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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志軍是峰哥尊敬的幾位作家之一。他寫過《交鋒》、《聯想風云》等等。2007年查出癌癥晚期。但到今天還健康活著。這五年經歷被寫成了《重生手記》。

　　峰哥從幾十萬字中精選出 9000 字。都是血與汗中修煉出的智慧。花十分鐘讀完吧。你可能跟我一樣心存感激。

　　（1）

　　我在一次手術中切除了左肺的惡性腫瘤，但是我一直沒有接受手術切除腦瘤的治療方案。我拒絕了一些“抗癌特效藥”，也拒絕了化療和放療。

　　術后出院時，我甚至連一片藥也沒帶回家。當我意識到腫瘤治療領域存在著一些致命的弊端后，我開始嘗試用一些純自然的方法恢復自己的體能，而不是急于用藥物圍剿自己體內殘存的癌細胞。

　　這些方法在醫生們看來也許什么都不是，至少算不上醫學意義的治療，而我卻對它們寄托著生的希望。

　　令人驚訝的是，我并沒有像醫生預見的那樣迅速死亡。

　　（2）

　　就在我最絕望的日子里，我所認識的一些美國人不約而同告訴我，癌癥不是絕癥，而只是一種慢性病。他們說，在美國，大多數人都是這樣來看待癌癥的。

　　我對這種說法將信將疑，于是試圖檢查它是否有根據。結果發現，美國的癌癥發病率和死亡率在最近十年里第一次被遏制，轉而呈下降趨勢。癌癥患者的“五年存活率”，也即醫學上所謂“治愈率”，提高到 81％。

　　如今美國癌癥患者的平均存活時間達到 11 年，這并不比一些慢性病患者的平均壽命更糟糕。換一種方式來設想這種情況，就可以說，癌癥患者們的感覺，可能真的類似于得了心臟病或者是糖尿病。

　　世界衛生組織公開宣布，三分之一的癌癥可以預防，三分之一可以根治，三分之一經過治療后可以長期生存。

　　而在中國的癌癥患者，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三年內死去，能夠活過五年的只有 20％左右。這不僅大大低于美國，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明白癌癥治療仍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但我還是忍不住想象，有沒有可能讓我們國家癌癥患者的“五年存活率”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如果能，那么，在那些死去的癌癥患者中間，每五人中就會有一人不至死去。

　　用公布的“世界平均水平”和“美國平均水平”做參照，我可以大致推算出，在我國每年死去的大約 200 萬癌癥患者中，有 30 萬－100萬人本來不至于死去，至少能活得更長些。

　　在所有死亡的癌癥患者中，三分之一是被嚇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

　　（3）

　　其中一位認定，“目前癌癥病人符合規范用藥者僅為 20%”。另外一位則指出，“有 90％以上的癌癥患者沒得到良好的治療方案。”

　　我們的最大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細胞的侵襲，而在于我們被中國式的癌癥觀念包圍著，同時還接受著中國式的癌癥治療。這種醫療環境正在造成一個悖論：醫學越是發達，也就越是剝奪患者的主動性和判斷力，越是造就病人的恐懼和錯誤。

　　我們不了解自己的肌體，很容易過低地估計自己身體的自我修復能力，卻又過高估計藥物的能力，不知道那些所謂“特效藥”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殺手。

　　我們會犯錯誤，除了因為我們恐懼，還因為我們過分相信醫生，不知道即使是最權威最有經驗的醫生也會犯錯。事實上，醫生不僅會犯專業性的錯誤，還經常會犯常識性的錯誤。

　　然而他們的最大的錯誤，是從來不會把自己的錯誤告訴患者，只一味地對患者講述自己的成功病例。

　　我們必須有足夠的堅強，去接受那些應當接受的治療。

　　我們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去拒絕那些不應當接受的治療。

　　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智慧，去分清楚哪些是應當接受的、哪些是不應當接受的。

　　（4）

　　去看一位權威醫生時，我注意到我的病情是“突發”這個細節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卻在轉瞬間就被他否定了。

