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汪精衛》第三部分：《和平運動曲線救國》第三部分之二：主和派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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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之二：主和派的艱難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發生對外戰爭時，那些堅持對外寸步不讓的主戰派，總是被尊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張對外讓步和解的主和派，總是被打入民族敗類的漢奸行列。盡管如此，在每次發生對外戰爭的時候，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清一色的主戰，總會出現一批主張讓步和解、不怕當漢奸的主和派，中日戰爭時也同樣如此。
　　中國分為“主戰”與“主和”兩派，敵國日本也同樣存在“主戰”與“主和”兩派。日本的軍部和關東軍是主戰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則是主和派。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時，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卻無能為力。當時的若櫬首相后來以“不聽命令的軍隊”為題，描述了“九一八”事變的經歷：“９月１９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陸軍大臣南次郎的電話，說昨晚９點關東軍遭到中國軍隊的進攻，關東軍進行了反擊，現已占領奉天城，戰斗仍在進行中。政府隨后立即召開了臨時內閣會議，確定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然后通過陸軍大臣，向在滿洲的部隊下達了政府不擴大事態的指示，卻被關東軍當作耳旁風，關東軍進攻嫩江時說是為了保護嫩江鐵橋，我以為他們占領嫩江就會停下來。可是他們占領嫩江后，又說離敵軍太近不安全，還要越過東支鐵路。陸軍大臣下令不許越過東支鐵路，可是關東軍已進軍到齊齊哈爾，并又向黑河進軍。日本軍隊竟然不服從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但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并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沒有對滿洲國予以承認。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若櫬政府倒臺后，犬養毅接任首相。犬養首相反對在滿洲搞一個獨立的滿洲國，認為這樣露骨地違反九國條約勢必造成日本和歐美列強的正面沖突，同時還試圖對軍隊中“下克上”的作風進行遏制。但犬養的行動激怒了軍國主義分子，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伙狂熱的軍人沖入首相官邸，明目張膽地將犬養首相殺害。犬養被殺后，再也沒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熱軍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實成為軍人控制下的政府。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但這激起了全世界各國的反對。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國聯調查團發表調查結果，否認了“滿洲國”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況。然而國聯的調查結果卻在日本國內引起愛國者們的一片怒罵，譴責國聯對日本內政的干涉。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國聯進行了表決，以４１票對１票（１票為日本）通過了要求日本從東北撤軍的決議案。然而日本的松岡代表卻在表決后微笑退場，宣布日本退出國聯，使大會一片諤然。松岡代表回國后受到了狂熱日本國民的夾道歡迎，輿論界也盛贊松岡“干得好”、“有骨氣”。
　　在１９３３年３月到５月期間，日本關東軍又獨斷發動了長城攻勢，一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國軍隊雖然進行了一些抵抗，但卻節節敗退。參加這次抗戰的基本上都是地方雜牌軍，蔣介石的中央軍主力仍在南方。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中日雙方在塘沽簽訂了停戰協定，即《塘沽協定》。《塘沽協定》規定在長城以南設置１００公里的“非武裝地帶”，中日雙方撤出在非武裝地帶內的駐軍，非武裝地帶的治安由中國警察担任。塘沽協定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屈辱性的協議，它意味著中國政府默認滿洲國的存在，而且對華北的主權也有一定程度的喪失。
　　汪精衛和蔣介石主持批準的《塘沽協定》，被一般民眾認為是一個賣國條約，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強烈批評。而汪精衛認為政府簽訂這個條約是正確的，汪精衛在解釋為什么簽訂《塘沽協定》時說：
　　以前人們批評政府不抵抗而丟失了領土，現在我們進行了抵抗，結果卻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中國是一個弱國，這就決定了這場被侵略的國難絕不是偶然發生的。以現在中國的國力，無論進行怎樣的抵抗，都沒有取得勝利的可能，這是我們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沒有取勝的希望，我們為什么還要抵抗呢？這就是愛國心的緣故，她讓我們明知不能取勝，還要準備抗戰到最后一兵一將。
