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內亞生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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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大唐盛世,整個內亞-東亞系統完全籠罩在伊朗文化之下。無論軍事技術、工藝產品還是日常用品,輸出方向都是自西向東。

根據您的梳理,西周封建是內亞體系第一次植入東亞,北朝隋唐是內亞體系第二次植入東亞,蒙元是內亞體系第三次植入東亞,這樣一來就根本沒有獨立的東亞文明一說了,那么以此類推的話,被伊斯蘭教殖民以前的恒河流域的文明,是否也是附屬于內亞體系的余波呢?

劉仲敬:大伊朗、大印度、大東亞是肥沃新月輸出文明的內圈、中圈、外圈接受者,三者都是附庸,但附庸程度不相等,越外圍越落后。內亞是三者的十字路口,比內圈落后,相當于中圈,比外圈先進。歷史上秩序和文明的流動,都是按照上述歧視鏈展開的。

問:有人認為漢字這種以形旁取類的造字法比純拼音文字更具有科學性,或者套用您的話,有一種從世界中“提取出結構”的企圖。漢字是源自兩河流域文字體系還是源自尼羅河流域文字體系,您怎么看?

劉仲敬:兩河的可能性大,內亞可能是直接起源。古人所謂夏的考古地點,最初接近土庫曼,后來接近鄂爾多斯,孔子時代才移動到山西高地。語言是演化系統,接近生態系統和市場經濟,能科學的東西就是最差的,像國家計委。

土庫曼斯坦安諾遺址出土的石印

問:從上古到安史之亂以前,桂枝所仰賴的秩序輸入,基本來自于西北草原方向;而安史之亂以后一千年,這種秩序輸入,卻旋轉到東北亞方向,甚至安史之亂本身就是起自東北亞;此后,京師和軍政重心也與勢俱東,直至近代滿洲國獨立建政而到達一個頂峰。這背后氣運的興替旋轉,根源何在?與整個歐亞大陸文明格局的變動有關嗎?

劉仲敬:這是很外圍的說法。河朔的民族遷徙,本質上講是索格狄亞那(Sogdiana,中亞河中地區,位于今烏茲別克斯坦)民族遷徙的余波。昭武九姓和河中地各民族進入河朔,實際上是由于他們自己的老根據地發生民族替代的結果。這個就要聯系起阿拉伯人進入中亞以后,突厥語系和波斯語系各民族的消長了。唐代中葉的河朔之亂和沙陀人占據朔方腹地引起的五代北宋的嬗遞,都是一脈相傳的。這些部分都是內亞民族遷徙的余波,談不上是東北亞因素。當時能夠談得上東北亞因素的只有高麗、渤海一系,并不占據核心地位。東北亞因素顯得比較突出,那只是十五世紀以后的事情,準確的說是帖木兒帝國衰亡、河中地喪失過去的文明中心地位以后的事情了

壁畫上的突厥武士

問:隋煬帝的折騰和覆滅,顯然是導致了關隴集團的分裂和削弱,也虛耗了東亞的人口和資源,但如果隋朝的繼承人是審慎保守之君,那么關隴的鮮卑集團、漠北的突厥集團、關東的士族集團三者之間的博弈爭衡大勢,在后續幾百年會不會演化出不同歷史格局?

劉仲敬:爭奪內亞走廊的斗爭無論如何都會開展,即使是針對高句麗的戰爭也不大可能是完全避免的。假定隋煬帝是一個跟唐太宗性格差不多的人,他也會發動一場高句麗戰爭,只不過會打得比較節制。像唐太宗在他的晚年,盡管當時的人口和資源遠不如隋煬帝時代,還有魏徵這樣的名臣提出強烈抗議,他還是發動了高句麗戰爭,然后臨死的時候都感到后悔。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高句麗占據遼東半島,而且以上國自居,在滿洲地區搞了一個小天朝結構,對長安朝廷的威脅有多么大。如果是一個謹慎的唐太宗式的人物占在隋煬帝的地位,他可能也會啃一啃高句麗這個硬骨頭,但是也多半會像唐太宗那樣適可而止,發現不可能在短期內結束戰爭,就收回來。

隋唐的高句麗戰爭

同時在北方,內亞走廊的斗爭無法避免,高句麗戰爭肯定會把突厥人和中亞各部族卷進來。一個謹慎的領導人在面臨著漠北大亂的可能性時,會采取綏靖東方的政策,然后全力維護內亞通道。內亞通道是任何一個長安政權維持最基本的武力所必需的條件,所以不能夠容許它掌握在突厥人的手里面。如果高句麗打不下來,跟突厥的糾紛又得不到結果——這是多半的事情,因為長安朝廷只能夠收買幾個小可汗挑戰大可汗的權威,整體上扭轉突厥人的優勢,即使能夠成功,也需要漫長的時間——那么戰場會從滿洲、蒙古高原逐步地向西移動,最后還是會像是漢武帝和唐太宗時代一樣,把主要的戰場移到西域和內亞一帶。隋室本身的佛教性格只有武則天政權能夠相比,比唐代的大多數帝王的佛教傾向都要強得多,這個因素又進一步增加了隋朝如果不滅亡的情況下、進一步向中亞-西北-印度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因此一個沒有消耗關東資源的隋室,可能會比唐玄宗以前的皇帝更加徹底地引用西域和內亞的資源。