　　看來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機器，相信那張沒有色彩沒有溫度沒有生命的膠片。也許他認為我的腦子已被損害，必定思維混亂，所以根本不相信我還能講清楚事情經過。

　　用文字甚至標點符號來造成一種“模棱兩可”的診斷結論，對醫生來說是最簡單最安全的選擇。醫生要給自己留有余地，可退可進。

　　但是，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這種“模棱兩可”比一個最糟糕的診斷結論還要糟。

　　由于職業的關系，我接觸過不少成功者和失敗者，也和相當多的由成功走向失敗的人打過交道。在我的經驗中，輕率、傲慢和自以為是，是導致一個成功者犯錯誤的最重要的緣由。

　　越是絕頂聰明功成名就之人，也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這樣的醫生手里，我不覺得是個明智的選擇。

　　（5）

　　我們意外地收到來自歐洲的消息。

　　妹妹告訴我，對于我的病，國外專家的看法和國內專家并不完全相同。她詳細敘述了那次會診的經過。

　　在一間擁有一個碩大的讀片器的房間里，這些醫生把我的全部 9 張腦部膠片依次排開，整整齊齊懸掛了半個墻壁。

　　他們拿著放大鏡，仔細查閱每一張，又認真傾聽妹妹轉述我的發病經過，對于他們認為很重要的細節不厭其煩地反復詢問，然后回到那些膠片旁，重新依次查閱。

　　整個過程持續大約 60 分鐘，然而還沒有完。他們又把膠片的數碼文本拷貝到電腦上，經過放大處理后再來比照，這才形成自己的意見：

　　腦部病灶有 50％的可能性不是腫瘤，或者只是良性腫瘤。

　　（6）

　　僅僅一天前，妹妹親眼看著幾位外國專家把這 9 張膠片反反復復地看了一個小時。現在她卻驚訝地看到，這位中國的“主任”只不過在 9 張膠片之中挑出 3 張匆匆看了幾眼，就開始下結論。

　　“中國醫生怎么會這樣啊？中國醫生怎么會這樣啊？”她一見到我就不住地感嘆。

　　自從我知道此人是如此輕率和如此自以為是地面對病人的那一刻，我就不再信任他。

　　沒有人可以無所不知。讓我意外的是，大多數醫生竟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來對待自己不懂的東西。他們也許覺得對病人承認自己不懂是一件丟臉的事！

　　“你相信誰呢？”曉東問我。

　　“當然相信我妹妹”。我回答。

　　“你不會是只想聽好話吧？”曉東再問。

　　“不！”我說。

　　我不懂醫，但我了解妹妹。她在腦神經醫學領域里不是行家，但她是一個肯接受新事物和善于學習的人。過去 20 多年，她的治學嚴謹和卓有成效在全世界的同行中獲得了尊重。她可能會因為無力解決一個問題而茫然無奈，但她決不會因為自以為是而導致一個錯誤結論。

　　還有更重要的，她是我妹妹。她在這件事上投入的不僅是智慧和專業學識，還有感情和責任心。那些專家行醫只不過投入了他們短暫的、以金錢來計算的時間，而妹妹投入的是全部心血。她也有可能犯錯誤，但她犯錯誤的概率一定要比那些專家小得多。

　　后來的事情證明，這恰恰是我的疾病診斷過程中一個至關重要的環

　　節。

　　（7）

　　真正能夠最準確最精微地感受到病人身體變化的，不是機器，不是醫生，而是病人自己。

　　當疾病猝然加之的時候，我們必須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康復之門的鑰匙在我們自己手里。盲目順從別人的話，比身陷疾病的折磨還要糟。很多癌癥病人醫治無效，不是治療方法不好，而是從一開始就選錯了治療方向。

　　這種想法開始占據我的頭腦，讓我更加不愿匆忙做出決定。

　　過去兩周，無論是儀器檢查結果還是我自己的感覺，都沒有證據表明腦袋里的腫瘤在繼續惡化。既然如此，我為什么要匆匆忙忙切開腦袋呢？

　　我們共同做出“暫緩手術，密切觀察”的決定，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全家人每天都在担憂“耽誤了治療最佳時機”――這正是來自醫生的最嚇人的警告。

