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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史觀”和當代中國史研究
　　于沛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所 研究員）
　　對當代中國歷史進行研究，不能脫離與這一歷史過程密切相關的世界歷史進程，即只有把當代中國歷史作為當代世界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將其放在廣闊的世界歷史矛盾運動的背景中，才能深刻認識當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某些本質內容。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戰略力量的深刻變化導致了雅爾塔體系的建立，其核心內容是蘇美兩極格局代替了以歐洲為中心的多極均衡格局。亞洲、非洲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使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瓦解，誕生了一系列民族民主國家，并在世界上日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戰后分裂的歐洲經歷了重建和繁榮時期，克服了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危機，逐漸出現了一體化的趨勢。1989年東歐發生了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兩極格局瓦解，使雅爾塔體系不復存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揭開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嶄新一頁，由此，她的歷史，她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等方面的發展，即是在雅爾塔體系建立、并在建立后又逐漸告別這個體系復雜的國際背景下展開的。
　　將當代中國歷史放到世界歷史的背景下進行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鮮的意見，學術界不少同仁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并已有不少優秀成果問世。但是這并不是說，在這方面就不存在什么問題了，如在中外歷史研究的“結合”上缺乏內在的聯系，僅僅是放到世界歷史的“背景”中，而不是歷史地有機聯系，多給人生硬的“嫁接”的感覺。所以如此，除去研究條件有待改進、人們的知識結構有待進一步完善之外，恐怕還同忽略了歷史學的某些基本理論問題有關。由此我想到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而日益凸顯出的“全球史觀”問題。當然，這絕不是說簡單地照抄照搬產生于西方的“全球史觀”就可以解決上述的問題。正確的做法是以唯物史觀為理論指導，對其進行認真的分析和系統的研究，從中國史學的歷史與現實出發，借鑒其積極有益的內容為我所用。
　　英國史學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論文集《處于變動世界中的史學》（1955年）中，最先明確提出“全球史觀”問題，以后又在《當代史導論》（1967年）、《當代史學主要趨勢》（1978年）、《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1978年）等著述中對其作了進一步闡釋。他認為：主要從西歐觀點來解釋歷史已經不夠了，因此西方史學需要“重新定向”，史學家應該“從歐洲和西方跳出，將視線投射到所有的地區和時代”。（注：［英］G·巴勒克拉夫：《處于變動世界中的歷史學》(Geoffer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Oxford,1955)，第27頁。）他認為“今天歷史學著作的本質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歷史學家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建立全球的歷史觀——即超越民族和地區的界限，理解整個世界的歷史觀”。他特別強調考察歷史進程時，應該有“全球性眼光”，因為世界史不僅僅是世界各地區史的總和，若將其分割再分割，就會改變其性質，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學成分，便不再成其為水，而成了氫和氧。
　　近年，美國歷史學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現代世界體系》在學術界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其中的第1、2卷已譯成法、德、意、西和日文、中文等10余種文字出版。I·沃勒斯坦在西方學術界被稱為“新馬克思主義”者，他計劃此專著寫作4卷，從15世紀中葉直至當代。他認為“世界體系是一個社會體系，它具有范圍、結構、成員集團、合理規則和凝聚力。世界體系的生命力由沖突的各種力量構成。這些沖突的力量由于壓力的作用把世界體系結合在一起”。（注：［美］I·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0頁。）基于上述認識，I·沃勒斯坦從全球出發，將資本主義的歷史放在世界性的體系中去認識，認為資本主義從其萌生之時起，就不是某個國家的孤立的現象，而是作為一個世界性的體系出現的。作者以新的歷史視角研究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興盛和衰落的歷史，論證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現已進入“混亂和告終”時期，21世紀中葉，它必然被一個或多個后繼的體系所取代。“我們不能預測它會是一個什么樣的體系，但能通過我們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動來影響其結果”。而“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將會在決定人類共同命運中起重大作用”。（注：［美］I·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頁。）德國學者A·G·弗蘭克在其代表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提出，歐洲中心“不過是一種勝利者的神話和十足的種族主義神話”，而“亞洲，尤其是中國一直在世界經濟中居于支配地位”。他說，這部專著的價值在于它論證了中國在歷史上的世界經濟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并且認為中國因此在未來也許還會具有這種地位和角色。
　　I·沃勒斯坦和A·G·弗蘭克有關中國問題的上述結論決不是心血來潮，而恰恰是從“全球史觀”出發，用“世界性的眼光”將中外歷史進行比較研究之后得出的結論。這些結論在西方學術界被認為是“極具挑戰性”的，引起廣泛的爭論，同時也給人們以深刻的啟迪。由此想到，我們在進行當代中國史研究時，是將其作為世界史的一部分，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進行研究，還是將其視為僅僅是“當代中國史”，是獨立于世界史之外的當代中國史進行研究，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認識路線，必然會影響到最后的研究結論。脫離世界史的中國史，和沒有中國史的世界史一樣，都不是完整的歷史，都不可能真實地反映出中國的或世界的歷史圖景，而如何在研究實踐中認識、并真正解決好這個問題，這是新世紀擺在中國史學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務之一。
　　國史研究理論與方法的思考
　　鄒兆辰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 教授）
　　國史研究是整個史學領域中最年青的學科，也是最有發展前途的學科。史學的其他分支學科的研究對象本身是不會發展了，但國史研究卻會隨著國家歷史本身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如果說中國現代史從1919-1949年的話才30年，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已經51年了。國史研究的重要性將會被越來越多的史學工作者所承認。
