里。但是我們這篇文章還是向內找原因。向外探求我們將放在另外一篇文章探討。

但不得不說的是，木心在對待湯顯祖和莎士比亞這兩個人的態度上，是“偏心”的，甚至是“嚴格”的，木心先生更偏向于贊賞莎士比亞而非湯顯祖，但是湯顯祖生活的時代和整個社會背景又像一個巨大的牢籠捆住了湯顯祖，如果揪住這一點不放的話，整個中國傳統文學和傳統藝術，似乎都沒有木心所言的“世界性”了。這樣一種后攝視角下的評斷，是對湯顯祖的不公正。

所以，他們生活所處的時代局限性是客觀存在的，而且無法避免，就木心先生來說，他在評價莎士比亞和湯顯祖這兩位文學家的所謂的“優劣”長短之時，就顯示出了他所處時代的“時代局限性”。

從湯顯祖一生履歷來看，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國傳統士大夫，所接受的教育也是最傳統、最普通的儒家教育，而他的人生經歷和其他中國所有大部分文學士大夫所經歷的困境、挫折、選擇簡直是一種模式化的套路：

他們都接受著現實和理想的兩種困境，一方面理想中儒家教育下的社會理想是他們信中所信奉的至高信條，但是現實往往有著另外一套運行的法則，即在傳統社會中留存的當面一套和背后一套，在湯顯祖所面臨的困境中顯露無疑。

湯顯祖按理說只要順順當當考上科舉，大概也不會這么早就遭受挫折。他人生第一個坎就是一個抉擇問題——是選擇順從名利的誘惑、將士大夫氣節丟失，還是保持操守。

因為當時在朝的首輔大臣張居正想要讓他兒子中狀元，但是明朝也是一個很奇怪的王朝，他兒子如果中了狀元，那可就不得了了，即便是真的很有才也不行。這樣一來，各種文官御史接著就來開罵，質疑這件事情，不管是否有貓膩，所以不管他這個首輔大臣當得怎么樣，權力有多大，他都不能讓自己的兒子遭受這樣的政治風險，因為這些指責往往會跟一輩子，如果你是明目張膽靠關系上位的，在明朝是被人所不齒的。宋代大書法家米芾的母親，是當時皇室親戚的手下，就因為這一層關系，米芾在宋帝國中謀得一官半職，僅僅這樣，那些御史大夫幾乎逮著這個問題罵了他一輩子，所以他一生只能裝癲賣傻嘻嘻哈哈的糊弄世人。

顯然，張居正還不想這樣，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為他的兒子拉幾個可以映襯起來的大才子，如果這些才子都中了，那么自己兒子中了也就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就不會顯得那么突兀。

張居正找上了湯顯祖，他當然也不傻，湯顯祖這么有才氣，肯定可以中，但是湯顯祖就是不干。

湯顯祖所面臨的這個困境其實就是簡單的這個傳統儒家所謂的名利和品行問題。儒家士大夫信奉“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這一套想法當然就被湯顯祖接受了，所以他拒絕張居正的行為，就可以理解為對張居正這一套行為的貼標簽和道德判斷，他認為張居正只不過是想暗中操作，為自己的兒子謀私利而已，但是憑張居正兒子的實力，未必不能高中，只不過棘手的問題在于如何堵住悠悠之口，讓那些整天道德潔癖的御史閉嘴，免得給他兒子惹上罵名。

拒絕了張居正之后的湯顯祖也顯然不會太順利的度過他接下來的仕途生涯，接連幾次科舉失敗，好不容易考上了，還只是去南京一類的地方做閑職。不久之后，他就辭職了。

湯顯祖的履歷幾乎可以套用在其他任何文人身上，一個知識分子辛辛苦苦的科舉，結果沒中，然后考了很多年，最后考上了，但是因為種種原因罷官，回家寫書，寫詩、搞文學，這一個模式幾乎有著固定的道德評價，后世眼中，他們就是那個道德完人、道德上完美無缺，為了理想可以犧牲自己的人，但是他們自己身上有沒有問題？整個社會所教授的知識有沒有問題？

孟子說：“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孟子對為什么要這樣做沒有一句解釋，這句話見諸于《孟子·滕文公下》：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在這段話里，沒有說一句事實，也就是說他所陳述的東西，全部都是他的觀點，他認為婦道人家，嫁給誰是父母要指派認證的，他認為大丈夫是要做到“仁”，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算是大丈夫，但是為什么做到這些就是大丈夫？有沒有事實依據，孟子不說。

這種沒有根由的個人判斷自然就會產生各種問題，最實際、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儒家通過這樣的主觀判斷，構建了一個主觀的世界，因為他跟現實的脫離，即這些論斷觀點缺乏事實，所以現實生活中，人們所遇到的種種問題，如果依靠儒家所倡導的論斷，是沒辦法推行和繼續的，這就造成了一個嚴重的悲劇，整個中國社會上所有的知識分子所接受的這套東西，全都是一套脫了現實生活的運行法則，除了作為約束皇權的工具之外，也約束了他們自己。

在經歷了人生重重波折之后，湯顯祖或許懂得了這套道理，或許他們沒有明白，但是湯顯祖辭官后，寫出了《牡丹亭》，寫出了他一生最為重要的戲劇作品，就很能見出他對這些問題以及社會的思考。