　　周良輔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認為是“腦轉移瘤”的診斷。他在仔細分析了“頻譜”掃描膠片之后，居然有了一個新結論：顱內病灶不像是腫瘤。它有可能是一種罕見的炎癥！

　　周大夫肯定地說：“現在不必做任何治療。再觀察一個月。重新做核磁共振。”

　　我意識到這是西醫專家第一次傳達給我們一個樂觀信息，也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暫緩手術，繼續觀察――第一次獲得醫生的首肯。

　　我服了。不是因為終于聽到了自己愿意聽的話，而是因為周良輔這個人！他在努力幫助病人尋找新的證據，又在事實面前迅速修正自己的結論！

　　（8）

　　很多病友問我，怎么才能讓自己平心靜氣？或者說怎樣才能讓自己樂觀豁達一點？一直不知該怎么回答。

　　昨晚重讀《消失的地平線》，有句話讓我忽有所悟。那也是我生病初期做過的事。摘錄于此給病友分享：“所有到這里的人首先要回顧自己來此之前的生活……這是達到清心寡欲境界的第一個步驟。”

　　我們學會了調整自己的心情，學會了用微笑去迎接癌癥。我們在一起聽相聲，說笑話，不失時機地插科打諢，或者來個小幽默，故意把生活中所有好的情節無限夸張，把一切壞的跡象倒過來解釋，以此造成種種愉快的景象。

　　（9）

　　我發現，當我將今天和昨天比較，似乎感覺不到任何變化，但我若將這一周和上一周比較，竟有癥狀減輕的跡象，至少沒有像醫生預言的那樣日愈惡化。

　　我為此高興，似乎看到了希望。不過，每當我對醫生述說這種種跡象時，他們看著我的眼睛就會條件反射般地投射出一種懷疑和不屑。

　　他們不關心我的敘述，也不相信。看我遲遲不肯接受手術，還沒完沒了地要求他們做出這樣那樣的解釋，他們就理所當然地把我當成一個諱疾忌醫而又自作聰明的人。

　　“你也是個有文化的人啊。”天壇醫院神經外科一位醫生說這話的時候，看著我的眼神怪怪的。

　　說到身體里面細致入微的演變，我相信，無論是醫生還是他們手中的現代儀器，都不會比我更有發言權了，因為他們不會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體。

　　（10）

　　這些年來我忙忙碌碌，每天被功名利祿、燈紅酒綠簇擁著，很難想象咫尺之外竟有這樣一個從容恬靜、無物無我的清涼世界。

　　總是發誓一定要讓自己的工作節奏放慢下來，夢想著每天清晨在透窗而入的和風中慢慢醒來、傍晚在柔和溫暖的斜陽里淺吟低唱，可是，直到今天，我才忽然意識到，過去這么多年里，我每天在這公園的圍墻外面匆匆而過，竟從未進過這座大門。

　　如今，一場疾病的降臨，讓我終于放下功名利祿，放下七情六欲，走進自己夢中的境界。

　　“窮人有窮人的難處，富人有富人的難處。病人有病人的難處，健康人有健康人的難處。只有一種人沒難處……”他望著我，停下，故意賣個關子，然后突然爆發處一陣大笑，“就是不拿難處當難處的人啊！”

　　（11）

　　癌癥患者初期最容易犯的錯誤。

　　――恐懼，以至驚慌失措。

　　“我不行了！”“我要死了！”“我這輩子就這樣完了！”“為什么是我？”“我怎么這么倒霉？”“我不想死。”等等等等。

　　復活之路上的真正力量來自希望和信心，而非來自恐懼。

　　恐懼是傷害的力量。勇氣是康復的力量。

　　――向病人隱瞞實情。

　　如果你的家庭充塞著神秘、詭異、壓抑、躲躲閃閃的氣氛。你就沒有辦法與患者開誠布公地討論疾病和治療，更不可能齊心協力對抗疾病。

　　――讓家里充滿悲傷和絕望的氣氛。

　　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不是用金錢救命，而是依靠希望和快樂的心情來救命。

　　――醫生說什么信什么

　　在有意無意地營造出一派恐怖氣氛之后，醫生會讓你自己決定該做什么。他們會拿出一大堆文件來，讓你簽名，同意他們這樣做或者那樣做。同意接受一切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不幸后果，而且不會追究醫生的責任。

