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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若驚鴻，婉若游龍

2] 《新品種的基督徒》，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福音派牧師、作家麥拉倫（Brian D. Mclaren）的代表作。書中記述了兩名同行的天路客在屬靈旅程中的對話，徹底分析了基督徒不敢開口的許多疑問。該書指出，一個轉變的時代，需要新的思維來因應。信心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套僵化的信仰系統。

C.S.路易斯在二戰期間，到牛津大學的學生團契分享。當時，很多年輕人都去參軍了，有一些在前線戰死。那些沒有參軍的同學有很大的良心上的壓力，追問說我們在這個時候讀書有意義嗎？C.S.路易斯對他們說，這場仗早晚會過去，希特勒注定會失敗，但當倫敦上空納粹的飛機消失后，另一場屬靈的大戰即將來到——馬克思的聲音、弗洛伊德的聲音，各種世俗的思想和價值都將蜂擁而至。那時，誰可以升空，去參與這場屬靈的“不列顛空戰”呢？他說，這就是上帝讓你們活下來的原因。

中國即將到來一個巨大的轉型時代，教會必須很深地陪伴、祝福和醫治這個社會。遠志明最近說了一句話，教會復興，要有大逼迫，大災難，和大人物。他說，大逼迫已經過去了，大人物還早得很，那么，教會必須要預備和中國一起承受大災難。在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的角逐中，我們必須為真道辯護，讓基督教的價值和文化獲得重要的一席之地。不僅是以個人的聲音，而且是以教會的聲音，以圣徒群體中的牧職的身份發出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聲音。

。他雖然在事工上不及戴德生牧師，但他的遠見卓識，我以為稍勝過戴牧師。他說，“只有基督能引領中國復興，走向光輝的黎明，引領這個高貴的國度走向新生，走向自由和正義，不斷拓展其文明”。在一百五十年前的中國，除了長老會的宣教士，幾乎沒有其他任何人能說出這樣的話來。

公開化的異象是一個時代性的異象，回應和面對的就是宗教逼迫和政教合一的社會現實。這一異象推動我們，建造公開化、社區化的堂會，具體來說，就是教會的敬拜、講臺、治理、圣職選立和財務的公開化，最終是福音和植堂的公開化。用個不恰當的比喻，家庭教會的公開化，就是推動福音從“零售”走向“批發”。福音有三個層面：第一個，是個體意義上的罪得赦免、脫離死亡、獲得永生；第二是與神和好、傳揚福音，全人做基督的見證；第三個，是萬物復興、天國降臨。福音不僅關乎個人生命的得救，而且關乎整個宇宙的結局，福音是我們對整個宇宙和歷史的、唯一正確的理解方式。

如果僅從文字的角度看，這種在個人與社群之間、介于權威與自由之間的文字樣式，我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所以牧函的內容既有個人的默想，也有對教會生活的描繪，和對時代社會的觀察。既充滿神學性的反思，也灑落著教會建造工地上的瓦礫。在一群看得見的弟兄姊妹的肉身和靈性的連接中，去觸摸與主基督的生命關系，去彰顯讓這個世界驚訝的，讓這個世界感動或反感、敬畏或害怕的生命共同體。

用圣經的話來說，寫作，就是“將屬靈的事指教屬靈的人”（林前2：13）。隱秘的讀者就是屬靈的人，是在上帝的旨意中“預定得永生”的人。圣經是為神的子民而寫的，不是為那些最終下地獄的人寫的。如果我不是一個加爾文主義者，老實說，我很難抵御寫作中的偶像崇拜對我的試探。

我在想，如果中國的基督徒能寫出最好的懺悔錄，就寫出了漢語中最偉大的小說。因為唯有基督徒，才能把人心里最深的罪、動機、憂傷、掙扎，都在一種恩典的、而非怨恨的眼光下，統統都寫出來。

見證和象征，是基督徒寫作的兩個核心品質。因為神的道在肉身當中，歸根到底是通過象征來揭示的。我不可能把基督的肉身指給你看，神也沒有把他自己完全顯明給你看。因為上帝是不可被看見的，也不可塑像的。你只能在基督徒的生命里看見，在神的話語中看見，和在我們真實的生命體驗中看見。對教會而言，基督徒的寫作，將會提升整個教會對“見證”這一概念的理解。對整個中國文化來講，基督徒的寫作將為其注入一種真正的見證文學。中國文學缺乏見證，缺乏象征，也就缺乏真正的生命力。最美的童話，最美的想象都是基督徒作家寫出來的，比如安徒生跟C.S.路易斯，他們的作品有溫暖，不是讓人恐懼，而是讓人產生希望和愛，《納尼亞傳奇》和《魔戒》都是如此。基督徒的寫作，就是要把自己一生中血肉模糊的東西都寫出來，把每個細節中的魔鬼都寫出來，然后交給耶穌的十字架。

王怡：我愿意用一句詩，來表達我在文化中、在處境中、在肉身中、在普遍啟示的環境中，去敘說、傳遞和分享神的特殊啟示，而要彰顯出來的那一個“文化基督化”的場面。這句詩就是“人面桃花相映紅”。

