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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之三：和平運動的開始    

　　蘆溝橋事變后，日軍向中國發動了全面進攻，但這種進攻又顯得毫無戰略章法，不禁使人懷疑到日本發起侵華戰爭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侵華戰事既已發動，而日本人又沒有氣魄來大舉稱兵。等到中國民憤達到最高潮，以致蘆溝橋“事變”無法收場，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愿傾全國之師來犯。只是在華北、華東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戰。這種“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一舉而占領中國各重要城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游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面，陷全國于癱瘓狀態，并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只有俯首聽命。”    
　　難道日本人的戰略眼光真的這么差？連李宗仁所說的軍事常識都看不到？其實這里面還有另外一層原因。當時日本少壯派軍人發動侵華戰爭，似乎是把中國作為其敵人，然而少壯派軍人真正想打倒的對手并不在中國，而在日本國內的官僚集團，中國被他們利用作為挑戰日本官僚政權的工具。    
　　１９２９年美國開始的經濟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特別嚴重的是美國和德國，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后經濟也陷入極度的蕭條。經濟大恐慌使人們對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體制失去信心，國家統治的計劃經濟被很多人看成是解決經濟危機的靈丹妙藥。１９３０年代蘇聯計劃經濟的成功已經非常令人矚目，德國希特勒上臺后搞準計劃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使德國在兩年之內就走出了經濟危機，這些都使人們更加懷疑資本主義體制的后進性，蘇聯式的共產主義體制，德國式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意大利式的法西斯體制，都是作為取代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試點”。    
　　在這樣的國際大形勢下，日本軍中的少壯派們也提出要改變現有國體的設想。他們提出要廢除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型利益國家，建立一個人人滅私奉公的、盡忠報國的、以道義而不是以利益為本的新型國家。當然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當權派不會輕易讓出他們的政權，軍人們要想奪取政權，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制造軍事糾紛，使日本國內陷入非常時期的戰時狀態，這樣軍人們就可以用軍事上必要為理由征收個人財產，侵犯個人人權，以國家大義為借口堵住一切反對派的嘴，為改造國家體制創造必要的條件。盡管日本軍人在戰時建立起來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沒有能使日本打贏戰爭，卻成為了戰后日本在國家的主導下發展經濟的國家主導市場經濟體制的原型。    
　　在這種改變國體的呼聲下，１９３７年６月４日近衛文呂（借字，原字上麻下呂）內閣成立。近衛是一個完全新型的政治家，雖然出身于貴族家庭，但思想卻十分活躍敏捷；雖然近衛是文人，但在軍人集團與文人政治集團發生沖突時，近衛對軍人持同情態度，所以近衛內閣得到軍人和文人雙方的支持。近衛上臺后，在開始著眼改革日本國體的工作，近衛宣布他的政府方針時說：“要建立基于國際正義的和平，建立基于社會主義的施政”。此后日本政府開始學習蘇聯搞國家主持的五年計劃，實施國家控制主要產品價格的統購統銷戰時經濟制度，不久后又解散了所有政黨，試圖建立一個希特勒式的“舉國一致”獨裁內閣。以上這些國體變革如果沒有中日戰爭作為借口，在和平環境下是很難推行下去的。    
　　但日本歷史上并沒有個人獨裁的傳統，一貫是集體領導體制，所以獨裁體制在日本頗難立足，近衛也無法成為希特勒那樣的獨裁者。現在有一種說法，說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陣營對獨裁陣營的戰爭，但這并不準確，民主陣營的蘇聯中國都是獨裁國家，而獨裁陣營的日本卻是民主國家。盡管在二戰期間日本軍人試圖建立一個獨裁國家，但并沒有成功，日本一直沒有出現過一個稱得上獨裁者的人。有人試圖把日本的東條英機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并列成為獨裁者，這完全偏離了歷史的真實，東條英機實在無法算成是一個獨裁者。    
　　近衛上臺才一個多月，就發生了蘆溝橋事變，成為近衛內閣的棘手問題。當時近衛本想采用不擴大的方針，軍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也積極鼓動近衛親自飛往南京和蔣介石“促膝談心”，徹底解決中日間的糾紛。近衛對石原的設想有所動心，甚至準備了出訪的飛機，但后來由于遭到日本軍方強硬派的反對而不了了之。近衛又派親中派國會議員宮崎龍介乘船前往南京與蔣介石會談，但宮崎龍介在上船時被日本憲兵逮捕，強行送還東京，可見當時日本軍方把首相的人都不放在眼里。在這種情況下，近衛不得不向軍方妥協，采取了對中國的強硬姿態。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獨自不可能打敗日本，必須借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蔣介石在抗戰爆發不久就在上海主動向日本駐扎上海的海軍陸戰隊進攻，試圖使上海這個國際城市陷于戰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國列強的干涉。但英美法對中日戰爭的反應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對付歐洲的希特勒，已無暇顧及遠東事務，而美國的民眾正處于嚴重的孤立主義中，不愿卷入外國的紛爭。如果沒有外援的話中國將必敗無疑，在中國軍隊從上海敗退后，蔣介石也開始考慮在德國的調停下和日本進行停戰談判。    