　　一、國史研究的對象
　　國史研究的對象應該從兩方面來理解：從狹義講，它是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的建立和發展的歷史；從廣義講，它應該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整個歷史時期的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變遷。
　　談到國史研究的對象，首先是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的歷史，多年來國史研究的實踐也是這樣。但我覺得，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的歷史是國史研究的一個方面，或者說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還不是國史研究的全部對象。國史研究的對象，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的歷史之外，還應該包括建國以來整個歷史時期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變遷。構成這個歷史活動的主體的不一定是國家，它可以是一個地區、一個系統、一個領域、一個企業、一個單位、一個社會基層組織、一個團體、一些人群，甚至也可以是某些人、某個人。也就是說，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各種事物的歷史變遷，都應該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這部分內容，雖然不一定都是“國史”，但它是屬于當代中國史范圍內的歷史事物，也應屬于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這是國史所獨有的研究對象，是與黨史研究的對象有區別的。
　　如果把國史研究的對象局限在國家本身的歷史，那就有一些問題。第一，國史研究容易和黨史研究撞車。兩門學科都擠在一個領域內，研究課題相對狹窄，造成人力和財力的浪費。第二，容易受到資料的限制。國史研究如果只限于研究國家的歷史，就需要國家公布有關的檔案資料、統計數字，而這是不能完全做到的，就會使研究者感到難為無米之炊。第三，會把大量的可以研究、而且需要研究的問題置于研究者的視野之外，不利于研究領域的拓寬。
　　由國史研究的對象影響到國史學科的性質。從前一個層次來理解，它研究國家政權建立發展中的重大事件，類似于專門史；而從后一個層次來理解，它研究整個時代的社會變遷，又類似于斷代史，是通史的一個階段。從這一角度來說，國史學科帶有特殊的雙重性質。
　　二、國史研究期待領域的拓寬
　　目前的國史研究，是以政治史為主線的。是以研究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個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落實情況以及歷次重大運動、重大事件為基本線索。除了政治史以外，國家的經濟史、文化史、軍事史、外交史等方面也都是國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這都是應該肯定的。
　　從現在歷史學科整個的發展趨勢來看，為了深化國史研究，有必要拓寬研究領域，同時要有多層次的研究對象，適應這種研究對象的研究方法。這樣當代中國史的研究才能繁榮起來。拓寬研究領域并不是簡單地增加一些新的研究內容，它需要研究者轉換研究視角，如果僅把注意力集中在建國以來國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上，拓寬研究領域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國史研究期待開拓的新領域比較多，比如當代中國社會史就是其中一個方面。社會史研究無疑是當前中國史學研究的一個新的學科增長點，正在有力地推動史學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已經做出很大成績，當代中國史研究毫無疑問也應該注意這個方面，因為這50年社會生活的變遷非常大，值得研究的問題非常多。
　　再比如現代化研究也是當前我國史學研究的一個新的熱門課題。顯然，對現代化問題的關注是由于我國人民所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所激起的。現代化問題是21世紀中國的一個最重大的課題。盡管它還在發展，但史學家完全可以從歷史的角度，從地區發展的比較，從中外比較的角度等方面來研究這個問題。現在，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以及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的學者，在這方面走在前面了，它也應該成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再比如社會心態史。心態史是法國年鑒學派70年代以來的一個學術潮流，主要研究歷史上不同時間、不同地區、不同事件中人們的心態。這50年中，中國歷史經歷了那么多驚濤駭浪，社會生活產生如此地覆天翻的大變化，歷史研究不僅要讓史料說話，讓數字說話，也要傾聽人們自己的聲音。不但要探尋歷史是怎么樣的，而且要探尋歷史為什么是這樣，這樣才能讓后人理解他們前輩的歷史。
　　此外，還可以提出許多適應時代需要的新課題、新領域，這里就不再列舉。
　　三、國史研究期待研究方法的創新
　　為了深化當代中國史研究，國史研究的方法也需要不斷創新。
　　我認為，國史研究的根本方法也是所有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這里的理論包括：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黨在建國以來的各項路線、方針、政策；歷史學以及其他現代社會科學的理論，這里也包括引進的有助于深化國史研究的外國理論。所謂實踐包括：建國以來整個中國各個層次、各個領域的實際的歷史發展情況；反映這些情況的各種類型的史料，包括民間的各種資料。國史研究者既要眼睛向上，密切注意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各種決策的過程；同時又要眼睛向下，密切關注這些精神在下面貫徹的實際情況。缺乏任何一個方面，都不會有真正好的國史研究。
　　史學研究新領域的開拓、新課題的研究，如果沒有方法的突破、方法的更新是不可能的。當代中國史研究是史學領域里最適合進行跨學科研究的領域。現在，與歷史學相鄰的各個學科都在向歷史、特別是當代史方面滲透。比如現在社會學學者十分活躍，他們研究現實中國社會，也涉及當代中國的歷史，這對史學工作者來說是最大的挑戰。我覺得史學工作者應該和他們結合，共同來研究，或者史學工作者掌握其他學科的方法，做到不同學科的結合。最近看到三聯書店出版的周曉虹寫的書《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作者是醫學學士、社會學碩士、歷史學博士，所以在他的書中，將歷史學和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有機地結合起來，他以江浙兩個鎮為突破點，從近代寫到改革開放，其中50年代的合作化運動、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是最精彩的。這樣的著作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值得重視。歷史學者也應該像社會學者、文化人類學者那樣，注重進行田野調查，注意搜集民間資料，注意剖析社會各種類型的典型，注意搜集口述史料，注意進行比較研究，注意進行社會心理分析。只有在方法問題上真正有所突破，國史研究才能逐步深化，使之成為史學工作者和廣大群眾都很關注的一門學科。
　　關于國史研究方法論的幾個問題
　　關海庭
　　（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 教授）
　　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方法論問題，我想從以下幾方面進行闡述：
