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汪精衛》第三部分：《和平運動曲線救國》第三部分之一：從主戰派到主和派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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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第三部分之一：從主戰派到主和派的轉變
　　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勝利后，獨裁的傾向越發明顯化，以前支持他的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等人也轉而加入了反蔣的戰線。１９３１年２月蔣介石將胡漢民軟禁，在國民黨朝野引起了軒然大波，又引發了另一次反蔣高潮。１９３１年５月，改組派、西山會議派、胡漢民派、林森和孫科派、以及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在香港的汪精衛應邀出任廣州“非常會議”政府的領袖。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廣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正在此時，９月１８日在東北爆發了“九一八”事變。
　　１９２７年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時，發生了武力強行收回英國租借和打殺外國人的南京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于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到７月７日，召開了“東方會議”，討論對中國的對策。所謂“東方會議”，就是關于中國問題的會議，這里“東方”就是指中國。雖然中國在地理上位于日本的西方，但日本卻把中國稱為東方，而自己稱為西方，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其實與當時日本人的脫亞入歐思想有關。當時日本人說：“日本在地理上屬于東方，但在政治上屬于西方；日本人外表上看是屬于東方人，而在內心的精神上卻是屬于西方人”。所以日本政府把關于中國問題的會議稱為“東方會議”。
　　在東方會議上，執政黨政友會的強硬派代表森格和關東軍的強硬派，提出了滿蒙分離，武力解決滿洲的主權問題。但田中義一首相和外交部強烈反對，認為這樣明顯地違反了九國條約，對中國進行露骨的侵略，勢必在國際上引來巨大的麻煩（九國條約是１９２２年日本和英美法列強與中國簽訂的條約。條約規定九國共同保證中國的領土完整，但也要求中國承認和保證現有的外國租界及特權）。在會上雙方爭執不下，最后達成協議：萬一中國的內戰波及到滿洲，危及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時，日本將采取“自衛的措施”。
　　現在有一種說法：在召開“東方會議”時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說：“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這就是所謂的“田中奏折”。但現在已經證明，這份田中奏折是偽造的，二戰后盟軍收繳了日本的全部檔案，既沒有發現田中奏折，也沒有發現與田中奏折有關的資料。現在有證據顯示蘇聯的情報機關偽造了田中奏折，欲挑起中日戰爭，因為蘇聯最愿意看到中國和日本這兩個鄰國相互火并。盡管日本的軍政界高層在“東方會議”上商討過滿蒙分離問題，但并沒有制定一個征服滿蒙的計劃，也沒有制定征服中國的計劃。
　　東方會議以后，一些日本少壯派軍人不滿日本政府的優柔寡斷政策，希望挑起事端，找借口武力解決滿蒙問題。１９２８年張作霖戰敗后，以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為主謀，策劃了鐵路爆炸事件，炸死了當時的東北軍閥張作霖。河本大作本想張作霖一死會引起東北的內亂，關東軍可以用東北內亂為借口出兵滿洲。但張作霖死后長子張學良平安接班，關東軍并沒有找到出兵的借口。后來日本軍部以河本大作違紀私自挑發事端為由，將河本解除了軍職。
　　不過河本大作卻說：他很愛中國，也很愛中國人。他所痛恨的是中國那些欺壓民眾的軍閥土匪，他只與中國的軍閥土匪為敵，從來不與中國人民為敵。河本還說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死后化為中國之土。河本大作出身于日本貴族家庭，解職退伍后在滿洲鐵路公司作理事，河本在大連郊外修建的高級住宅現在還被用作高級賓館。日本戰敗后，河本大作并沒有回國，而是到山西的閻錫山那里作高級顧問。
　　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４９年解放軍攻打太原的太原戰役中，河本大作作為老兵又重新拿起了槍，參加了閻錫山的太原保衛戰。閻錫山出逃太原時，曾經邀請河本一起走，卻被河本拒絕。太原戰役中共有１１００余名原日本兵參戰，戰死７００余人，４００余人被俘。河本大作被俘后，被關在太原戰犯管理所。中共知道他曾經是策劃張作霖爆炸事件的主謀，希望他寫一些回憶資料，但被河本拒絕了。１９５３年８月河本在太原戰犯管理所病死，尸體埋在太原城外的無名墳地，實現了他死后化為中國之土的念愿。
