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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5月31日訊

在國學（教育）討論逐漸深入的情勢下，清末翰林、民國教育家、近代思想家蔡元培是繞不開的一個重要人物。今年3月5日恰好是蔡元培逝世70周年紀念，蔡元培就任教育總長時如何看待“忠君”、“尊孔”和“讀經”（本文把他的國學態度姑且稱為國學觀），就更為人們所關注和引用。“忠君”和“尊孔”是清朝時全國教育宗旨的內容，也是民國時期重點廢除的內容；而“讀經”則涉及到開展國學教育的內容和形式，是作為學術流派而言的。 

　　可以說，蔡元培的國學觀集中體現在其任民國教育總長時的一篇文章和一次會議上。蔡元培對於教育總長的工作和成就極為看重。他說：“然在教育部方面，因範靜生及其他諸同志的相助，頗有可以記錄的事情。” 

　　1912年2月8日蔡元培在《教育雜志》上發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這是一篇經典文獻，也是後來教育改革的藍本。他在文中說：“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自由思想相違（孔子之學術與後世所謂儒教、孔教當分別論之。嗣後教育界何以處孔子，及何以處孔教，當特別討論之，茲不贅）”。為確立教育方針，建立教育學制，7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臨時教育會議。開幕當天蔡元培致開幕詞，會議通過了一些提案，隨後以教育部名義公布30餘部法令。 

　　一、忠君：兼評中華讀書報的討論 

　　中華讀書報“文化周刊.國學版”近期刊登了關於國學爭鳴的7篇文章，有5篇直接探討“忠君”問題。爭論的核心大致集中於以下四個方面：怎麼看“尊王”、“忠君”和“三綱”（方朝輝，2010.2.10）、怎麼看中國近代的思想進步歷程(王也揚,3.10)、如何認識中國皇權的制度(張緒山,3.24)、如何看待王權、君道與國學(陳啓雲,5.12)，若總結討論的中心思想則是：如何看待“忠君”和“皇權”。 
“忠君”進入國學（教育）視野，從清朝、民國時期全國教育宗旨的嬗變可以清楚看出。1906年3月清政府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1912年9月臨時政府的“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915年2月北洋政府（袁世凱）的“愛國、尚武、崇實、法孔孟、重自治、戒貪爭、戒躁進。”教育方針可以佐證清政府、蔡元培和袁世凱的對待“忠君”的態度。 

　　在蔡元培的國學觀裡，“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自由思想相違”（見上述文章），這句話是說作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忠君”“尊孔”要廢止。《台灣傳記文學》1977年發表王世傑的回憶錄可以佐證“康梁等人主張君主立憲，仍然擁護滿清皇室，維持君主政體。蔡先生不願意同康梁合流，大半就因為這些與他的基本政治思想不合”，“這可見蔡先生早年就反對保皇主義，而贊成民主政治”。 

　　這啓發我們，“尊王”、“忠君”和“君綱”作為帝制（皇權、王權）的意識形態和典型象徵，應當完全廢除。

　　二、尊孔：兼評劉澤華先生的引文 

　　為了說明“蔡元培取消‘經學’是激進主義嗎”，劉澤華先生引用了民國時期蔡元培和袁世凱對待尊孔的態度說：“經學是與帝王制度相配套的觀點形態，其核心是‘三綱五常’，其頂端矗立的是專制帝王。帝制被推翻了，難道還要尊孔讀經？蔡元培取消經學是激進主義，看來袁世凱恢複尊孔讀經則倒是正當的了？”（中國社會科學報“爭鳴”版，2010.04.15） 

　　這段話第一層意思是說經學實質上是一種意識形態，必須取消，本文第一部分已經分析。第二層意思是說蔡元培與袁世凱在“尊孔讀經”上是完全對立的。這裡把蔡元培“取消經學”與袁世凱“尊孔讀經”相比較是不妥的，因為前者傾向於學術流派（見後叙），而後者目的在意識形態。當初的情況如下： 

　　蔡元培在1912年全國教育會議上力主“廢止尊孔讀經”，但由於會議期間蔡元培辭職，關於“廢止尊孔讀經”的指導思想經過激烈辯論，最後只有採取折衷方案：不明令廢除或提倡，讓其自生自滅。後來蔡元培曾深感遺憾：“臨時教育會議，為半年來所注意之規劃，而不能始終其事，猶疚心焉”。 

　　在袁世凱主導下，1912年9月教育部規定10月7日為孔子誕辰日，學校要舉行紀念會。1913年6月袁世凱發布《尊孔祭孔令》。1914年9月《祭孔告令》，中央和地方要舉行祀孔典禮。1916年8月公布《國民學校令》等規定“讀經”內容。這裡可以看出這是袁世凱複辟帝制的一部分。 

三、讀經：兼評紀寶成先生的引文 

　　為了說明“該不該為國學上戶口？”，人民大學紀寶成校長說：“經學就是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可是到了1912年,當時蔡元培任民國教育總長，把八科變成了七科，把經學砍掉了。傳統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在中國人的眼中消失了。”（光明日報“國學”版，2009.12.21） 

　　其實，蔡元培不是“把經學砍掉了”而是把經學分解了。那麼蔡元培是如何對待“讀經”和“經學”的呢？ 

　　關於“讀經”問題。在蔡元培推動下，1912年2月教育部“廢止小學讀經”；10月24日《大學令》22條“大學分為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清朝時的大學，仿效和學習各國“神學”科目，於“文學”科之外設立了“經學科”。1913年10月31日《天壇憲法草案》“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1914年6月要求：修身及國文教育科書採取經訓，務以孔子之言為指歸。 

　　關於“經學”問題。當初蔡元培認為14經已經分解，如《詩經》、《爾雅》等已入文學系；《三禮》、《春秋三傳》、《尚書》、《大戴記》等已入史學系；《周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系，於是廢去了經科。如今再設立“國學”一級學科，事實上就好像把這個歷史過程再返回來。今天，國學的發展和繁榮最重要的是學術投入、學術人才、學術情操、學術陣地等等，這些比上戶口更重要。 

　　著名理論物理學家、物理史學家派斯（AbrahamParis）在《TheGeniusofScience》（哈佛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中談到楊振寧與李政道的爭論時寫道：“我認為要了解其中真相，要對中國傳統比我有更多的知識……” 

　　我們在甄別分析和學習借鑒蔡元培的國學觀時，上述謙虛謹慎的學術態度也是我們當今國學爭鳴時最需要借鑒和學習的。

 　（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者：任國征　原題：蔡元培如何看待“忠君”“尊孔”“讀經”？ ——兼與國學爭鳴的部分觀點商榷） 

中評社 2010-07-15 08:3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