　　德國當時已與日本和意大利簽訂了三國條約，德國愿意出面調停中日戰爭，其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和日本都是德國的友好國家。當時歐美國家圍堵希特勒德國，德國在國際上朋友不多，所以十分重視和蔣介石政府的關系。中國當時雖然沒有石油，卻是鎳等戰略金屬的主要供應國，德國的戰略金屬主要依靠中國供應，而作為交換，德國以向中國借款的方式，“借”給中國大量軍事裝備，這是抗戰初期蔣介石軍隊均為德式裝備的原因，也是蔣介石聘用３０多名德國軍事顧問的原因。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后，日本以同盟國的身份向德國提出抗議，要求德國停止向中國供應武器，召回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德國在日本的壓力下不得已停供中國軍火并召回軍事顧問，但中德仍是友好國家，請德國出面調停，中國也比較放心。    
　　于是德國大使陶德曼担任了調停的主角，陶德曼對中國人說：“中國到目前為止的抗戰已經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國人的勇敢精神，現在應該到結束戰爭的時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有好幾次講和的機會，但我們卻過分自信自己的國力，沒有走上講和的軌道，后來德國無條件降服時，不得不悲慘地接受戰勝國的所有條件。”陶德曼希望中國人吸取前車之鑒，不要象德國那樣搞到無條件降服的地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陶德曼向中國方面透露了日本講和的條件：（一）內蒙成立自治政府；（二）華北非武裝區域擴大，主權歸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國警察維持；（三）上海非武裝區域擴大，治安由國際警察管理；（四）中國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減低日貨關稅；（七）尊重外國人在華的權利。    
　　１２月２日，蔣介石與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國民黨高級將領開會，征求大家對陶德曼轉達的日方和談條件的意見。與會者均認為日本沒要求成立華北自治政權，沒要求承認滿洲國，也不要求賠款，條件不算苛刻，白崇禧甚至說：“如果條件只是這些，那為什么還非要打仗不可呢？”１２月２日下午，蔣介石會見陶德曼，表示中國愿意接受德國的調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條件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但華北的主權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談始終由德國担任中介人。蔣介石還說：假如他全部同意這些要求，中國就會被輿論浪潮沖倒，中國就會發生革命。他要求德方、日方對談判一事嚴格保密。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了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討論陶德曼大使轉達的日方停戰條件。與會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條件，在鄭州部署軍事的蔣介石打來電話：和談可依照國防最高常務委員會議的決定，通過外交途徑進行。這暗示蔣介石不準備直接主持和談，要把賣國的帽子扔給汪精衛。汪精衛倒是不怕漢奸帽子，他說：“現在是抗戰時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聽的，因為講和的結果自然沒有勝利的結果來得暢快。如今大家因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個滅亡，然后痛快，聽見講和自然滿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眾如此是不足為怪的，但政府卻不可為一般民眾所轉移。對于民眾同仇敵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勵，才不致一鼓作氣，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應注意虛驕之足以誤事。民眾盡管可以唱高調，而政府則必須把握現實，不得不戰則戰，可以議和則和，時時刻刻小心在意，為國家找出一條生路，才是合理的辦法。”    
　　１２月１３日日軍輕取首都南京后，使日本人以為中國的抵抗已到窮途末路，于１２月２２日又增加了三項苛刻的和談條件：（一）在華北、內蒙、華中的非武裝地帶設立特殊機構（親日政權）；（二）承認滿洲國；（三）中國向日本賠償戰費。日方請陶德曼將新增三項條件轉達中國，并把談判期限規定為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陶德曼看后搖頭道：“這樣的條件中國是不會接受的”，果然不出陶德曼所料，中國政府沒有按期答復日方的條件。于是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施加高壓，１月１６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了由大本營聯席會議通過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宣布：“帝國政府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并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復興的新中國。”    