　　張作霖原來是東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搶奪富豪趙氏的女兒為妻，１９０１年生下了長男張學良。后來張作霖率部歸順了清政府，在日俄戰爭中因為幫助日本軍隊得到了日本人的賞識，和當時的作戰部主任田中義一成為好友。田中義一當首相后不久張作霖就被日本人謀殺，田中也頗為傷心，特地給張學良打電報安慰。
　　張學良卻是一個放蕩公子，張學良接班后，生活更是放蕩。在張學良掌權的３年期間里，對政事并不專心，每日沉溺于酒色之中。張學良尤其好色，和父親張作霖有妻妾６人不同，張學良對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張學良的近側們投其所好，爭相進獻美女來討好張學良，朱鐵生將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獻上，晉升為張學良的副官；朱光沐將自己的女兒獻上，當上了總務長；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當上財務局長；奉天省長翟文選的妹妹被張學良強奸，翟文選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張學良曾說：“自古英雄愛美人，不愛美人不英雄。我雖不是英雄，但在愛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樣”。１９２８年底張學良易幟后，經常走訪南京。張學良走訪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蔣介石商談政事，而是愛上了當時外交部長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將妹妹進呈。張學良最荒唐的事是將當時的電影明星胡蝶誘拐到北京，電影公司向張學良提出抗議，結果張學良干脆出１０萬元將胡蝶買了下來，可謂驕橫之極。張學良因“九一八”事變后退避不戰而被迫辭職出國時，首先做的事卻是向他的諸位愛妾一一告別，被當時的報紙責罵為“嬌妾重于國土”。
　　張學良如此揮金如土的生活，當然經常感到錢不夠用，除了加收各種苛稅外，還通過其它渠道搞錢，特別糟糕的是盜賣故宮的珍寶。張學良掌管北京期間，從故宮搬出數百箱珍寶運到上海拍賣，其中有一些極為珍貴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國圖書館以１２萬英鎊購入了“王右軍快雪時晴圖”，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６５萬美元購入了“唐寅踏雪尋樓圖”。
　　誰是故宮寶物的所有者呢？從法律上講故宮中的一切財物均為末代皇帝溥儀私人所有，這是中華民國政府正式簽訂的清帝退位條約中所規定的。然而中國人并不重視法律條文，不知什么時候故宮中屬于清帝的私人珍寶已變成國家所有，卻忘記了在法律上廢除承認清帝財產權的優待條約。
　　１９３０年張學良在中原大戰中加入蔣介石一側，出兵占領了北京天津等華北地區。但也正是因為張學良把東北軍的主力部隊都開進了關內，使關外兵力空虛，日本關東軍才有機可乘發動“九一八”事變，并在一個月內占領東北全境。張學良的關東軍沒有進行任何抵抗，就將整個東北讓給了日本。雖然一些資料說張學良不抵抗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但這并不符合當時的情況。當時張學良的東北軍并沒有必要無條件地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而且張學良本人也從來沒有執行蔣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張學良決心向日軍開戰的話，蔣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蔣介石下野后，汪精衛曾代表國民黨中央多次下令張學良對日出兵，收復東北失地，張學良均拒不執行。可見張學良的不抵抗只不過是為了保存實力，而并不是為了執行國民黨中央的命令。
　　不過“九一八”事變并不是日本政府策劃的，而是日本關東軍的少壯派將校獨自策劃的。少壯派將校們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層的受賄。因為當時中國政界行賄成風，中國軍政要人也經常向外國政界要人行賄，來換取對自己的支持。一些日軍少壯派將校懷疑日本政府的高層被中國行賄收買，才不愿對中國采用強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劃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后，關東軍從張學良的保險柜中搜出５３張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單，最巨額的是政友會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５０萬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敗受賄丑聞引起了日本國民的極大反感，軍人們乘勢發起打倒腐敗政黨政治的軍人奪權運動。當時日本社會輿論普遍傾向于軍人，聲稱“寧要清廉的軍人，不要腐敗的政治家”，這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開始。