　　現在很多人當中有兩種錯誤的想法，一種是過分軟弱，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對日本進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戰，將和過去義和團的下場一樣；另一種是過分強硬，就象一個人在曠野中發泄一樣，“殺盡倭奴”、“打到東京”，什么狂言都敢說，還能得到人們的拍手喝采。以上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個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戰條約在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決心簽署停戰條約，即使受到國民一時的唾罵，也要堅決進行負責任的簽字。但如果停戰條約在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決不簽字。這次政府和日本簽署局部地區的停戰條約，是為了讓疲憊的軍隊、窮困的人民得到一時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將得到歷史的評判。
　　《塘沽協定》雖然暫時解決了東北問題，華北問題又浮出了水面。１９２７年國民黨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蔣汪聯合政府的實際控制范圍只限于長江流域，華北各省仍在各路軍閥的控制之下。當時華北五省的實權者是：察哈爾省：宋哲元，綏遠省：傅作義，河北省：商震；山東省：韓復渠，山西省：閻錫山。日軍占領東北以后，華北的軍閥們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他們害怕日軍繼續向華北進攻，使華北變成滿洲國第二；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愿意邀請國民黨的中央軍進駐他們的地盤幫助他們共同防日，因為一旦中央軍進入他們的地盤，他們便失去了對該地盤的控制力。
　　華北的軍閥們既不愿意投靠日本人，也不愿意完全投靠蔣介石，于是出現搞一個“華北自治系統”的提議。日本人顯然高興看到華北搞獨立，這樣將使“滿洲國”得到一個安全的屏障。蔣汪政府雖然不愿意看到華北獨立，但又怕中央軍出兵華北會引發和日軍的全面沖突，于是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允許華北“輕度獨立”。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委員長為二十九路軍軍長宋哲元。宋哲元原來是馮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軍屬于地方雜牌軍，在武器裝備、士兵素質上和南京的中央軍有巨大差別。
　　廣田弘毅出任外務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國聯，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試圖從修復中日關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處境。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廣田在議會發表了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響，蔣汪聯合政府也對廣田修復中日關系的倡議表示響應。２月１日，蔣介石發表講話認為廣田的演說“具有誠意”；２月２２日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布禁止“抵制日貨”等排日活動的政府令；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日兩國將外交關系由公使級上升為大使級。
　　現在看來，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日本國內并不是鐵板一塊清一色的侵略擴張派，也有主張與中國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兩國的情況一樣，都是強硬的主戰派占據絕對上風，中日兩國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國民和社會輿論的猛烈批評。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引起國民黨內主戰派的激烈反對，國民黨內反汪的呼聲日漸高漲。１９３５年７月，南京政府監察院對汪精衛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彈劾，指責汪精衛大搞媚日外交。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離開南京前往青島休養，于８月８日發電給南京政府，提出辭去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職務。支持汪精衛的鐵道部長顧孟余、陳公博等人也跟著辭了職。
　　汪精衛在位時承担著“賣國”的主責，使蔣介石的壓力減輕了很多，汪精衛的辭職，將使蔣介石不得不陷入單獨承担“賣國”責任的困境。所以蔣介石這次一反常態，表示“絕對支持”汪精衛，并派元老蔡元培飛抵青島慰留汪精衛，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發電請汪留任，國民黨中政會和中常會再三電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衛則提出了復職的三個條件：一、負責制定對日外交方針；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會決議；三、中央財政歸行政院獨立主持。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汪精衛的要求被國民黨中委會全部接受，汪則于８月２３日宣告復職。