　　1.目前國內外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方法論，大致可以歸納為四種：第一，歷史唯物主義方法，這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是關于人們正確認識、評價和改造社會的一般方法的理論。它包括辯證決定論方法、歷史本體論方法、群眾路線方法、階級分析方法等。這些方法的綜合應用能夠把雜亂無章的歷史現象梳理得十分清楚，使人們對歷史現象有一個準確地、宏觀地把握。從這個意義上講，至今沒有任何一種宏觀的研究方法能與之相比。當然，任何方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足，這就要求我們在實踐中不斷地完善發展歷史唯物主義。第二，比較現代化的研究方法。現代化是指人類社會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從比較的角色來立論，中國的現代化就可以看成是一個回應西方現代化模式挑戰的過程，也就是挑戰——應戰的過程。這種研究方法的優勢，在于它建構的宏觀研究框架比較完整，同時這種研究方法的應用，同目前中國的經濟建設聯系更為緊密，能夠有效地借鑒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但這種方法也存在嚴重的理論缺陷，即難以跳出“歐洲中心論”的模式，把現代化的過程當做向西方模式演變的過程。第三，國家——社會關系分析方法。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通常被概括為市民社會理論。國家和社會的二元性質為基礎來建構的社會發展的歷史，關注的是相對于國家的“私人自治領域”，在這里，市場經濟以及日益完善的法律保障是不可或缺的，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是互動的關系。市民社會理論復興的直接導因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東歐和前蘇聯的民主化運動。這種理論受到中國國史研究學者的關注，則是1992年以后的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政治民主化必將被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國家和社會的關系日益受到關注。目前村民自治實踐的發展，就顯示出了市民社會理論的借鑒意義。第四，新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西方經濟學家主張把制度因素引入經濟分析中以解釋經濟增長，從而形成新制度經濟學。20世紀80年代，西方的政治學家把這種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學，形成了新制度主義。目前這種方法已在中國政治學和史學研究中廣泛應用，它有兩個中心概念：“產權”與“交易費用”，主張歷史的進步和經濟政治的發展應該從制度變遷中尋找原因，并且特別強調制度因素中“無形規則”對“有形規則”的制約。
　　2.由此可見，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存在各自的優勢和不足，因此到底采用何種方法，要取決于特定的國情背景、時代特征和學科特點。具體來講，中國的基本國情可以概括為：國家特別大，歷史特別長，人口特別多，發展特別不平衡；而我們所處的時代可以理解為是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時代，經濟發達國家的制度和文化無疑對我們有著極強的示范效應；就學科特點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學科定位，本身性質是屬于專門史，但研究內容涉及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等方方面面，所以又是綜合性的。基于上述分析，中國是一個嚴重受傳統制約的國家，歷史上一直沒有形成系統的法治文化。世界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隨著中國加入WTO日期的日益臨近，迫切要求我們建立和健全全民族的法治意識。因而，國史研究更應該關注現實問題，為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主義的某些觀點、主張，對我們今天的借鑒意義更為明顯，理應引起我們的關注。
　　3.需要說明的是，對于國史研究來說，方法論是非常重要的，但應避免在方法論上誤入歧途。方法論就其實質來說，是正確認識客觀世界的工具，我們所借助的方法論要有助于認識事物的本質。如果打著方法論的幌子，搬弄名詞，不僅會把本來很簡單的事物搞得復雜化，誰都看不懂，浪費寶貴的時間，而且會影響一個民族的健康思維，不利于民族的振興。使用方法論的基本原則是，能用什么方式把問題和規律搞清楚，就用什么方式。科斯的“產權理論”、諾斯的“國家理論”、奧爾森的“集團理論”，都是運用科學研究方法的范例，只用一個概念，就開創了一個領域。比如，運用奧爾森的“集團理論”解釋前蘇聯解體的原因，認為前蘇聯企業和主管部門的領導人經過長時間的博弈，形成了龐大的“分利集團”，從而導致了制度的僵化癥，拒絕改革，最終使體制積重難返。這種解釋有一定的說服力，值得我們借鑒。
　　4.在吸收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時，我們也要對中國傳統的研究方法進行認真反思。中國有著好的方法論傳統，比如提倡治學嚴謹、規范，這有利于學科的健康發展，使理論成果最大程度地反映客觀世界。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傳統研究方法也存在弊端，如厚古薄今，這導致對理論成果評價標準的不科學；研究的領域越古越老，就越有價值，學問也就越大越深。其實不然，評價學術成果價值大小的標準只應有一個：即是否對現實有借鑒意義。國史是研究現實問題的，更應注意總結現實變化的客觀規律，借此推動社會政治經濟不斷向前發展。其實，今天的許多問題是由學術研究滯后造成的，如法律監督、兩極分化等問題，迫切需要我們加強研究的力度，為實踐提供有效的幫助和指導。
　　5.對于國史研究的具體方法問題，我在這里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從交叉學科的視角來研究國史。從研究內容來講，國史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有很多問題運用某一個學科的知識是無法深入的，所以要鼓勵多學科的交叉研究。我們從1992年以來，運用政治學和歷史學相結合的方式來研究國史，大大開闊了學生的視野，使學生們在選擇研究方向時，可以更加靈活地挑選感興趣和有發展前景的方向。政治發展、政治動員、社會中介組織、農村發展政策都納入了我們的研究視線當中。這不僅有助于學科的不斷創新發展，而且有利于學生們創新精神、研究方法的培養。目前，我們正在嘗試著把經濟學的某些方法運用到國史研究中去，從一個嶄新的視角來分析和探索，希望借此進一步拓展研究空間。
　　第二，注重定量和實證分析。研究歷史要掌握翔實的材料，缺乏相關的材料，就無法提出有說服力度的理論，這種理論也必然是空泛的。一方面，我們要注意研究過程中掌握切實可信的數據和史料，對材料進行定量分析，以此來得出符合邏輯的理論；另一方面，當代史的研究還有一個搶救資料的問題，要鼓勵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同時要注重口述史，以此收集整理相關的史實資料。除此以外，我們還要重視充分利用現有的一些資料，比如：“大躍進”中的人口變化問題，各個地方史的資料，都應引起我們的充分關注。
　　第三，要重視國史學科的規范建設。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的概念體系和規范的表述語言。國史學科也應重視規范的學科建設，對于各時期的劃分、研究的主題、研究的基本方法，都應不斷地進行梳理。在這些方面，可以組織一些專家，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的交流和探討。國史是政治史的一部分，中國傳統上并沒有國家的概念，和國家概念相近的是王朝。中國近現代政治發展，就是由王朝國家向近代民族國家轉變的過程。而民族國家的概念，則是由孫中山先生第一次系統引進的。王朝國家和民族國家的重要區別，就在于是實行人治還是法治。由此，國史研究的主題，可以概括為現代化進程中的法治化問題。當然，這僅僅是一家之言，有不當之處，望批評指正。