　　――過度反應：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治。

　　幾乎所有癌癥患者和他們的親屬都會這樣想：“不惜一切代價”、“就是傾家蕩產也要治病”、“請最好的醫生”、“用最好的藥”……

　　其實，過度治療正是目前癌癥治療領域里最嚴重的弊端之一。有無數證據證明，過度治療會破壞人的基本的生理平衡，顛覆人體的免疫系統，致使患者更快更痛苦地死亡。

　　有些藥，用在這個人身上是良藥，換一個人也許就是毒藥。

　　（12）

　　醫生為什么會犯錯誤呢？

　　――受制于人性方面的弱點。

　　請記住：

　　醫生不等于醫學。

　　醫生＝醫學＋人。

　　醫行天下者說到底不光憑借科學，還須有一份愛；不光是物質的，還是心靈的。所以，決定醫生高下的不僅僅是醫術，還有操行。

　　――在病人面前的職業優越感。

　　醫生喜歡危言聳聽，有意無意地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架勢。這是他們的職業習慣，或者叫做職業優越感。

　　如果一個醫生因此便以為自己無所不知，不接受新事物，不承認自己也有不懂的東西，甚至在病人面前不懂裝懂，那就注定會有更大的犯錯誤的概率。

　　――醫患之間嚴重的供不應求造成了普遍的麻木和厭煩。

　　――利益的糾葛。

　　你有沒有考慮過，是誰在告訴你只有手術和化療能夠拯救你的生命？是那些以手術和化療為生的醫生。你有沒有考慮過，是誰在宣揚各種各樣的“抗腫瘤特效藥”？是那些以這些藥物謀取利潤的制藥廠和經銷商。

　　對他們來說，你的出現只不過為他們增加了一個病例，或者是一棵極富潛力的搖錢樹。

　　（13）

　　醫生們總是告誡我，癌癥本是一種全身性的疾病。人體是地球上最博大也最精微、最嚴謹也最沒有一定之規的系統。

　　同樣都是人，每個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狀態都是不同的；同樣是癌癥，其性質也是千差萬別，給不同的人身上帶來完全不同的進程和結局。

　　因此，我經常猜測，一個醫生，只有掌握了最完整的信息，調集了最全面的技能、經驗和智慧，才有可能少犯錯誤。

　　可是現代醫學卻不是按照這種邏輯設計的。“完整”、“全面”、“全身性”之類的概念，顯然也不太可能由一個醫生來實現。

　　事情也許正相反，在醫學體系里，人被分解成好多部分，比如心血管系統、呼吸系統、消化系統、神經系統、泌尿系統……。每個系統中又有很多部分，比如消化系統里里的胃、肝、膽、胰……。你走進任何一家醫院，又會看到無數的“科”，比如內科和外科、放射科和影像科……

　　由于這種疊加起來的劃分數不勝數，一個醫生即使擁有高超醫術和高尚醫德，也只是專注于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就這樣，我們除了像個沒頭蒼蠅一樣在醫院的所有科室里到處亂闖，別無他法。

　　最后我們發現，大多數醫生――不論西醫還是中醫――除了讓你感到他們自己無所不能，以及別人什么都不能之外，幾乎不能給你提供任何禁得起挑戰的意見。

　　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這個課題：一個高墻林立、壁壘森嚴、充斥著門戶之見、連最基本的信息共享都不能做到的醫療環境，與醫生的誤診率乃至病人的治愈率之間，有沒有關系？

　　我猜想也許是有關系的。設想一下，如果醫生們能夠共享那些最簡單的信息；如果醫院能夠避免“敲鑼賣糖，各管一行”；如果醫生之間能夠共享彼此的經驗，取長補短，而不是互相貶損揭短拆臺；最后，如果醫生和他選擇的治療方案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利益關聯，那么，我們是不是能夠指望醫生在面對癌癥時少犯一些錯誤？