　　不過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汪精衛和蔣介石被認為是賣國主謀，激進的愛國者們把兩人列為暗殺的對象。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至６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后中央委員合影照相時，大禮堂里的秩序比較混亂，于是多疑的蔣介石臨時決定不參加合影，返回會議廳休息室。汪精衛見蔣介石遲遲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蔣說：“今天秩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場。”汪精衛說：“各中委已佇立良久，專候蔣先生，如我再不參加，將不能收場，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攝影剛完，愛國軍人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向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發三槍，一彈射進左眼外角下顴骨，一彈從后貫通左臂，一彈從后背射進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衛被刺后，陳璧君首先趕來，見汪精衛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當年兩人赴京暗殺攝政王的情景，悲憤地說：“四哥，你放心罷，你死后有我照料兒女。革命黨反正要橫死的，這種事我早已料到。”蔣介石也從休息室趕來，汪精衛以為自己要死了，對蔣介石說：“蔣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單獨負責了。”
　　不過汪精衛的傷勢雖重，但所中的三槍并非致命傷，在南京中央醫院將左臂、左頰的子彈取出，但后背的子彈取不出來。汪精衛在遇刺后會見報社記者時說：“竊思本人生平并無私仇。而最近數年，承乏行政，正值內憂外患重重煎迫之際，雖殫心竭力，而艱難周折，外間何從得知？倘因此誤會，致生暴舉，于情不可無原。擬懇請國府，將牽連犯人從寬赦免。”
　　汪精衛被刺受傷后離開南京前往歐洲療養，辭去了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行政院長由蔣介石接任，外交部長由張群接任。此后蔣介石的獨裁權力不僅在政府方面和軍隊方面，在黨的方面也增長起來。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日至７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為胡漢民，蔣介石為副主席；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則為汪精衛，蔣介石亦為副主席，但胡漢民和汪精衛都在國外養病，實際國民黨已由蔣介石一手操縱。
　　汪精衛被刺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長唐有壬又遭暗殺，此后國民黨內主張對日強硬的主戰派成為主流。蔣介石在軍政上“單獨負責”后，沒有汪精衛那樣敢承担“賣國責任”的勇氣，所以蔣介石主政后的南京政府開始向主戰派的方向傾斜。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外交部長張群對日本駐華大使表示：希望調整中日關系，否則只有靠戰爭解決問題。１９３６年６月蔣在講話中說：“中國和日本的沖突已不可避免，而且為期不遠了”。１９３６年７月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主戰派大占上風，確定了對日本采取強硬態度的政府方針。蔣介石在該會上表示：“絕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如危及國家生存，則必出最后犧牲之決心”。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發生了軍人暴動的“二二六”事件，此后日本政府基本被軍人所控制。日本“二二六”事變以后，一些軍國主義狂熱分子又開始策劃“華北分治運動”，試圖將華北五省也納入日本的勢力范圍內。五屆二中全會后的南京政府，在華北問題上以不妥協的強硬姿態和日方進行交涉，１２月３日雙方的談判決裂。正在這時，發生了西安事變。
　　“九一八”事變的最大“受害者”是張學良，《塘沽協定》又使張學良軍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盤。１９３３年４月到１９３４年１月，張學良周游歐洲各國，張回國后被任命為西北剿匪副司令，東北軍移駐西北，執行剿滅共產紅軍的任務。張學良在失去地盤后，一改過去的對日妥協政策，成為堅決的抗日者。張學良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要求蔣介石停止對共產黨紅軍的圍剿，聯共一致抗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張學良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蔣介石，試圖以“兵諫”的方式來迫使蔣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當時國內的許多人雖然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不滿，但也不贊成張學良以武力對國家元首進行逼迫的作法。除共產黨以外的各路軍閥和各地實權者紛紛通電支持蔣介石，社會輿論也基本站在蔣介石一邊。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對張學良堅決不讓步的政策，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也督促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使張學良處于十分為難的處境。蔣介石開始拒不接受張學良的建議，后來在周恩來的說服下，口頭答應：“準備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沒有簽署任何有文字的文書。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蔣介石返回南京，象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國民政府官員、各路軍閥的代表、以及數以萬計市民的盛大歡迎。１２月２８日，蔣介石以自己要對西安事變負責為由提出了辭呈，被中央政府慰留。１２月３１日，在南京的軍事法庭以反亂罪對張學良判刑１０年，但隨后蔣介石提出對張學良進行特赦，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軍事法庭對張學良進行了特赦，此后張一直被軟禁。張學良的東北軍失去領導人后發生了內訌，被中央軍改編接收。