　　總而言之，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到世界各個角落的今天，我們國史研究不但要發揚原有的傳統研究方法的長處，而且還要時時注意吸收借鑒各種先進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力求根據特定的國情背景、時代特征和學科特點來選擇恰當的方法，另一方面也力圖從交叉學科的視角來重新審視這門科學。關鍵是注重所從事的研究對現實的借鑒價值，并在實踐中不斷摸索、不斷創新。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斷想
　　侯且岸
　　（北京行政學院 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是我國史學研究領域中一項最年青的、具有斷代史（即當代史，不過在我國歷史學學科的斷代劃分中尚未明確規定有當代史，而在與歷史學相近的文學當中卻有當代文學）特點的專門史研究。經過學術工作者多年的努力，這項研究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是從學術發展的內在要求著眼，我認為，在新的世紀，還應著重思考和解決一系列問題。
　　首先，需要進一步明確界定學科研究對象。根據科學的學術規范的要求，研究對象的界定是學科確立的基本前提條件之一。因此，我們就要認真分析和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對象。
　　在我看來，對研究對象的界定，要把握基本的認知標準。對于研究對象的學科性質，以及學科所要解決的特殊矛盾都應有深入的了解。對待當代史范疇的歷史學科，我們還應特別強調對歷史的過程性和主體性的認識，特別重視對歷史過程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考察，特別注意世界歷史進程和現代化的影響。根據這樣的認知標準，我曾對中共黨史的研究對象做過界定：“在中國近現代社會的特殊條件下，以中國近現代文化嬗變為重要背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過程。”由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以及有關的史學理論沒有深入的研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與中國共產黨史的區別也有待于做出令人信服的比較，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對象的界定，還須做進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其次，從學術研究的發展方向來看，需要擴展研究取向，重視跨學科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史學界對傳統史學研究的反思不斷深化，已經越發重視史學研究中的跨學科研究。即使是在學術發展相對滯后一些的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研究者也意識到對某些問題進行跨學科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著手做了積極的嘗試。我以為，北京師范大學法律與政治研究所中共黨史博士學位點的博士論文就是這種嘗試的一個縮影。從論文所涉及的學科來看，包括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而從學術范圍來看，有些論題則已經跨越了國界，延展到國際學術領域。下面，我試舉兩例做一說明。
　　李立志的論文《1949-1956年中國社會演變》，為豐富我們對建國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認識提供了新的思路。如作者所述，“學界對1949年至1956年中國社會歷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形態變革這一層面上，然而，這一時期社會歷史研究的深化，惟有在研究由社會形態變革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可取得。因此，本文以社會結構、社會生活和社會心理為切入口，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同時借鑒社會學、政治學、社會心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對1949至1956年中國社會生活諸方面的演變進行系統、深入的考察。文章涉及到社會結構方面的人口、家庭、社會組織、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演變，社會生活方面的婚姻、衣食住行、語言、文化娛樂和社會問題的演變，以及農民、工商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的社會心理變遷等廣泛問題。”
　　侯且岸的論文《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代中國學研究》，則試圖從跨學科、跨文化的角度深入探究美國學者對近現代中國的研究。而且，這一探究完全超出自身的文化背景，從理路上是根據美國學者自身的邏輯和規范。這也無形中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難度。如作者所言，“其難度在于：這是一項以近現代史學為主體的跨學科研究，涉及到社會、人文科學的諸多學科，集學術史、學術批判和理論研究為一體。”作者將美國現代中國學視為中美思想文化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論文中闡明了美國現代中國學的內涵；在揭示西方漢學發展的不同路徑和西方漢學的歷史特點的基礎上，進一步闡釋了美國的漢學研究及其向地區研究的轉變；結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際政治背景，對美國現代中國學進行了學術史的考察；圍繞著美國現代中國學發展過程中相繼出現的學術批判思潮，研究了理論模式的嬗變和方法論的更新；討論了美國現代中國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取向問題，著重分析美國學者提出問題的背景和依據的方法論等等。
　　我們可以看出，跨學科研究確實大大拓寬了我們的研究視野，為我們帶來了更為多彩的畫面。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它的出現，實際上是向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戰。
　　再次，從學術研究的背景來看，應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注入文化研究的成分。其實，在嚴格的學理意義上，文化同歷史是完全相通的，歷史學的特殊性主要是通過文化反映出來的（這是德國新康德主義學派的基本觀點，對我們正確認識歷史與文化的關系，是有啟示作用的）。
　　我認為，在這方面，《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例。盡管由于種種原因，《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存在著不少錯誤，一些美國學者也對該書的學術價值提出質疑。但我認為，該書畢竟是以“文明史”研究為主線，而不是以“政治史”研究為主線的。因此，它所包容的文化內容（主要包括知識分子研究和教育研究）、思想內容在全書中占有相當可觀的比重。顯然，在著者看來，知識人是整個國家的中堅力量，應當認真地探討知識分子與制度的關系。
　　從文化入手，我還聯想到道德與法律、道德觀念與國家利益的關系問題。這是我們在史學研究中是無法回避的問題，也需要進行深層的文化思考。當然，我們不一定非得到中國傳統文化里面去尋找思想根源。因為如何認識“法”與“德”的關系是一個千古命題，不是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所能正確解決的。我想到的是兩位學貫中西的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和李大釗。這兩位文化大師不僅對“法”，而且對“德”都有深邃的理解，并且這種理解又都是建筑在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社會進行深刻反思的基礎上的。