　　（14）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醫生們說的“三月大限”越來越近，奇怪的是，我卻沒有聞到一點死神的氣息。

　　“你有沒有用激素？”

　　“沒有！”

　　“有沒有用消炎藥？”

　　“沒有！”

　　“有沒有吃過任何抗癌藥？”

　　“沒有！”

　　我們對腫瘤的恐懼心理排除了。即使是腫瘤又何妨。我們有信心控制它，也有信心與它和平共處。

　　（15）

　　在美國人那里，癌癥患者通常都會有一個專門醫生，有人叫做“私人醫生”，有人叫做“家庭醫生”，有人叫做“醫療顧問”，其性質和作用都是類似的。

　　這些醫生通常并不直接對病人采取治療措施，與任何醫院、醫生、治療方案以及藥物營銷也沒有利害關系。他們為病人匯集各種信息，推薦醫院和醫生，對來自醫生的所有診斷和建議做出評判，然后幫助病人制定一個盡可能全面、詳細和可以持續的治療計劃。

　　我從他的話中受到啟發，覺得自己也非常需要這樣一個醫生。

　　（16）

　　如果你把我的意思理解為“別聽醫生的”，那就錯了。

　　我想說的是，對于醫生的話，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該聽的，什么是不該聽的。我希望能從醫生那里學到盡可能多的對自己有用的東西，同時排除那些會誘使自己犯錯誤的東西。

　　如果我們不能迅速準確地確定自己應當做什么，那么至少應當確定自己不做什么。

　　“不做什么”的意思，就是不要讓自己做一些錯誤的事。

　　這是因為，在相當多的情況下，不是你的疾病讓你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是你在疾病面前的一個又一個錯誤讓你走向死亡。

　　（17）

　　我給自己規定了 10 條原則：

　　1、不被醫生的話左右自己的心情－－不論是樂觀的話還是悲觀的話。

　　2、盡可能仔細、客觀地體會自己身體的變化。有沒有新的不良感覺？老癥狀是更嚴重了，還是減輕了？通過醫生的臨床檢查來驗證自己的感覺是否準確，并且把你自己的感覺與醫生的診斷加以對照。

　　3、通過直接觀察和間接調查，對醫生的醫術和醫德做出評估，以確定醫生的可信度。記住每個醫生都有犯錯誤的可能，也會有失敗的病例。了解他的犯錯誤的概率，和了解他的成功概率同樣重要。

　　4、盡可能全面地收集與自己疾病有關的信息。

　　5、把所有信息綜合在一起，判斷哪些是無關緊要的，哪些有可能是錯誤的，哪些是正確的。哪些事應當盡快去做，哪些事應當暫緩和等待，哪些事根本不能做。

　　6、對那些正面作用很小，副作用卻很大的治療措施，特別慎重。

　　7、對那些不能肯定有正面效果、卻肯定會帶來副作用的治療措施，更要慎重。

　　8、對那些有明顯或潛在利害關聯的醫生提出的治療建議，保持警惕。

　　9、對那些特別關心你的身份和錢包的醫生提出的治療建議，冷靜面對。

　　10、對那些名氣很大但卻過于自信輕率的醫生，切不可盲目追隨。

　　與癌癥的較量是沒有后悔藥的，一著不慎就有可能滿盤皆輸，因之每一個決定都必須有足夠的理由，都必須是理性思考的結果，而不是沖動和盲從。

　　請記住，用我們的腦子救命，而不是用我們的腰包救命。

　　（18）

　　癌癥這種疾病，不僅是在摧殘病人的肉體，而且對于病人的智慧、修養、品格和心理來說，也是一場真正的挑戰。

　　在我看過的所有醫生中，石木蘭大夫是“少數派”。事實上，她是唯一的持有悲觀結論并且提出確鑿根據的醫生，但我卻相信她的意見比我見過的所有醫學專家都更具可信度。

　　在我求醫問診的經驗中，很多醫生不是這樣的。如果他們不認識你，他們會用幾分鐘就打發了你。如果你有熟人牽橋搭線，他們就會對你格外熱情。他們關心你的來頭，在乎你的身份，在乎你的影響力。