　　西安事變大大提高了蔣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變中，包括以前和蔣有很深恩怨的各路軍閥將領都以國家利益為重，一致表示無條件支持蔣介石。同時中共在西安事變中許諾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蔣的勝利。此外國共合作對于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系也有重要作用。為了爭取日本之宿敵蘇聯的幫助，蔣介石調整了以往反蘇反共的政策，１９３６年初開始試探和蘇聯改善關系。由于與蘇聯改善關系的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問題，西安事變后的國共合作，消除了蔣介石和蘇聯改善關系的難點。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系的結果，使蔣在后來的抗日戰爭中，得到了蘇聯多方面的援助。
　　西安事變后汪精衛從歐洲回國，不過由于身體原因，汪精衛并沒有在政府內任職。此時國民黨三巨頭之一的胡漢民已經病逝，留下汪、蔣兩巨頭。盡管汪精衛不担任政府職務，汪仍為國民黨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在政治上還在蔣介石之上，對國民黨的方針政策仍有極大的影響力。
　　１９３７年以后，南京政府開始采取強硬的姿態對待“華北自治政權”。１９３７年２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時，要求華北五省的領導人也出席。閻錫山和韓復渠同意出席，而宋哲元以立場特殊為由要求不出席會議，但蔣介石卻給宋發出必須出席會議的強硬電報，宋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純德代理出席。此后宋哲元頗受日本和南京的兩面挾板之苦，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０日，宋干脆回山東老家，不問華北政事來回避責任。６月２１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務委員會發出二十九路軍實行國軍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貨幣等強硬命令。
　　１９００年義和團事變后，清政府承認八國聯軍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數量的駐軍。此后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維持數千人規模的條約駐軍，日本將其稱為“天津軍”。此外在１９３７年，英國和法國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駐軍。由于日本“天津軍”和二十九軍同駐一處，磨擦頗多。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平附近進行演習的“天津軍”，在蘆溝橋附近與二十九軍發生了軍事沖突，引發了中日全面戰爭。
　　１９３７年的蘆溝橋事變和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變，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日本是戰敗國，戰前的檔案已全部公開，“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策劃的陰謀已毫無疑問，但現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發蘆溝橋事變的證據。在戰后遠東國際法庭上明確判定“九一八”事變是由日本人所挑發，但并沒有斷定蘆溝橋事變是日本人挑發的。近年日本一些學者的研究認為，蘆溝橋事變是隱藏在二十九軍中的共產黨間諜首先向日軍開槍而引發的，因為從動機上來看共產黨最希望發生中日戰爭。特別是中共中央在蘆溝橋事變發生數小時后就發出了號召全面抗戰的《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讓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經預知蘆溝橋事變的發生，所以才會這么迅速地作出反應。
　　日本方面對蘆溝橋事變的記載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一個小隊的日軍在北京蘆溝橋附近進行演習。突然響起了一陣槍聲，日軍小隊長立即進行點名，發現少了一名士兵。日軍小隊長聯想到剛才的槍聲，以為該士兵已在剛才的槍聲中被打死，于是小隊長下令向中國軍隊進行還擊，形成了軍事沖突。但不久那個失蹤的士兵又回來了，說當時因為鬧肚子去解手而沒有趕上點名。
　　蘆溝橋事變發生后，日本國內的社會輿論對蔣介石一片惡罵，指責蔣介石有意挑起事端，應該對蔣以及他領導下的南京政府進行軍事懲罚。但在軍部內卻分成“事變擴大派”和“事變不擴大派”，兩派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少將作戰部長，他根據“勝利的極限點”的理論，堅決反對日本“得隴望蜀”，再繼續向華北進出。石原認為一旦和中國發生全面戰爭，日本將陷入無法自拔的戰爭泥潭，絕無取勝的希望。而軍部中的大部分卻是事變擴大派，他們無視中國團結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認為中國軍隊會象以往一樣一打就跑。他們提出“對支那一擊”論，以為只要給中國一個強大的打擊中國政府就會屈服。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和汪精衛等正在廬山邀請政府要員和社會名流召開國事座談會。盧溝橋事變發生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后關頭”演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后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允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如果戰端一開，只有犧牲到底。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蔣介石離廬山回南京進行軍事部署后，由中政會主席汪精衛繼續主持會議，汪精衛發表講話說；“犧牲兩個字是嚴酷的，我們自己犧牲，我們并且要全國同胞一齊犧牲。