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日記汪璧 ——一位不應被遺忘的女性

簡體傳統

汪璧
——一位不應被遺忘的女性
陳敏之
至少已經十年以前，陳修良大姐曾不止一次向我提出，應當為汪璧寫一篇紀念文字。這件事一直懸在我心上，不敢忘懷。之所以遲遲未曾動筆者，乃因為我與汪璧雖然情屬親誼，但細數起來，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時間實在有限，有關她的生平事跡所知不多，生怕寫出來不免干巴。
為汪璧寫紀念文字最合適當然莫過于我的五哥顧準，然而他離開這個塵世已經二十一年。他生前沒有留下任何紀念文字，僅留下了一點痕跡——1969年10月，經濟研究所“一鍋端” 下放去河南東岳前夕，他似乎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感到秀也許不在了”，因此，再三要求和他和妻子見一面，連隊負責人拗不過，只得以實相告，她已經死了，可是死期、死況。遺言，一概不知。在聽到這個死訊以后，他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字句：“聞噩耗，既覺意外，也不覺意外，意外的是她愛孩子，為什么給孩子留下一個‘母自殺’的家庭環境；不覺意外的是，1965秋，她已寫過遺囑，1967年5月，她看來已經實在支持不住了。” 日記接著寫的是：“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盒上失聲大號。但是我還是抑制住，努力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
1934年他們結婚，我是親見的。當時顧準19歲，汪璧20歲。五哥屬于早熟型，因此結婚也早。因為處于地下，結婚沒有任何儀式。結婚以后三十多年，當然也有多次離別，戰爭年代，也常常生死難卜。1943年，顧準在去延安途中，越過平漢路封鎖線時，一顆流彈把頭上戴的帽子打了個洞，子彈擦過頭皮，差一點就“光榮” 了，如這次真的死別，顧準與汪璧分手已經四年，竟未能見上一面，說上一句話。兩年前，我去北京，一位我素來尊敬的兄長輩問我，汪璧為什么要自殺？我實在無辭以對。還是顧準最理解她，她“已經實在支持不住了”，才最后不得不作了這樣的選擇。黨章和憲法都被踐踏，空氣中到處充溢著無法無天，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可以訴說自己的心聲，心每天都在淌血，除此，還能有什么別的選擇！
1967年11月，我有機會去了一次北京，特地去百萬莊探望五嫂。看上去，她不只疲憊，而且顯得十分憔悴、衰老，一臉病容。我在她那里吃了一頓飯，沒能談什么，也不可能談什么。現在回想，我十分懊悔，為什么當時連一句可以使她稍稍寬慰的話也沒有說。飯后我即去探望住在我妹妹那里的老母親（1965年送去太原，這時已遷來北京）。這是我和汪璧最后一次見面。到北京來后沒有幾天，我自己也失去了自由，音訊完全隔絕。1969年9月回到家里，才知道她已于1968年4月去世的確實消息。
她的死，毋寧說是悲壯的。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不被污辱，能夠勇敢地面對死亡，難道能說是一個怯懦者？對于這樣一位默默地奉獻了自己一生的女性，我永遠在心里尊敬她。
汪璧，原名方采秀，進入解放區后從母姓，改名為汪璧。結婚以后的第二年，1935年10月，中國民族武裝自衛會受到破壞，組織上決定顧準離開上海，汪璧陪伴他一起流亡北平。他們坐的是一艘貨輪，去天津再轉北平。臨行的這一天清晨，我特地從南市家里趕至楊樹浦碼頭為他們送行。已經是深秋，江面上有一層薄霧，似乎增添了幾分離別的氣氛。這是我第一次與親人離別。以當時的政治環境，誰也難以預料什么時候能再見。當時離別的情景和我的心緒，至今猶清晰可憶。
在北平，他們開始時分別住在小公寓里，以后兩人一起租住民房，依靠顧準的筆耕收入（此時顧準為潘序倫編寫一些會計學著作以獲取稿費，上海的家庭開支也依靠它），過著最清苦的流亡生活。他們經常去北京大學等校旁聽，或者到北京圖書館，勤奮學習，不久，北平學生掀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震撼全國。這時，顧準在北平等待將黨的組織關系轉去已經有幾個月，卻仍未接上。1936年二月，接到組織通知，乃于是年2月返回上海，立即投入已經蓬勃發展起來的抗日救亡運動和黨的地下工作。
從1936年初回到上海至1940年7月顧準離開上海進入蘇南解放區的這幾年中，顧準為了躲避追捕，還曾有過多次政治流亡，住所經常搬遷，生活極不安定。在此期間，汪璧曾生過兩個孩子，流產過一次，兩個孩子，同樣在一歲多點、以同樣的腦膜炎癥夭折。孩子夭折，對一個年輕的母親感情上的打擊如何嚴重是可以想見的。我曾在無意中讀過汪璧在孩子夭折后所寫的日記，一種母親為喪失自己孩子的難以盡言的無限哀慟凄楚，在字里行間躍然而出，讀之催人淚涌。在同樣艱險的地下革命的環境里，女性的負担（無論是生理上的和精神上的）總要比男性沉重得多，汪璧自然也不例外。