　　１月１８日國民政府發表聲明，表明了中國的強硬態度：“全力維持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日本在中國發表聲明后即日撤回駐華大使，中國也于１月２０日撤回駐日大使，兩國外交關系正式斷絕，陶德曼的調停以失敗告終。    
　　抗戰開始后，蔣介石以加強軍事為由，提出國民黨中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最高決策機關，取代以前的最高決策機關中政會。國防最高會議的《組織條例》規定：國防最高會議主席由軍委會委員長担任，副主席由中政會主席担任，蔣介石是軍委會委員長，汪精衛是中政會主席，所以蔣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衛出任副主席。１９３８年３月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又修改黨章重新確立國民黨的領導體制，規定國民黨設總裁１人，副總裁１人，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這樣蔣介石就借戰爭的理由名正言順地奪取了汪精衛長期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盡管如此，汪精衛在黨內的影響還是巨大的，蔣介石雖然掌握實權，但在表面上也要讓汪精衛這位老前輩三分。    
　　由于英美法不肯出兵干涉，蔣介石開始考慮請求蘇聯干涉，不過蔣介石在是否應該動用蘇聯這張牌時也非常猶豫不決：蘇聯曾經是侵占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曾經在１９０４年和日本為了爭奪在中國的霸權而大打出手，因此與日本成為死敵。中國請蘇聯出兵，即使趕走了日本人，進入中國的蘇軍會輕易撤出嗎？請神容易送神難。更為嚴重的是，蘇軍一旦進入中國，中國共產黨豈不要在中國做大，國民黨還能掌握政權嗎？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一批人非常反對請蘇聯干涉中日戰爭。后來蘇軍進入東北后，把東北交給了中共，成為中共打敗國民黨的基地，這些都驗證了汪精衛等人的担心。    
　　但戰場上中國軍隊的被動局面，使蔣介石不得不鋌而走險，請求蘇聯的出兵援助。１９３７年８月２日蔣介石召見蘇聯大師鮑格莫洛夫，請求蘇聯給與全面的軍事援助，蘇聯方面答應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兩國之間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互不侵犯條約”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國承認以前被沙皇俄國侵占的領土，不再向蘇聯提起領土要求。８月２１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南京簽字。    
　　盡管蔣介石和中共都強烈要求蘇聯直接出兵，但斯大林卻對出兵一事含糊其詞。１１月１１日，斯大林在召見中國特使楊杰時說：“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同情中國的抗戰，如果蘇聯出兵，中國就會在世界上失去道義的支持。現在中國在軍事上還有很大余地，萬一中國軍隊實在堅持不住時，蘇聯再出兵也不遲”。不過斯大林答應向中國派遣志愿軍和緊急提供武器，蘇聯的第一批志愿軍飛行隊４０余架飛機進入中國，于１１月２１日在南京附近首次和日軍交戰。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０日，蔣介石親自向斯大林發電報，要求蘇聯表態是否同意出兵，斯大林最后說：“如果簽署九國條約的國家共同出兵制裁日本的話，蘇聯就出兵。如果蘇聯單獨出兵的話，世界輿論就會把蘇聯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絕了蔣介石直接出兵的要求。但蘇聯加大了對中國援助的力度，１９３７年底立法院長孫科訪問蘇聯，蘇聯答應向中國提供２０個師的裝備，１９３８年３月，蘇聯正式簽署向中國提供３０００萬美元的第一批軍事借款。但后來歐洲戰線吃緊，蘇聯以增強本國軍事力量為重，放慢了對中國的軍事援助。不過在１９４１年蘇德戰爭爆發以前，蘇聯共向中國提供飛機９００余架，軍用車輛２０００余輛，大炮１０００余門，彈藥１億８０００萬發。３０００多名蘇聯志愿軍在中國直接參戰，不少人長眠于在中國的土地上。    
　　英美法隔岸觀火，蘇聯也不肯出兵，中國的抗戰只剩下“焦土戰”這條嚴酷的道路。由于日本是一個資源貧瘠的島國，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戰，所以蔣介石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戰來拖垮日軍。當然日本也明白本國資源有限的弱點，提出了“以戰養戰”，用中國的資源打中國人的設想。蔣介石為了不讓敵人利用中國的資源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在中國各戰場大搞燒光毀光的焦土戰術。但焦土戰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軍，而是中國的平民百姓，國民黨內部對這種殘酷的焦土戰術也有不少反對之聲。    
　　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國民黨軍在沒有預告的情況下，突然炸開黃河大堤，泛濫的黃河水并沒有淹死一個日軍，卻淹死十多萬中國老百姓，上百萬人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不久，國民黨軍又在預定撤退的長沙誤放火，燒死平民數萬。長沙大火后，汪精衛批評蔣介石說：“我們燒東西也許是怕自然物資變成‘自然漢奸’被敵人利用，但如果沒有人出來做漢奸的話，自然又怎么會變成漢奸呢？如果象長沙一樣把每處每地都焦土化的話，我方抗戰所需的物質又從何而來？如果把淪陷區內的物質全燒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無食無住的饑民，這些人怎么處理？帶他們一起跑吧，他們又跑不動；將他們殺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們扔給敵人，他們必然要被敵人所用，必然要當漢奸。”    
