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日記》公開風云

簡體傳統

《蔣介石日記》最早今年年底在臺灣出版，復旦大學也正在積極爭取大陸版的出版。
　　5月下旬，在復旦大學舉行的“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檔案第三次新聞發布會”上，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訪問研究員、宋氏家族成員之一宋曹璇，披露了這個關于蔣介石日記的出版計劃。這意味著，蔣介石日記將走出“解密”狀態，以更透明的姿態出現在公眾面前。
　　隨著2006年胡佛研究所開始向公眾開放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的閱覽權，那個相對真實的蔣介石逐漸浮出水面，不是鬼，也不是神，而是有功勞也有罪過的凡人。

　　手稿的逐漸開放
　　畢生堅持寫日記的蔣介石，一直從28歲寫到了85歲，歷時近60年，無論打仗行軍均未擱置紙筆。
　　“根據現有資料，蔣介石的日記約始于1915年，止于1972年8月，距離去世只有3年。這一年，蔣介石手肌萎縮，不能執筆，因此停止了長達57年的日記。蔣的這57年日記，遺失4年。其中1915、1916、1917三年，遺失于1918年底的福建永泰戰役。”中國社科院教授、民國史專家楊天石如是敘述蔣介石日記手稿的保留現狀。
　　本來這些珍貴的手稿，一直由蔣家后人保存在臺灣，直到2004年，蔣介石日記連帶蔣經國日記都保存在蔣方智怡（蔣經國三子蔣孝勇之妻）手中，考慮到“保存管理的能力以及學術環境的公正與否”，2005年初，蔣方智怡將兩蔣日記的手稿交付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保存，暫存50年。
　　本來蔣家的目的僅是保存而非公開，但一個偶然的發現影響了蔣家人將日記公開的決定：胡佛研究所有一位女孩，她不經意間翻到了蔣經國的一頁日記，就在這頁日記中，蔣經國記述到，他經常看父親的日記，并覺得父親非常了不起，很多事情不為人知，很多精神、思想大家不理解，他希望將來有一天父親的思想能夠為人們所知。
　　就是這個發現，讓塵封已久的蔣介石日記得以逐漸跟公眾見面——譬如2006年第一批開放的為1917年1931年的部分，2007年開放的是1932年1945年的部分，2008年7月份開始公開1945年1955年部分，2009年則公開了1956年1972年蔣介石日記的最后部分。
　　這樣一批手稿的開放，自然吸引了海峽兩岸的學者前往斯坦福大學進行研究。楊天石就是大陸第一批趕赴胡佛研究所的學者，按規定不能通過拍照等技術手段復制，學者只能一字一字地進行摘抄。
　　事實上，隨著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公眾也不免對蔣介石寫日記的目的有了質疑：蔣介石的日記是真實的么？會不會是蔣介石的一種做戲？
　　說服蔣家人把日記存放于胡佛研究所的推手、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對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性深信不疑，她的佐證是，蔣介石在日記里對自己干過的“壞事”毫不掩飾：比如他在日記里記載，有一次他去香港，去前告誡自己，香港女子年輕貌美，不能去找小姐。但去香港后，他還是忍不住找了小姐。事后他在日記里嚴厲責備自己好色，要求自己改掉惡習。
　　蔣介石日記的“把關人”宋曹璇（宋美齡幼弟宋子安的次子宋仲虎的夫人）也認為蔣介石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比如蔣介石經常在日記里罵人，宋子文等人都曾被刻薄的點名批評。
　　蔣介石日記的研究者楊天石也表示，信奉儒學，尤其是宋明道學的蔣介石，用“存天理去人欲”的要求來約束自己，記日記則成為了他個人修身的工具，生前也從未公開過自己的日記，“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誠的，日記自然也有相當的真實性”。