　　在你敘述病情時，他們會不失時機地插幾句問話，不是問你的病，而是問你的來歷。你是做什么的，你是怎么認識誰誰誰的，直到婉轉地打聽你的財力和頭銜。他們會用很多話來談論病情之外的事，包括他們自己的履歷、或者他們的醫術如何高明、治愈了多少病人、還曾未卜先知地做出多少英明的診斷。

　　可是眼前這老太太身上，居然看不到一點社會流行風氣掃過的跡象。我猜想，此人一定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我們自然也不能指望從她那里得到哪怕一丁點的特殊照顧。

　　然而還有更重要的，她的古怪的和不近人情的稟性，更加叫我放心。因為她未被窗戶外面正在流行的那些亂七八糟的風氣污染。

　　我意識到自己的幸運。我找到了一個真正的醫生、一個可以將性命相托的醫生。

　　（19）

　　決定去做開胸手術后，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選擇手術醫生。

　　我決定把對石木蘭大夫的信任進行到底，于是請她推薦一位手術醫生。

　　“劉向陽。”她沒有任何猶豫地說出一個名字。

　　我嘴上答應，腦袋里還在我那專家名單上飛快旋轉。其中有一位，名氣更大，又有很高職位。

　　也許我能聽聽她對這件事的看法呢！

　　沒想到她哼了一聲：“別人我不評價。你讓我推薦，我就推薦劉向陽。”

　　停了一會兒，她把眼睛從膠片上轉過來，盯著我又說：“不要被那些表面的光環蒙蔽了。”

　　這話不太好聽，卻與我的閱歷不謀而合。于是，我們用最快的速度去約劉向陽大夫的門診。

　　（20）

　　見到劉向陽還不到一分鐘，我就想到“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古訓，不禁在心里笑出聲來。

　　這個寬肩圓臉、慈眉善目的中年男人，卻有著一副相當怪異的脾氣，不通人情，不問世故，說話就像吃了槍藥似的。簡直和石木蘭大夫如出一轍！

　　他的冷漠的臉色令人生畏，然而卻沒有一點矯揉造作的姿態。面對這樣一個人，你的第一感覺不是親切，不是熱情，甚至也沒有絲毫客套，但卻很真實。真實得讓人覺得牢靠。

　　等到我有更多的時間了解他之后，就進一步發現，他為病人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職業的操行和為人處事的本性，而不是夾著什么別的動機。

　　我在腦子里急速盤算這種局面：該不該請這個人個給我做手術呢？

　　他不是一個容易相處的人，但我已經有了一種預感：他是個值得信任的人。

　　我決定等！不管多少天都等！就等劉向陽！

　　（21）

　　我們這一路走過來，遇到的醫生真是不少。

　　當初大多數醫生都認定，我的顱內病灶屬于“惡性”，必須立即手術切除，否則定會貽誤“最佳治療時機”，我卻執意“繼續觀察”不肯手術。

　　如今大多數醫生都說，我的肺部病灶是“良性”的，可以“繼續觀察”，我卻只相信石木蘭大夫的“最悲觀的”判斷，迫不及待地想要躺到手術臺上去。

　　現在看來，那一次我做對了。可這一次，我還能不犯錯誤嗎？

　　我對曉東說：“我不懂醫，但我懂人。我知道該相信誰。”

　　我一直很偏執地相信，決定一個醫生是否可以信賴的首要因素，不是他的醫術，而是他的醫德，越是高水平的醫生就越是如此。

　　舉個例子。棋手的勝負，在九段之內者，棋術的高下更多地具有決定意義，但是在那些進入“超一流”境界的棋手中，我看來看去，最終決定勝負的就不是棋術高下，而是做人的高下了。