　　關東軍侵占東北后，激起了全國人民，特別是熱血青年學生們的激忿。學生們對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憤怒，自９月下旬起，上海、北平、天津、廣州等地的學生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抗議日軍入侵和政府的對日不抵抗。當時學生們認為外交部長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針的責任者，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沖入外交部將王正廷毆打至重傷，王正廷被迫辭職。１２月初，各地學生來到南京請愿，抗議蔣介石政府的畏縮政策，指責蔣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蔣介石親自率領中央軍北上抗日。１２月５日，政府派軍警逮捕學生１８５人，即所謂“一二五”事件。為抗議政府的暴行，１２月１４日，各地學生再次進京，打砸外交部，毆打了出來講話的蔡元培等人。１７日，一萬多學生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搗毀《中央日報》報社，受到了軍警武力鎮壓，在珍珠橋附近打死、打傷學生３０余人，逮捕數百人，制造了“珍珠橋事件”。
　　當時汪精衛領導的廣州政府反對專制獨裁，主張民主政治和主張積極抗日，于是學生們把汪精衛奉為他們的政治領袖。前往南京游行的學生們，歡迎汪精衛到南京主持黨國大計，他們打出的口號為：“歡迎護黨救國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汪精衛則一方面批評蔣介石動用武力鎮壓學生，另一方面發表了他的政治主張。汪精衛在接見學生代表團談話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為有八個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調，這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
　　“九一八”事變，也使國民黨內部燃起了停止內斗，一致對外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迫于形勢，將軟禁的胡漢民釋放，并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蔣介石在信中說：“弟當國三年，過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諸同志以黨國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見以誠，勿使外間以為中山黨徒只顧內爭，不恤國難。”蔣介石邀請汪精衛代表廣州政府到上海舉行和平會談。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衛、蔣介石和胡漢民這國民黨“三巨頭”，在上海舉行了首次會談，提出南京和廣州兩政府合并，團結一致，共赴國難。胡漢民提出兩政府聯合的前提是蔣介石下野，所謂“討蔣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衛則表示要“團結寬容”，在削減蔣介石權力的情況下，留蔣執政，所謂“抗日第一，討蔣第二”。和平會議最后決定寧粵雙方在南京、廣州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選出各自的中央委員后，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開，蔣介石在會上表示“虔誠悔過”，通過了恢復汪精衛、陳公博等４８１人黨籍的議案。廣州政府的“四大”則于１１月１８日在廣州召開，由于各派爭吵不休，汪精衛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代表二百余人赴上海，另外在上海召開了“四大”。１２月２２日，三個“四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在南京召開四屆一全會，此時蔣介石由于鎮壓學生的“珍珠橋事件”受到各方的強烈反對，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這次組成的國民政府主要由廣州政府的人馬組成，蔣介石派在政府中居于明顯劣勢。不過為了搞好團結，汪精衛和胡漢民也沒有在政府中担任職務。四屆一中全會選舉林森為國府主席，但不負實際責任，由孫科任行政院院長，負責政府的實際領導，陸海空軍總司令則暫缺。蔣介石雖然下野，卻有一只忠于他的私家軍，沒有蔣介石的命令，別人根本指揮不動這只軍隊。所以蔣介石雖然在政界失勢，但仍然是最有實力的實權者。
　　孫科為首的新政府為了爭取民心，一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不抵抗”政策，開始對日本采取強硬的態度。正好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日軍向在錦州的張學良東北軍發起進攻，新國民政府下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張學良稱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請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孫科召集諸將領討論對張進行增援，可是沒有一個將軍表示愿意去東北增援張學良軍。在此情況下，東北軍不戰而撤出錦州，全軍退入山海關以內，試圖保住他們在北平附近的最后一塊地盤。張學良在解釋東北軍為什么不執行中央政府死守錦州的命令時，批評中央政府說：中央口頭上要求東北軍死守，實際上卻不給予任何支援，想讓東北軍在抗日中耗盡自己的實力。