　　解密日記的出版物
　　“蔣介石日記有手稿本、仿抄本和類抄本、引錄本等幾種類型。”楊天石說。
　　事實上，在手稿本公開前，研究者只能從類抄本或引錄本中一窺蔣介石日記的風貌。
　　仿抄本，是蔣介石為了保存日記，請秘書人員按著自己日記的格式原樣照抄的本子。仿抄本基本是蔣介石手稿本日記的復制。如今，大陸保存的蔣介石日記的仿抄本，已知只有1933年和1934年兩年。
　　類抄本，是蔣介石讓同鄉按照一定的門類對他的日記進行抄寫保存，如今在臺灣保存有“困勉記”、“省克記”、“愛記”、“學記”、“游記”等5種。
　　引錄本，則是一些不以公布蔣的日記為目的，但也記載了一批蔣介石日記的書籍，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由蔣介石的老師和秘書毛若誠編著；《事略稿本》，由蔣介石的同鄉編著，模仿了《春秋》編年體紀事，集合了蔣介石的函電令告日記等；20世紀50年代，日本產經新聞社出版了日文的《蔣總統秘錄》，該書引用了由臺灣國民黨黨史會提供的蔣介石日記等文獻，由臺北中央日報社翻譯成中文出版；《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由秦孝儀總編纂，相當于《事略稿本》簡本。
　　按照楊天石的研究，《事略稿本》中“編者為了維護蔣的形象，對日記手稿本中的部分內容有所諱飾”，而《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則“所引蔣的日記未作說明，也有修飾，個別改動甚至距手稿本較遠”。
　　1994年，學者黃仁宇在臺灣出版了《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1998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將這本書第一次引入大陸， 2008年，又由九州出版社再版。這部著作通過蔣介石日記，解讀了蔣介石一生引起爭議最大，也最為復雜的四個時期的情況。據楊天石介紹，這本書的日記資料來自《蔣總統秘錄》和《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可見資料來源并不算第一手。
　　2007年，由張秀章編著的《蔣介石日記揭秘》，輯錄了蔣介石自1915年至1949年的日記1000余則，并且根據日記進行評注、詮釋。上下兩冊打上“揭秘”烙印的書籍一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爭論，被楊天石斥為“大膽作偽的欺世之作”，痛批該書是由《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蔣介石秘錄》等書拼湊而成，并舉例說明，其中的日記內容與胡佛研究所保存的原稿內容南轅北轍。而作為歷史草根學者的張秀章則回應，他花了13年策劃、編著該書，蔣介石日記原稿在當時根本尚未公開，他所能依據的史料也只能來自“引錄本”們。
　　2008年，由楊天石所著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可謂是采用了蔣介石日記手稿本史料的著作。在閱讀了類抄本、仿抄本等史料的基礎上，楊天石也多次趕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摘抄了陸續開放的蔣介石日記的手稿本。在對手稿本的閱讀中，楊天石發現，這些日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足以改寫中國現代史”，他也嘗試通過自己的著作來“建立中國近代史新的解釋體系”。
　　如果說，自黃仁宇開始，是通過蔣介石日記而進行的歷史解讀，今年年初由團結出版社出版的《蔣介石家書日記文墨選錄》，則直接選編了蔣介石寫給前后幾位妻子和兒孫的部分家書，他在“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盧溝橋事變”等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后的部分日記，和他的一些散文、詩作，號稱“六十年來中國大陸第一次出版的蔣介石本人的著述”。
　　可見，隨著蔣介石熱在大陸的升溫，大陸出版物對蔣介石日記的披露過程也沿著越來越逼近相對真實和透明的方向發展。

　　破譯真實的歷史
　　正如蔣經國當年的預見一樣，真實的、未經篡改的蔣介石日記的公開，的確讓人了解了蔣介石太多的不為人知的真相。
　　那個曾經被我們認為“消極抗日、妥協投降”、“主動跟日方和談”的蔣介石，開始在日記的公開過程中，露出他更加豐富的一面。
　　事實上，通過對蔣介石日記的研究，楊天石撰文為蔣介石“翻案”，認為“蔣是民族主義者，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希望中華民族振興，中國統一”。
　　譬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前后，蔣介石對日本侵略者的態度異常憤怒，并以“倭寇”稱呼日軍；早在1930年代蔣介石就一再指示參謀本部加快國防建設，至全面抗戰爆發前的1937年2月，全國各地已筑成機槍掩體、小炮掩體、掩蔽部等各項工事3374個，對日進行認真備戰；盡管美國是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的同盟國，但蔣介石和美國的矛盾沖突并不少，甚至在日記里大罵美帝國主義，1945年羅斯福跟斯大林、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出賣了中國主權，蔣介石在日記里說，這是羅斯福侮辱中國、出賣中國的典型表現。
　　在楊天石的研究中，蔣介石還是一個改良主義者：“在資本問題上，蔣介石日記里曾經寫過，他要沿著社會主義的路線，搞社會資本主義。第一條，他認為解決民生問題，要生產為主、平均分配，第二是控制大資本，第三是實行勞資合作。基本上是改良主義的路線。”
　　蔣介石也是一個個人主義者，楊天石撰文說，“1927年反共時，他有一個三段論。第一句話，我蔣介石是革命的，第二句話，你反對我，第三句話，那你就是反革命了。蔣介石自我迷信到了極點，他看別人都不行，只有他行，他什么都管”。
　　在對《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的研究中，蔣介石的形象逐漸在海峽兩岸的“鬼”、“神”之辯中走了出來，成為有成有敗、有功有過的凡人。而了解蔣介石的思想和內心世界，對于破譯真實的近代史，又價值重大。用臺灣知名學者呂芳上的話說，“蔣介石走入歷史，社會因此更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