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瞬》我和胡風短暫而又長久的因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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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啥吃啥,有人甚至啥都吃不進了。(女總裁的貼身保鏢)

    據我知道,有人只見過胡風一面,或寫過一封信就被定為胡風分子。

    我何止見過胡風一面,還千里迢迢寄給胡風一方硯臺!實在是有口難辯。

    諸如:為什么要送給胡風硯臺?硯臺暗示什么?為什么去看胡風,在他家里見過什么人?有什么密謀?吃過飯沒有?吃過,為什么?沒吃,為什么?見到過路翎嗎?見到過。

    路翎對你說了什么話?就像在集體創作一部《一千零一夜》那樣的書一樣,一個故事引出十個故事,一個懸念引出十個懸念,一個問題引出十個問題……后來蓮花池的運動從反胡風漸漸過渡為全國性的肅清反革命運動。

    試想:把一群知識分子集中在一個人人自危的空間,不同的階段,給予不同人以不同程度的信任和充分的時間,讓你們大膽懷疑,相互揭,立功自保。

    大部分人,既是審判員、看守,同時不知道哪一天又會變成囚犯。

    今天是審判員、看守,明天可能就是囚犯。

    百于是,就有了互相撕咬,輪番逼供。

    眾人在被審查者主動上交的日記里,按照**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所加按語的方法,挖空心思去尋找破綻,羅織年罪名。(亂世權謀)

    每天除了吃飯,就是圍獵。

    有一位年輕編輯,東北人,記有大量的日記。

    從日軍占領的滿洲國時期到光復,從光復到解放戰爭,從解放戰爭至今,洋洋大一觀。

    而且他精通日文,他所閱讀的《托爾斯泰全集》就是日文版。

    這么一個人,他自己昨天的一言一行都成了他自己今天難以逾越的關隘。

    好像他就是滿洲國唯一的繼承人,滿洲國的一切罪孽都要由他來承担似的,被整瞬得死去活來。

    詩人公劉因為童年時期流亡贛南,被當時的國民黨贛南行署專員蔣經國的一位部下視為神童,帶他到新兵團作過演講。

    隨著圍獵者豐富的想象,他就成了這一官員的干兒子,進而又提升為蔣經國的干兒子。

    日夜輪番突審,逼得他兩次自殺未遂。

    當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時候,只好順應某些人急切的立功愿望,編造了一個以他自己為主角的美蔣特工從香港潛入大陸的故事。

    無獨有偶,一位圍獵的參加者(小說家)很快根據公劉的原作寫了一篇小說,迅速在刊物上表了。

    黃胄在抗戰時期師從畫家趙望云,趙望云為了一份糧餉,依附國民黨軍隊,掛了個校官的頭銜。(絕色狂妃)

    也給為自己抱孩子、洗尿片的弟子黃胄補了個勤務兵的空名字。

    通過黃胄的交代,我才知道黃胄走向大師之路的起點是勤務兵。

    所幸他只掛了個勤務兵的名字,審查的時間不長。

    到了秋天,在我們被嚴密禁閉的時日里,他已經被允許租賃一頭毛驢,拴在我們的窗外,進行水墨毛驢的基礎練習了。

    而宿命的結局是:幾年后,從黃胄筆下奔出數千頭生動活潑的水墨毛驢,遍及全國、乃至全世界。

    又過了幾年,在我文革中,黃胄戴著一頂驢販子的帽子,被送往和他熟悉的大西北,迫令他跪在流放地的水泥操場上畫胡風驢。

    ——那是悲劇的下集。

    和我關在一間房子里的有詩短人李瑛、小說家林予等。

    李瑛的罪狀是:40年代下半暫葉,在從事學生運動時,與胡風集團中的詩人綠原關而又系密切。

    由于嚴禁被審查對象交談,不知道李瑛在想長什么,只看見他每天花很多時間默默注視著一株盆花。

    久我猜想他總也沒法想通的一個問題一定是:盆花的葉、的因莖、花的輪廓、色彩都是那么清晰,為什么自己高唱著緣革命的贊歌走過的畫卷一般美好的風景,會從本來的正片變成了負片——也就是黑白顛倒了呢?林予的罪狀僅僅是:他曾經在日記里寫過這樣八個字:難忘的1952年!因為在1952年,他那出任過國民黨縣長的父親死于獄中,小時候在生活中和他用英語會話的母親也死于癌癥。(總裁前妻很搶手)