　　總結辛亥革命建國失敗的教訓，李大釗就認為，“不能純恃法律萬能之力，以求致治之功”。而要以“民彝”（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概念，就我的理解，這里主要是指“民性”、“自由”而言）輔之，助其“理之力”。建設“惟民主義為其精神、代議制度為其形質之政治”，“即國法與民彝間之聯絡愈易疏通之政治”（參見李大釗：《民彝與政治》）。梁啟超則提出，深思中國“數千年之道德”，“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然而“偏于私德，而公德闕如”。他尖銳地指出，“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束身自好、廉謹良愿之人，仍無以為國也”。由于“不知公德”，也就導致“享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視其所負于群者如無有焉”。國家“安得不日蹙也”（參見李大釗：《新民說》）。我們不難發現，上述兩位文化大師的觀點，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認識取向。
　　國史研究應發揮探索和開拓的精神
　　陳其泰
　　（北京師范大學史學所 教授）
　　國史研究的任務是要客觀地記載建國以來的歷史進程，深刻地反映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現現代化的規律，總結經驗與教訓。國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領域寬廣、內涵豐富，并且隨著建設現代化事業的進展，其研究的下限不斷向前延伸。在歷史學中，它可以說是學術價值越來越增強，研究范圍不斷拓展，永遠保持著旺盛生命力的分支學科。我國史學一向有重視記載當代史的優良傳統。孔子修《春秋》，不僅寫“所傳聞世”，而且寫“所聞世”和“所見世”。司馬遷著《史記》，一直寫到他所處的漢武帝時代。司馬光撰修《資治通鑒》，一直寫到五代，也是當時的“現代史”。我國近代史開端時期，民族危機嚴重，外侮日亟，刺激著感覺敏銳的史學家沖破乾嘉以來“考史”的藩籬，撰寫當前活的歷史，魏源即發憤著成《圣武記》和《海國圖志》，并且第一個提出向西方學習的口號。故著名史學家范文瀾在1956年即指出：“現代近代的事，最易理解，也最有現實意義。”“明顯地反映當時政治生活的著作，究竟是史學的正常形態，是史學的主流，自《春秋》至《國粹學報·史篇》都應是代表各個時期的歷史著作。此外，不反映當時政治生活的史書，只能作為變態支流而存在。”（參見范文瀾：《百家爭鳴和史學》）這些論述，對于進一步認識國史研究的史學價值是很有啟發的。
　　研究當代史，當然與當前政治生活的諸多方面有著緊密的聯系，應當以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重視學習黨的文件，掌握其精神實質并加以運用，這些無疑都是正確的。與此同時，國史研究既然是一門方興未艾的學科，就應當強調其學術性。即是說，在國史研究領域同樣要充分地尊重學術工作的規律，鼓勵學者發揚實事求是、求真求實、秉筆直書的精神，做到勇于探索。理由是：其一，因為所研究的是當代史，距離事件發生不久，對其認識，還需要以歷史運動的發展進一步驗證；其二，國史研究在資料上受到限制，檔案材料只能逐步公布、公開，散落在民間的材料需逐步收集，口述史料有待調查、訪問、整理；三是，史學工作者的認識，是逐步深化、逐步接近和達到客觀真理的過程，應允許研究者對問題的認識經由初步考察，最終達到全面、準確的認識。即是說，即使研究者一時未能達到完全正確的認識，但只要推進了以往的認識，確有史實根據，就應承認它有一定的學術價值，應予歡迎、支持、鼓勵。學術研究需要有探索的精神，寬松的環境，提倡不同意見的討論爭鳴。對于國史研究，我想尤為重要。當然，這些都必須在唯物史觀指導下進行，才能發展和繁榮國史研究，并不斷推進到新的水平。
　　國史研究天地十分廣闊，應當不斷提出新的有價值的研究課題，開拓新的領域。既要繼續推進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的研究，又要加強民族、學術文化、社會結構、社會組織，以至社會習俗和民眾心理的研究，還有各個專門領域和地區史的研究。在選題的規模上，除了像研究建國以來不同階段的特點和發展趨勢、現代化建設的方針策略、黨的建設的規律等這類宏觀題目，以及研究某一時間、某一人物這類屬于微觀性的題目之外，我想還應強調“中觀研究”。以下就我所想到的舉出幾項屬于“中觀研究”的課題，我想是有意義的：（一）對于建國后實現國家工業化所取得的成效的估價，顯然存在著不同看法。一般似乎認為，建國初在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上恢復國民經濟，此后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有顯著成效，但1958年“大躍進”和三年經濟困難又造成很大的挫折，1962-1964年調整取得成績，不久又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壞，因此從建國至20世紀60年代，實行工業化確有成就而不能估計過高。而據一位外國學者研究，卻得出這一時期中國工業化不僅成就巨大，而且與世界同一時期的工業化發展趨勢差距不大的結論。這就需要中國學者對此作專門探討，以求得出正確的結論。（二）建國后廣大農村地區的生產水平和社會狀況的巨大變化，及原先水平基本相同的地區在發展中拉開的明顯距離（如山東與河南），農民生活狀況及對策等。（三）改革開放以來，沿海地區（從廣東到遼寧）的發展，取得了哪些主要的成功經驗。以前講過“溫州模式”，現在像蘇南地區，不僅生產、生活都有以往無法想象的提高，而且人們的觀念也發生巨大的變化，如華西村，現在提出要在寧夏尋求發展，決心在西部地區再創奇跡，都值得及時研究和總結。（四）建國以后，我國黨和政府一貫大力實行加強民族團結合作，扶植、支持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既反對大漢族主義，又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等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取得了偉大的成功。這方面不但需要深入探討，并且可與前蘇聯因民族關系處置不當而成為導致解體原因之一這種情形，作比較的研究。（五）生態環境的變遷，水利建設，及防災、抗災、減災、救災等項的經驗和教訓等。（六）學術文化領域的研究，也應作為一個重點。譬如，近年來學術界有一種看法，似乎建國后17年史學領域教條化、公式化盛行，沒有多少成績可言。實際上，我們若作深入一步研究，則證明這種看法與事實是不相符合的。五六十年代的確存在教條化的嚴重問題，但它既不是貫串建國后17年的始終，更不能包括史學界之全體。造成教條化、公式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史學工作者因掌握唯物史觀水平不高、經驗不足所致，這是經過進一步學習、實踐，經過批評和討論能逐步克服的；二是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爭，和其后“大躍進”時期，政治上“左”的路線的影響和誤導。這一項，當時造成了巨大損失，但隨著“左”的路線被徹底糾正，此一問題已不復存在。至于“四人幫”及其爪牙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十年內亂中在史學領域中蓄意顛倒是非、瘋狂破壞，那是為了實現其政治陰謀，更不屬正常學術研究的范圍。而縱觀整個建國后17年，初期，很有正常學術討論和自我批評的良好氣氛，并且廣大史學工作者、歷史教師學習唯物史觀是自覺自愿的。范文瀾、翦伯贊等在解放初期，都撰文對本人在解放前的著作中存在的非歷史主義觀點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1951年的《學習》雜志上，先后登了黎澍的兩篇文章，對兩位著名學者侯外廬和吳澤論著中存在的缺點提出尖銳而誠懇的批評，而兩位學者也都撰文表示接受和感謝。以上可見建國初認真探討、民主討論的學術空氣之一斑。1956年，范文瀾發表《歷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即對教條式對待馬列主義的錯誤傾向大力針砭，提出：“我們應該把‘我’大大恢復起來，對經典著作也好，對所謂‘權威’的說話也好，用‘我’來批判他們，以客觀存在為準繩，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棄。”1959年以后，范文瀾、翦伯贊、郭沫若等人，都針對當時高校和學術界相當流行的“以論代史”，空洞地套用唯物史觀的術語，不要史實，拋棄歷史進程的生動內容，變成生硬公式的推演的錯誤傾向，一再在重要會議上發表講話和撰寫文章，提出嚴肅的批評。在范老等人身上，才真正體現出唯物史觀的科學精神。17年中，產生了《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中國史綱要》、《中國思想通史》等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的著作；還有一批原來熟悉考證方法的學者，接受了唯物史觀指導之后，學術工作達到了新境界；建立了完整的學科體系，培養了大量史學人才；在整理出版大型史料叢刊，和進行少數民族調查等項也取得很大成績。總之，建國后17年中，史學領域雖然出現了嚴重的曲折，但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總體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通過研究，正確評價17年的史學研究工作，對于我們今天在大力學習外國有用東西的同時，保持清醒頭腦，堅持并發展唯物史觀，堅持史學發展的正確方向，是大有益處的。