　　這時孫科政府體會到“口頭上抗日簡單，實際上抗日行動難”的滋味。就在此時，又爆發了讓孫科難于應付的上海事變。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上海租界的５名日本僧侶忽然被一群中國人圍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傷。但二戰后的調查發現，該事件原來是關東軍的高級軍官委托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的武官，雇傭中國無賴所干。中國人打死日本僧侶一事，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巨大騷動。１月２０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總領事館和海軍陸戰隊總部門前示威游行，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護他們，在示威途中這些日本人還搗砸了一些貼有反日標語的中國人商店。在此情況下，日方向國民政府提出了類似于最后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中國政府道歉、賠償、懲罚作案者和取締解散上海的民間反日團體。
　　由于孫科政府猶豫不決拿不出對策，日方則以中國沒有接受“限期要求”為由，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派兵強行進入中國管區，和駐守上海閘北地區的蔡廷鍇十九路軍發生了激戰。由于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給日軍造成了重大傷亡。上海事變的戰斗打響后，孫科自感無力處理如此重大事件，請求汪精衛出馬，自己于１月２５日辭職。新國民政府于１月２８日成立，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負責領導政府。
　　在抗戰初期，汪精衛是持主戰態度的，可以劃入主戰派。汪精衛上臺后，立即宣布遷都洛陽，積極抗戰，并稱中國政府“決非威武所能屈，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１９３２年２月１日，汪精衛主持召開了最高軍事會議，決定把全國劃分四個防區和一個預備區，擺出了進行積極抵抗的姿態。２月８日，汪精衛代表國民黨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軍將士“忠義之氣，照耀天日”，犒勞十九路軍５萬元。
　　汪精衛同時下令其它部隊增援上海的十九路軍，但汪精衛指揮不動蔣介石的部隊，蔣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隊不支持十九路軍抗戰，使十九路軍的抗戰陷于孤掌難鳴的困境。汪精衛又下令在北平的張學良在北方起兵，牽制日軍，并派陳公博到北平說服張學良起兵。但張學良根本沒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賓招待陳公博等人，一談到出兵之事就支吾過去。３月６日，十九路軍在孤掌難鳴的情況下全線撤退，發表停戰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變宣告結束。
　　想進行抗戰的人沒有軍隊，而有軍隊的人卻避而不戰。各路軍隊保存自己實力第一，抗戰第二的私心使汪精衛的抗戰熱情完全消散了，產生了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國的想法。汪精衛看到沒有蔣介石出面國民政府就無法統領軍隊的窘境，只好提出讓蔣介石復出領導軍事。１９３２年３月６日，蔣介石復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此后的國民政府由汪精衛主政，蔣介石主軍。由于上海為各國列強的利益所在，在列強們的調停下，中日開始進行和平談判，汪精衛派外交次長郭泰棋和日本談判，雙方于５月５日達成《淞滬停戰協定》。但停戰協議的消息傳出后，卻在中國的民眾中間引起了憤怒，上海的憤怒民眾把郭泰棋責罵為賣國賊并將其打傷。
　　１９３２年６月，汪精衛率領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羅文干等去北平會見國聯調查團團長李頓，共同調查日軍占領東北三省問題。汪精衛在北平時找當時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張學良商談東北問題和對日方針，張學良卻一直稱病不見，但又和宋子文一起去北海游船，使汪精衛深感氣憤。７月１７日，日軍在熱河發起了新的軍事進攻，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表通電，命令張學良立即出兵熱河，收復失地。張學良卻聲稱汪精衛無權過問軍事，出兵要有軍事委員長蔣介石的命令。蔣介石念及張學良過去幫他打贏中原大戰，也有意偏袒張學良的不抵抗行動。在此情況下，汪精衛只好宣布辭職，前往歐洲養病。汪精衛在臨行時電告張學良，指責他“去歲放棄沈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千里土地陷于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今未聞出一兵，放一矢，卻不斷向中央索要軍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汪精衛最后要求張學良“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