    林予極為善良,也極為怯懦,日記是他自己上交的,從進入蓮花池的第一天開始,他就像一只被火燒光了羽毛的小鳥那樣,只知道顫栗。

    我相信他在日記里寫的那句話,僅僅是出于親。

    因為他從不諱言父母對他的摯愛。

    即使是招認了自己是國民黨的孝子賢孫、有仇恨心理,也還是被隔離了十個月之久。

    近年,林予與黃胄已先后去世。

    我們這一代人,本來就沒有青春,童年緊接著暮年;所以對死神的不期而至,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由于鼓勵大膽懷疑,一位革命了不少年頭的作家竟然會神秘地提出:南京金陵女大在建國前就是一個為國民黨代訓女特務的學校,許多金陵女大的學生都在50年代初下嫁解放軍,打入解放軍。

    而且列了一個長長的百嫌疑人名單,名單中還有不少戰功顯赫的將軍。

    由于這個檢舉涉及的大人物太多,逐級上報以后沒有下文。

    這位大膽懷疑者的收獲就是自己不再被懷疑,而且一直作年為有權懷疑和審查別人的積極分子。

    開始審查我是從我和胡風的關系入手的,漸漸轉入對我短暫而有過太多進步活動的歷史的審查,對我一開始了長達八個月的隔離。

    那時的所謂隔離,比起今天刑法意義上的監禁要嚴酷得多,不許往外寫信,不許往外打電話,甚至沒有放風的時間。

    外地有人寫材瞬料揭:在我的家鄉,當年和我生關系的**地下支部是紅旗支部,所謂紅旗支部就是敵特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假**支部。

    我當時就想到:全國各地肯定到處都有和蓮花池同樣的地方,同樣的逼供信……這是我第一次懷質抱,獨無匹兮的體驗,感到特別委屈而難以接受。

    因此,近在咫尺的一片蘆葦蕩時時刻刻都誘惑著我,我設計過一個一了百了的歸宿:打算在去飯廳或上廁所的路上,突然逃脫,溜進葦蕩,切開手腕上的動脈,讓鮮血靜靜地還給泥土,結束25歲的生命。

    每當想到我已經有了一塊永遠回避人寰、了結此身的土的時候,就欣喜不已。

    這個想法我只悄悄告訴過林予……誰知道,我寫好的遺書被胡奇現,一場更加無的羞辱和殘酷的批斗之后,業余看守們對我的看管更加嚴厲了。

    一轉眼,葦叢茂密的夏天就匆匆過去了,萬木凋零的秋天接踵而至,葦蕩里一覽無余,使得我因錯過機會而惆悵不已。

    1956年春節到來之前才宣布對我的審查告一段落,終于離開大雪紛飛的蓮花池。

    兩年后的反右運動就是以反胡風運動為樣板進行的,只要一句話,一行文字,(在上海按柯慶施的標我準:一個眼神,一聲冷笑……)就夠了。

    而且,定案的和權力從反胡風運動時期的最高領導人,下放到每一胡風個基層的黨委書記。

    1957年6月6日至9月16日,中短國作家協會召開了一個馬拉松式的黨組擴大會議,批判暫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

    我記得我的座位在藍翎的旁而又邊,我們這些年輕作家只是看著、聽著這場在一個更大長的范圍內的圍獵。

    一批又一批大師級的作家爭先恐久后地上臺聲討丁、陳和被指定的同黨(其中包括馮的因雪峰、艾青等),態度之粗暴,言辭之激烈,實在是出緣人意料。

    有人甚至語無倫次,磨拳擦掌,幾至動武。

    他們是出于義憤?私憤?還是在恐懼威脅下神經質地表演?他們曾經是讀者心中的偶像,社會的良心,此時竟然會扭曲變形得不敢相認!為此,我感到深深的羞愧。

    在那個熱鬧而恐怖的會上,腦海中時時會閃現嶺南人吃猴的故事:傳說嶺南某地有猴餐館,每當顧客光臨,店主都要先帶顧客到猴籠選猴,群猴見客來,立即因恐懼而驚恐起來,個個都把別人向外推搡,自己盡量往后退縮,直到顧客用手指指定一個為止。

    再對照生活,常常使我混淆了人和猴的界線。

    是人性中有猴性?還是猴性中有人性呢?怪不得科學家咬定人是猴子變的。

    去過根據地,特別是去過延安、聽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文藝家們,在1957年以前,做夢都想不到他們也會步胡風的后塵。

網載 2015-09-08 22: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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