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我們如不犧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歷史上的元滅宋、清滅明，這兩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們四萬萬人被殺盡，能將我們的土地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腥的人之后，大多數沒有血腥的人，將自己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為富貴之地。所以我們必定要強制我們的同胞一齊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無論是通都大鎮，無論是荒村僻壤，必使人與地俱成灰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汪精衛的話很不動聽，但他講的卻是實話：中國是弱國，絕無打敗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國的抗戰結局只能是兩條路，犧牲和投降。如果后來沒有美國參戰，中國和日本進行單獨較量的話，結局只能是犧牲和投降兩條路。在抗戰的開始階段，西方列強對中日戰爭大都持旁觀態度，只有德國愿意出面調停。中國要求《九國公約》的簽字國開會討論制裁日本違反《九國公約》的侵略行為。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九國公約》簽字國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舉行會議，會議特邀的蘇聯代表表示支持中國，主張各國對日本進行集體制裁。但美國代表卻說：“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國出面調停，美國政府認為中國代表的態度不要偏激，以免影響調停，刺激日本。”美國代表還建議中國應該：“公開宣布消除抵制日貨，保護日僑生命財產，與日本進行經濟合作，避開談論恢復戰前國土原狀的問題，前景還是樂觀的。”
　　英國代表表示：“英國政府將與美國采取完全一致的步調。”意大利代表則公然為日本辯護：“在戰事發生中，很難確定誰開的第一槍，這個責任便屬誰的問題，意大利打算譴責沖突的任何一方。”最后會議僅通過了一份宣言，指責日本在華行動違反了《九國公約》，建議日本停止軍事行動，但只是一紙空文，毫無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措施。所以當時汪精衛對抗戰的悲觀看法并不太離譜，中國抗戰勝利不過是趕上運氣好的險勝，在１９３７年的時候，誰又能預測到八年后中國會沾美蘇之光成為戰勝國呢？
　　汪精衛還有一些話不便公開講，他私下說：別看現在全國一致高喊“徹底抗戰，犧牲到底”的口號，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犧牲，但他們內心里犧牲的概念是讓別人去犧牲，而并不是自己犧牲。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講出不愿犧牲的老實話？是因為他們害怕賣國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國的責任。中國后來抗戰的結果，的確應驗了汪精衛的分析，大多數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為第一目標，真正勇于流血犧牲的人是極少數。
　　中華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不準投降”，中國人可以原諒臨陣脫逃的逃兵，卻絕不原諒向敵人投降的降兵，這與西方國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國家中可以原諒向敵人投降的降兵，卻絕不原諒臨陣脫逃的逃兵。西方人認為在無力抵抗的情況下向敵人繳槍投降，也算盡到了軍人的責任，不算什么可恥之事。而臨陣脫逃則是逃避軍人的責任，是軍人最大的恥辱。二次大戰中西方戰場上降兵很多，逃兵卻很少；而中國戰場上降兵很少，逃兵卻很多，這也反映出東西文化的差別。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不可能打敗日本，只有借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但借助外國軍隊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險的一步棋，這就是所謂的“引虎趕狼”，外國軍隊不會無償幫助中國打仗，其索要的代價可能也非常高昂。后來蘇聯出兵東三省幫中國趕走了日本人，但作為代價中國不得不將外蒙古交給蘇聯，外蒙古獨立也正是蔣介石借助第三國抗日所付出的代價。
　　現在看來，中國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場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養毅首相被殺，后來還陸續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殺；在中國，主和的汪精衛被刺幾乎喪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殺。在當時的情況下，對于一個高官來說，做少數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數的主戰派需要更大的勇氣。因為主戰派高官們號召別人流血犧牲，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上戰場，并沒有什么生命危險，而做主和派卻要冒被狂熱主義者暗殺的生命危險。
　　日本在戰爭時，也是一片主戰的狂熱叫囂，但主戰派盡管主張戰爭，卻不能保證戰爭的勝利。日本戰敗遭到割地賠款的苛刻制裁后，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們才開始后悔當時沒有聽從主和派的勸告，才開始批判當年那些不負責任的主戰言論。由于中國有幸成為戰勝國，現在我們可以輕松地批評當年主和派的賣國求榮，可是我們如果理解當時主張和解妥協甚至要冒生命危險的話，我們也許就不會輕易批評他們主和是為了賣國求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