在伊甸園，亞當夏娃沒有墮落之前的光景，就是“人面桃花相映紅”。上帝創造的萬物可以用桃花來代表，萬物本來是美的，但這一切創造的最高峰乃是人面，就是神照著他的形象造的人。“人面桃花相映紅”，是神創造的人托管萬物的和諧相處。然后人墮落了，然后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人被挽回，虧損的人面被贖了回來。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桃花一開始是美善的，神造它的時候說是好的。然后，因著人的墮落，桃花也變成了虛空的虛空，所以《羅馬書》第八章說，萬物都在勞苦嘆息中等待著被贖，意思是人面把桃花連累了。到了最后，一切受造物都在基督里合一、更新的時候，因著“人面”被贖了回來，所以也“雞犬升天”，連著桃花也重新開放在新天新地里，重新回到“人面桃花相映紅”這一神創的世界里面去。

如果說《舊約》是預表，那么《新約》就是見證。我自己不擅長講故事，而擅長講道理。我也曾試著寫過幾篇小說，但我最不擅長的還是敘事體。有一次，一個傳道人給我講一句話，他說寫作要像保羅，講道要像耶穌。我一聽馬上說，我做不到。我寫和講都像保羅，我沒辦法像耶穌，我講不來故事，也用不好比喻。

但是，我慢慢看見基督徒寫作的特質，無非就是兩個：一是見證，一切都為了見證基督，在最終的意義上，我們不寫任何新的東西，基督徒不求新，不去寫世界上沒有過的東西。二就是比喻和象征，神使用了文學的語言，來啟示那似乎不可被啟示的、不可被理解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所以若不用比喻的話，耶穌說，“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若說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約翰福音》三章十二節）

同時，文學是最好的認罪工具。在教會，聽弟兄姊妹們的認罪禱告，你常會覺得很枯燥，很公式，有點像什么呢？中國法院的判決書是全世界寫得最粗糙、最簡短、最缺乏說服力的判決書。我們的認罪禱告，差不多就像中國法院下的判決書。如果你的認罪像判決書，你的一生就像判決書；如果你的認罪像說明文，你的一生就像說明文。實際上，大部分認罪禱告都像議論文。但是，如果你的認罪像小說，你的人生就像小說。最偉大的小說，就是對人的罪性有最深刻刺入的小說。所以我說，文學是最好的認罪工具，議論文不是，判決書也不是，說明文不是，文學才是。認罪要像跟寫小說一樣，要細節，要刻畫，沒有任何細節，就幾乎沒有任何認罪。認罪如果像小說的話，神的恩典也就會像小說，也會那么豐富，也會那么形象。

在耶穌基督誕生之前，人類寫作的最高峰就是舊約的啟示，人類最了不起的作家，就是在圣靈啟示之下寫出圣經的那些人。除他們之外，其他的作者都是在揣摩，老子是在覺悟，柏拉圖他們是在推理。但唯有圣經的作者不是在悟，不是在猜，也不是在算，他們是領受圣靈的默示，說出是上帝的話語。一個基督徒的寫作者必須承認，人類文字的最高峰是圣經。

安徒生講過一句話，也讓我很感動。其實這是他的一個禱告。他求上帝使他這一生，不寫下一個不能夠說明基督的字。

很多牧師都是多產作家，他們不但對教友寫作，也對社會發言。他們不只在教會的四面墻內牧養靈魂，他的寫作確實也影響社會。你的寫作，我稱為“先知型的寫作”，而我的寫作，是向著“祭司型的寫作”轉變。

要警惕西方思潮，譬如馬克思的過度泛濫會導致饑荒。

就是地方教會的建造，對于中國社會轉型的不可取代的價值。這不是教會的目的，是教會的副產品。但這個副產品，最終會為一場更大、更深入的福音運動預備人心。地方教會就是一個基督徒社區，是唯一真實的人類共同體。五旬節圣靈降臨時，圣經是這樣描述信徒們的生活樣式的，“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贊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使徒行傳》二章四十六至四十七節）。這個群體在耶路撒冷，是突然出現的一個新的社群。首先，他們的敬虔，在殿中和在家中，在公共生活和在個人生活中，是保持一致的。他們有敬拜，也用飯，信仰和生活也是融為一體的。其次，眾人對他們的態度是又畏懼、又喜愛的。他們超越了這座城市以前的全部生活經驗，建造了一個公開化、社區化的堂會。其他人不是驚訝于一個人的改變，而是驚訝于一群人活出來的這種樣式。于是，許多人就開始相信他們所傳講的基督。初代教父屈梭多模解釋這段經文，有一句很美的話，稱這樣的地方教會是“天使的聯邦”。

上帝和他的選民的關系，是通過立約來反映的。人作為一個群體在盟約中與上帝的關系，是人之為人最根本的定義。所以馬克思的這個定義，來自兩個人類思想資源，一是猶太－基督教文明，另一個是唯物主義和社會主義。后者取代了上帝和人的盟約關系，將圣約關系縮減為“社會關系”，又在社會關系中，繼續縮減為“經濟關系”。

貓柵欄

先久病成醫，再撒豆成兵。

大眾意識中，「財務自由」幾乎是人生的最高目標。大凡人生，會分為兩個階段，財務自由之前和財務自由之后。財務自由之前，你起早貪黑，忍辱負重，磨礪前行；財務自由之后，你睡到自然醒，海邊隨意「北京癱」，動不動就 Fuck your money。媒體告訴你一個確切的數字，說你只要達到這個數字就可以「財務自由」，但是當你好不容易到達了，媒體又告訴你，數字變了。然后當極少數人到達了這個10倍的數字，然后媒體又告訴你，財務自由有不同的層次。你剛剛到達的是一個低層次的財務自由，還有更高的財務自由等著你。這不是蒙人嗎？你當我是一頭蠢驢嗎？

綜合 2022-01-09 1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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