　　汪精衛出國后，日軍于１９３３年１月進攻山海關，２月中旬又占領承德。熱河省的大片領土再次淪陷，震動了全國，國民黨內部再次出現請汪精衛歸國主持抗戰的呼聲。汪精衛則提出條件說：他回國主政的前提必須是張學良辭職，以平民憤。此時蔣介石也無法袒護張學良，３月９日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保定會晤，蔣介石說服張學良辭職出國考察。３月１０日，張學良發表通電辭職，汪精衛則于３月底回南京復職。
　　汪精衛在復職后一方面批評張學良的避戰不抵抗，另一方面又解釋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汪精衛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像張學良這些東北軍畏敵如虎，敵必日益驕橫。今后軍隊再不抵抗勢必影響對日外交。須知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抵抗愈得力，則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這次汪精衛復職后，改變了他以前的主戰態度，變成了主和派。此后汪精衛開始和日本進行和平交涉，蔣介石也積極支持汪精衛的和平計劃。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熊斌代表何應欽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天津塘沽舉行會談，共同簽訂了《塘沽協定》。這個協定承認冀東為非軍事區，準許日軍在該地區視察，實際上是默認了日本對東北三省和熱河的占領。
　　《塘沽協定》公布后，社會輿論一片沸騰，強烈抨擊蔣、汪批準的這一喪權辱國的協定。當時的一份報紙這樣寫到：“如果要說那些以大刀、石頭及血肉之軀英勇與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后人永世頌揚的話，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蔣、汪二人，實為出賣中國領土主權、出賣流血犧牲的愛國官兵、出賣愛國民眾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團體還聯合發出通電：“我全國民眾，誓死抗日，而汪精衛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韙，繼《上海停戰協定》之后又簽訂賣國之《塘沽協定》，即加以賣國之名，豈得為過。”
　　面對全國一片討罵汪精衛的氣氛，陳公博找汪精衛說：“簽了這個協定，先生遭到各界紛紛批評，我真不知道汪先生為什么要背這個黑鍋？”汪精衛說：“我們要復興中國起碼要三十年，不止我這年紀看不見，恐怕連你也看不見。我已年過半百，無其他報國之道，只要中國不再損失主權與領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陳公博聽后感動地說：“歷代王朝危急之秋總有人站出來背黑鍋的。其實南宋秦檜也是一個大好人，他看南宋已無力與金抗戰，就挺身而出與金講和。我想秦檜是一名狀元出身的有學問的宰相，決不是傻爪。他當初何嘗沒有想過以后要被世人唾罵？但他還是以犧牲自己來換取南宋日后的中興。李鴻章、袁世凱也都想復興國家，都不想賣國。可是李鴻章死了，袁世凱也死了，中國還是不振，到今日國難愈加沉重。”陳公博繼續說：“現在有人說《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是賣國，我看與其說是賣國，還不如說是送國。賣國的人還有代價可得，送國卻是沒有代價的。今日要送國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衛聽后說：“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陳公博又說：“不過我對于先生這種無代價的犧牲總覺得不值得。”汪精衛則說：“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出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這番談話后，陳公博下定決心跟汪精衛一起“犧牲救國”，這為兩人后來共同與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礎。
　　不久汪精衛遇刺，被一名抗日軍人連發三槍至重傷。此后汪精衛不得不再次告別政壇，前往歐洲療養。
　　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和張學良是主和避戰的“主和派”，汪精衛則是主張抗戰的“主戰派”，抗戰初期積極抵抗的十九路軍也是親汪精衛的粵系部隊，這和１９３７年蘆溝橋事變時的情況正好相反。由于掌握軍隊實權的蔣介石和張學良等人避而不戰，使沒有軍隊的汪精衛的抗戰計劃成為一句空話。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思想變化，代表了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被個人把持的私家軍隊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