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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毛澤東為什么和在什么時候決定向蘇聯“一面倒”
　　眼下四十歲左右的大陸中國人，對“蘇聯老大哥”和“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恐怕都還有相當深的印象。總的說來，由共產國際動議、具體策劃創建、并一直受到它的資助的中共，自然而然應該“一面倒”。但我們又知道，由于國民政府當年所具有的“合法性”，以及外部世界對它的認可（并非由于辛亥暴動而在于它與清廷的議和），1949年以前，蘇聯并不希望中共公開這一親密關系。從中共的一方講，也絕對夠不上請旌表水準的死心塌地。比如1944年，當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時，毛澤東就曾熱切地希望向山姆大叔靠拢。那么，從“傾心相與”的1944年，到罵不絕口的1948年，究竟什么因素起了變化？
　　應該說，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共核心對美國與蘇聯的好惡或許尚在伯仲之間，這是因為，表面上看來，這二強都“一碗水端平”地力主中國不可打內戰，而中共原本對自己人蘇聯的期望要高得多。校場口事件之后，蘇聯雖然與國府交惡，對中共和已經取得黨內權威的毛澤東也沒有太熱乎。這是因為，第一它自己在歐洲和南斯拉夫問題上正焦頭爛額；第二它不愿意讓西方和國民黨覺得自己是中共的大哥；第三對中共和毛那根深蒂固的藐視與戒心（“農民起義頭目”、“游擊隊長”，不能讀原著馬列，也未必如王明般言聽計從）并沒有消除。這就是為什么從1947年中共準備和國民黨決一死戰（并確認一定打贏）之后，毛澤東三次熱切要求秘密赴莫斯科，“就政治、軍事、經濟等重要問題向聯共（布）中央同志請教”，而三次遭到拒絕。在這期間，中共雖然軍事上節節獲勝，但心里仍有不少惶惑：除了拿不準怎么對付曾經幫同合作反蔣的資產階級外，對自己反復蠻干過的“土地國有化”和完全沒門的工業與金融管理，也想當面請教（起碼探出口風），而首要中之首要，則是蘇聯的物資支援，特別是那三億美圓貸款。
　　很快地，到了1949年。在北平已經丟失、南京上海也危在旦夕時，南京政府又搖起橄欖枝，即我們耳熟能詳的所謂“戰犯求和”。斯大林不想再担一次“不許（中共）革命”的埋怨（讀者應該記得，上一次是他逼毛到重慶去談判），終于于該年一月底派要員米高揚到西柏坡去見“中國同志”。為期8天全面、深入也相當坦率的意見交換之后（如米問中共，斯大林這回給他們出的破壞和談的陰招兒是不是走漏出去了？中共也直接問米，為什么在幾乎所有國家都在靜觀局勢發展未采取行動時，唯蘇聯大使館跟隨國民政府搬到廣州），毛澤東在兩個日夜折磨他的問題上有了底，第一莫斯科對共產黨在中國武裝奪權的肯定；第二對他本人是中國革命領袖的肯定。有了這兩條在胸，雖比終日揣揣然（這樣的日子毛忍受了多少年！只從他不管形勢多緊急險惡，都絕對親自控制對“遠方”的聯絡即可知）要好得多，但還不足以使他在戰后世界新格局建立的過程中，走上“一邊倒”這類成熟政治家原則上不取的地步。
　　后來發生了什么，讓他下了這樣的決心？
　　當時，更具體說，在南京攻克之后的五、六月間，有兩個人物——兩個處在對立的營壘卻都不希望見到中國被孤立在世界之外的人物——周恩來和司徒雷登（我們都知道他那時雖然已經不是駐華大使，但仍是桃李滿“國共”的傳教士教育家）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不使中美間游絲般的聯絡一下子斷個干凈，周恩來幾乎在南京一攻克，就派司徒的高足黃華進駐這前國都，還安了個“中共南京軍管會外僑事物處主任”的名目，以便與恩師正式聯絡；而司徒也正通過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還有一個主動請纓的陳銘樞等，努力了解新政權對中美關系的態度和高層接觸的可能。
　　事實上，在積極地活動著的雙方的后邊，都有著強大的、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制約力量。中共方面是反帝、滅資喊了幾十年的“左”；美國方面是在國會很有勢力的麥卡錫潮流。雙方數渠道幾經接觸，包括小心翼翼的探詢、解釋、預測和討價還價，最后找到一個好借口：6月24日，請這位燕京創始人像往年那樣回北平學校過生日。
　　這確實是一個借口，因為黃華前往“拜望司徒雷登，轉達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訊息：如果司徒希望訪問燕京大學，則毛、周歡迎他來北平”時候，已經是那生日之后的四天6月28日。但就在這時，一個令中共意外的局面發生：本來取主動態度的美國突然躊躇不前、司徒對這個他所盼望的結果的回應也相當低調。他回答說：他“雖然希望回燕京，但目前似無可能。而且像他那樣的‘衰弱老人’長途乘坐火車太過勞累。”但正如我們今天通過閱讀歷史文獻已經了然的，這并不是他本人的態度，因為在他向美國國務院報告中，他說的是：“此行定能推進相互之間的更好了解，并增強中共內自由派反蘇分子的力量。它將為美國官員提供唯一的機會與中共首腦進行非正式的談話。此種機會可能從此不再。這將是一個富有想象力和冒險精神的象征，顯示對于中國正在進行的變化的開明姿態，并使今后中美關系獲益。”
　　和后來中共常常表現出的強硬態度不同，為挽回局面，黃華再一次表示誠意，說“所有鐵路可以供他使用”，甚至司徒要乘坐自己的飛機，也可以安排——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周恩來所盡的最大的努力。
　　當時最為焦急的人是以私人秘書身份為司徒操持一切的傅涇波（傅出身滿族破落貴胄家族，曾是燕京品學兼優的窮學生，對淀積千年的中國高層政治運作具天生感悟）。他得到黃華答復后，勸司徒雷登先斬后奏、立即動身。耿介的司徒罵他“小玩鬧”，隨即按部就班報告請示。他心里有數：會見周恩來的指示本來自美國。他沒有考慮到政局的瞬息萬變。如果當時的美國國務卿不是艾奇遜，而是別的有担當的勢力人物，批復可能會如司徒所期待地適時到達。無奈艾奇遜不敢擅自做主，將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拿到國會去討論，回復到達：干干脆脆的“不許可”，并命令他立返華盛頓。
　　中國有句俗話，叫做“熱臉貼到冷屁股上”，這是放到誰身上都覺萬分屈辱與惱火的事，何況正經歷著“天翻地覆慨而慷”、已經拿穩了蘇聯不會換馬、對老美扶持自由派早已瞧在眼里記在心里、好不容易有條件地向黨內溫和派讓了一小步的毛澤東。用不著等到7月2日傅涇波將美國的這一決定正式轉告黃華，毛澤東已于三天前在他載入冊的講話《論人民民主專政》里，決絕地為新中國外交定了向：“必須一邊倒”，“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當美國一個月后發布了那份《中美關系白皮書》之后，由偉大領袖親自撰寫的氣勢恢弘的“五評”隨即出臺。中美關系降到有史以來最低點。兩年后，朝鮮戰爭爆發；二十年后——越戰。二十三年后——尼克松訪華。毛澤東那時連路都走不穩了，卻迫不及待地要親自到機場去接。
　　雖然他的子女都說俄文，毛澤東終生學英文而不碰俄文，并堅持用西方訓練的私人醫生（即后來寫了回憶錄的李志綏）。“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在他心里究竟是怎樣的呢？

戴晴 2013-08-19 16:4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