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不曾有過“草船借箭”的事，倘若孫劉聯軍連箭都很缺乏，還談什么抗曹？“草船借箭”也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有線索可查。據《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注有關記載，建安十八年(213年)，即赤壁之戰五年后，曹操平定關中，率大軍南下進攻孫吳。孫權領兵迎戰，兩軍于長江水入巢湖的濡須口。曹操受挫，堅守營壘以待戰機。一天，孫權借江面有薄霧，乘輕便戰船從濡須口闖入曹軍前沿，觀察曹宮部署。曹操生性多疑，見江面水霧繚繞，孫軍整肅威嚴，恐怕有詐不敢出戰，下令弓弩齊發，箭射吳船。孫權的船很快便落滿了箭，船因一面受箭偏重，漸漸傾斜即將翻沉。孫權命令掉轉船頭，讓另一面受箭，等受重平均，船身平穩后，孫權指揮戰船列隊，緩緩離去，曹操才明白上了當。這只是發生在孫權身上的一個故事，起初他沒料到船身會中這么多箭，使得船要傾覆，僅僅是急中生智之舉罷了。他并沒有計劃“借箭”，史書中也沒說是草船。

 

    自從有了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后，人們就以它作為衡量、品評三國人物的標準，多數人只知道有《三國演義》，是故“草船借箭”的主角便成了諸葛亮。

 

“既生瑜何生亮”是冤案

 

    戲劇舞臺上周瑜是小生，而諸葛是老生扮相，但歷史上的諸葛亮比周瑜小6歲。而諸葛亮與周瑜之間的歷史真相遠非年齡錯位這么簡單。

 

    《三國演義》把周瑜描寫成嫉賢妒能、心胸狹窄的典型，他對才智超過自己的諸葛亮，千方百計加以謀害，結果反中了諸葛亮的謀算，臨死長嘆，“既生瑜，何生亮。”小說對瑜、亮二人在赤壁之戰前后一連串的斗智、斗法寫得絲絲入扣，極為生動，并把諸葛亮在《三國演義》中“智絕”的地位表現到極致。

 

    事實上，歷史上的周瑜不僅容貌出眾，風流儒雅，講求生活品位，還是一位胸懷韜略、英勇善戰、屢建奇功的杰出將領。孫權贊他“有王佐之資”，稱帝時還念念不忘，“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至于其氣量，簡直可以用寬容大度來形容，《江表傳》記載：“(老將陳普)頗以年長，數凌辱瑜，瑜折節容下，終于與較。普后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又據裴松之注《三國志·周瑜傳》記載，劉備一次與孫權談及周瑜，也說他“氣量廣大”。所謂“三氣周瑜”，只不過是小說家的杜撰罷了，卻成為周郎身后數百年來的最大冤案。

 

    周郎諸葛兩人在正史上并無過節，也無正面交鋒，從赤壁之戰結束到周瑜病逝的兩年間，諸葛亮在零陵一帶搞后勤工作，根本沒有和周瑜見過面。而周瑜病逝后，蜀國來吊唁的是龐統，也不是諸葛亮。

 

真假難辨的“空城計”

 

    歷史上著名的“空城計”，在《三國演義》第九十五回中出現：第一次北伐時，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立即作好大軍撤退安排，并親引五千軍隊到西城搬運糧草。忽然飛報司馬懿15萬大軍殺奔西城而來。當時，諸葛亮身邊無一員大將，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軍隊，已分一半運糧草而去，城中僅剩二千五百軍士，占、撤均不可能。諸葛亮鎮靜自若，乃命偃旗息鼓，大開城門，每一門僅用軍士20人，扮作百姓，灑掃街道。諸葛亮本人則披鶴氅、戴綸巾，到城上敵樓前憑欄而坐，焚香操琴，身邊僅有二小童，一捧寶劍，一執麈尾。魏軍來到城下，皆不敢進。司馬懿懷疑其有埋伏，下令退軍。諸葛亮軍化險為夷，故事之離奇令人匪夷所思。

 

    空城計在史書上的記載始于《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蜀記》“郭沖三事”，敘述大致與演義相似。裴松之卻對這一記載提出了駁斥。他認為，考察史實，諸葛亮從來沒有在陽平關拒守魏軍，司馬懿也沒有到陽平關與諸葛亮交過戰。諸葛亮初屯陽平關在蜀建興五年(227年)，那時司馬懿正以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而屯于宛城，兩人相距一千多里以外，當無可能進行交兵。

 

    司馬懿后來對諸葛亮用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蜀建興八年(230年)與曹真等三路伐蜀，但雙方并未接觸；另兩次是諸葛亮最后兩次北伐時，他在魏境的祁山與渭南相拒，足跡亦未至陽平關。

 

    裴松之斷定：“此書舉引皆虛。”但他還是將這條資料選輯于《三國志》注中，讓后人有了真假難辨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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