　　關于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楊鳳城
　　（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 副教授）
　　第一，關于國史研究中的學術規范問題。學術研究的規范化是衡量一個學科水平的重要標準之一，也是促進學科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國史研究作為一個新的學科在學術規范化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并在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是存在的問題亦很明顯，筆者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便是由意識形態話語向學術規范話語的進一步轉換問題。由于國史同現實、同意識形態的聯系比較密切，所以這個問題比較復雜。一方面，國史要為而且必須為弘揚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弘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服務，故其負有不可推卸的意識形態宣傳任務；但另一方面，國史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又需要客觀、嚴謹的態度、方法和話語，需要將研究對象充分客體化，保持研究所必需的距離，而不能先存有某種價值判斷或傾向，然后據此去論證，這樣做既不利于學術發展，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換個角度講，因為國史既是歷史，同時又負有資政育人的社會功能，因此國史宜有兩套話語，一是用于宣傳的意識形態話語，一是用于研究的學術規范話語。在學術研究中，國史學者應該盡可能地運用學術規范話語。無庸諱言，意識形態與客觀研究之間存在著矛盾，但是二者之間的也有互補關系，具體地說，意識形態宣傳要有說服力，學術研究的準確和深入，能為其提供重要的基礎、依據或借鑒。所以，促進國史研究中的話語轉換，不但不意味著削弱國史所負有的意識形態功能，反而會使這種功能更為有效，更重要的是它將極大地促進國史研究，進一步提高其學術水平。
　　第二，關于國史的寫法和體系問題。國史是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它需要在對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國防、民族、宗教等方方面面的情況進行全面考察的基礎上，進行有機的綜合，而不是板塊式的相加，要凸現歷史發展的主要軌跡或主干，予人以啟發性的認識。目前的許多國史專著，總給人一種感覺：即各方面內容的簡單相加，甚至是在原來社會主義時期黨史的基礎上又加上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的活動，加上外交、國防、文教、民族等方面的內容。其中缺乏有機的綜合和分析，缺乏整體的交融和不可分感，缺乏宏觀的把握和考量，這是國史學者需要注意并應解決的問題。
　　第三，國史可以說是斷代性質的全史，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寫社會和普通人的活動。換句話說，國史既要寫國家層面上的決策過程，又要寫社會層面的反映和動態。目前國史研究中，對黨和國家層面上的活動研究頗多，而對社會動態和狀況的研究則明顯薄弱。歷史是復雜的、生動的、有血有肉的，要再現復雜而生動的歷史，描述組成社會的普通人的活動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國史并非只是黨和國家的決策及其執行、修正、完成的簡單過程，更不是會議、文件、數字、領導人物的思想與活動的再現。社會的反映，群體的影響，普通個人的動態，同樣是重要的內容。只有從國家與社會的互動中，才能寫出共和國歷史的全貌。新中國的歷史并不長，許多重大歷史活動的普通當事人仍然健在，通過某種方式搜集他們當時都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的資料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目前學術界提倡的口述史料、社會調查方法等等，都是國史學界應該重視并應積極借鑒的。
　　第四，關于國史研究的方法和視野問題。國史是綜合史，是當代史，其研究的問題廣泛，而且與現實存在較密切的聯系，其中某些問題，例如改革開放的一系列問題甚至可以說就是現實問題。正因為如此，國史研究的視野和方法必須開闊和多樣，必須注意與其他學科的交流，注意吸取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特別是要注意借鑒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政府經濟學等領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即使是歷史學領域內，新的史學方法和觀點亦是層出不窮，亦需給予關注和吸收。只有如此，才能使國史研究更客觀、深入，使立論更堅實、科學。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與其他學科廣泛交流，因為交流需要共同的話語，需要建立對話的基礎，而方法論、分析架構、學術話語則是構成對話的重要基礎。客觀地說，國史學界雖然也有學者意識到并開始在該方面努力，但就總體來講，吸收或借鑒其他學科的方法與成果，開展多學科交流，還做得遠遠不夠。
　　當然，國史作為一門學科仍很年青，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是正常的，有些問題也不是短時期內能解決的。筆者在此提出的意見，僅供國史學界參考、批評。
　　黨史與國史：在怎樣的意義上應有區別？
　　李向前
　　（中央黨史研究室 研究員）
　　國史，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一個新興的史學領域。我想，它正逐漸成為一門“顯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專門的國史研究機構——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建立而推動的。由此，國史的學科定義、涵蓋范圍、研究對象以及它同相關學科的關系等等，越來越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
　　過去，國史無疑是覆蓋在1949年以后的黨史中的。因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似乎也就是共和國史。黨的領導是決定一切的，因而不需要再去劃出一個國史來。但在事實上，這種看法顯然同現實生活存在誤差。共和國史不等于中共黨史，這是肯定的，可是人們發現，這種不等同卻又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講清楚的。原因既在于我們的傳統認識，又因緣于我們黨和國家特殊的運行機制。因此，在兩者的明確學科分類上，我們還面對著難題。
　　對此，我提不出高明的意見。但理性告訴我，把黨史與國史的概念作出準確劃分，不僅應該，而且必須。我的這種想法是受到來自國外一份資料的刺激。這份資料或許可以作為一個反證，在理性上加深我們對黨史與國史區分的意識。
　　1993年3月，美國科羅拉多學院曾經舉行過一次國際性的討論會，會議的題目叫“中國黨國和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研討會”(Confer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and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會議的論文，后來出過一個集子，主要討論中國1949年之后各個時期的歷史問題。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會議題目中“黨國”(PARTY-STATE)這個字眼，無論從字面還是內涵上理解，都有些不那么“順耳”。
