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國共紛爭 22 國共秘密談判

簡體傳統

　　22 國共秘密談判（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國共雙方有沒有過通過和談解決爭端的努力呢？
　　我們通過前面的故事已經知道，國共雙方劍拔弩張、勢不兩立，固然有意識形態方面的緣故，更主要的，還是雙方背后“洋后臺”的態度。
　　49年底、50年初，在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已經令美國朝野完全失望的情況下，杜魯門發表“公開拋棄臺灣”的聲明。毛澤東大為鼓舞，一方面鼓勵張治中“為爭取和平解放臺灣”“努力工作、刻意經營”；一方面積極準備在7月對臺灣用兵。不料既野心勃勃又膽大包天的金日成不管不顧地挑起了韓戰，迫使美國再度介入。在麥帥發布了《在亞洲遏止共產黨擴張的戰略計劃》之后，毛澤東也扔掉了他溫文爾雅的那一手，聲稱為了“擊破美蔣的軍事和政治聯合，必須向全國、全世界提出‘解放臺灣’的口號”。這是1950年的夏天。到了這年秋天，北京開始炮擊金門，兩邊關系徹底鬧僵。
　　在中國經歷了“建國初期”相對說來比較好的日子之后，不但以斡旋和談判見長，與對方政要更有著盤根錯節的袍澤關系的總理周恩來，在1955年試著提出“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條件是“美國不干涉”。到了1956年，也即后來給無數人上了當的“知識分子的春天”里，不但周恩來頻頻傳話給過去的“老人兒”：“省親會友、參觀學習、投向祖國……一律歡迎”；毛澤東也大度地表示：“愛國不分先后”、“來去自由”。為了方便與臺灣當局作具體商談，中共中央設立了對臺辦公室，由周恩來負責。
　　1956年7月，周恩來在北京會見一位當時居住在香港的三十年代文化人曹聚仁先生。周主動提出，國共“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繼而，在9月間中共中央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里正式發表：“愿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了之后。”并在以后會見記者時，一再說“蔣是有貢獻的。若回來，會安排高于部長的職位。”
　　應該說，此時國共雙方后邊，都沒有“更多地想著自己的利益與標準”的洋大人，中國人自己解決自己事情的時刻，正要到來。更為湊巧的是，就在當了總理的周恩來稱贊他二十年代的校長的時候，蔣介石不知是出于他軍事家“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或是什么人的勸說，也正派人到大陸探風。他選的是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宋宜山：宋的弟弟宋希濂曾是解放軍的戰犯囚徒，他的湖南老鄉李維漢正身任統戰要職，另一名老鄉唐生智胞弟唐生明簡直就為了和國民黨拉關系而在北京養著。
　　1957年4月，宋委員先由香港到廣州，然后乘火車到北京。他當天就和只剩下“美食家”頭銜的唐生明吃了飯，第三天見了政府總理和統戰部長。這回雙方已經沒有棘手的軍隊和地盤問題。北京于是從政治角度提出“五條”：（1）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2）臺灣成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3）臺灣地區政務仍由蔣介石領導，共產黨不派人前往干預；（4）國民黨派人到北京參加對全國政務的領導；（5）外國軍事力量必須撤離臺灣海峽。
　　簡直就是四十年后香港回歸和眼下兩岸談判的藍本。宋宜山似乎感受到了自己此行可能達成的成就。在余下的幾天里，他在北京參觀、游覽、探望已經特赦的弟弟——感受到中國大陸毛澤東時代僅有的那幾個月寬松活躍的氣氛。
　　國共秘密談判（二）
　　不但蔣介石派到大陸的立法委員宋宜山感到自己可能不負此行，北京方面也做出了同樣的估計。在四月間歡迎蘇聯主席伏羅希洛夫的宴會上，毛澤東毫無避諱地談到了“準備與國民黨進行第三合作。”
　　可惜事情沒有如此簡單。五月份，在宋宜山興沖沖回到香港，就自己這次“受命大陸行”寫出一份長達一萬五千字的報告，并立即呈送蔣介石之后，萬萬想不到的是，主動派他前去的老總統閱后竟然大不悅：不但對北京方面的“五項”完全不做回應，更傳話叫宋不必再回臺灣了。更為不巧的是，幾乎在同時，北京開始了那場被后人稱為“荒謬絕倫、形同自殺行為”的“反右”，氣氛已經完全不對。
　　但政治對手的這次失誤，卻給了蔣介石以希望。1957年10月，蔣介石在國民黨八大上言之鑿鑿，全部否定北京這回對他回應的誠意，說是：“統戰陰謀”，重新提出“反攻大陸、光復國土、消滅匪寇、完成革命大計”，并立即與美國在海峽舉行軍事演習。
　　人類的經驗證明，無論是人與人，還是黨與黨，抑或國與國之間，禮讓固然能換得禮讓，沖動更容易激起沖動。1958年夏天，第一批美國援助的F-100型戰斗機抵達臺灣，臺灣軍隊集結金門馬祖，拉開占據大陸的架勢。北京立即回應：從8月到10月炮擊金門，共發炮彈四十七萬五千發——“海峽危機”時期開始。打炮之后，毛澤東再作姿態，甩開他聲情并茂之筆，撰寫《國防部長一告、再告臺灣同胞書》，呼吁“和為上”，提醒對方“提防美國人”。到了這年秋末，美國和臺灣在隆隆炮聲中放棄了以武力保衛金馬政策，國民黨通過《策動大陸反共革命運動案》，提出“以主義光復大陸”。