　　我一直認定，一個醫術超常名氣很大的醫生，一定也要擁有超越常人、甚至超越一般醫生的道德水準。否則，他以往的成就很容易成為他犯錯誤的原因。

　　（22）

　　好醫生都同時擁有以下 9 個特點：

　　1、不自吹自擂。

　　2、不貶低同行。

　　3、不僅關注儀器檢驗結果，而且關注病人。

　　4、只關心你的病，不關心你是多大的官，不問你有沒有名、有沒有錢。當一個醫生直接或者間接地打探我的職業和我的支付能力時，我通常都選擇轉身走開。

　　5、對求醫者一視同仁。

　　6、不自以為是，坦率地承認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

　　7、不模棱兩可。

　　8、言之有據。能夠確診時，不僅告訴病人結論，而且告訴病人做出這個結論的根據。

　　9、即使已經做出結論，也會特別注意那些不支持自己結論的證據，并且根據新的證據迅速校正自己的診斷。

　　（23）

　　對一個癌癥病人來說，僅僅依靠現代醫療設備、技術和藥物，是件非常愚蠢的事。就算你很幸運地遇到一個妙手回春的醫生，也不能代替一切。

　　這是因為，治療的過程既是物質的，也是情感的。醫學說到底不光是科學，還是一份愛；不光是器物，還是心。

　　在所肺葉切除手術后，我是迫不及待地離開醫院回到家里的，甚至沒有等到拆去縫合傷口的那一排金屬釘。

　　說老實話，我不喜歡醫院。醫院是救命的地方，卻不是個養病的地方。病房是個公共場所，不是私宅。醫生護士不論多么和藹可親，也不是親人。

　　（24）

　　我對化療沒有先入為主的成見，只是因為與癌癥結緣，才留了一點心。結果發現，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種醫術能像化療一樣如此聲名狼藉，卻又如此廣泛地被使用在病人身上。

　　一項研究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化療副作用的實際發生率要比臨床試驗預測的水平高 ３ 至 ４ 倍，而沒有化療的患者，接受急救和入院治療的比例反而較低。

　　美國臨床腫瘤學協會才會在 2006 年洛杉磯年會上指出，腫瘤患者根本就無需采用化療。

　　即使是化療的最堅定的維護者，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治療手段。它能殺死癌細胞，同時也在肆意摧殘病人的健康細胞。

　　但是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還不在這里，而在于，化療的結局不論成敗順逆，其潛在邏輯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認定癌細胞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必須將其徹底剿滅。

　　據說當年蔣介石肅清共產黨時有個口號：“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化療”也是這個邏輯。為了殺死一個癌細胞，甚至可以把病人殺得吃了就吐，滴水難入，全身衰竭，贏弱不堪。

　　這不符合我剛剛建立起來的理念：癌癥不是絕癥，只不過是個慢性病。我需要的是“論持久戰”，甚至是“與癌細胞和平共處”。任何速戰速決、你死我活的想法，只是一種奢望，其結果很有可能適得其反。

　　“化療的副作用我知道一些。”我問，“我現在想知道，它有多大的好處？”

　　“像你這種情況，可以把治愈率從 60% 提高到 62%。”

　　“那我還是不做了吧。”我說，“冒那么大風險，只為兩個百分點，好像不值。”

　　“治愈率從 60% 到 62%”的結論沒有改變。可是具體到每個病人，“化療”的結果就不會是一個，而可能是三個：

　　1、延長了存活期――你花錢受罪得到了回報。只不過概率很低，你只有2% 的機會。

　　2、沒有延長也沒有縮短存活期――你除了花錢和受罪之外，一無所獲。根據統計，這種可能性很大，達到 98％，也即本來就該活的 60％，再加上本來就該死的那 38％。

　　3、縮短了存活期――你花錢受罪的結果是更快更痛苦地死亡。這種結果，迄今為止沒有人能給我們確切的統計，所以我們只能借用醫生診斷疾病時常用的那個詞：“不排除”。

　　所以，我決定不化療。

　　我不是第一次“拒絕治療”。就像此前提到的，我曾經拒絕了開顱手術，拒絕了腦瘤穿刺檢驗，拒絕了“控巖散”，拒絕了一些所謂“抗癌新藥”。

　　同時，我并沒有拒絕所有的治療，比如我接受了肺癌全切除手術。這樣看來，我并不是“拒絕治療”，而是“拒絕過度治療”。

云科技 2012-11-27 08: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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