　　什么叫“黨國”？美國學者曾經在他們的著作里給出過定義。由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的《中國研究專刊》第37種《建設民族國家——四十年后的中國》一書，輯錄了一篇名為《中國：黨國對社會》(Party-St-ate versus Society in China)的文章。文中對“黨國”的解釋是這樣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可以被看做是黨對國家在限制和自由兩極中施控的變動過程。”“因此，馬克思主義的黨就是渴求一種極權性的控制。也就是說，它的目標就是主宰經濟、政治和上層建筑生活包括教育、文化、傳媒、社會規范、價值觀以及宗教等一切方面。它的活動凌駕于社會和法之外。它宣稱，這樣做不是由于自己權力的原因，而是向光明的共產主義未來前進的必要措施。”用通俗的和我們聽得懂的話說，所謂“黨國”，其實就是共產黨對國家與社會的“極權”（有時被翻譯成“全能主義”）和“專制”。它凌駕在法之上，對國家和社會實行獨斷的控制。除了黨的指揮和安排之外，國家和社會生活等于零。在西方人眼中，這是與所謂民主背道而馳的。
　　盡管我們并非不熟悉這些“弦外之音”，但它們仍然值得我們認真思量。在現代社會里，執政黨和國家與社會，究竟應該是怎樣一種關系？在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中，黨對國家的領導應該通過什么方式來進行？黨的活動在社會生活中應該占有什么樣的位置等，都需要我們作出研究和解答。這就涉及到了我們的黨史和國史，作為黨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活動的記錄，黨史應該把著重點放在什么地方？或者說，黨史的研究對象，要不要有自己特定的范圍？怎么界定這個范圍？在現實生活中，黨的生活當然不能代替國家和社會的生活，黨的活動也絕不是所謂“全能”的。那么，怎樣科學而有說服力地闡述黨的活動與國家及社會生活的界限？另一方面，作為國家和社會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活動記錄的國史，當然是要記述對于國家和社會生活發生影響的重大國務、政務，那么在這其中，怎樣把黨領導和參與這些重大國務和政務的活動，同國史所記述的內容加以劃分？而后，又怎樣將國家和社會的具有某種屬于自己的獨立活動的規律，加以系統完整的描述和記錄？這的確還是要下一番功夫去琢磨的。
　　遺憾的是，自美國科羅拉多會議之后，我還沒有在中國的任何書籍和刊物上，發現對“黨國”說法（盡管這在西方可能并不是新的說法）的澄清或回應。這件事情在腦際盤桓了多時，現在終于有了某種覺悟：如果我們的黨史和國史真的難分你我，寫成大致一個樣子，那么，它正好成了“黨國”的一個證明。
　　其實，隨著改革開放的發生，我們身處的社會正經歷著深刻的變革。其中影響最大最深刻者之一，就是黨和國家的關系。如何認識這種變化，以及根據這種變化的認識，研究黨史與國史的不同概念，是我們歷史學者的任務。
　　還在20世紀80年代初，在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這個認識問題就已經提到了人們面前。胡喬木大約是在理論上最早闡述這個問題的人，1980年9月21日，他在一次講話中說：“我們應該確定，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生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應該給它明確的規定，不能給它籠統的規定。所謂籠統的規定，就是說工人階級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什么什么，或者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什么什么的領導核心。這個話是不錯的，但是是不夠的。”他說：“因為要領導，就發生幾個方面的問題：究竟是怎么領導法？究竟領導到多大的范圍？有一些范圍黨確實是有必要去領導的。純粹學術性的問題，黨怎么去領導呢？何必去找這個麻煩呢？”他還說：“另外一個方面，黨的一切活動，都是在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范圍之內，不能夠超出這個范圍之外。……我想，我們過去已經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的錯誤，所以需要說得更加具體。”（注：胡喬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6頁。）這里談到的黨的領導范圍、領導方式、黨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以及黨的活動與憲法、法律的關系等等，在概念上過去是沒有精確解釋的。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而重要的是，我們現在不得不對它們加以“具體”的解釋。因為無論現實生活還是學術研究，都有了這個必要。
　　所謂精確“具體”的解釋，是指兩個問題：一、做概念的劃分，即黨和國家的生活到底應包括什么不同的東西？一般說來，黨史研究的對象，不應超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黨的決策過程和它的機制，以及黨在相應問題上思想活動的范圍。這就是胡喬木所說的，黨在國家生活中的位置和它“究竟怎么領導？”而國史則主要是研究國家的活動與狀況（主要還是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這些“大”的方面），這其中應該包括國家的權力構成，法的制定，政策、方針的制定實施過程，以及國家行政管轄的基本面貌等。至于社會層面的東西，在改革開放前，社會活動較為單一。改革開放后，由于社會生活趨于多元化，其情景也變得復雜起來，但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史，顯然不可能把對象包羅得太廣。
　　其二，是限度問題。無論黨史國史，都有一個對象限度的把握。就黨史而言，正如胡喬木所說，究竟黨領導到多大的范圍？這是需要研究的。事實上，黨的領導并不是無限制地延伸到所有方面和所有細節，因此黨史研究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把歷史敘述無限制地推進到一切方面去。同時黨的活動，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之內。黨的活動的限度，也不能超越這個界限。甚至對于那些超越了限度的歷史教訓，還應該給予總結。同理，國史研究也不應該是無限度的，它的限度應在中央國家政權的活動范圍。超過了，也會導致失范的問題。
　　再一個問題，即是敘史的區別。黨史與國史，都是歷史，都離不開對已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描述。但黨史的敘史，應把社會的歷史（這里取廣義）動向，有意識地作為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制定的背景來寫。也就是說，黨史的敘史，不是要表現社會歷史的全貌，黨史的任務，是把黨對社會歷史進程的認識和所作出的反應，真實地、邏輯地表現出來。它對社會歷史的關照，只是因為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受到了前者的限制或推動，而不是相反。此外，由于黨的行動，給社會生活帶來重大影響，這亦應包含在黨史的敘述范圍之內，但不是主體。黨史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有目的和有選擇地進行敘史。
　　而國史的表現恰是相反的。社會歷史（這里也用它的廣義）應是國史的主體。它的敘史，主要是準確而邏輯地勾畫出一個歷史時期中，國家和社會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內部的聯系。由于國家的大政方針，是接受黨的方針政策的領導和指導的。因此，國史的敘史，實際是展示、記述這些政策對于社會歷史所產生的作用。在這一點上，黨史和國史的敘史，在“方位”上面應有明顯區別。
