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國共紛爭 07八一宣言出籠

簡體傳統

07八一宣言出籠
　　一般人都以為，1936年的圣誕節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開端，因為在那一天，急匆匆地趕往西安的蔣宋美齡得到了她的圣誕禮物：她丈夫的自由——剿匪總司令蔣介石被部下扣押在楊貴妃“侍兒扶起嬌無力”的華清池已有兩個禮拜。這就是在當時就已經震驚中外，直到今天仍舊是一個歷史大謎的“西安事變”。
　　這件圣誕禮物好歸好，卻是附有條件的，即“禮物”本人對“停戰議和、聯合抗日、釋放政治犯”的允諾——也就是說，自1927年對共產黨開了殺戒之后，蔣總裁不曾間斷的圍剿與追殲，此時須告一段落，大家先聯手對付日本侵略者。
　　這樁事變由于經過詭秘、主人公命運多蹇，加之各方當事人長達半個世紀的三緘其口，特別是國共雙方而今又處于新一輪之僵局，都使它成了數十年來各路史家全力追蹤的一個重頭故事。
　　1935年，法西斯在歐洲崛起，日本在中國也步步進逼。奉行“先攘內而后安外”的蔣介石，苦纏7年，小小的共產黨依然沒有滅掉，而華北眼看著快成為第二個東北。在當時的局面下，在野力量想要抗日，或者說想要借抗日以自保甚至自強，可以有三種選擇：反蔣抗日、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
　　從共產黨方面說，當然希望是第一種。1935年11月剛到陜北，就發出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吞并華北和蔣介石出賣中國》的宣言，“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民黨蔣介石而血戰”。但希望歸希望，具體如何操作，還要相機行事。1936年他們遇到的機會是，東北軍和西北軍不想再在“剿共”上消耗自己了。
　　幾乎就在同時，自己的上司“第三國際”所附著的蘇聯當局也決不愿意失掉已經獲得國際承認的中國政府這樣一個同盟軍。無論從什么角度考慮，共產黨都難于再“死硬”下去。我們今天已經知道的是，在1935年底到1936年底這一年里，共產黨“靈活地”轉向，走完了反蔣、逼蔣和聯蔣抗日這三大步。
　　蔣介石呢？難道在1936年前后，作為全國“領袖”的他就那么固執、簡單，完全不懂平息國內紛爭、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會給自己帶來的好處？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一講的，幾乎與西安事變同時發生的另一樁促使國共合作的努力。
　　原來，在1927年因“清共”而與蘇聯鬧翻的國民黨，由于“九一八”侵華事變的發生，已經在1932年與蘇聯恢復了外交關系。到了1935年，隨著日本對華入侵一步步緊逼，再投入大股軍隊“安內”已難以為繼。國民政府不得不調整策略，作出“政治解決紅軍”的決定。怎么政治解決？蔣介石想走一條便捷的路，于1935年底請蘇聯出面幫忙。
　　他不知道的是，蘇聯在那時，與正艱難跋涉在雪山草地的紅軍早就失去了聯系；更不知道（或者說，雖然知道而未加以注意）的是，差不多就是蘇聯的“兄弟黨聯絡部”的第三國際，此時已經更換了領導、改變了自己在中國的策略：這就是，中共必須收斂階級斗爭鋒芒，努力靠拢蔣介石政府，開辟反法西斯的中國戰場，以牽制日本對自己（蘇聯）的威脅。
　　由于失去了與境內中共的聯絡，這一“新精神”的執行者只能是設在莫斯科的、以王明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了。沒和國內聯絡，也沒有開會，王明，和三十年代初無條件執行國際極“左”命令一樣，立即向右轉，按照國際精神起草了那份后來名聲大躁的共產黨《八一宣言》，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對此，御用史家煞有介事地“略去不必要的細節”，而只將“偉大意義”寫進教科書。似乎是：長征途中，共產黨不計較國軍的圍追堵截，一心積極呼吁抗日。
　　王明的這份宣言比他失了聯絡的陜北同志那份大罵蔣介石的宣言其實還早三個月，可惜在1935年8月的時候，正乒乒乓乓放槍打炮的國共雙方都沒有注意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