1937年11月，中共江蘇省委成立。1938年1月在江蘇省委領導下，成立職員運動委員會（簡稱職委），彭柏山為書記，顧準、胡實聲、陸志仁等為職委委員。汪璧在職委領導下從事職業婦女工作。當時職委會議經常在顧準家里召開，汪璧也常列席會議匯報職業婦女方面工作開展情況。在當時封建性、殖民地性依然極為強烈的舊中國，職業婦女在工資待遇、勞動條件等方面都受到很多歧視。例如海關、郵局等都明文規定已婚婦女不予錄用，錄用后結婚者即予開革等等。為此，上海職業婦女為求自身解放，自1935年起，就有“中國職業婦女會”的組織，其骨干為啟秀女中畢業的同學。已在海關工作，也是啟秀畢業的茅麗瑛是這個組織的核心人物。1938年5月，為了適應當時已成為“孤島” 的政治環境，更有利于開展群眾運動，中國職業婦女會改組為上海職業婦女俱樂部（簡稱“職婦”），茅麗瑛被選為主席。汪璧代表職委領導“職婦” 的工作。茅麗瑛被發展為黨員是汪璧向職委提出建議，交由當時也在海關工作的胡實聲完成的。茅麗瑛入黨后，更積極地開展“職婦”工作，為支援新四軍，發動募集寒衣，搞義賣活動等，工作異常活躍，因而遭到汪偽特務暗殺，奉獻了年青的生命。消息傳出，整個孤島為之震動。
1940年7月，顧準離開上海到蘇南解放區，汪璧和她的第二個孩子，還有母親仍留在上海。這時我們家似乎成了黨的什么秘密機關，利用我母親和汪璧這樣的家庭環境作掩護。因此，皖南事變后我經過上海去蘇北，隨后顧準從蘇南奉調經上海去蘇北，都不準在家里停留。出于恪守黨的紀律，我至今都沒有問過究竟。
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駐上海租界，孤島陷落。汪璧和陳修良同志等一起撤至蘇北。1943年，解放區為了度過最艱難的時期，執行“精兵簡政”政策，汪璧攜帶她的新生女兒只身回到上海，直至1944年冬再回到解放區。這以后，經歷了抗日戰爭的勝利；顧準從延安到華東，老母親和汪璧的大女兒從上海接來解放區以后的團聚；三年解放戰爭中從蘇北撤退到山東，再撤至大連，輾轉流徙的戰爭年代的艱苦生活；然后迎來了全國解放。
上海解放，汪璧起初在華東財政部公營企業財務管理處任副處長（顧準兼處長）。解放初期，許多工作均屬公開性質，公營企業財務管理處更是一項新的工作，不僅要有一定的業務能力，還要有相當的政策水平。當時，顧準為了開拓這項工作，網羅了一批思想進步的黨外人士在這個處工作，這是一些在解放前就已頗有地位，担任廠長、經理，有經驗，有才干的專家。汪璧處身其間，要搞好關系，做好工作，并不容易，但她以其特有的平易、謙遜、誠懇的態度和作風，獲得了他們的尊重，很好地完成了任務。
1952年的“三反”運動中，顧準以莫須有的罪名受到錯誤的撤職處分。“三反”撤職，對顧準和顧準家庭的命運都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顧準被撤職，汪璧自然感到十分突然。曾經有好心人勸汪璧離婚，被婉言拒絕了，因為她對自己的丈夫有充分的理解和信任。
在我國，厄運有了第一次，也就非常容易地會有第二次、第三次。1957年，相距“三反”不過五年，顧準又被錯誤地劃為右派分子。顧準“三反”撤職，工資待遇未變。因此在經濟上對家庭生活影響還不大。這一次情況就迎然不同，汪璧成了右派分子家屬，不僅政治上要承受巨大壓力，經濟上的困窘也實在難以對付。丈夫在商城被監督勞動，經常挨餓，需要接濟；五個孩子都在上學，而且都處在成長期，還有老母親，一家七口的日常生活全靠汪璧一個人的收入來支撐，實在是心力交瘁。
1961年11月，顧準第一次戴上的右派帽子算是摘掉了，可是沒有多久，第二次又再次被戴上，而且來勢更兇。這次是兩個不認識的人到顧準家里把他帶走的。真的，誰也不曾想到過，新中國還可以用這樣的方式隨便到家里把人“請走”。事情的原委后來弄清楚了，原來顧準在清華念書的外甥和少數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什么“現代馬列主義研究會”，這些年輕人哪里知道這是在玩火！新中國雖然是以馬列主義為立國之本，但哪里是能隨便自由研究得的，自由結社更是犯了天條。發現這個“反革命”組織，給當時康生企圖把張聞天、孫冶方、顧準打成一個有組織的反革命集團提供了最好的根據。顧準在經過100多天最嚴格的隔離審查后，證明他和這個所謂“反革命團體”毫無瓜葛，但仍然認定思想上脫不了干系。于是，1965年國慶節后，顧準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并決定發落到房山大韓繼村監督勞動。隨即，汪璧被迫作出了別無選擇的抉擇，決定與顧準離婚。就這樣，這個家庭徹底破碎了。原來以為是暫時的離別也就成為難以彌補的永久的訣別。
所有對汪璧比較熟識的人，都知道她是一個十分善良、沉靜、嫻淑的女性，在她身上，既有古代婦女傳統的美德，又兼有現代革命女性堅毅的氣質。她的一生是平凡的，沒有一點英雄傳奇色彩；她為追求人類的崇高理想默默地奉獻了自己的一生。她對社會、家庭、丈夫、孩子、母親只有給予，從來不知道索取，她永遠是謙遜、樸實的。1980年 2月，在汪璧死后十二年，為他們夫婦倆一起舉行了一個莊重的儀式，把他們倆的骨灰盒重新安置在一起，一對受盡人間折磨的靈魂，從此可以在一起互訴衷腸。但愿他們能夠得到生前沒有得到的永遠的安寧吧！