湯顯祖的《牡丹亭》簡單來說就是一個長期接受傳統教育的美少女，一次偶然夢中邂逅書生，發現了長期以來在她身上殘酷的真相——她被整個社會無形的壓力約束著，甚至她感覺不到自己的美和對于性的渴望，外在世界的美好讓她看清了現實，這些想法拯救和解放了她，卻也摧毀了她，最后她感傷自逝，而后又在陰間重生，面對父權，和整個社會進行抗爭，最終得到皇權承認。

所以，我想，湯顯祖在這部劇里，自然也融入了他自己的人生經歷，他那些早年經歷的儒家教育，不正是那些約束、制約著杜麗娘教條的東西嗎？而杜麗娘在覺醒和心理、身體解放之后，對于自己現實處境的憂傷和無奈，或許也是湯顯祖屢不中第、罷官辭職后的心境體現。

所以，拋開湯顯祖所謂反封建這一層帶有政治色彩的標簽之后，湯顯祖在劇中探討的問題本質，也并非是木心所斷言的“在倫理上繞圈圈”，倫理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是更為重要的問題是一個時代，面臨著真實世界和人生信條的脫節困境，整個社會中的人該如何何去何從的問題。

如果整個社會如杜麗娘長期所接受的教育那樣，真的如她的父親所期望的那樣運作，她也不會傷春自逝了。但是她是美的，她在心底里是一個青春懵懂的少女，是一個長期渴望身體滿足和心理滿足的人，所以她注定要在大花園里發現這些長期以來被社會、被他父親所忽略的事實。

而湯顯祖這部劇的威力，也正是在此，據說當時很多女性看了這部劇后，紛紛自殺和悲傷而死去，這部劇所勾勒的現狀讓他們看清了那些他們賴以相信的東西。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在《萬歷十五年》中勾勒了一個僵化的晚明社會，它以道德而非契約、以人倫而非法律，以人倫而非人性，在制約和分離著人的思想和行動，所以造成的結果就是社會的每一個階層都活得不痛快、活得扭曲和畸形。皇帝被這些約束和管教著，底下的大臣和知識分子、甚至是被稱之為思想家的李贄，也是矛盾和分裂的，他們的行為、他們的思想，已經不能用扭曲來形容了，那是一個蒼涼和沒有希望的時代。

如果以這個深度來理解湯顯祖，理解《牡丹亭》和整個中國的戲劇作品，就非常容易了，之所以湯顯祖的劇作沒有很明顯的人性，沒有所謂的世界性，是因為整個社會沒有給那一代人，甚至整個傳統社會五千年中的所有人一個施展和發育他們人性的空間，從儒家以及其他思想脈絡誕生之日起，這些空間就被儒生和政權者以各種方式不斷地被擠壓和扭曲，從孔子、孟子的“食色、性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到朱熹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人性尺度在相當大程度上是被不斷地排除在外的。

20世紀，西方心理學偉大的心理學家弗洛伊德指出人最為本質的欲望、最本質的動力是性本能。所以《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在這部劇里所能展現的最“人性“的東西，就是杜麗娘對于這一生物本性的追求和向往，這一帶有浪漫色彩的追逐在相當大程度上是以犧牲了主人公生命為代價換來了一次虛無的滿足，更為展現了人性充分壓抑之下人的悲哀。

湯顯祖無法像莎士比亞一樣思考問題，無法在他的劇中展現更多人性更為本質的東西。但是湯顯祖顯然也超越了他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在倫理上打轉轉似乎用在他身上已經無法完全涵蓋這部偉大作品全部的野心了。

湯顯祖說自己的這部劇是“至情”之作，而他口中的“情”，其實就是人性的底色中最基本的欲望——性。湯顯祖一生四部劇，每一個劇都有一個賴以關聯前后的“夢”，人稱之為臨川四夢，前兩部是將真情，即《紫釵記》《牡丹亭》，《南柯記》和《邯鄲記》更像是他辭官后對于人的警告，寓意著官場的無定和殘酷，即偽情。

無論是從《牡丹亭》劇情上，還是從湯顯祖這四部戲劇作品的情感主題的設計上，都顯示了他對那個時代人性和社會關系的思考，當整個社會處在壓抑和克制人性的情境之下時，個體會遭遇什么，顯然，湯顯祖的劇作想要談論的問題是這個，你不能說他是沒有人性思考，沒有人性共性甚至是沒有世界性的。當一個民族遭遇壓制和奴役之時，人性那些最基本的東西就會被壓制，這些被壓抑的騷動不可能只有明朝那一代人，怎么會沒有共性？世界性？

明人張大復的《梅花草堂筆談》里記載道一位女子因為讀《牡丹亭》斷腸而死，湯顯祖聞聽之后，揮筆寫下一首詩歌：

“畫燭搖金閣，真珠泣繡窗。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何自為情死，悲傷必有神。一時文字業，天下有心人。”

一時文字業，天下有心人。湯顯祖不必感動整個世界，就算世界最后真的沒有了可以通過他的文字理解他的人，他只要對得起時代和那些為他的文字死去的女子，就夠了。

綜合 2022-01-09 11: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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