　　汪精衛在一次演講時說；“從前法國有一個國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里的火爐子上面、瓦罐子里面，都偎著一只雞。我們再看看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們有的連雞毛都沒有見過，還談雞？一生都吃不著一只，還要說在每個星期六？他們從小到老都在勞動，田地和工廠接受了他們的血汗，等到血汗用盡了，生命也完了，就離開了世界。那好比火爐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貢獻出來，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時候，不講情面的鐵鏟就把它們鏟出去！不讓它們再在火爐里停著……”    
　　汪精衛越來越對這種建立在人民慘痛犧牲基礎上的焦土抗戰感到疑問：抗戰的目的是什么？法國國王還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雞吃，我們的領導人想到過老百姓的疾苦沒有？抗戰的最大犧牲者不就是那些連雞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嗎？我們不惜犧牲四萬萬老百姓的生命來培養一個民族英雄，這值得嗎？如果不出現奇跡的話，這場戰爭要經過多少年才能結束？在這期間中國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慘禍？汪精衛越來越覺得他的和平救國理念是正確的。    
　　當然國民黨內部持“和平救國”觀點的，不止汪精衛一人。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圣、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一個“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低調俱樂部”是胡適起的“雅號”，以區別于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周佛海說：“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鉆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鉆越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云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１９３８年９月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與“低調俱樂部”中斷了聯系。    
　　汪精衛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無形中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運動”。“低調俱樂部”批評主戰派說：“蔣委員長等主戰的結果，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的游擊隊。共產黨以游擊戰爭回避對敵作戰，人稱‘游而不擊’，他們是想借抗戰保全實力，待國軍消耗光了，他們就可顛覆政府。”江精衛則說：“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么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占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匾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于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盡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    
　　不過在國民黨內主戰派壓倒多數的情況下，汪精衛感到已不可能說服蔣介石等人走“和平救國”的道路，于是他開始走自己獨自的和平道路。汪精衛委托“低調俱樂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觸，談判停戰的條件。    
　　日本國內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張盡早以較為寬大的條件和中國停戰言和。主要人物是陸軍參謀本部支那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還有在華日本紡織同業株式會社理事長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前首相犬養毅的三子犬養健等民間人士。影佐禎昭等主和派也在沒有政府批準的情況下，私下與中國接觸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義顯等人私交不錯，雙方不久就達成了初步協議：日方以寬厚的講和條件支持汪精衛出馬，汪精衛則脫離國民黨另立政府和日本簽訂停戰條約，實現兩國間的停戰與和平。    
　　對于汪精衛來說，邁出這一步的確是非常艱難的。正如梅思平所說：“這件事也實在犯難，搞好了呢，當然對國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歷史只怕讓人一筆勾銷。”汪精衛也明白，他邁出這一步的代價有多大，豈止勾銷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歷史，甚至要千夫所指、萬人痛罵，陳公博也從成都打來電報，勸告汪精衛說：“先生若離重慶將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汪精衛考慮了整整兩天，最后說：“決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決心跳火坑了。”    

林思云 2013-08-20 10:3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