　　毛澤東在晚年曾經說，他一生有兩個夢，一是文革；一是解放臺灣。事實確實如他所說：“海峽危機”沒過去兩年，他再度提出了“一綱四目”的對臺政策。所謂一綱，即“和平統一”之綱；而“四目”，比起1956年的“五項”，更接近毛澤東的性格特色：（1）臺灣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當地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都尊重蔣介石的意見；（2）所有軍政費用和經濟建設一切費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撥付；（3）臺灣的社會改造可以從緩，一定等到時機成熟后，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協商決定后實行；（4）雙方互相不派遣特工人員，不做破壞雙方團結的事情。
　　對此，蔣介石不予理睬。1962年4月和6月，作為毛澤東“尊重的同鄉兼老友”、自1949年以來一直都在共產黨手里封存著，要到時候才“以堪大用”的章士釗，兩度赴香港主動聯絡，甚至老死是地，蔣介石都沒有搭理。
　　這年，毛澤東和蔣介石都已年屆古稀。作為同樣懷著獨霸中國、從而得以比肩于中國歷代著名皇帝的革命領袖，不可能不懷著同樣心病，無時不將“統一大業”放在心上。雖然有此共同之處，四十年的積怨畢竟太深。這一命題，或許要留給他們各自的接班人了。
　　國共秘密談判（三）
　　到了60年代中期，蔣經國在臺灣已經實際執掌政務，而1965年7月，原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落葉歸根般地回到大陸。也許他傳過去了什么信息，也許他的行止觸動了海峽那邊一班人的什么情懷，總之，就在這年夏天，據說，十年前曾經受周恩來之托向臺灣傳話，卻一直沒有得到回音的曹聚仁，再度被蔣經國由香港秘密接到了臺灣。
　　曹先生當時也已經不年輕了。據文章說，他見過蔣經國后，于10月間趕到了北京。當時北京雖然正熱熱鬧鬧地開著全運會，討論著國民經濟長遠規劃，政治火藥的味道其實已經從幾個文人的筆端散發出來。而毛澤東也已經在會上問出“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這種咄咄逼人的問題。
　　曹聚仁并不知道這些。據說他先在北京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立即返回臺灣復命。三天后，在蔣經國的陪伴下，蔣介石秘密接見了曹。據一位名叫陳敦德的作者披露，這次會見只有三人在場，曹傳達了北京方面的信息之后，與蔣氏父子共同擬出一份似乎是綜合了雙方意見的“六項條件”——應該說，這六條相當荒謬，無論口氣、用語，包括條件本身，都十分可疑。今天，在我們共同審視兩岸和談的可能性的當口，權且把這份可能最后由曹先生本人或后人轉述的內情開列出來，供諸位參考鑒別。這1965年的“六條”是這樣的：（1）蔣介石協同舊部回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湯沐邑”三個字的使用太不倫不類，蔣介石似乎不至于將自己認作受毛澤東賜予的前朝遺族）。（2）蔣經國任臺灣省省長。臺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臺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之后再行磋商。（其實那時，臺灣完成土地改革已經十多年，北京方面不可能不知道）（3）臺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財政上若有困難，由北京照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大陸當時剛剛由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恢復過來，似無此能力，更況且臺灣并未出現財政困難）（4）臺灣海、空軍并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守臺灣。（5）廈門和金門合并為一自由市，并為雙方緩沖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人選由臺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6）臺灣現任文武官員官階、待遇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提高、不降低。
　　據文章披露，會見之后，曹聚仁老先生很是興奮，只等北京認可后，即正式派人北上赴大陸了。不料1966年6月，震驚世界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北京對臺工作停頓。而對臺灣方面說來，似乎又是一次“以主義光復大陸”的機會。似曾相識的強大政治攻勢再度發起：“大陸政權分崩離析”、“反毛力量聯合起來共同討逆”……。海峽兩岸進入新的一輪冷戰與抗衡。
　　待到緩和的聲音重新發出時，已是1980年代初。從葉劍英委員長發布九條《告臺灣同胞書》，又是20年過去了。在大陸的改革已經快把共產黨弄得空俱其名，而臺灣的國民黨也已經不再能夠獨裁的情況下，這延續了七十多年國共仇恨，難道還解不開嗎？過去結了仇的政客的接班人，難道還要向毛澤東、蔣介石那樣，把兩邊中國人的性命、財富、安寧、尊嚴，當作自己的籌碼來耍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