　　我不能肯定，上述這番議論有否價值或是妄議？不過在最后，我仍愿意重復開篇的話題：黨史與國史的區別，在現時代已經不僅僅是學術問題了。它既反映著我們對于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現代性認識，也是對某些“專制論”、“全能政治論”的必要回應。因此，我們或許應該在政治和學術的雙重意義上討論兩者的區別。同時，在這種討論中，不斷成熟我們的學術見識。
　　網絡數字時代的歷史研究
　　陳東林
　　（當代中國研究所 研究員）
　　世界進入高科技信息時代，計算機特別是網絡的廣泛應用，在各個領域都引起了革命。自然科學自不待言，社會科學也是這樣，如“網絡文學”的概念，已經得到認同，但在以資料信息為基本研究原料的歷史學的研究中還沒有得到充分開發。筆者雖然對網絡數字知識所知甚少，可以說是初入道者，但對已經接觸到的一些功用也感受頗深。這里不揣冒昧，做些探討，期望能引起歷史學家與計算機技術人員的更多開發。
　　這里只以國史為例，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當代問題，其基本研究資料如領袖人物文集、著作及歷年《人民日報》、政府公報、統計資料等基本上都已網絡數字化。相對來說，中國古代、近現代史因為有大量的舊資料尚待錄入，再加上繁體字的識別、轉換存在問題，除“二十四史”出有光盤外基本上還沒有數字化。據個人的接觸，網絡數字化在國史研究中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效用值得注意：
　　一、擴大了查找資料的空間。過去研究國史最困難的是充分占有第一手資料，中國之大，出版物之多，使各地學者難以廣泛占有圖書或經常性地異地查閱考察，不得不根據相關書籍內容轉引，或通訊聯系復制。北京、上海等擁有大圖書館和資料中心的大城市與小城市的學者之間實際存在著不平等研究條件的差異，不能知識共享。
　　現在，各大圖書館都基本實現聯網，還出現了專業網絡虛擬圖書館（如“超星遠程圖書館”），即使在偏僻鄉村，只要能通電話，就能上網進入，許多重要圖書都可以通過網絡電子版閱讀。政府上網工程實施以后，部委網站中也收錄了大量檔案資料，包括許多沒有正式出版的。比如研究共和國經濟史，可以直接到中國國家統計局主辦的中國統計信息中心，查到各年的基本分類統計數據。需要再專業一些的，還可以通過專題網站查找。比如要了解1959年自然災害時期的水文氣象和洪澇面積，可以到水利部辦的中國水利網查找。同時，全國大多數地市的政府機構都開設了自己的網站，介紹當地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歷史和現狀及自然狀況、民俗人情等，配有豐富的照片圖表。過去需奔波數日、跋涉千里才了解的基本情況，現在只需在網上將地名輸入“搜索引擎”輕輕點擊，一分鐘即可得到包含相關內容的數個網址進行檢索。如以貴州六盤水為對象研究西部開發歷史，不僅可以從六盤水市網站中得到50年代以來的建設項目、人口變化、生產發展等歷史數據，而且可以了解到當前西部開發最新的資料和動向。尤其重要的是，隨著研究的廣泛開展，國內外許多文化發達地區都建立了地方史研究專題網站，如北美和歐洲一些民間研究機構建立了華僑移民網站，提供研究成果，這些都是從圖書中難以很快滿足的，實際上是地方志的一場革命。
　　二、縮短了廣泛檢索的時間。這是利用數字化的最大突破。過去研究歷史的基本功是做卡片，再分類編排。人們評價一位老學者的功力，往往嘆服他多年積累的卡片數量。但是如今歷史研究者面對的另一個困境是：已經出版的書太多，難以收集和閱讀。如已出版150卷的《當代中國》叢書，是研究共和國史的必備書，但多達220厚冊，高昂的價格和兩個書架的占地使個人很少擁有，一億多字的內容更使人難以通讀。即使耗費精力予以通讀摘錄，且不說容易發生疏漏和抄寫失誤，卡片做到成千上萬張，縱然有分類，本身的再次檢索查找也頗費時日。況且，這些卡片往往只能以最初搜集時所需的主題進行分類，如果分類不科學或是換一個研究方向，不花大量時間精力重新排列卡片是難以再次利用的。
　　數字化的檢索功能為我們增加了無數的眼和筆。以《當代中國》叢書電子版為例，30片小小光盤擁有任何字詞句的檢索及書簽、批注、筆記、剪輯、拷貝、粘貼、追蹤等功能。如要了解各部門、省市、行業與“一五”計劃的關系，只需選擇該關鍵詞，即可調出所有相關內容，選擇后拷貝或打印，不必担心疏漏或抄寫失誤。從目錄學的角度可以說，你擬定多少主題詞，就有多少種分類目錄，這不僅是對舊式目錄學的一場革命，擴大些說，也可以說沖擊了考據學。比如，“大躍進”口號最早公開提出是在什么時候？過去有人為此專門撰寫考證文章，下功夫把兩年的《人民日報》所有文章全通讀一遍。現在只要在《人民日報》光盤上敲入“躍進”、“大躍進”主題詞，就可以把全部詞匯的出現時間、文章內容依次調出來，再判別哪篇帶有發動運動的性質，就很簡單了。
　　三、廣泛使用計量史學研究方法。研究經濟史，要積累廣泛數據，做成表格或示意圖，過去往往依靠日積月累，自己動手或依靠專業人員制圖，常因數據疏漏或比例不對而導致不精確甚至錯誤判斷。現在依靠數字化只要掌握初級知識和幾個軟件，幾個小時就可以得出準確的結論。而且經過數字化檢索，使計量史學不僅在經濟史領域，而且在研究人物思想、活動等方面都具有了重要意義。比如研究陳云經濟管理中的平衡思想，可以用《陳云文選》、《陳云年譜》的電子版，敲入“平衡”兩字，查到他一生中講過有關“平衡”的問題100多次，剔除隨便講到的，作為問題集中講有60多次，密度最大的是在1962年經濟調整時期和1979年制止“洋冒進”時期，由此可見陳云在經濟過熱時的真知灼見。再進一步用“綜合平衡”等關鍵詞檢索分類，可以將陳云的平衡思想歸納成以下幾個方面：1.建設規模與國力的平衡，即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早在1957年，他就提出：“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適應還是不適應，這是經濟穩定或不穩定的界限”。以后又多次闡述這一思想，成為他平衡思想的主線。2.部門、行業之間的平衡，包括計劃與市場之間，農、輕、重之間，財政支出和收入之間，進口與出口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貨幣與市場之間的平衡等。3.基本建設與人民生活的平衡。這是建國前30年黨和國家制定建設方針的基本考慮。4.長線與短線的平衡。長線就是指五年計劃、長遠規劃，短線指年度計劃。通過這一系列的排列比較，我們可以了解到陳云注重國民經濟平衡的歷史思考軌跡。
　　四、信息交流和傳播。這是網絡數字的一般功能。確定研究課題最忌“撞車”，現在可以用各種主題詞檢索國內外大圖書館的社科論文目錄，如人民大學的報刊資料剪報中心目錄等，掌握研究狀況，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避免重復。
　　值得注意的是，網絡的普及，使歷史學在群眾中的傳播交流大大擴展。過去限于條件，能夠在報刊發表文章的一般都是專業研究工作者，現在許多重要網絡都設有歷史專題論壇，普通上網者在遵守憲法的前提下都可以發表自己的觀點，享有了更多話語權。如人民日報網“強國論壇”開設有新中國歷史專題，“艦船知識”開設有“軍事史”論壇，“新觀察”開設有“大饑荒”問題論壇，經常圍繞毛澤東等人物、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等的評價展開群眾性討論，有時還邀請相關專家予以主持和解答問題。相信隨著網絡的更大普及，這種方式將成為一個新生長點，賦予歷史學更大的社會教育責任感。此外，這種論壇也使學術界可以隨時隨地在網上舉行不限人數參加的熱點問題或新成果的討論會，邀請國內外學者參加發言，普通群眾瀏覽（可通過注冊限制發言范圍），擴大史學的宣傳功用和公開化，而不必為籌集實地會議經費而困窘。遺憾的是，除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黨史博覽》最近設立了“中共黨史網”(www.zgdsw.com)外，目前國史、中共黨史研究機構幾乎都還沒有設立網站、注冊域名。
　　有利必有弊，網絡的運用當然也產生了許多新的問題。如現在史學界抄襲和重復出版現象比較嚴重。原因之一就是下載他人成果十分方便，再如被上網的大量論著的著作權問題，也將引起紛爭。
　　總的來講，網絡數字化使我們研究視野大大擴展，檢索時間大大減少，收集資料大大豐富，但這些畢竟只是手段的革命，歷史學作為一門規律性的理論研究，最終還要靠人腦的分析和升華。況且，目前已經網絡數字化的圖書畢竟是少數（相信掃描儀的普及將解決這一問題），國史研究還有許多檔案資料不可能上網。因此“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刻苦研究精神仍然是必須提倡的。
《當代中國史研究》京11～26K1歷史學20012001 作者：《當代中國史研究》京11～26K1歷史學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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