因此這樣一個隋帝國內部,它和關隴門第、關東士族之間的矛盾,可能不會像武則天時代那樣通過科舉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而是會在經過三代或者四代皇帝的戰爭以后,才會出現類似漢武帝輪臺悔過那樣的海內經濟凋敝現象。內亞蠻族控制的東北邊境,實際上是高句麗破滅、渤海遠遁以后,東北亞出現真空的產物,在高句麗存在的情況下,這樣是沒有必要的。因此在這樣一種假定之下,東西部之間的矛盾可能就不會以科舉的方式和平解決,而會以像程知節、李勣這樣的豪族領導之下,以第二個竇建德、劉黑闥政權的方式出現。這些人本來也是六朝時期蠻族征服者的后裔,在沒有安祿山和昭武九姓這些新蠻族闌入的情況下,多半還是能夠維持關東地區的穩定。而關東地區的士大夫在沒有得到科舉支持、沒有得到太多機會進入長安的情況下,更容易跟他們結合起來,形成第二個北齊政權。

昭武九姓-粟特地區

問:“唐宋之變”是百年來東亞史學界的一大熱點,但我在讀了您的文章之后覺得,除了有少數日本史家從貴族結構衰變的角度觸及了部分要害,國內史界大都沒有進入到這段歷史的本質層面,不太有興趣探討基礎共同體的演化態勢,他們似乎只關注經濟革命、政體嬗變這些浮在面上的運動,以至于認為“唐宋之變”是一次近代化大轉型,甚至連陳寅恪都說出“華夏文明造極于趙宋之世”的話,去年國內也出版了吳鉤的《宋:現代的拂曉時刻》——那么您認為應當如何評價所謂“唐宋之變”在后秦政時代的歷史意義呢?

劉仲敬:科舉取代門閥,是門閥取代貴族以后社會散沙化的進一步進程。科舉產生出來的士大夫主要依靠教育,比起原先只是部分依靠教育的門閥來說鄉土性更差,更加強調個人才干和個人努力,很明顯,原子化的程度比起過去的貴族和門閥又進一步衰退了。現在的人覺得士大夫好像還有可取之處,那是因為共產主義來了以后,原子化進入它最極端的階段,以至于過去宋明那種地主士紳好像多多少少也能發揮一點保護鄉土的作用,其實他們保護鄉土的作用頂多像是一層草皮。而門閥呢,可以說是介于貴族和士大夫之間的一種狀態。如果是你把視野放大一點,放在全世界范圍內的話,那么項羽所代表的封建貴族衰亡以后,東亞社會后來產生出來的這些精英其實都是沒有貴族資格的,包括門閥在內,比門閥還不如的士大夫階級那就只能是更加差勁兒。但是就是因為東亞社會脆弱程度比起伊斯蘭社會、歐洲社會都要大得多,所以你只有矮子里面拔將軍,做約翰遜博士不屑一顧的事情,在跳蚤和臭蟲當中選出大的來,勉勉強強把門閥和士紳這兩個品種選出來,作為秦政以后東亞社會的兩個核心。盡管這兩個核心仍然表現出一蟹不如一蟹的趨勢,但是如果把它們都給忽略掉,你簡直就沒有什么值得一寫的東西了。

科舉士大夫

唐三藏對粟特人的評價是生性勇烈視死如歸,他們帶來了柘枝舞、金叵羅和五色鳥番錦。中唐廣陵織造開始仿制,到元代提舉司才成功。毛棉大多從河中輸入,東亞也是到元代才仿制出類似產品。敦煌壁畫里面,吐蕃贊普和唐朝大臣的錦袍和長靴,都是薩珊花紋。

柘枝舞

突厥入寇,臨河先拜拂云祠(《舊唐書·后晉·卷四十三》“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云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后渡河。”),屬于拜火教系統。佛教在突厥跟拜火教競爭,完全失敗。儒家跟佛教相比,更是形同侏儒,即使在科舉地區,仍然不及佛教十分之一,一旦進入非科舉地區,就毫無競爭能力。所謂大唐盛世,整個內亞-東亞系統完全籠罩在伊朗文化之下。無論軍事技術、工藝產品還是日常用品,輸出方向都是自西向東。宋人完全退出了內亞交通線,俄羅斯和內亞西亞普遍以契丹為中國。

泉州交州海路代興,仍然掌握在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手中。南朝和唐朝把薩珊琉璃當成國庫都買不起的寶石,明朝又把耶穌會士的棱鏡當成寶石。琉璃只是玻璃制造技術不達標的產物,暹羅都用來造墻,明顯不甚珍惜,然而南朝至明清,一直愛不釋手——東亞確實是自古以來土鱉,即使在內亞和南洋面前,也像法蘭西面對倫巴第和弗蘭德。


2013-07-23 10: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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